上海、帝国交易与市场秩序：“亚洲交易圈”理论的新实证——评古田和子《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古田论文,上海论文,后半期论文,帝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使得近代史的面貌被表述为一系列民族国家的不同形成过程。在此期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被视为“冲击者”，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社会被看作因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被迫现代化的“反应者”。然而，“帝国”与“民族国家”概念的边界在历史语境中需要重新辨析。伴随西方学界对“冲击反应”论的反思、“民族国家”所引发的族群价值冲突的反思以及当代世界全球化格局引发的亚洲区域经贸合作的发展，关于“亚洲”的讨论在学界重新升温。当汪晖、孙歌等学者致力于梳理近代亚洲主义的发展脉络与内在悖论时，滨下武志、杉原熏、川胜平太等一批日本学者用经济史研究的实证方法构建出一套旨在打破“西方中心论”表述模式的“亚洲交易圈”理论。
然而，这一关于亚洲的表述同样面临自身的理论盲点。“亚洲”概念并不是亚洲的观念，而是欧洲的观念。亚洲概念是在与欧洲的对比中建立起来，并被纳入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轨道之中①。也有学者对是否存在一个统一的各地域有机联系的亚洲体制提出怀疑，认为其仅是一种构想和假设，其本身需要加以论证研究②。由此产生了两种不良倾向。一种是过于强调亚洲历史特殊性，对西方的亚洲研究持过于警惕的态度；另一种则与之相反，热衷于引进西方亚洲研究理论来诠释本土历史③。有鉴于此，日本学者古田和子多年研究结集出版的新作《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19世纪后半期东亚的贸易与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上海网络》。以下文中凡引用此书均只标注页码），引入网络理论，把上海放在东亚区域内经济关系中考察，既是“亚洲交易圈”理论的一个实证性研究，又保持了对该理论的批评性思考。下面，笔者拟对《上海网络》一书涉及的核心问题、相关概念、研究方法等问题分别展开述评。
一、“亚洲交易圈”“空间”与“网络”的概念界定
作者在序论中阐明，该书有三个核心问题：确定上海网络在东亚近代史中的地位；解构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国民经济与中华帝国经济二分法以及重新考察近代中国的市场秩序（第3－10页）。在研究理路上，作者首先将作为日本开放口岸的神户放入以上海为中心的流通网络中考察并重新审视以长崎为据点的早期日朝贸易。其次，从1890年代以来形成的上海—仁川—神户（大阪）的经济关联中考察朝鲜市场中的中日两国商人活动。再次，考察印度近代纺纱业与日本近代纺纱业上海市场的竞争，探究近代工业化生产的亚洲商品进入东亚贸易环节时，上海起到的功能。最后，结合对海关统计数字的计量分析，回答序论中提出的三个问题。全书主要涉及了“亚洲交易圈”“空间”与“网络”三个核心概念。
所谓“亚洲交易圈”理论，就是对亚洲区域内的交易、白银流通、市场结构、国际分工体系等一系列论点的总称（第209页）。按照滨下武志的经典定义，具有多层面、包容异质作用的“朝贡贸易体系”与一系列作为国家之间多重经贸往来中枢地集合的“地域经济圈”是该理论的两块基石④。滨下武志通过对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网络的历史分析，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转变期的近代东亚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它所固有的地域历史是由跨越国家的朝贡体系网络构成的，它的内在活力也是由这种朝贡关系激发的；甚至日本的脱亚和近代化，也是在这一朝贡关系的历史制约下所发生的，它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摆脱自己朝贡国位置的手段而已⑤。古田和子在继承“亚洲交易圈”理论背后重建亚洲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基础上，丰富“亚洲交易圈”理论的内涵，在以往亚洲研究侧重于贸易、白银流通等不同层面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亚洲作为一个有机体的自身发展轨迹。作者在《上海网络》中引入了社会科学的“空间”与“网络”概念。作为一个概念和物理的事实，空间这一术语还没有普遍公认的唯一的定义。近几十年来，“空间”的研究日益从社会学转向文化研究。作者在开篇即谈到：
所谓“建立空间概念”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为思考“近代东亚”这一地区的实际情况；第二个含义是把东亚地区作为“空间”来理解（第2页）。
可见，古田和子理解的“空间”，是联结经济史研究中交换、流通、消费、中介等环节的一系列地理学意义上的东亚沿海边缘城市及口岸交易区域。为了说明这一空间格局及功能运作，作者引入肇始于数学领域图形理论发展的影响下形成的新分析方法的网络理论。尽管网络的定义众说纷纭，但其被普遍看作“由点的集合，以及联结着点的线的集合，所表示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第182页）。这一理论的创新点在于从作为观察对象的个人捕捉其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定型关系。在认可“网络”的空间性、扁平性、灵活性、跨界性等基本特征同时，视网络为“支配着空间的关系”（第3－10页）。“上海网络”表明这一东亚“空间”为一个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与贸易层面的有机联系体，如《上海网络》的中译本序言作者戴一峰所言：
古田和子笔下的上海网络，时间定格于19世纪晚期，空间以东海海域和黄海海域为其铺展的平台，结构上以中、日、朝三国开放口岸为其结点，功能上则是东亚地域物质、信息交流的载体。更重要的是，在古田和子看来，上海网络是东亚经济秩序的表征与主体（第4页）。
古田和子用“上海网络”表明东亚“空间”的有机特性，是为“亚洲交易圈”理论提供实证。然而，“亚洲交易圈”理论已经把亚洲视作一个有着自身规律与独立性的区域。在此，可以看到这一论证所隐含的循环逻辑矛盾。尽管如此，作者用“网络”“空间”等理论做出的实证性研究丰富了“亚洲交易圈”理论的内涵，是必须肯定的。
二、“网络”、口岸与“交易圈”的三大互动
早期对于开放口岸中国商人活动的研究多是作为具体事实的个别呈现，未能将其放入相互关联的东亚贸易与国际关系中分析。197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笼谷直人、滨下武志等人明确意识到亚洲区域内经济关系与国际分工体制的重要性，开始将中国商人的活动放入东亚近代史发展脉络中加以考察。古田和子较以往“亚洲交易圈”理论著述有所突破的地方在于，将动态分析法引入以计量分析为主的经济史研究领域。《上海网络》一书采用的动态分析法清晰地呈现了三个层面的互动：
（1）“股的网络”与“客帮网络”互动。学界以往多以人际关系网络解释中国商人的群体差异，并把行会式的团结视作中国商人的一大特点。美国学者顾德曼通过考察近代上海的会馆，认为以共同地域背景为基础的近代上海外来人构成的会馆在功能上构成了一种多城市的，甚至是国家性的网络与认同感⑥。滨下武志则注意到中国民间经济中历史悠久的共同出资即“合股”形式，在政治变化的断代史中看到了中国民间经济活动的内在活力。这些出资方式包括资金式出资、劳力式出资、资金、劳力及物资式出资的共同经营，其应用形态有合资式承包经营，共同出资雇佣劳动力等形式⑦。古田和子细化了滨下武志关于中国近代乡镇企业合股形式的研究，将中国商人网络的存在形态分为“股的网络”与“客帮网络”两种。前者是以一种以股的形式持有份额和责任为前提，经由双边关系扩展的，互相协作的多边信用关系；后者则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是一种由移动的、散居的、具有地域认同的商人群体，在承担交换和交易功能中建构的关系（第5－6页）。客帮网络作为一种制度，在新人加入时，具有使交易成本递减和降低交易风险的功能，是一种在交易成立之前保证信息质量的装置。通过故乡与移民地之间的经济活动，形成了各个地缘商业帮派。上海的棉布市场存在天津帮与汉口帮之间的竞争。1890年代以前，在上海—长崎—朝鲜贸易链中担任中介角色的多为浙江籍商人。1880年代末中国轮船招商局开辟的上海—仁川航线不仅使长崎的中转贸易衰退，也造成了掌握上海—仁川贸易路线的山东籍客帮商人与浙江籍客帮商人的直接竞争局面。19世纪后半期的上海网络通过发展客帮网络建立其在东亚的经贸秩序。
（2）东亚区域内的口岸互动。作者通过对上海、长崎、神户、仁川等中日朝三国开放口岸之间的经贸互动，考察开港后的日本及朝鲜，是如何与作为东亚交易中心的上海联系在一起。通过对1870年代至1890年代间《北华捷报》英国领事报告与海关报告的分析可知，中国商人在神户进口棉布交易中占据优势，上海有一批针对神户市场经营棉布的中国商人，1870年代的神户位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放射状网络延长线上。来自日本与上海双方的统计数字表明上海由一批中国商人专门针对长崎、朝鲜采购外国棉布；1870年代的日朝双边贸易关系的本质是东亚区域内部交易。18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中的银价暴跌刺激了以作为白银货币圈的东亚对黄金货币圈的出口，开始形成东亚区域经济共同体。伴随1880年代后期的亚洲工业化进程，上海作为分配中心的功能有扩大倾向。在此期间，印度纺纱业通过与上海棉纱进口商人的联系，图谋进入东亚市场，而日本纺纱业通过与经营上海棉花的中国商人的联系，与印度纺纱业对抗。南亚与东亚的工业化，使“印度纺纱业—上海棉纱市场”对抗“上海棉花市场—日本纺纱业”的格局开始形成。
（3）“上海网络”与“黄海交易圈”互动。以往关于日清战争时期日本的对外经济扩张研究多囿于日本向中国市场的单方面渗透。《上海网络》表明，19世纪末期，伴随列强在中国的扩大租借地、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强势政府与扩张政策及世界经济的复苏等时局因素，以中国商人的流通网络为主体，在19世纪后半期为东亚注入经济活力的上海网络在19－20世纪之交面临以日本国家机器为主导，企图重构区域经济秩序的黄海交易圈的挑战。以大阪为生产中心的日本棉制品抬头，以及作为日本棉制品市场的朝鲜、华北、东北（满洲）登上历史舞台，预示着黄海贸易圈的形成（第193页）。日本政府通过改善中日朝航线，完备金融体系等手段，旨在提供能够与上海网络相竞争的交易价格与运输成本。神户和大阪，正在脱离上海网络，变为日本向华北、满洲与朝鲜的经济扩张的据点。当1897年日本向金本位制过渡时，日本试图改组东亚的白银货币圈。随着黄海贸易圈在东亚贸易所占比重的相对提高，日本面临将满洲货币统一于黄金，将黄海贸易圈变更为以金本位日元为主导的势力范围。因此，日本面临的对手，与其说是清王朝，不如说是以构建“黄海贸易圈”的方式挑战以“上海网络”为主导的“区域内支配性经济秩序”。
图1 上海网络和黄海交易圈形成（概念图）（第192页）
三、网络视角中的上海、帝国交易与市场秩序
通过全书对上海网络在东亚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及功能分析，古田和子在结论部分回答了序论所提出的三个问题。首先，上海是19世纪后半期东亚贸易流通网络的中心，日本与朝鲜的开放口岸是这一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亚洲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影响，以上海为枢纽的流通，成为既处理东亚本地物流又处理世界商品流通的网络。作者的一系列动态分析显示出上海网络随着亚洲经济结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印度与日本工业化的发展，两个国家的销售产品与原料供给都依赖于上海的中国商人的流通能力，这使得上海作为分配中心的功能有扩大的倾向。
其次，仅以国境为边界区分内外的交易类型，无法理解中华帝国晚期的交易。中华帝国的度量衡与货币的不统一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发育过早使其既无法形成统一市场，又不同于完全分裂隔绝的地方市场运作。作者引用岸本美绪对清朝市场构造的界定，认为中华帝国经济，即便是内地的区域间交易也与汇兑市场联系，呈现出类似于国际贸易的形态，是一种“区域联结型”或“区域间的连锁交易”⑧。从节点式网络的观点看，中华帝国的市场结构可以视作以上海、汉口、天津等为核心的若干个节点式网络的重叠、连锁。节点式网络与行政的或国境线内的，或以一定疆界为前提的跨国界区域经济，性质完全不同。这是中华帝国市场结构与国民经济相区别的主要特征之一。
最后，受到经济学的影响，我们总是将“近代市场”习惯性地理解为非人格化的、匿名的交易平台。由此看到的悖论是，中华帝国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呈极度自由竞争状态，另一方面以行会、商帮为纽带的与近代性相去甚远的私的、人格化的保证在发挥作用。中华帝国市场秩序的保证，不是公的而是私的保证；不是匿名的而是具名的人格保证。中国商人在中国经济过程中起到的中介功能具有联结中国市场秩序的不同层级与不同领域的作用。恰当的中介与相应的网络关系，既是交易成立的前提，又是保证经济秩序的前提。理解了这一点，就把中华帝国市场秩序这一历史产物，与“近代市场”之间的绝对距离相对化了。
四、余论：“亚洲交易圈”理论的再思考
古田和子多年的东亚研究一直建立在首先将分析视角置于准国家的地域与超国境的域圈，其次将亚洲国际经济史引入以政治与外交史为中心的东亚国际关系史的方法论创新上。其背后的问题意识缘于对“亚洲交易圈”理论的实证与反思。作者认为，“亚洲交易圈”理论对于亚洲研究的意义表现为：
首先，否定作为“欧洲之反面”的亚洲史，重建亚洲的正面历史；其次，试图改变以“断裂以及重视欧洲”为前提的亚洲观的范式，提倡“连续和重视亚洲圈”；再次，从亚洲内部的关系来理解亚洲，进而从亚洲反观欧洲；最后，在亚洲国际关系史中引入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是区域理论或区域系统理论的具体实例（第210－223页）。
综观《上海网络》一书，在上述四个方面都做出了创新性研究。作者改变以往经济学研究区域问题时侧重于生产环节的分析，引入交换与流通、中介与信息等观点，以在空间移动的商品及商人活动为线索，考察以上海为中心的19世纪后半期东亚经济秩序，进而使亚洲和欧洲的概念对立相对化，为旨在重建亚洲史研究的“亚洲交易圈”理论增添了一个有力的实证，并对其保持批评性反思。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古田和子以东亚为考察对象，又在具体分析中主要聚焦于上海，这种将研究对象在地域层面进行双重半径微缩，既限制了其对亚洲史研究的反思力度，又使其延续了滨下武志以讨论东亚代替讨论亚洲的内在矛盾。未来的亚洲史研究既需在经济—社会史层面扩大地域半径，又需借鉴思想史层面关于“亚洲”理念的脉络解析。或许我们仍要时时反思孙歌的追问：亚洲是否仅仅是日本人或其他东亚邻国的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亚洲又意味着什么？⑨
注释：
①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一部：科学话语共同体）第153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
② 朱荫贵：《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③ 王作成：《亚洲本土学者对亚洲史重构研究的探索——以滨下武志、王正毅为例》，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④⑦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第4－6、317页，朱荫贵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⑨ 孙歌：《亚洲意味着什么》，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33期，1999年3月。
⑥ 参见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⑧ 岸本美绪：《“后十六世纪问题”与清朝》，载《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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