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波动分析的理论框架_实际汇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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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的发展日益呈现出诸多的市场化特征,各种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变量均对贸易起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只有正确地理解国际贸易波动的根源,才能为今后一段时间制订贸易政策建立一个合理的经济学基础。

为了将各种结构性因素引入对经常性帐户的分析之中,笔者首先从静态模型出发来研究进口和出口的一般特性,该方法基本上遵循经典贸易理论的范畴,从而界定对贸易波动产生直接影响的因素。然后在此基础上,将分析拓展到动态宏观的框架之中,以研究经常性帐户变化的内在规律。具体来讲,是先在一个局部均衡的框架中,通过进出口的供求函数讨论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利用对供求函数的重新设定,修正Prasad的模型,或者说具有黏性价格预期的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在开放经济模型中考虑一国面对内外部冲击时实际汇率、总产出和贸易的变动状况。

一、局部均衡分析

出口EX是出口价格、国际需求、出口配额的函数。对价值变量取自然对数后,得到出口的需求函数,

QT代表出口的配额限制,出口价格P[,x]是用本币表示的,S是名义汇率,P[w,x]是同类产品的国际价格,Y[w,d]是国际产品需求。理论上,a[,1]<0,a[,2]>0,a[,3]<0。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出口是出口价格、对出口的财政补贴的函数,同时政府对外贸微观机制的改革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因此出口供给函数的形式如下,

RPI是国内的价格水平,FS是财政对出口企业的补贴,RF表示外贸微观体制改革的影响(在回归中以时间虚拟变量表示)。假定随着外贸体制的改革,出口企业对价格的敏感性逐步提高,因此计量中应当考虑RF和价格项的交叉。理论上,b[,1]>0,b[,2]>0,b[,3]>0。

由出口的供给和需求函数可得出均衡的出口价格P[*,xt],

与出口相近,进口的需求可以近似地表示为进口价格、国内需求和外汇可获得性(近似代表中国政府对于进口的管制)的函数。其中,进口价格是用美元表示的,进口管制在1994年以后主要表现为许可证制度,但此点不好量化。

其中,P[,m]是进口价格,Y[d]是国内需求,FR代表外汇管制的程度。理论上,e[,1]<0,e[,2]>0,e[,3]<0。进口的供给函数主要表示为进口品供给和进口价格,以及与同类产品其它国家的进口价格P[w,m]之间的关系,

(11)式中简单总结了影响贸易余额的直接因素,其中实际汇率的影响是正的,国际需求对国内需求的相对变化是正的,财政补贴和外贸体制改革的影响是正的,出口配额和进口用汇管制是正的。(11)式是一个可计量的单一方程式,传统的做法是利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最近的做法是利用误差修正方法(Error CorrectionModel)。

在上述关于进出口的分析中,主要强调了需求面冲击及其相关约束条件的影响。在更为一般的理论意义上,来自于供给面的冲击不应忽视。在短期内,进出口商品受到国内外生产能力存量的限制,在长期内受到生产率提高的影响。不过,在我国的实际情况中,这种来自于供给面的直接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因为,出口总是得到政府的优先供给保证,而进口(除了能源产品以外)相对于世界供给而言则完全可以忽略世界生产能力的限制。但笔者准备在结构模型中引入供给冲击,也就是说,其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作用进而间接影响国际贸易的可能性是不容忽视的。另外,作为关键政策变量的外汇可得性和财政补贴实际上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例如,财政补贴直接受制于当年的中央财政预算计划及其盈余状况,外汇可得性受制于国家外汇储备的规模,以及政府在名义汇率水平和外部帐户状况方面所制订的政策性目标。所有这些均需就实际情况做进一步的研究。

二、一般均衡分析

在局部均衡框架中,笔者将直接影响贸易和经常性帐户余额波动的因素大致分成价格效应和收入效应两类,也就是说相对价格(如名义或实际汇率的变动、关税率的调整、进出口补贴或退税率的改变等)和相对收入或需求(如本国国内生产总值或国外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配额等)是导致贸易波动的直接根源。但是这些因素的变动也往往并非是原生性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供给变动(本国供给或国外供给,资源因素)和技术冲击等等,都会通过这两类效应来影响贸易和经常性帐户的状态。为了能够更为全面地反应各种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笔者将从局部均衡分析中得到的理论公式纳入到开放经济下的两国Mundell-Fleming模型(Obstfeld,1985)之中。该模型经过Clarida和Gali的拓展后变成了一个含有理性预期的随机经济模型,Prasad、Lee和Chinn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的变量,并考虑了时间和价格调整因素。结构模型的主要特点是将多个变量置于一个统一的框架下来讨论不同冲击对它们波动的影响。该模型的缺陷是没有将分析建立在优化的基础上,而是先验地给出关键变量的函数关系。

其中,y[,t]代表产出,d[,t]代表需求冲击,s[,t]代表名义汇率,p[,t]代表价格水平,i[,t]代表名义利率,M[s,t]代表货币供给,TB[,t]代表贸易余额,代表的是实际汇率。在模型的这些变量之中,除了利率和经常项之外,都采用对数形式。并且,由于这是一个两国模型,所以除了汇率和经常项之外,采用的都是本国与国外对应变量的相对量(对国际水平的偏差),如lnY[,t]=lnY[h,t]-lnY[w,t],i[,t]=i[h,t]-i[f,t]。参数η、σ、θ、λ、ξ和β都大于零。其中,ξ和β是贸易余额相对于实际汇率q和相对产出y的弹性,ξ=c[,1]-f[,1]。(16)式实际上是(11)式的变形,该式中忽略了出口配额、贸易体制改革和外汇管制三个制度性变量,同时将国内外的相对需求合并为一项。

方程(12)实际上代表的是开放经济中的IS曲线,它表明一国的总需求(相对于国外而言)与实际汇率成正比,与相对真实利率成反比。方程(14)是开放经济中的价格调整方程,它表明:第t期的价格等于在t-1期对t期的预期市场出清价格和第t期实际的市场出清价格的加权平均,系数θ代表了价格调整的速度,当θ=1时,价格是完全灵活的,此时经济中的产出是由供给决定的;当θ=0时,价格是固定的,取决于前一期的预期。方程(13)是标准的LM曲线,方程(15)是利率平价,而方程(16)则表明一国的经常性账户余额主要是由相对产出、实际汇率和对贸易的财政补贴决定的。应当承认直接引入利率平价条件等于假定资本性帐户完全自由化,这显然与我国的事实不符。此外,政府对于名义汇率的官方管制也无法在上述模型中体现出来,因为这与利率平价相矛盾(这也就是对(11)式进行修正的原因)。

为简便起见,可将上面的变动因素分为三大类:真实的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名义冲击(nominal shock)。供给冲击代表生产率的变化,名义冲击代表货币政策的变化。真实需求冲击可以近似看作财政政策的影响,但考虑到我国外贸的特殊体制,把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总体财政支出对总需求造成的冲击,另一部分是对出口的直接补贴。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奉行出口创汇的政策目标,所以对出口存在多方面的财政补贴,其中包括20世纪80年代施行的内部结汇制度、90年代施行的出口退税制度、出口信贷的贴息制度以及对各类企业的所得税减免制度,等等。显然,准确估计出口补贴的规模是不太现实的。同理,货币冲击的作用也应当区分为两部分,除了总体的货币供给冲击之外,外贸企业所能得到的信贷支持也同样重要。不过,我国的现行体制对出口实施了特别的保护政策,在历次宏观信贷紧缩中出口信贷总能够得到充足的保证,因此我们这里忽略掉此类冲击。结构性冲击(或者说贸易体制变化的影响)对我国外贸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因此模型的主要参数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综上所述,对于上述的一般均衡模型引入如下的随机冲击:

市场均衡解表明,在长时期内,产出水平不受名义冲击影响,而经常性帐户余额也不会受到名义冲击的影响。由于产出、贸易余额和实际汇率的长期均衡解分别受到不同冲击的影响,因此三个变量之间长期内不存在协整的关系。上述模型存在的黏性价格调整的短期动态变化由下式决定:

持久的需求冲击会导致实际汇率的升值和相对产出的暂时上升,但贸易余额的变化方向尚不能确定。(29)式说明,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对贸易余额的影响是不明确的。从上述理论模型中,产出、价格、实际汇率、贸易余额的变化均可以归结为这四类冲击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如何从数据中分解出不同的冲击?如果能够分解这些冲击,那么我国的对外贸易对不同冲击的反应模式分别是怎么样?不同冲击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其作用在时间上究竟能够持续多久?所有这些问题均是未知的,需要对我国的实际经济状况有充分的了解。实证分析通常要回答的问题是,给定经常性项目与其它宏观变量的关系,这些变量对长期均衡水平的偏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经常性项目的变动。只不过这里是对实际汇率、相对产出和贸易余额同时进行回归。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是目前在这一领域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实证模型。Rogoff和Prasad的实证方法都是用SVAR模型,然后再做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最近的计量方法是所谓结构误差修正模型(Structual Error Correction Model),可参见Ogaki和Yang,Konuki等等。另外,计量分析可以同时利用单方程估计和结构模型估计两种方法,以便进行对比。

最后,总结一下上述框架中所存在的一些优缺点:(1)笔者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讨论了局部均衡条件下国际贸易变化的各种影响因素,特别是政府贸易政策的作用。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我国的贸易波动中有许多现象与常规的理论预期不符,比如实际汇率的波动与进口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单向联系;(2)笔者将局部均衡的结论纳入到了一个两国的随机模型之中,以分解各种宏观经济冲击的作用,此点在局部均衡模型中是无法实现的。笔者将真实需求冲击作了更进一步的划分,从而揭示出我国现行贸易体制下各种宏观经济冲击所引起的复杂后果;(3)严格地讲,一般均衡框架不足以全面体现结构性贸易政策的影响,比如说外贸体制改革和外汇管制等等。这主要是由于我们舍弃了资本市场不完备的假设,而直接引入了利率平价公式;(4)贸易自由化的动态影响得不到充分的体现。Rebelo和Jang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在这两篇论文中,贸易自由化的动态宏观影响被模型化地表述了出来;(5)上述模型中,假定了商品的单一性,没有区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Tonovsky与Backus的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便利,只要稍作修改,就可以区分非贸易品、进口品和出口品,从而能够完整地考虑贸易条件、贸易规模、贸易余额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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