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TA货币金融合作的策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论文,策略论文,金融论文,CAFTA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演进脉络已经证明：区域经济的发展愈来愈需要金融的支持，特别是伴随着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区域内投资和贸易一体化继续发展的结果必将需要一个统一的区域性金融体系作为支撑，需要货币政策的协调统一以至实现区域货币的一体化。因此，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实施过程中，如何满足这些金融服务需求，如何深化区域货币金融合作就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按照蒙代尔的看法，如果若干个国家或地区因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而构成一个区域，那么该区域内实行固定汇率或采用单一货币有利于建立该区域与其他区域的调节机制。蒙代尔所指的货币区是指由若干个国家组成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或者采用单一的货币，或者具有这样的汇率安排：其一，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平价是不可改变的；其二，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不存在可允许的波动幅度；其三，各国货币实现自由兑换；其四，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交易完全是自由的。最适度则是指同时实现了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的内部均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外部均衡。因此，“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区域货币合作的基础是相近的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以及要素的自由流动”[1]。只有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近，区域货币合作才可能使各方在应对外部冲击的时候获益，否则，在区域内部货币对外联合浮动的时候就可能在贸易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出现种种矛盾，很可能使合作流产。我们通过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对外开发度、贸易构成及贸易集中度来分析货币金融合作的可能性。南开大学的戴金平和熊性美教授用经济综合开放度①衡量经济开放度，认为“就平均水平而言，CAFTA地区的开放度要高于西欧地区”[2]。而且，中国与东盟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如表1所示)。在供给冲击性方面，CAFTA经济体受到扰动的相关性与欧洲有相似之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受到供给冲击时相关性很强，而泰国和菲律宾在受到扰动时比较独立。这种状况同20世纪80年代欧洲法、德两国对扰动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而意大利和西班牙相对比较独立的情况相仿(见表2)。就通货膨胀率指标而言，CAFTA国家(地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是较低的。通过计算成员国家(地区)1982～1996年平均通货膨胀率，计算的结果为5.8％低于西欧各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6.1％，就各国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而言，CAFTA也比西欧小。所以，按照“通货膨胀相似性”的标准，CAFTA可以说存在着与欧盟一样具有最佳货币区的某些特征。因此，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CAFTA国家货币金融合作已经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由于区域货币合作有防范、化解金融危机，以及构筑稳定的金融环境以保证本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双重目标，那么它应当如何具体实施呢?本文研究的目标，正是从策略层面尝试解决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成员国间货币合作的路径问题。
表1 中国、东盟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1967—1997)
经济体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印尼 菲律宾 泰国 中国
新加坡
1.00
马来西亚 0.551.00
印尼0.470.461.00
菲律宾
0.450.440.24
1.00
泰国0.330.350.38
0.23
1.00
中国
-0.030.30
-0.25 -0.39
0.07 1.00
资料来源：World Bank，转引自：Hazel Yuen(2000)。
表2 东盟各国供给性冲击的相关度比较(1968—1996)
东盟 马来西亚 印尼新加坡 菲律宾 泰国
马来西亚 1.00
印尼0.491.00
新加坡
0.400.321.00
菲律宾
0.050.160.011.00
泰国0.020.160.330.141.00
一、CAFTA货币金融合作的内容
目前，有关CAFTA货币合作的讨论似乎主要集中于建立一个区域性机构，以解救下一次金融危机，相比之下，对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单一货币区则明显重视不够。从长远来看，通过区域货币合作建立一个CAFTA货币区(ACA)可能是大势所趋。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罗伯特·A·蒙代尔教授认为，CAFTA国家在目前阶段不应该着力追求统一的货币，因为统一货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行为，它需要政治上的一体化。那么，CAFTA框架下货币金融合作的主要内容应该是什么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在对中国一东盟主要国家双边政治经济关系进行深度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各国历史文化、民俗特点、目前经济状况、与中国双边经贸合作、相互投资、承包与劳务合作、双边贸易概况、双边政治关系等情况，结合21世纪CAFTA各国政治经济发展战略，作者认为货币金融合作实际上有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金融危机防范和化解机制、区域内相对固定汇率区、最终的单一货币区。
(一)政策协调
之所以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由于国家之间存在政策的外部性，一国采取的政策行为会影响其他国家。由于CAFTA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目前区内贸易和投资比例已分别占到其贸易和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由于CAFTA经济的高度相互依赖，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与其他国家的可能反应密切相关，一国政府的政策制定必须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战略选择。在经济高度依赖的情况下，不合作的成本会越来越高，而货币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共同利益。CAFTA国家需要提高本国经济政策的透明度并定期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贸易政策方面，CAFTA国家应该协调各自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建立区域内的国际分工体系，这样可以防止过度的竞争和资源浪费，保持各国出口贸易的可持续性和经常账户的平衡。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CAFTA各国应定期研究和交流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并根据这些研究和交流协调彼此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各国还应该在金融监管和建立早期预警体系等问题上加强合作。
(二)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
对于CAFTA经济来讲，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防范新危机的发生。从全球范围内，这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即建立某种机制限制资本的过度流入和波动，减少危机的传染性。从区域范围内来看，最重要的工作是，作为IMF的补充，在CAFTA建立某种区域性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机制，而且，这种区域性防范机制应当承担区域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最后贷款人是指当个别金融机构或整个金融市场因外界因素影响而对流动性需求猛增时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机构或部门。CAFTA的货币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流动性不足引起的危机，由于缺乏最后贷款人及时有效地注入流动性，最后引发了连锁性的CAFTA货币危机。如果在CAFTA建立区域最后贷款人将可以更有效、及时地提供援助，因为周边国家在诊断本地的特殊经济问题和制定适当的解决方案上具有比较优势。
另外，东道国和投资国应彼此合作，互相提供有关资本流动的完全信息；同时，引入资本的东道国要帮助投资国真正了解本国借款者的资信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条件。CAFTA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应阻止国际投机者利用本地的货币市场对第三国和地区发动攻击，阻止热钱的流动。CAFTA国家和地区的资本输出国应对本国资本流出进行监督，抑制本国资本对外国的过度流出。CAFTA国家还应当联合建立机构性的基础设施，譬如建立清算系统，以减少结算风险。有经验的政府必须对风险管理和各国中央银行如何使用金融工具组合应对投机冲击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三)联动汇率机制
汇率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CAFTA发展中国家却长期经受着汇率不稳定的冲击。CAFTA国家长期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在世界经济形势恶化的情况下，在CAFTA地区很容易诱发连锁性的货币贬值，而这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将进一步加剧CAFTA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动荡。为了防止上述现象的发生，CAFTA国家之间不同汇率安排的管理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CAFTA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易受投机冲击，如果措施失当，会比浮动汇率带来更大的汇率不稳定。然而，由于经济结构缺乏灵活性，欠发达国家又需要稳定的货币。为实现货币的稳定性，CAFTA国家是否应该以及是否可以建立起一个类似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固定汇率区呢?目前在CAFTA有不同的汇率安排，那么，又如何使不同的汇率安排相容，并使之有助于CAFTA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呢?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四)单一货币区
单一货币区是区域货币金融合作的最高层次。这也将是CAFTA货币金融合作努力的最终目标。单一货币区可以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根据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前提条件包括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相近的工业结构和开放度、相近的经济政策偏好、有利于区域联盟的历史文化等。蒙代尔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作为最优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优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
一般认为，一国参与货币区最显著的好处是货币使用效率得到了提高，其中包括最优货币区域内汇兑、储备和支付成本的降低。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其他收益还包括：地区间的收支不平衡可以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而迅速得到融通；长期存在通货膨胀的国家可将区域内固定汇率安排当作内部名义锚(internal nominal anchor)而减轻本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可以降低官方储备以及消除投机性资本流动等等。而参与货币区的主要成本就是该国会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导致经济稳定性上的损失。
另外，建立单一的货币区的收益不仅可以减少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可以给各国带来潜在的政治收益：地区间经济依赖的加深有利于维护该地区的安全；地区间合作的加深还有利于增加CAFTA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
二、CAFTA货币金融合作面临的困难
与欧盟相比，CAFTA货币金融合作仍然举步维艰。欧洲货币合作不仅已经有了数十年的历史，而且欧洲联合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欧洲的文化、宗教和政治传统。这种类似的传统在CAFTA仍未出现。除了政治因素外，目前CAFTA货币金融合作面临的难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差异、分歧和利益冲突所导致的相互缺乏信任，是CAFTA货币金融合作难于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CAFTA区域合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7年ASEAN成立。ASEAN的成立最初是出于政治和地区安全的目的而建立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CAFTA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CAFTA区域合作朝着经济合作的方面发展。1989年，APEC建立。1992年，ASEAN倡议建立区域内自由贸易协议。在CAFTA区域合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CAFTA传统”，这种CAFTA传统有两个典型特征：一是强调非正式性；二是强调达成共识。而西方国家的多边协议和国际合作所遵循的原则与此恰恰相反。谈判者强调的是彼此立场的分歧，并通过正式的制度确保利益的妥协和合作的实现。这种强调非正式性和达成共识的“CAFTA传统”并不适合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合作意味着各国需要部分让渡制定货币政策和其他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权。尽管CAFTA经济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从危机中复苏并防范下一次危机?但ASEAN和APEC至今在这一领域毫无建树。难怪曼谷《民族》报曾经失望地评价说：ASEAN的经济和金融动荡正在使该地区已有的区域组织摇摇欲坠。
(二)CAFTA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是其发展货币合作的重要障碍
目前，CAFTA各国的现状阻碍了在CAFTA建立最优货币区的可能性：
1．CAFTA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NP计)各个层次之间有较大的差异。
2．CAFTA各国与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较差，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很多，其中人员流动的限制更严格，流动性最强的资本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金融危机后这种限制进一步加强了。
3．各国经济开放度差异很大。除中国有比较健全的产业体系外，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出现较大的相似性。
4．CAFTA的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较低。CAFTA的金融市场中除了香港和新加坡的国际化程度较高之外，其余的都限于本国范围内，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一体化的程度较低，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长期债券市场的发展滞后。
(三)CAFTA货币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
欧洲货币一体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有强大稳定的德国和强劲稳定的马克。伴随着中国贸易金融实力的不断增强和CAFTA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对外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地位急剧提高，成为CAFTA经济贸易和金融活动的核心和主导。然而，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并不高，不仅无法和美元匹敌，而且与欧元出现之前的马克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CAFTA的货币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
三、关于近期CAFTA货币金融合作的思路
推进CAFTA货币金融合作已经成为一个共识。为此，人们提出了不少思路和政策性建议。
(一)建立地区货币基金
在建立地区基金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CAFTA货币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AMF)的建议。日本于1997年9月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按照日本方面的建议，设立一个1000亿美元的地区基金，日本提供其中的一半，其余由中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提供。依此逻辑，CAFTA国家可以建立自己的货币基金，该基金将提供充足的流动性，可以很快动员起来使本地区货币免遭投机性攻击。作为一个地区性机制，它被认为至少可以起到以下作用：
1．威慑作用。投机性资本的跨国流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问题。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大部分是由投机性资本的投机行为引发的。对于专门从事投机的金融巨鳄，CAFTA货币基金可以产生威慑效应；对于为数众多的中小投机力量，它可以起到稳定作用，使恶化金融危机的“羊群效应”不会蔓延。
2．监督作用。CAFTA货币基金不仅是在危机爆发时采取救援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在没有危机的时候对成员国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和经济政策进行长期跟踪监督，并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地区性磋商机制，定期和不定期地交换宏观经济、经济政策和金融市场的信息。通过对成员国施加压力，阻止成员国实行可能会导致危机的政策。
3．救援作用。一旦成员国货币受到投机性攻击或出现紧急的国际收支困难，并且成员国本身又不能克服，CAFTA货币基金就可立即根据协议向该成员国提供必要的国际流动性。这样，该国可以赢得时间采取必要措施纠正政策上的失误。
现在，有关建立地区性货币基金或某种基金安排的思路和建议仍然不断涌现，仍是各种地区磋商会议及学术文献的显著议题。泰国发展研究院院长Chalongphob Sussangkarn认为，建立地区基金并不是不可行的，世界其他地区已经有这样的机制，比如阿拉伯货币基金和拉美储备基金。问题是CAFTA地区本身的条件，应该从现实可行的方面起步。旧金山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安德鲁·罗斯也赞成建立一个与IMF平行的地区货币基金。他指出，货币危机往往具有地区性，并且按照贸易联系的途径传播。由于货币危机容易产生地区性危害，本地区就更有必要通过建立一个金融安全网来降低成本。不过，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臣格林则明确反对成立AMF。他认为，建立一种地区货币计划的理由之一是“在地区水平上同等压力可能更为有效”，但是，CAFTA并不存在某种可以与欧盟的货币委员会和经济金融理事会相类似的机构。CAFTA国家也似乎不可能去签订一个像《马约》那样的国际协议来对不能调整本国政策的国家进行严厉的处罚。泰国SCB研究所主席Olarm Chaipravat提出了一个CAFTA地区金融安排的完整思路。他认为，CAFTA地区应该发展一种“地区融资安排”(a regional financing arrangement，RFA)。地区基金安排的操作办法是：11个CAFTA国家的每一个货币当局拿出自己的5％的国际储备，这些基金由11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共同管理，需要资金的国家可以按一定的乘数比例向基金借款。他提出，CAFTA的基金合作安排可以分三步走，或者说是三个层次：首先是完善CAFTA货币互换机制；然后是完善“10+1”的双向货币互换安排；第三步是完成CAFTA地区基金安排。根据此建议，在CAFTA地区发展一种成员国之间的信贷安排协议，每个成员国可以根据其贷款协议的上限获得贷款，其原则依据IMF的借款总安排(general agreement to borrow)。亚行研究所及其附属的CAFTA政策论坛网络同样建议建立地区融资安排，以便起最终贷款人作用，以提供有效的地区监督和促进金融和公司结构重组。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来，最初反对设立CAFTA货币基金的有关各方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国际货币基金总裁科勒2001年9月访问CAFTA时发表的讲话，表明了IMF态度的转变，认为CAFTA地区基金可以补充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在清迈会议上，中国与AFTA各国取得了一致意见。在2000年11月“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时任总理朱镕基再次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并且建议各国切实落实《清迈倡议》。对于下一步货币金融合作的设想，中国也持开放态度，表示可以在“10+1”框架内逐步探讨。
(二)建立地区汇率协调机制
各国实行的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被认为是部分CAFTA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事实证明，每个国家完全的浮动汇率又会导致汇率大幅度波动，从而加剧金融市场风险。因此，在CAFTA金融危机发生后，有关地区汇率协调的建议不断涌现。
最有代表性的是关于“建立地区一篮子货币汇率机制的设想”[3]，其大体的思路是：实行地区统一的钉住“一揽子货币”制度，对内相对固定，对外实行有管理的汇率浮动。在CAFTA，一种替代办法是采取盯住包括美元、日元在内的“一揽子货币”的地区汇率机制。共同钉住可以实现相互汇率的稳定，与各自单独钉住相比，共同钉住需要CAFTA各国共同维持对“一揽子货币”的钉住。那么，维持固定汇率所需的外汇储备从哪里来?欧洲货币体系在共同维持对外浮动时曾集中了各国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于干预外汇市场。CAFTA是否也可以集中一部分外汇储备呢?“由于CAFTA货币一体化的发展甚至尚未达到欧洲当时的水平，CAFTA没有一种比较成熟的机构化货币合作框架，目前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也就是说，地区汇率协调机制需要各成员之间建立起完善的合作机制，成员国同意向合作机制让渡一定的货币以及经济的管理权。为此，要实现汇率的合作需要发展CAFTA地区的全面合作。目前，CAFTA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看一看当前CAFTA各国对日元大幅度贬值如何无能为力，就可以看出在CAFTA建立地区汇率协调机制的困难所在。因此，如何实现CAFTA地区的汇率稳定还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三)建立地区贸易结算体系
由于CAFTA地区内部贸易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为了减轻对美元的过度依赖，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汇率波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有必要加强地区各国之间货币的直接结算。为此，一些人建议建立CAFTA清算同盟。据认为，CAFTA各国增加地区货币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可以节省大量外汇储备。比如，1996年整个CAFTA可以不使用国际货币进行结算的进口为1637亿美元，等于CAFTA总进口的13％。如果把这个比率乘上CAFTA各国的官方外汇储备总量，如1996年为6 800亿美元，那么，可节省的外汇储备的最大数量约为860亿美元。这种方法需要本地区各国的中央银行加强合作，并实行一些保证结算的措施。例如，为了增加地区货币在国际结算中的份额，各国不仅在经常账户交易中而且在资本账户交易中都应保证每种货币的地区内可兑换性。
一些CAFTA国家已经相互签订了双边支付安排协议，规定在双边贸易中不使用美元或日元，而改为使用各自的货币或实行记账贸易。一些人建议，在CAFTA整个地区，一方面可以增加日元结算的比例；同时，鉴于中国的贸易比重增大，亦应该增加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尤其可以在中国有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结算中使用。其他货币也可以根据这个原则进行，比如，韩国与中国及东南亚各国之间，目前存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韩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结算也可以用韩元进行，为了减少汇率波动风险，可以考虑制定保证措施。
(四)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的条件正逐步成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具备和正在形成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将使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进程大大缩短。
1．人民币市场汇率机制已经形成，处于不断完善之中。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汇率水平趋于合理。人民币市场汇率机制不断得以完善，银行间外汇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从1997年10月15日起允许部分中资企业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这一举措为我国外汇市场发展注入了活力，使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范围扩大，有利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
2．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储备总量远大于需求规模。到1999年8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1 515亿美元，仍然位居全球第二位。储备规模已大于用汇规模，按照特里芬规则并根据我国外债状况，我国保持约1 000亿美元外汇储备就可以应付进口用汇和支付短期债务，这说明我国的储备是充足的，而且发展势头良好，这是人民币实现完全可兑换的重要条件。
3．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不断成熟，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价格机制初步形成，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我国企业已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产品成本价格趋于合理。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基本形成，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这为人民币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提供了保障。
4．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控机制日益健全。围绕市场机制的发育，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已由直接干预经济转向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间接调控与规范市场行为，宏观经济政策更科学，政策传导更通畅。
5．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中心的企业改革不断深入。通过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多种性质的中小企业，将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调整产业结构，国民经济将更加稳步、快速增长。而经济实力的增强是人民币实现可兑换的重要保证。
6．国家统一，民族富强，将提高人民币的国际信誉。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已基本上成为普遍接受的可兑换货币。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我国人民币充满信心，这是人民币得以实现完全可兑换的心理条件。
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按国际惯例，我国仍可以对一些资本项目，如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给予限制，待条件完全成熟后再取消所有限制，使人民币完全自由可兑换。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各种宏观、微观条件的配套和根本改善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所以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它必然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开放的过程。大量国际经验表明，脱离本国经济承受能力，盲目推行资本项目的货币可兑换，将会招致毁灭性打击，20世纪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及亚洲金融危机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根据上述观点，我国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应遵循以下步骤及原则：(1)在继续实施外汇管制的前提下，长期资本交易的自由化应先于短期资本交易的自由化，鉴于各种国际资本波动性的强弱，应首先放松对直接投资的控制，其次为银行贷款，最后，为证券投资。(2)放松与资本交易有关的金融服务和外汇兑换的限制。在这一阶段也应按照客观要求使与资本交易有关的金融服务优先自由化，然后顺次安排有实际需求的外汇交易先于其他交易自由化等。(3)最后实现无交易背景的金融服务和外汇兑换的自由化。
注释：
①综合开放度体现一国贸易、投资，金融三方面与世界经济融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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