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联盟：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论文,拉美论文,区域经济论文,新发展论文,联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太平洋联盟：拉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安排 最近十年，随着发达国家一时难以走出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缓慢的阴霾，国际经济贸易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区域经济合作展现了新趋势。美国在亚太地区努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并与欧盟谈判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同时东亚及其他地区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也进一步加快。在WTO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多边贸易体制的困境。另一方面是新兴经济体以及相互之间的合作不断增强，除了同为发展中大国的金砖国家的合作机制之外，双边、诸边及区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快。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太平洋联盟异军突起，树立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的新形象。 成立太平洋联盟的倡议首先由秘鲁提出。在2010年的伊比利亚—美洲峰会上，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墨西哥的总统同意推动路线图。2011年4月在秘鲁利马签署了《太平洋协定》，宣布成立该联盟。2012年6月，在第四届首脑会议上四国签署了框架协议，即《帕拉纳尔宣言》，由此该联盟的建设步入了制度化轨道，向着建设深度一体化地区的目标迈进。 自成立以来，太平洋联盟发展迅速。2013年5月，第七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宣布自2013年6月30日起盟内90%货物贸易实现零关税，决定简化四国①公民出入境手续，宣布设立共同使馆及联合贸易办事处。2014年2月10日，四国领导人在第八届太平洋联盟首脑峰会上签署了《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之贸易附加协议》，就区域内免除92%的商品和服务关税达成一致，进一步开放市场，逐步实现成员国间自由贸易。 （一）太平洋联盟是顺应国际经济格局变化的必然选择 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拉丁美洲是实施经济一体化最早的地区，拉美一体化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拉美独立运动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年）。他认为西属美洲殖民地在独立运动之后应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并为此政治理想而奋斗终生。在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之后，拉美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自立和发展的呼声日益强烈，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在20世纪40年代末倡导拉美国家之间签订经济一体化协定以形成大市场。1951年中美洲国家组织（OCAS）成立，20世纪60年代又成立了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和中美洲一体化银行（BCIE）、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ALALC）等，随后安第斯集团（CAN）和加勒比共同体（CC）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涌现。 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与其发展战略、外部经济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拉美国家实行了长期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了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在安第斯集团，1990年3月之前，五个成员国的最低关税率统一为110%，从1995年起才开始对地区以外的国家采取11.8%的平均关税。这一时期的拉美经济一体化更多地采用了关税同盟的形式。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9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盛行，拉美地区重视出口导向战略，提倡单边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开放的地区主义，关税率降低，市场开放程度提高。同时，拉美国家与发达国家所签订的贸易协定显著增多，目的是寻找更大的市场，以替代拉美自身一体化计划并没有提供的更大的地区市场。这一时期西半球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主要体现在如下层面②：第一层面是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于1994年所启动的西半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以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为主要内容；第二层面是由美、加和墨三国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和由拉美11个国家组成的拉美一体化协会（LAIA），分别覆盖中美洲地区和加勒比地区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和加勒比共同体；第三层面则是在上述地区组织框架内形成的次地区一体化组织和双边合作协定。进入21世纪至今，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引发的社会不满意导致了一些国家政治联盟的变化，具有左翼思想的一些政府秉持批评全球化和市场开放的态度，开始将一体化的议程扩展到其他领域，强调政治和社会维度，实质性融合（Physical Integration）、政治认同和安全问题成为拉美区域一体化所考虑的主要依据③。主要区域一体化组织包括拉美共同体（CELAC）、南美国家联盟（UNASUR）、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等。 最近十年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为拉美经济一体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使得拉美对外依赖型的经济增长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美欧经济复苏缓慢，美国逐步取消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以及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国际市场需求受到很大约束，投资疲软，政策选择偏少，这些因素都给拉美经济增长造成较大压力。2013年拉美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率为2.6%④，低于前十年的平均水平。拉美国家有必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规模市场、提高学习能力、增强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动力。 其次，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推动拉美国家选择有利于自身的一体化模式。如果美国推动TPP和TTIP都能够实现，将形成约16.5亿人口的市场，经济规模达到56.3万亿，占全球GDP将近90%。面对经济规模如此巨大的区域安排，其他国家势必受到贸易转移与投资转移的负面影响，而TPPECLAC，UN所代表的所谓“21世纪的自贸协定”从开放标准和竞争规则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空间形成了较强制约。据欧洲贝塔斯曼基金会（Bertelsmann Stiftung）估计，一旦TTIP协议达成，美欧贸易量增加，德国与金砖国家的贸易量将下降10%，美国与金砖国家的贸易量将下降30%⑤。在这样强烈的潜在冲击之下，拉美国家有必要趋利避害，重拾务实合作的一体化模式⑥。 第三，中国及亚太国家经济发展不仅为拉美国家树立了榜样，也使其切实受益，搭上中国经济增长的列车是太平洋沿岸国家的共识。最近十年，拉美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与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密不可分，中国的需求不仅带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而且也推动了中拉经贸投资关系深入发展，中国已成为拉美多个国家如巴西、智利等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同时也成为仅次于美欧的进口供应者。中国的投资使得委内瑞拉等国家的基础设施、能源加工业进一步发展，也使得乌拉圭等国成为汽车等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太平洋沿岸的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已经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与哥伦比亚的自贸协定也正在商议之中。太平洋联盟国家以区域一体化的形式表明了与中国等亚洲国家推进经济合作的决心。 （二）太平洋联盟是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生力量 近年来，拉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一是以南共市、玻利瓦尔联盟为代表的较为封闭型 在这样一种类型中，主要的指导思想是国家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国家不仅是制定和实施规则者，而且是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者。因此，政府通过大量集中资源，实行以公平为目标的资源配置，同时出于对竞争力不强的国内产业的保护，实行较高的市场准入标准。 南共市成立于1991年，由巴西、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及委内瑞拉（2012年加入）五国构成。南共市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一是在知识产权、农业政策和劳动法等方面取得相对多的进展，但内部意见分歧限制了发展动力，特别是巴西与阿根廷之间⑦。在南共市内部体制建设上，很多决议仅停留在书面形式，付诸实施的计划少之又少。二是制度僵化，限制了内部国家实施独立的经贸政策。南共市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与外部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区，乌拉圭因为试图与美国自贸谈判而在内部引起了巨大的紧张反应。三是市场开放领域进展缓慢，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南共市是在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与美国所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处于同一时期。南共市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巴西等国长期实行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内向的、封闭的关税同盟。在南共市，原产地规则的区域含量认定标准是60%，高于太平洋联盟和中国—秘鲁自贸区的50%，更高于中国—智利自贸区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40%⑧。同时，南共市的对外共同关税在0%～35%之间，而平均对外共同关税在10%～12%之间，但变动性较大。与此相比较，APEC成员的平均关税已经从1994年的17%下降到了2011年迄今的5.7%⑨。在具体产品方面，一些汽车产品的关税高达35%，部分非常敏感产品被排除在名单之外，包括信息技术⑩和资本品。南共市未生产的产品关税在0%～16%之间，如新闻用纸、书籍、石油产品等（11）。2011年12月南共市集体提高了大约200种产品的共同关税，各成员国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严重影响本国产业的地区外进口商品提高关税（12），以减少在金融危机下所受到的产业损害。四是南共市一体化的方向受政治形势的影响较大，意识形态主义和民族主义逐渐成为主要价值观。20世纪90年代之后，巴西、阿根廷等国左翼政党执政，更倾向于回归南美，南共市也更加注重政治和社会问题。2012年6月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被议会采取非正常手段罢黜，南共市按照1998年签署的《民主承诺议定书》，决定暂停了巴拉圭的成员国资格，这种情况在大多数以经济一体化为目标的区域机制中较少发生。 除南共市之外，美洲玻利瓦尔联盟更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合作新模式。2001年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提出“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以替代贸易自由化，捍卫主权，按照各国需要发展经济。联盟现有9个成员国，人口达到7000万。在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是，缔结“人民贸易协定”，设立“联盟石油协定”机制。在该机制中，委内瑞拉发挥着关键作用，它用低息长期贷款帮助成员国购买石油，受援国可以用商品或服务偿还部分贷款。同时，联盟兴建了一批大国有企业，即地区性公共企业，并成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银行，目标是降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依赖。2010年正式启动地区单一补偿支付体系，使用共同货币“苏克雷”，并建立地区货币委员会、支付清算中心和一个地区储备基金。截止到2013年上半年，联盟成员使用苏克雷完成1500项交易，金额相当于6.7亿美元（13）。2013年7月委内瑞拉提出覆盖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和加勒比石油计划的互补经济区，在区内使用本币或苏克雷。这个区域一体化安排，比南共市走得更远，不仅抛奔了传统的市场准入内容，而且以发展中国家经济相互合作的新思路，贸易上采取了以物易物的方式，货币上采用了独立的记账单位，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新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委内瑞拉的区域主义思想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存在的基石。由于委内瑞拉在这一过程中背负了巨大的责任，最近也计划减少石油补贴，但立即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自成贸易金融体系的、非常强调政府作用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一体化是否能够走下去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观察的问题，但是美洲玻利瓦尔联盟尝试一体化新模式的勇气、教训及经验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二是目前以太平洋联盟为代表的较为开放型 拉美国家意识形态的分化导致了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存在着巨大差别。在太平洋沿岸，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墨西哥等国则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采取了较为接纳的态度。 1.太平洋联盟四国在拉美发展基础和发展势头较好。目前太平洋联盟的四个成员国均属于经济增长势头强劲的拉美经济体。太平洋联盟目前人口总数为2.06亿，GDP总量为1.7万亿美元，占到整个拉美地区GDP的三分之一，其出口总额所占比例也超过该地区出口一半以上，但联盟内贸易仅占了四国贸易总量的2.8%，2012年南共市成员国区内贸易总额占成员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3.7%（14）。2012年太平洋联盟的经济增长率是5%，高于全球的3%，基本上高于拉美总体增长率和南共市的平均增长率（见图1）。流入太平洋联盟的外国直接投资2012年占了流入拉美和加勒比总量的41%。按照在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排名，四国在拉美分别是第一、第三、第四、第五名。 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实行实用主义，与美国关系紧密，同时保持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密切经贸往来。太平洋联盟有明确的经济目标，不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一致化为宗旨，加强与亚洲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是核心关切。 2.太平洋联盟国家是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先锋力量。拉美四国经济开放程度较高，根据对拉美国家经济开放度的研究，尽管与东亚国家相比较，拉美总体开放水平都较为不显著，这四个国家的贸易和金融开放度也并不十分突出，但是在拉美国家这几国的开放程度还处于较高的水平（15）。四国的国内市场条件也最为相近，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发展经济的意识形态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为目标，具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基础，内部趋同性较高。同时，四国领导层均有良好的政治意愿推进区域内部的深度一体化。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相互间签有自贸协定，90%的产品已经在双边基础上得以免税，这为联盟推进深度一体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关注太平洋联盟的国家不断增多，在贸易投资自由化领域的影响力也在逐渐扩大。该组织除以上四个正式成员国外，哥斯达黎加和巴拿马为候选成员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乌拉圭、西班牙、日本、危地马拉、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巴拉圭、多米尼加、法国、葡萄牙、中国（16）、美国、韩国、土耳其、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意大利、芬兰、印度、以色列、摩洛哥和新加坡为观察国。随着更多的拉美国家表示了加入的愿望，其一体化的程度和范围还将不断扩大。在较高的市场开放承诺基础之上，太平洋联盟向前推进的阻力将减小，取得成果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3.太平洋联盟致力于实质性地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从2011年成立至今，太平洋联盟已取得较多进展，包括：其一，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建立四国间原产地电子认证机制，在卫生检验检疫相互认证方面制定具体的路线图，强化贸易监管合作，逐步消除可能存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其二，在推动地区投资和服务一体化方面，启动投资与服务业混委会磋商机制，界定联盟成员国间投资与服务的主要障碍，并在联盟协议框架下商讨专门就投资与服务签订合作协议的可行性。其三，在人员自由流动方面，逐步实现四国内签证免签，构建成员国人员流动信息实时交流与共享机制，“适时向成员国发出安全警报”。其四，在拓展境外贸易方面，各成员国境外贸易和投资促进机构将协同工作，建立共同的境外贸易投资代表处。其五，在金融合作方面，通过一体化拉美市场（MILA）促进拉美金融一体化，目前墨西哥已承诺参加其他三国创建的统一的股票市场。 2014年2月四国签署的太平洋联盟框架协议附加协议（Protocolo Adicinal al Acuerdo Marco de la Alianza del Pacifico）是经济一体化安排最重要的制度文件。它主要包括：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关税减让、非关税措施、海关制度、农业）、原产地规则、贸易便利化和海关合作、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政府采购、跨境服务贸易、投资、金融服务、海事服务、电子商务、电信、透明机制及争端解决机制。其中92%的关税将在协议生效后免除、8%的关税将在中长期内逐渐免除。从这一纲领性文件可看出太平洋联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特点：首先，包括领域广泛，不仅涵盖了一般自贸协定的主要方面，而且包括目前WTO尚未取得全面共识、而美国所主导的TPP及TTIP已涉及的内容，如政府采购。除墨西哥承诺在三年内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地方级别）都遵从协议外，其他国家均未提出例外措施。其次，敏感产品和过渡期比较长的主要是农牧渔产品及其加工品，包括糖及糖食、咖啡、茶、蔬菜水果坚果、乳蛋天然蜂蜜、肉、鱼等（17），表明了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基本立场。第三，大部分货物的区域价值成分大于50%，特殊的汽车、拖拉机等为30%，该比例虽高于东盟国家，但比拉美国家目前的原产地规则持平或者较低（18）。 4.太平洋联盟深度一体化目标还有赖于进一步努力。尽管Lawrence（19）首次提出“深度一体化”（Deep Integration）这一概念，指出深度一体化是专属于国家管辖的、制约跨境贸易和服务转移的以及降低经济效率的法律和管制政策的行动；但是Evans等人（20）的研究似乎对深度一体化的理解更为全面。深度一体化意味着建立或增强制度体系，以减少生产过程的分割，并促进贸易投资的发展，包括监管协调机制（竞争政策、金融/银行业监管和工业政策）、共同的标准和技术规制（包括私人企业、国有企业、区域性集团以及国际组织和具体产品/行业标准）、制度建设协调机制（法律体系、商业法以及争端解决）、国内税收和补贴政策的协调、宏观政策合作（货币联盟）、区域投资机制。随着一体化协议涵盖更多的一体化因素，成员国越能获得更高的潜在福利收益（21）。 从这样的理论角度来考察太平洋联盟，应该说目前该联盟离深度一体化目标相距甚远。首先，深度一体化是建立在产业相互融合，实现价值链分工合作和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目前太平洋联盟国家不仅产业基础相对薄弱，产业体系有待完善，而且相互间的产业合作相对较少，从产业融合到制度变化的推动力仍显不足。其次，尽管目前四国的股票市场已经开始一体化，但是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仍显得非常遥远。加强政策对话，借鉴相互经验，寻求合作空间应是目前阶段的主要任务。第三，监管协调、制度建设等都属于边界内议题，与一国的历史传统、初始条件、发展路径、政治格局、战略重心等关系较大，即使在欧盟内部，这些问题上也还是保留着众多差异，在太平洋联盟国家目前能够推进的也只是以功能性方式实现某些个别机制的相互借鉴。 二、太平洋联盟：内部贸易效应与外部潜力 太平洋联盟的建立，减少了成员国间贸易壁垒，加强了贸易往来，从而对成员国贸易产生影响。区域一体化的建立，同时也会改变成员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本部分主要从内部贸易效应与外部潜力两个视角对太平洋联盟进行分析。 （一）内部贸易效应 Viner（22）关于关税同盟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开创性研究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静态效应理论奠定了基础。贸易创造是指因同盟内关税水平降低而引起的从同盟内低成本伙伴国的进口替代高成本的国内生产；贸易转移是指因关税同盟的组建而引起的从同盟外最低成本国的进口转向从同盟内较高成本的伙伴国的进口。贸易创造节约了商品供给成本，改善了资源配置，增加了福利；贸易转移增加了商品供给成本，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减少了福利。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研究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展了Viner的理论，并分析了规模收益、竞争收益和集团内资本流动等动态效应（23）。这些理论大多运用图表分析法或均衡定性分析法，较适合于理论说明，但很难用于经验分析和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具体测定，这就使得建立数学模型，采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测定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往研究对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的探讨，本部分借鉴Karemera和Ojah（24）对NAFTA贸易效应的分析及Plummer（25）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加入EC经济效应的分析，采用SITC Rev.2三位分类码下的行业数据，应用局部均衡模型——进口需求回归模型（IDRA）测度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具体估计方法是通过含有产品进口需求价格弹性或伙伴国与非伙伴国之间的进口替代弹性的经验表达式表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然后运用进口需求回归模型（IDRA）对以上弹性进行回归估计，再代入经验表达式中求解。实证数据跨度为1991～2012年，贸易额和贸易数量来自UN comtrade，国民收入数据取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IF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数据库，国内批发价格取自UN data。所选取回归样本为SITC三位码标准下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从其他三个成员国进口额的前十位产品类别。所选取前十位样本在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双边贸易中所占比重最大值为87.162%，最小值为47.661%，具有代表性。 通过对所选样本数据进行OLS回归，将回归系数代入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公式，可得太平洋联盟四国分行业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从贸易创造效应来看，太平洋联盟的成立对于促进联盟内成员国资源配置的改善、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一定的正向作用，将产生一定的贸易创造效应。但由于首先联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依存度较低，贸易合作处于比较低的初级水平，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2012年四国相互间的贸易总额仅占四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8%，2000～2012年，四国贸易增加幅度约为20%；其次，智利、哥伦比亚和秘鲁要素禀赋以及国际贸易中专业化分工相似，三国主要以出口原材料为主，而且墨西哥由于贸易高度集中于NAFTA贸易伙伴国美国和加拿大，加入PA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散化市场，因而PA总体贸易创造效应并不十分显著，所选产品类别的贸易创造效应仅为约2.3亿美元。具体到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最高的是智利，为9.5千万美元，产品类别682（铜）贡献最大，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分别为4.9千万美元、4.4千万美元和3.8千万美元，贡献最大的产品类别分别为322（煤砖、褐煤及泥煤）、682（铜）和583（所有截面尺寸超过1毫米，成棒状、杆状和异型材状的塑料单丝，不论已否进行表面加工，但未进行其他加工的）。 太平洋联盟总体贸易转移效应明显，所选商品组别达到81亿美元之多。贸易转移效应明显主要是由智利的产品类别081（牲畜饲料，不包括未碾磨谷物）、411（动物油脂）、673（未包覆、未镀或未涂其他材料的铁或非合金钢压延产品）和墨西哥的641（纸和纸板）、541（医药品，第542组所列的药剂除外）较大的贸易转移效应所致，其中智利081的贸易转移效应最大，占联盟总贸易转移效应的约40%。这表明太平洋联盟成立之后，将会使贸易从生产成本较低的非成员国转移到生产成本较高的太平洋联盟成员国，联盟区内的贸易壁垒将会降低或取消。由于关税壁垒的影响，从联盟成员国进口的价格将会比从非成员国进口的价格低，因此，在开始建立太平洋联盟后，各成员国产生了贸易转移效应，降低了福利。具体到各成员国的贸易转移效应，智利最大，为60亿美元，其次是墨西哥、哥伦比亚和秘鲁，分别为18亿美元、4亿美元和2亿美元。各国贸易转移效应最严重的产品类别分别为081、641、583。 太平洋联盟所选产品类别的贸易转移效应远大于贸易创造效应，导致净贸易效应为负，从而对各成员国福利产生了负的影响。四国希望通过建立太平洋联盟促进商品贸易自由流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提高经济竞争力，促使成员国获得更多福利，而实现这一目标未来并不乐观。 （二）太平洋联盟的外部经济联系 太平洋联盟是旨在面向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拉美区域安排，吸引来自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投资，增强贸易往来是主要目的。本部分从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主要贸易伙伴、主要贸易产品和已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三个方面对太平洋联盟的外部经济联系进行分析。 1.太平洋联盟成员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主要来自美洲、欧洲和东亚地区，欧洲国家包括德国、西班牙、荷兰等；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区域内有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等。美国和中国在太平洋联盟四国的对外贸易中居于重要位置，如美国占墨西哥对外出口贸易的77%，占进口贸易的50%，这与NAFTA的建立，墨西哥对美国市场依存度不断提高不无关系。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拉美地区市场的不断开拓，中国在联盟四国贸易比重越来越大，除墨西哥外，其他三国的进出口前两位伙伴均为中国和美国（顺序略有不同）。2012年中国与太平洋联盟贸易额占太平洋联盟总贸易额的10%，仅次于美国的50%，太平洋联盟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分别占太平洋联盟进、出口总额的13.5%和6.3%，均仅次于美国。此外，中国已成为联盟四国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并成为智利和秘鲁第一大出口目的国。 尽管太平洋联盟进展顺利，但四国间贸易额较小，互相间贸易比重低，其中较高的是墨西哥，为哥伦比亚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占9.3%，其他三国在各成员国贸易中所占比重仅为1%～4%。 2.太平洋联盟成员国主要贸易产品。根据HS98章分类，太平洋联盟四国进出口贸易前十位产品如表1所示。除墨西哥出口贸易中主要出口制造业产品外（包括HS第16类和17类机器和运输设备），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主要依托于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出口矿产品、金属和农产品等。
3.太平洋联盟成员国已签署区域贸易协定。联盟四国普遍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积极对外商谈自由贸易区，四国间已经相互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同时还对外商谈并签署了多个自由贸易协定。贸易协定国主要分布在美洲和欧洲地区，其次是东亚国家中国、日本、韩国等，其贸易伙伴较全面地涵盖了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 根据WTO最新统计数据，智利是全球对外签署区域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014年1月，智利对外签署并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共有24个。墨西哥、秘鲁和哥伦比亚也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积极参与者，签署并生效的协定铮别为13个、16个和11个（见表2）。四国对外贸易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自由贸易，太平洋联盟四国总贸易额的87.2%被四国区域贸易协定所覆盖，其中智利总贸易额的95%被该国区域贸易协定所覆盖，墨西哥、哥伦比亚、秘鲁分别为89%、77%和73%（26）。 从外部经济联系看，太平洋联盟国家基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对制造品需求的贸易结构，积极实行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与世界众多国家签署了区域贸易协定。在对外贸易中，对外贸易国别集中现象明显，对世界大国有较高的贸易依赖度，如美国和中国。 三、太平洋联盟：中国进入拉美的新渠道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高了中国开拓海外市场的能力，而拉美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巨大的市场也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在拉美地区合作形式逐渐从简单的贸易往来，到以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加强双边经济领域全面合作，目前中国已与秘鲁、智利、哥斯达黎加签署自贸协定，而与哥伦比亚的自贸协定也在研究之中（27）。太平洋联盟的成立将为中国与拉美经贸合作提供新的借鉴方式。本部分从双边经贸关系和投资两方面分析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一）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经贸关系 太平洋联盟定位之一便是加强与亚太地区联系，而作为重要贸易伙伴国，中国与太平洋联盟贸易发展迅速，特征明显。本部分从贸易基本情况和贸易产品结构两方面对太平洋联盟与中国经贸关系进行分析。 1.中国对太平洋联盟国家的贸易状况。2002～2012年太平洋联盟国家和中国双边贸易呈快速增长态势。贸易结合度指数（TII）（28）表明，双方都在开拓对方市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市场可以吸纳更多来自对方的进口产品，货物贸易仍存在一定的扩展空间。根据IDB的数据，2002～2012年，太平洋联盟与中国货物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9.4%，其中，太平洋联盟从中国进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为29.7%，对中国出口贸易额年平均增长率为29.9%。虽然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双边贸易总额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但随着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逐渐显现以及太平洋联盟国家“逆经济周期”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实施能力的提高，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遏制，国内经济的稳定促进了双边贸易的稳定提升。
中国与联盟国家总贸易，与其他拉美国家比较，却面临着地位下降的挑战。经历了21世纪初占拉美总贸易的80%之多，到2012年35%的占比，说明近年来，拉美其他国家（地区）也不断加大与中国经贸往来，从而降低了联盟成员国与中国贸易总额占拉美比重。与此同时，中国与PA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比重经历了“倒U型”的发展，2011年之前的高速增加，与前些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新型经济体发展迅速有很大关联，而2011年之后，新兴经济体发展放缓，中国提出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以应对经济增速放慢，加之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联盟国家的贸易。 太平洋联盟是中国在拉美地区重要的出口目的地。2002～2010年，由于中国在拉美地区不断开拓新市场，市场的多元化使得中国对联盟国家出口占对拉美总出口的比重呈波动下降的趋势，2010年之后，该比重逐年小幅度增加，从36.2%增加到2012年的38.2%，但略低于中国对南共市出口占对拉美总出口比重（40.2%（29））。中国与联盟成员国智利和秘鲁自贸协定的签订，部分保证了中国对联盟国家的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逐年稳步增加，近年来保持在2%～3%之间。 相比较其他拉美国家，联盟国家在能源资源供应地中的相对地位有所下降，但绝对地位仍然不低，同时在中国总进口中的比重还有所上升。自2002年以来，中国从联盟国家进口占从拉美总进口的比重逐年波动下降，2012年较之2002年下降了8.5%，尽管如此，中国从联盟成员国的进口仍占拉美的30%左右。由于联盟国家自然资源丰富，能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所需要的原材料和能源，因而，从联盟国家的进口占中国总进口比重也在逐年稳步提升，而相比中国从南共市进口占从拉美进口比重（2012年59.8%），太平洋联盟（32.8%）（30）则差距较大。
太平洋联盟总体对华贸易历年来均为贸易逆差，自2002年以来，这一逆差占拉美对华贸易逆差比重均在60%以上，其中2012年为80%。各成员国中，智利一直为贸易顺差国，秘鲁除若干年份外，也为贸易顺差，哥伦比亚历年来均为贸易逆差，最大逆差国为墨西哥，其2012年与中国贸易逆差占联盟与中国贸易逆差的98%（31）。 2.贸易产品结构。从要素密集度和产品结构两方面分析，中国从联盟国家进口的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的产业间分工特征非常明显，表现出双方处于国际分工的不同位置。从太平洋联盟总体的要素密集度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很小（32）。自2002年以来，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中国对太平洋联盟总出口比重呈此消彼长趋势，2005年以前，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大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2005～2011年，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2012年比重对比又发生改变，劳动密集型产品占49.8%，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占47.9%，而历年来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均仅为2%～5%。在各成员国中，对智利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次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排第三位，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重在逐年增加。对其他三国的出口主要集中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最小，但劳动密集型产品近年来比重不断增加。 太平洋联盟总体对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其次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很小。2012年资源密集型产品占比为59.4%，劳动密集型为33.1%，而资本技术密集型仅占7.8%。墨西哥对中国的出口贸易结构有较为明显的转变，其主要出口产品结构由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转变为近年来以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智利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近年来有超过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趋势；秘鲁主要集中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其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占比重近年来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中HS二位码分类标准下中国和太平洋联盟数据计算的贸易专业化指数（TSI）（33），也证明了双方贸易优劣势的判断，中国仍主要集中在资本技术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上。 双方贸易产品结构方面，首先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中HS六位码分类标准下双方报告数据，计算和比较2002～2012年双边贸易主要产品及变化，证实了中国从太平洋联盟进口的主要是资源密集型产品，且所占比重极高；中国向太平洋联盟国家出口主要为机电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以及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均涵盖了HS六位税目表的一半以上。 其次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中SITC Rev.3的一位码分类标准，分别计算2001年、2008～2012年间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国家10类商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34），结果与之前分析相同，相对于中国，太平洋联盟四国比较优势普遍存在于前5类资源密集型产品（包括食品和活动物；饮料和烟草；非食用，未加工的原料；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动植物油脂）；而中国则主要是存在于6、7、8类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包括制成品、运输设备、服装鞋帽箱包家具装饰、仪器仪表等）。 （二）双边投资 投资是中国与拉美国家经济合作的一重要引擎。据中国商务部数据，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拉美地区第三大投资国。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3年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流量为61.69亿元，同比增长13.3%，占流量的16%。截止到2013年年末，中国对拉美的直接投资存量为591.7亿美元，占13%，在拉丁美洲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800多家，占4.6%。本部分对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双边投资进行分析。 1.中国对PA四国的直接投资。尽管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在太平洋联盟投资，如1992年中国首钢集团在秘鲁的投资，但直到2003年拉美地区经济进入新的历史增长期后，中国在太平洋联盟的投资才初具规模。2003年中国在太平洋联盟投资流量仅0.035千万美元，但2004年猛增到5.2千万美元，占中国对拉美投资总额比重达到历史最高点58%。2005～2011年，中国对太平洋联盟投资流量年均增长率达到56.1%，这一流量占对拉美投资流量的比重维持在10%～45%。中国在太平洋联盟的投资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基本吻合。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两位数高速增长后，2011年以后经济逐渐放缓，受此影响，2012年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的投资流量急剧减少，较2011年减少44%，对太平洋联盟投资占对拉美总投资比重下降到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5.8%，而2012年中国对南共市投资占对拉美总投资的80%。 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的直接投资主要流向是墨西哥和秘鲁两国。2004年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额为2.7千万美元，居四国之首，2012年高达1亿美元。中国对秘鲁的直接投资稳步上升，在2003年仅有12万美元，2011年突破2亿美元。相比较之下，中国对哥伦比亚和智利的直接投资较为平稳，2012年分别为约8.4千万美元和2.6千万美元（见表4）。
2.太平洋联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太平洋联盟对中国投资相对稳定，2003～2012年投资流量保持在2千万美元至6千万美元，年均增长率仅为8.6%，与南共市对中国投资年均增长率20%相比，增长速度较慢。尽管未考虑避税地开曼群岛和英属维尔京群岛对中国的投资，近年太平洋联盟对中国投资占拉美对中国投资比重仍较小，2012年最高，仅为约15%，低于2012年南共市对中国投资占拉美对中国投资的23.2%。此外，太平洋联盟对中国投资占拉美对中国投资比重变化波动较大，受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和2009年对中国投资有所减少，2008年占拉美比重仅为1.7%（见表5）。
太平洋联盟对中国投资主要集中于智利、墨西哥两国，一国对外投资能力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智利、墨西哥两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使其有能力投资于国外。2004年墨西哥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额就已高达2.1千万美元，虽然其后的5年间有所减少，但在2012年仍然有1.5千万美元；智利2012年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超过2千万美元；哥伦比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虽然不是很多，但一直很稳定。2013年4月习近平主席和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和秘鲁总统乌马拉会谈，就加强合作达成广泛共识，同时把中秘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将对中国与PA四国未来的经贸往来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与PA四国间也会不断扩大合作，促进中国与太平洋联盟之间的投资合作。 3.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的投资结构。中国对拉美地区投资主要是由于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矿产资源，对于太平洋联盟国家也并不例外。中国对秘鲁的投资主要流向矿产开采业，如2014年4月中国五矿集团完成对秘鲁邦巴斯项目铜矿（Las Bambas）的收购，这是中国金属矿业史上迄今实施的最大境外收购项目；对于哥伦比亚，中国主要投资石油行业；在墨西哥，主要投资项目为制造业，如联想集团在墨西哥的电子制造业，NEXTEER在墨西哥汽车行业的投资以及中国金龙集团（Golden Dragon）在钢铁行业的投资等。随着墨西哥国会2013年12月通过新能源法案，对国内石油和天然气产业法律框架进行改革，中国投资者到墨西哥投资石油产业将面临新的机会。 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双边投资近年来呈波动增长态势。2012年受中国经济放缓影响，中国对太平洋联盟投资有所减少，但预计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的恢复，中国对太平洋联盟投资会再次增加。太平洋联盟对中国投资近年来波动上升，尽管较之拉美其他区域性合作组织，占拉美对中国投资比重较小，但比重在逐年增加。Dunning（35）对跨国投资归纳出四种类型：市场寻求型、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中国对太平洋联盟的投资符合其中资源寻求型特征，而太平洋联盟对中国投资则倾向于其他类型。 1.太平洋联盟是拉美目前经济一体化步伐最快的区域经济安排，但其未来发展进程仍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限制因素，包括区域内经济结构不尽合理、产业体系不健全、区内贸易比例很低、贸易转移效应较显著、投资机会有限、非关税壁垒及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仍有待于加强等突出问题。而且，由于拉美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分配不公、失业率较高导致一些国家的社会问题仍然较为严重，如哥伦比亚的社会治安及游击队问题对个别区域的经贸投资活动形成了很大困扰。因此，虽然进展引人注目，但是太平洋联盟国家真正实现吸引外资、促进产业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目标仍需要经过艰苦的、时间较长的努力。 2.太平洋联盟国家在拉美及加勒比区域中相对经济政策环境较好，经济开放程度较高，对亚太地区特别是对华态度较为友好，这为今后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经贸合作打下了基础。太平洋联盟所提供的自身市场以及由此辐射出去的拉美区域及其他发达市场是这些国家所能够提供的潜在机遇。中国政府及企业应密切关注太平洋联盟的进展，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政策对话与沟通，促进双方学术交流，寻求更多贸易创造而不是贸易转移的机会，进一步落实和升级已经签订的自贸区协议，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拉美市场创造更好的政策条件。同时针对区域国家的迫切需求，建设产业网络，促进区域内部产业融合与贸易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太平洋联盟是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一部分，美欧等倡导的TPP及TTIP等一体化安排牵引着全球经济规则和标准的发展方向，包括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减少非关税措施、免除投资协定中关于当地含量、技术转让等要求、增加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竞争中立政策、碳排放及环保条款、服务贸易等谈判内容。通过构建高标准的一体化，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扩大协定覆盖范围，就有可能替代现有多边体系在世界贸易和投资中所发挥的指导性、协调性作用，最终替代多边贸易体系。如果中国在这些安排之外，一是将深受其排他性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加大经贸活动的交易成本，不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二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发展政策空间将受到这些经贸规则的很大约束，发展中国家将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个发展水平的起跑线上进行竞争，培育动态比较优势，实现赶超式发展的可能性缩小了。三是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下降，与加入WTO所面临的挑战一样，如果没有参与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国又是只能作为一个规则的接受者，将不得不接受不断升高和增多的规则要求。因此，从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出发，加快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构建围绕中国的国际区域一体化协议网络，加快在全球各区域推进经济战略布局是应对国际经济制度格局新变化的重要举措。中国应通过参与基础较好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团结和影响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最近十多年，中拉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增长势头较为旺盛，太平洋联盟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贸易活动和平衡国际经济规则的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①哥斯达黎加在新总统索利斯于2014年5月上台之后对加入太平洋联盟的态度还有待于观察。索利斯曾对入盟可能产生的产业损害表示忧虑，认为92%的商品实现贸易自由化太多也太快了。因此，本文仍然以原有四国（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秘鲁）为分析对象。 ②苏振兴：《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③Sanahuja,J.A.,"Post-liberal Regionalism in South America:The Case of Unasur," Robert Schuman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ies Working Paper,No.15,2012. ④ECLAC,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13,UN. ⑤Felbermayr,G.,Heid,B.,and Lehwald,S.,"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Who Benefits from a Free Trade Deal," Report of Bertelsmann Stiftung,Global Economic Dynamics,No.41,2013. ⑥也持同样观点者：Osvaldo Rosales,Mikio Kuwayama,"China and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Building a Strategic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ECLAC,UN,2012。 ⑦巴拉圭的国际关系学者、前外交部顾问Mario Paz Castaing最近表示：“南共市已经瘫痪了，是寻找其他一体化机制的时候了，比如太平洋联盟。”http://www.bilaterals.org/?despite-all-mercosur-is-working&lang=en#sthash.QDQIZtTP.dpuf,25 April 2014. ⑧见南共市、太平洋联盟及中国东盟自贸区相关官方贸易文件。 ⑨Dr.Alan Bollard,"APEC Economies′ Agenda for a More Resilient Asia-Pacific," 28 Jan,2013,http://www.apecorg. ⑩相对照的是1996年APEC通过信息技术产品协议（ITA），之后推动WTO也签订了同样的协议。签约方都大幅度降低或取消了信息产品关税。 （11）引自http://www.as-coa.org/articles/explainer-what-mercosur-0; http://export.gov/argentina/doingbusinessinargentina/argentinacoun-trycommercialguide/traderegulationsandstandards/index.asp。 （12）协议同时规定，每个国家临时提高进口关税的产品不能超过100种，临时性关税的增幅也不能超过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35%上限。这项贸易保护措施的有效期将持续到2014年年底。 （13）王鹏：《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一体化的新尝试》，吴白乙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3～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4）根据UN comtrade数据计算得出。2012年委内瑞拉数据缺失，未将其计算在内。同期，据东盟秘书处，东盟国家的区内贸易比例为24.3%。 （15）柴瑜：《拉美国家贸易开放度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柴瑜、李圣刚：《拉美国家金融开放度研究》，《拉丁美洲研究》2013年第4期。 （16）2013年6月，我国正式向联盟提出关于成为其观察员国的申请；7月，联盟向我国通报已接纳我国为其观察员国。 （17）附加协议以2014年1月1日为开始时间，将过渡期分为23类，其中最长过渡期延长至2030年。 （18）中国秘鲁自贸区大部分产品的区域价值含量为50%。 （19）Lawrence,R.Z.,Regionalism,Multilateralism and Deeper Integration,Brookings Institution,Washington,D.C.,1996,p.8. （20）Evans,D.,Gasiorek,M.,Ghoneim A.et al.,"Assessing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Shallow and Deep Integration,Trade,Productivity,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Report Prepared for DfID by the University of Sussex,2006,p.10. （21）Hoekman,B.M.and Konan,D.E.,"Deep Integration,Nondiscrimination,and Euro-Mediterranean Free Trade," World Bank Publications,Vol.2095,1999; Plummer,M.G.,"′Best Practices′ in Regional Trading Agreements:An Application to Asia," The World Economy,30（12）,2007; Mansfield,E.D.,Milner,H.V.,and Rosendorff,B.P.,"Why Democracies Cooperate More:Electoral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56,2002; Mansfield,E.D.,Milner,H.V.,Pevehouse,J.C.,"Democracy,Veto Players,and the Depth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World Economy,31,2008. （22）Viner,J.,The Customs Union Issue,Th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50; Corden,M.,"Economies of Scale and Customs Union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0,1972. （23）Meade,J.E.,The Theory of Customs Unions,The North-Holland,Amsterdam,1955; Corden,M.,"Economies of Scale and Customs Union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80,1972; Helpman,E.and Krugman,P.,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MIT Press:Cambridge,1985; Wooton,I.,"Towards a Common Market:Factor Mobility in a Customs Union,"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21,1988. （24）Karemera,D.and Ojah,K.,"An Industrial Analysis of Trade Creation and Diversion Effects of NAFTA," Journa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13（3）,1998. （25）Plummer,M.G.,"Efficiency Effects of the Accession of Spain and Portugal to the EC,"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29（3）,1991. （26）根据UN comtrade计算得出。 （27）引自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网站：http://fta.mofcom.gov.cn/index.shtml。 （28）双方贸易联系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的指标一般通过贸易结合度（TII）指数来衡量。该指数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贸易联系越紧密。TII指数小于1，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联系欠紧密；TII指数大于1，则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联系紧密。本文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数据对中国和太平洋联盟四国的TII指数进行了计算。 （29）委内瑞拉在2012年8月成为南共市正式成员国，使中国与南共市贸易额较大幅度增加。若不考虑新加入的委内瑞拉，2012年，中国对太平洋联盟出口占对拉美出口比重（38.2%）高于中国对南共市出口占对拉美出口比重（33.3%）。 （30）若不考虑新加入的委内瑞拉，2012年中国从太平洋联盟进口占从拉美进口比重（32.8%）仍低于中国从南共市进口占从拉美进口比重（48.3%）。 （31）根据IDB数据计算得出。 （32）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一位码分类标准，国际贸易商品可以划分为10类：（0）食品和活牲畜；（1）饮料和烟草；（2）非食用原料；（3）矿物燃料及润滑油；（4）动植物油脂；（5）化学制品及化工产品；（6）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7）机械与运输设备；（8）杂项制成品；（9）未分类产品。在这一分类中，可以将0～8类产品分成三大类：0～4类中大部分是传统产品和初级产品，属于资源密集型产品；第5类和第7类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第6类和第8类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33）贸易专业化指数（TSI）是指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系数越大表明优势越大。TSI如果为正数，说明具有出口优势（出口大于进口）；如果为负值，说明出口处于劣势（出口小于进口）。 （34）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出口额占其出口总值的份额与世界出口总额中该类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一般而言，RCA值接近1，表示中性的相对比较利益，无所谓相对优势或劣势可言；RCA值大于1，表示该商品在国家中的出口比重大于在世界的出口比重，则该国的这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RCA值小于1，则表示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相对较弱。 （35）Dunning,J.H.,"Toward an Eclectic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Some Empirical Tes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1（1）,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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