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质量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产业链推广研究_gmm论文

契约质量与“一带一路”国家产业链提升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链论文,契约论文,质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6)05-0034-13

      现有文献表明制度对一国的贸易模式有影响，尤其是一国的契约质量，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国际贸易和FDI。国际贸易方面的研究分为古典框架和异质性框架。在古典框架下，将契约质量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研究契约分别通过影响劳动分工、技术选择以及关系专用性投资的运用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Costinot，2005；Nunn，2007；Levchenko，2007)。分析契约不完全和技术互补以及技术运用的关系，发现契约越不完全导致较少采用先进技术，并且当中间投入品具有互补性的时候，合约不完全性的影响更明显(Acemoglu，Antras and Helpman，2007)。并且合约影响专业化：制度质量差的国家倾向于不出口复杂的、差异化的产品(Essaji and Fujiwara，2012)。进一步采用中国的跨省数据衡量制度质量的变化，表明制度质量在决定中国省级出口模式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制度对加工贸易显得更为重要，大部分外国公司更加依赖合约(Feenstra，Hong and Ma，2013)。在异质性框架下，Antras(2003)将Vernon(1966)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GHM模型相结合，构建了不完全契约影响产品生命周期以及影响组织形式演变周期的南北贸易模型。后来将契约摩擦引入到Helpman，Melitz and Yeaple(2003)模型中，发现契约不完全影响一国在市场中的利润(Antras，2014)。契约与FDI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完全契约与垂直FDI(Antras，2003；Antras，2014)；另外是不完全契约与跨国公司边界理论，采用产权方法分析契约不完全与异质性企业进行组织边界决策和区位决策之间的关系(Antras and Helpman，2003；2006；Antras and Chor，2013)，运用产权方法分析跨国公司进行外包和一体化的决策(Grossman and Helpman，2002；Grossman，Helpman and Szeidl，2005)。

      关于产业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分解和测度方面。我们通过总结归纳为下面的三类方法：第一，以Hummels等(2001)为代表的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方法。第二，以Antras等(2012)为代表的行业上游度的测算方法，基于这一思路，提出了一种运用投入产出表对价值链结构进行测算的方法。并将这一“距离”的概念命名为“上游度”(upstreamness)(Antras，Chor，Fally，et al.，2012)。第三，就是以Koopman，Wang and Wei(2012)等为代表的KPWW的方法，该方法实现了对贸易总额的完整分解。同时，该方法不仅给出了贸易总额中的重复计算总量，还对重复计算项目的来源、流向和目的地等进行了细分考察，从而对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结构进行了更为清晰的描述。

      本文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契约质量对一国的产业链的提升是否有影响上面，即是否影响一国从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端向高附加值端的攀升。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从以下方面进行扩展：第一、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运用KPWW方法测算各个国家的增加值，并且将行业划分归类，包含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劳动密集型、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分别测算其增加值。第二、将古典框架下，契约质量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理论与Koopman，Powers and Wang(2010)价值链的相关理论结合，将契约质量纳入回归模型，探讨制度质量中契约质量是否影响一国特定产业的增加值，从而验证对一国的产业链提升是否有影响。第三，在进行实证检验时，我们参照Costinot(2005)以及Antras，Chor，Fally，et al.(2012)采用的方法，专注于单一的但是很重要的制度变量——契约执行。我们定义在契约执行率高，执行成本低，纠纷得到法院裁决的概率比较高的国家，其契约质量比较高。与此同时，我们将产业链提升的概念界定为，一国从产业链低附加值端向高附加值端的攀升。在相关文献中提到，一国的制度质量尤其是契约质量影响该国在价值链的位置以及企业出口和投资行为，此外研究还表明，一个企业将价值链中给定生产阶段进行内部化的倾向是由上游生产阶段的合同化相对下游生产阶段的合约化的难易程度来决定的(Antras，Chor，Fally，et al.，2012)。价值链上游投入品一体化的相对倾向依赖于位于早期或晚期阶段生产过程中投入品可合约化程度，由于契约摩擦的存在，对公司改变他们价值链活动的决定至关重要(Alfaro，Chor，Antras，et al.，2015)。受到相关文献的启发，我们通过分解产业链将各国的产业进行分类加总，并进一步将制造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分别测算各个产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然后将契约质量纳入模型，提出本文的假说1：契约质量越好的国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比例越高；以及假说2：契约质量对产业链高附加值产业的影响更加显著，即契约质量影响一国从低附加值端向高附加值端的攀升。

      二、变量选取、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我们运用大型跨国面板数据，对上述提出的契约质量对产业链提升的假说进行验证。

      (一)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1.被解释变量及其测度。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对被解释变量的分解，即对产业链进行分解，结合Koopman，Wang and Wei(2012)提出的方法，采用Matlab编程的方法，测算各国各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DV)，

，其中

表示增加值的矩阵，而

表示里昂惕夫逆矩阵，

表示i国的总出口。然后再将行业进行归类②加总得到总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以及分类的资源密集型行业和制造业(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出口国内增加值。

      2.解释变量及其测度。

      我们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契约质量，在此，重点研究各国法治影响，即契约的履约能力。采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WGI)中的子指标Rule of law(法律规则)，该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契约执行的质量，以及产权的区分和法院裁决的质量。该指标很好的反映了一国的契约质量，选用该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契约质量，是借鉴了Antras，Chor，Fally，et al.(2012)的文献，该文献在研究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因素时，表明该指标可以用来表明契约制度的好坏，因此我们选用该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并选用指标中的估计值测度国家契约质量的高低。

      3.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

      综合考虑产业链的各类研究，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通过实证检验，纳入如下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利用外资存量、人均GDP和人口规模。

      在Antras，Chor，Fally，et al.(2012)的文献中，将契约质量作为国家特征变量，纳入模型研究契约质量对行业上游度的影响，本文受此启发将契约质量纳入面板模型重点研究契约质量对产业链提升的影响。加入控制变量后，设定本文的模型如下：

      

      其中，

表示国家i在t年的总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比，

表示国家i在t年的契约质量，

表示本文选取的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利用外资存量的对数、人口规模的对数以及人均GDP的对数等，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表示国家的固定效应，

表示模型的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包括60多个国家，包含亚洲、北非和欧洲等地区，这些国家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本文从制度的角度研究沿线国家的差异，这些国家中既包括制度环境优良的新加坡，也包含局势动荡的土耳其，他们在契约质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为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样本。

      本文关于产业链的分解采用WIOD的投入产出数据库，由于数据库的限制，特此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40个国家。在选取样本国家时，首先考虑到中亚五国系前苏联解体后分出来的，因此选取俄罗斯作为代表，因为俄罗斯与中亚五国有相似的产业结构，都属于资源型的大国。其次，东南亚和南亚的国家大多属于东盟，以印度尼西亚作为代表国家。因此本文40个样本国家中包含了所有“一带一路”国家的特征，通过国家的归类分析，样本可以解释“一带一路”国家的特征。

      本文关于控制变量的选取结合Antras，Chor，Fally，et al.(2012)关于组织全球价值链的文献并结合影响产业链提升的因素综合考虑，将控制变量设定为基础设施；人力资本(humcap)采用世界银行中的高等院校入学率；创新能力(innov)采用研发支出占GDP的比重；利用外资存量(fdi)和人口规模(popu)来源于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统计数据库(UNCTAD Statistics)；人均GDP(per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基础设施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因为它包含的范围极广，我们在此将其进行简化处理③。

      (三)出口国内增加值测算结果的跨国比较

      运用前文出口国内增加值(DV)的公式

，运用Matlab软件对样本的40个国家分别进行测算，得出各个国家分行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矩阵表，然后根据不同行业的归类标准，得出各个国家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为了国与国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增加值占出口值的比率作为最终的被解释变量，下面就跨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我们首先将资源密集型行业进行跨国比较，如图1。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V)占比中，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分别达到了40%和30%，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与这两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不无关系。对于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和印尼来说，出口增加值的大部分来源于资源型的产品，这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要素禀赋理论。将制造业细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后，由图2可以看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中，中国具有一定的优势，增加值所占比重较大。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出口，各个国家相差不是很大，其中中国和波兰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比较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增加值比较而言，中国依然具有优势，其次是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相对低的国家是拉脱维亚和塞浦路斯。

      在进行实证分析以前，我们将契约质量与出口国内增加值进行统计分析。在此我们将混合样本进行拟合得到图3，根据图形的结果，我们发现契约质量与出口国内增加值有着正向关系，即随着一国契约质量的提高，该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们的假说1。但是契约质量具体对何种产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影响较大，是否对高附加值的产业影响更大，需要我们进一步的验证。

      

      图1：2011年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比跨国比较

      

      图2：2011年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占比(中国与中东欧)

      

      图3：契约质量与出口国内增加值混合样本拟合图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契约质量是核心的解释变量，我们重点研究的是契约质量对不同产业国内增加值的影响，下面的实证检验首先研究契约质量与一国出口总的国内增加值的关系，然后研究契约质量与资源型产业及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关系。

      (一)契约质量与出口总的国内增加值

      本文采用包含时间特征和截面特征的面板数据，在做实证检验之前，我们做了混合样本的散点图，最后确定的样本是包含40个国家17年的数据。

      1.模型基本回归结果。

      对于面板的回归，在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的选择中，我们进行了LR检验和Hausman检验，综合检验结果，最后选定的是固定效应模型。

      根据表1分析，核心解释变量——契约质量，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契合了我们前文的假说，表明一国契约质量越高，该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就越多，因为在高契约质量的国家，其契约执行所需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并且关于事后利益分配的纠纷更少，有助于该国的供应商、生产商和买者之间达成交易，促进该国的贸易，增加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由表1的第5列可以看到，控制变量中除了基础设施和人均GDP以及创新能力变量以外，其他变量都在一定的程度上显著。创新能力变量的系数是负值，虽然不显著，这也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它表明创新对一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的影响不大，甚至是负的。对于这一结果的解释，我们认为与当今世界上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限制出口不无关系。人均GDP变量不显著，笔者认为，与一国的储蓄消费习惯有关，中国是典型的储蓄大国。所以高的人均GDP不能有效的转化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自然不强，因而在出口增加值方面表现平平。

      2.内生性问题。

      前文的估计方法，通常会面临某些回归变量并非严格外生问题的干扰，除此之外，国家的出口往往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特征，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角度来看，同样如此。因此，我们接下来将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之一纳入计量模型中，得出如下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显然在动态面板模型中，由于解释变量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从而与扰动项相关，同时出口国内增加值与其他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反向因果关系。考虑内生性问题的存在，我们运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上述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下面我们报告运用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由于本文设定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还包括其他的控制变量，因此在GMM模型的估计中，我们还要对这些变量进行类型的筛选。经过各个模型的序列相关检验和Sargan检验，我们发现，除了契约质量为内生变量外，其他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设为外生的模型效果最佳。与此同时，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的影响，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采用稳健估计量。根据上述方法得到的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1)、(2)两列采用的是差分GMM得到的结果，(3)、(4)列是采用系统GMM的结果。从表中的结果我们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我们发现无论采用哪种方法，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出口国内增加值确实存在持续性的特征。第二，契约质量的回归结果都为正，并且在除了第一列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和前文的固定效应结果一致，表明契约质量越高的国家，相应的其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也会比较高。这验证了我们的假说1。第三，关于控制变量，我们关注创新的系数，在这里变成了正数，并且在系统GMM估计方法下，在10%的水平上显著，这似乎更符合我们关于创新的预期，但是其显著性水平不高，并且在差分GMM下根本不显著，这从一定的侧面说明了各个国家关于创新的投入，并没有有效的转化成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这与国家对核心技术限制出口不无关系。人均GDP在1%的水平上变得显著，这说明发达国家是主要的出口增加值的获得者。

      

      3.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样本国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以及根据国家的人均GDP将发达国家再进行分类④，因此三组样本分别是发展中国家、比较发达的国家和最发达的国家。运用系统GMM的方法进行回归，发现核心解释变量——契约质量均与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保持了高度的正相关，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前述分析结果的稳健性，由契约质量系数的大小比较可以发现，契约质量对比较发达国家的影响最高，其次是最发达的国家，最后是发展中国家，综合来看就是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大⑤。

      (二)契约质量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及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为了进一步研究一国在哪些产业的出口增加值比较多，需要将出口的国内增加值进一步分解汇总，分析契约质量与各产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关系。分别研究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制造业(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与契约质量的关系。

      1.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在分析国家的契约质量与各国不同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关系之前，分别进行了LR检验和Hausman检验，检验的结果都拒绝了原假设，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并且该模型同时考虑了组间异方差、截面相关和序列相关。契约质量与国家不同产业分类下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关系如表3所示。

      

      首先分析第一列，契约质量contr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契约质量对资源密集型产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一国人力资本越丰裕，该国的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国内增加值越少。人均GDP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可能具有一定的虚假性，世界上资源型大国，如中亚的产油大国人均GDP是很高的，因此我们认为两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关系。其他的解释变量不显著，说明其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增加值没有显著影响。分析第二列，核心解释变量契约质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提高契约质量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制造业总体的控制变量中，除了人均GDP变量以外，其他变量都在不同水平上显著，说明改善基础设施、增加入力资本、加大创新研发以及吸引外资流入，可以提高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最后分析将制造业分解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回归结果。核心解释变量——契约质量对这三种类型的产业出口增加值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从系数的大小来看，契约质量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大于技术密集型产业。

      2.系统GMM估计结果。

      为了克服解释变量内生性的问题，对上述的估计运用GMM的方法进行重新估计，其结果列在表4中。由于多数情况下，变量滞后值并非是差分方程的理想工具变量，因此选用系统GMM的方法进行估计。并且通过序列相关和Sargan检验，把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视为内生变量，把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创新研发变量视为先决变量，其他的控制变量视为严格外生变量。

      分析表4可知，核心解释变量——契约质量除了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显著外，对其他产业的出口增加值在不同的显著水平上有影响，就制造业整体而言，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将制造业分解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后发现，契约质量无论是在显著水平上，还是系数的大小上，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影响要大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说明随着一国契约质量的提高，该国的出口增加值从附加值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逐步转向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行业，即契约质量有助于一国从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端向高附加值端的攀升，说明一国高的契约质量可以促进一国产业链实现功能升级⑥。

      

      3.稳健性检验。

      与前文采用相同的方法将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比较发达国家和最发达国家，采用系统GMM进行再次估计，从制造业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⑤，契约质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由系数的大小比较得知，契约质量对最发达的国家影响比较大。对于资源密集型产业，契约质量依然不显著，这一结果与前文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且从控制变量来看，也与前述分析结果基本一致，这也表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对契约质量与产业链提升即出口国内增加值进行了实证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将出口增加值进行了分解，分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制造业(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分别进行检验，并且将国家分为发展中国家、比较发达国家和最发达国家进行了稳健性的再检验，得到结论：1.契约质量高的国家，其出口的国内总的增加值也比较高。2.对于资源型产业的出口，契约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对于制造业，无论总体还是其细分行业，契约质量对其出口的增加值都有显著的影响，契约质量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影响依次增强。这表明一国的制度质量影响该国产业链从低附加端向高附加值端的攀升。3.分区域的检验结果表明，契约质量对资源密集型产业出口增加值依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制造业，契约质量对最发达国家的影响最大，对发展中和比较发达国家的影响比较相似。4.在控制变量中，基础设施对出口增加值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在分行业和分区域的检验中，基础设施的作用都比较显著。其次是人力资本和利用外资存量变量的显著性都比较强，值得注意的变量是创新研发变量在某些检验中不显著甚至是负值，这与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对核心技术限制出口有着密切联系。

      通过实证结论的分析，“一带一路”国家在制度质量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尤其是契约环境参差不齐，导致各个国家在产业链的位置不尽相同，为了使得“一带一路”国家更好的融合到产业链的分工体系，促进国家之间的优势互补，实现一国从产业链的低附加值端向高附加值端的攀升，沿线国家在加强硬件设施建设的基础上，更应该着重关注软环境的建设。构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效促进契约执行的效率，减少交易成本，大力提高法院等裁决剩余权利的有效性，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整个地区产业链的功能升级。

      ①具体推导过程可以向作者索要。

      ②本文关于行业的划分参见樊茂清和黄薇(2014)《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中的分类方法。

      ③基础设施只选取了通俗认识的移动通讯、耗电量、网络和铺设公路里程，由于有些数据不可得，最后我们选取了通讯、耗电量以及每百人网络使用人数。我们将这三个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合成了一个指标，后面分析用符号ifra表示。

      ④我们将人均GDP小于10000美元的国家列为发展中国家，在10000～20000美元之间的作为比较发达的国家，大于20000美元的国家列为最发达的国家。

      ⑤如果需要回归结果，请向作者索要。

      ⑥参见Humphrey and Schmitz(2002)提出产业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分别是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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