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环境与心理理论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环境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08)04-0125-128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近20年来，儿童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ToM)研究已成为发展心理学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心理理论最早由Premack和Woodruff对黑猩猩是否认识心理研究中提出，是指个体对自己或他人的心理状态，如意图、愿望、信念等的认识和理解，并以此对他人的心理和行为做出因果性解释的能力[1]。衡量儿童是否获得心理理论的方法是Wimmer和Perner所设计的经典错误信念(false belief)任务，如意外转移任务、意外内容任务等[2]。
早期儿童心理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主要集中在对心理理论理解起始的年龄、不同信念任务带来的结果差异等问题的探讨，随后转向关注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差异、导致差异产生的影响因素等方面。Harris指出，目前心理理论的研究者逐渐注重研究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日常生活变量，其中儿童的言语能力和对话环境成为研究的重要因素[3]。儿童的言语能力方面，研究重点在于探讨语言的语法、语义和语用与心理理论的关系上；在儿童的对话环境方面，研究重点则在探讨微观的家庭环境和宏观的社会文化环境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上。
1 对话是心理理论充分发展的基础
人类通过观察他人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推测行为意图，通过语言来表达他们彼此间的想法和情感。Harris指出，一个可能的假设就是儿童对想法和情感的理解是随着参与对话的机会而变化。在谈话背景下，交谈双方很少有共同的想法和知识背景，这要求孩子们能够理解知识和信念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对话顺利进行[4]。实证研究表明，经常参与对话的儿童心理理论任务完成得较好，特别是那些参与不同观点交锋对话的儿童表现得尤为出色。
1.1 纵向研究证明儿童言语能力是心理理论发展的预测指标
Astington和Jenkins运用意外内容任务、意外转移任务以及外表—实在任务来衡量儿童的错误信念理解水平，采用“早期语言发展测试量表”(TELD)测查儿童语言发展水平。在7个月时间里，分三个持续的时间评定学前儿童的语言能力和错误信念理解水平。结果发现，错误信念任务的表现并不能预测语言的获得。但是，在最初的评估中，语言能力，尤其是句法能力可以较好预测心理理论表现的持续发展。因此，那些在学习起始阶段语言技能优越的儿童，尤其是语法领域，在心理状态持续概念化发展中能取得更大的进步[5]。
Watson,Painter和Bornstein对27位中产阶级欧裔美籍学步儿童进行为期两年的跟踪研究。一方面，通过母亲报告的方式，获取儿童两周岁时的言语技能信息，如儿童词汇、话语长度、语素用法以及句子的复杂程度等；另一方面，评估了母亲的言语智力和社会经济地位。直到这些儿童四岁时，再次评估了他们错误信念任务的表现和言语智力。研究结果表明，儿童24个月时的语言技能很好地预测他们48个月时的心理理论表现[6]。
在de Villiers等人的试验中，以28名3-5岁的英语母语儿童作为被试，进行跟踪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儿童的错误信念任务和语言任务的得分均呈明显上升趋势，语言能力关系到其错误信念任务的完成情况。语言能力高，错误信念任务得分也高；语言能力低，错误信念任务得分也低。尤其是某些句法结构（如英语中的宾语从句）和心理状态动词的运用状况更预示着儿童信念理解任务完成情况。[7]
1.2 横向研究说明日常对话缺失的聋哑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显示出延迟
聋哑儿童的研究，为对话促进心理理论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证据。Peterson和Siegal概述了11项聋哑儿童在标准错误信念任务的表现。研究结果表明，父母是听力正常的聋哑儿童在心理理论发展上表现滞后。而那些早期学习手语的聋哑儿童，尤其那些父母也是聋哑人，并在流利手语的家庭环境中的儿童，却表现出与正常儿童相似的水平[8]。这说明聋哑儿童的困难并不仅仅是聋的缘故。
在Moeller的实验中，以26名年龄为4岁3个月到9岁11个月的母亲听力正常的聋哑儿童为被试，并以26名4岁3个月到5岁11个月的正常儿童为对照组。设计多种亲子游戏情境，诱发母子心理状态对话，进行录像编码，并收集母亲的手语词汇、孩子的语言能力以及标准心理理论任务表现等方面的信息。实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儿童语言能力后，母亲心理状态术语出现的频数都与儿童的心理理论水平显著相关；母亲心理状态术语出现的频数又受到母亲的手语熟练度影响[9]。也就是说，由于日常交流的延迟，尤其是正常父母有一个聋儿的情况，削弱了聋哑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
Brenda和de Villiers等采用横向研究设计，选取176名用美式手语的3岁11个月到8岁3个月的聋哑儿童为被试。这些儿童中，有的父母听力正常，有的父母是聋哑人。对这些儿童进行了一系列典型的心理理论任务和语言能力测试。结果表明，父母是正常人的聋哑儿童在心理理论测验任务中表现出显著滞后。相比较之下，生长在父母也是聋哑环境中的儿童则和同龄的正常儿童具有相同的表现[10]。
1.3 干预研究证实了大量对话会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
干预研究证明，有关人与人间想法或观点的对话，对儿童信念理解有极大的影响。例如，Guajardo和Watson采用3-4岁儿童为被试，进行了一系列言语干预，考察了儿童在大量心理状态术语的社会性对话环境中，能否促进其心理理论发展。结果表明，社会性对话有助于促进心理理论的发展[11]。
Lohmann和Tomasello对在标准错误信念测验中失败的3岁儿童，进行各种不同类型的训练。结果发现，能促进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最有效的训练方式是：呈现一系列物体，其中有些物体外表会使人误导（例如，一个物体看起来像一朵花而实际上是一支钢笔），然后给儿童提供人们会对这些物体的表面特征和实际属性怎样说、怎样想以及知道什么等方面的言语评论。而如果只呈现给儿童一系列让人误导的物体但不提供言语评论，则对儿童心理状态理解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12]。
Hale和Tager-Flusberg的研究得到相似的结果。在一项干预研究中，先让儿童讨论故事中有错误信念的主人公，然后再说明故事主人公有哪些错误信念。在每个案例中，不管儿童是否说错主人公所想或所说的话，他们都得到一个正确的言语反馈。这种干预有效地促进了3岁儿童对错误信念的领会[13]。
最近，Falkman和Roos等人对聋哑儿童进行了为期3年的干预研究。这些儿童都是非本族手语者，一发现他们具有聋哑的迹象，就为其提供良好手语发展的环境。对照组是在心理年龄和性别都进行匹配的听力正常儿童。研究表明，聋哑儿童在不同任务和不同时段上，错误任务测试成绩上有较大的变化；而对照组的正常儿童在第一次测验中就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天花板效应，并在所用任务上表现出较少的变化。但是，在非心理表征任务上，如错误图片任务(the false-photo task)，聋哑儿童和正常儿童都表现出100%的正确率[14]。这说明了一种共同语言的早期交流对心理理论发展影响重大。
总之，使用不同方法对不同儿童进行的各种研究都有力地证实了这个理论假设。也就是说，儿童自身的语言能力和他们在对话中的参与性，尤其是与心理状态有关的对话，促进其心理理论的发展。
2 对话环境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儿童的心理理论在其社会文化背景和各种社会互动中得以发展，语言的功能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其中，对话环境是解释儿童心理理论发展速度差异的主要因素。
2.1 家庭对话环境对心理理论的影响
2.1.1 兄弟姐妹的数量和相互关系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建构理论认为，早期儿童与他人的社会交往，有助于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而兄弟姐妹是儿童早期最经常交往的对象。国外的多项研究表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和兄弟姐妹的数量以及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相关。有兄弟姐妹的儿童，心理理论任务得分比在家中仅仅和父母交往的儿童得分高。
1994年，Perner,Ruffman和Leekman首开这方面研究的先河。对76名3～4岁儿童进行测验，这些儿童兄弟姐妹的数量分布在1～3个之间。研究结果表明，儿童拥有兄弟姐妹的数量与其在错误信念任务上的得分存在着显著性相关[15]。
Das和Babu的实验中，以学前儿童为被试，通过3项标准信念任务来衡量他们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同时观察记录了每位儿童自由玩耍的情景。研究结果表明，当考虑到孩子对每项任务问题的解释时，有兄弟姐妹的孩子与无兄弟姐妹的孩子间存在着显著差异；而且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更能考虑到他人的心理状态[16]。
McAlister和Peterson对63个平均4.2岁的儿童，进行了为期14个月的跟踪研究，考察儿童对心理理论理解与兄弟姐妹数量之间的关系。首先对这些孩子进行了与年龄相匹配的标准错误信念任务测验。结果发现，不论孩子的生理年龄是多少，有两个或更多兄弟姐妹的孩子得分显著地高于那些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分层多元回归分析也证明，兄弟姐妹的数量比生理年龄和语言智力更能预测儿童在错误信念任务中的表现。在第二次测验中，当控制年龄、言语智力和第一次测验分数后，兄弟姐妹的数量仍能预测错误信念任务将有更高的分数[17]。这进一步说明，家庭中大量的谈话交流促进儿童在学步期和学前第一年间的心理理论发展。
另有研究表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也会影响儿童心理理论发展。Perner,Ruffman和Leekman的研究发现，儿童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合作关系和后来的心理理论任务的成绩相关，而冲突、竞争、控制的关系和后来的心理理论任务成绩不存在相关[15]。后来，研究者进一步研究说明，有部分使用心理状态术语的冲突和心理理论任务成绩也存在相关。
Foote,Holmes和Denver考察了兄弟姐妹间的冲突和错误信念理解的关系。调查的变量是儿童在冲突情景中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和具体冲突类型，具体有三种冲突类型，即围绕他人的争论(other-oriented argument)、围绕自己的争论(selforiented argument)和没有争论。此研究对22个3～5岁的儿童，进行了8个不同的错误信念测试，并对其和哥哥姐姐玩耍的情景进行了录像记录。研究表明，兄弟姐妹冲突类型和孩子的错误信念理解相关。在控制年龄和普通语言能力后，儿童使用围绕他人的争论与完成错误信念任务的成功具有显著相关，而没有争论、围绕自己的争论与错误信念任务的消极表现相关[18]。
2.1.2 父母言语交流方式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母亲语言方式类型对孩子的心理状态理解有很大作用。“将心比心”(mind-mindedness)是其中一个比较有效的指标。Meins将其定义为：“父母把孩子看作具有独立心理的个体倾向，表现为使用心理特征的语言来描述孩子的倾向”[19]。为了考察母亲的“将心比心”是否会影响孩子对心理理论的理解，Meins,Fernyhough和Wainwright等做了此方面的研究，他们对母亲在言语行为上如何关注她们6个月大的婴儿进行了区分。研究结果发现，诸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是一个球。”或者“你刚刚嘲笑我了。”等这种经常性的“将心比心”言语行为预测了儿童在3.5岁后心理理论测试的成功[20]。
我国学者桑标等以幼儿园大、中、小班60名中国儿童作为儿童被试，以他们的家长作为家长被试，通过亲子互动游戏来考查亲子间心理状态术语、非心理状态术语使用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控制年龄因素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和母亲心理状态术语使用存在显著相关。当控制了母亲和儿童的心理状态术语使用总数后，母亲及孩子非心理状态术语的使用与儿童心理理论发展都不再存在显著相关[21]。
自闭症儿童研究结果亦然。Hale和Flusber干预研究了57位自闭症儿童的对话技能和心理理论的发展轨迹。在一年之内，两次收集了儿童与家长交流时的自然言语样本、儿童标准词汇量和错误信念任务成绩等方面的资料。一年后，自闭症儿童围绕一个主题谈话的能力明显提高；等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心理理论发展与连贯对话能力互为促进[22]。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都表明，与孩子大量对话的母亲（或父亲）能促进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而消极影响并没有得到证明。进一步的研究也说明，而仅仅话多、并不是和孩子交流的母亲（或父亲）并不能促进儿童对心理状态的理解。例如：Charman,Ruffman等发现，母亲的心理状态对话预示了儿童心理理论的表现，而并非其他方面（如描述）的对话。进而指出，如果父母的训练策略重在心理状态（如受害者的感觉，无意的侵犯），那么孩子在错误信念任务中的成功要早[23]。
2.2 社会文化环境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
Nelson认为，儿童的心理理论使儿童进入思想的群落(Community of Mind)，要表达或表征这些思想必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交往背景(community)中，借助语言符号来进行编码和解码[24]。正如跨文化研究发现一样，在不同文化环境里，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Wellman等对178项儿童心理理论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文化背景不同的儿童（西欧、北美和亚洲工业中心等）在4-5岁时都能完成错误信念任务[25]。这说明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儿童心理理论发展在年龄的获得上存在相同之处。
另有研究表明，不同文化环境下儿童心理理论发展也存在着差异。如Lillard等人以美国东部低经济收入的农村儿童和同地区的城市儿童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文化间的行为解释发展。研究结果发现，城市儿童用心理理论解释行为（如他帮我捉虫子，是因为我和他喜欢捉虫子）的频率约为60%；而农村儿童大部分趋向于用外部情境解释行为（如她帮我拿书，是因为如果她没帮，我就会错过公共汽车），仅有20%的儿童用心理理论解释行为。而且，在用心理理论解释行为的现象上，城市儿童出现较早，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同年龄段的农村儿童拉开的距离更大[26]。
Wellman和Fuxi Fang在对140名生活在北京的中国儿童，135名母语为英语的美国儿童和澳大利亚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特点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儿童在心理状态理解上存在普遍的发展顺序，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社会文化差异。北京儿童的早期心理状态理解在知—不知任务上(the knowledgeignorance task)表现明显，而以英语为母语的儿童，早期心理状态的理解在互异信念任务上(the diverse-beliefs task)表现显著[27]。这个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的文化背景不同，儿童的早期心理状态的理解亦会出现差异。
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另有研究者进一步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生理机制。如Kobayashi和Glover进行了此方面的研究。实验采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fMRI)，对完成二级错误信念任务和卡通任务的12名美国单语儿童和12名日本双语儿童进行研究。单独测定下丘脑前额皮质(vmPFC)和内侧顶叶这些大脑的特定区域，另一些大脑区域如额下回(IFG)和颞顶联合区(TPJ)在被试完成错误信念任务时测定。研究结果表明，儿童心理理论的神经基础与早期的文化背景有关。[28]
3 未来的发展方向
3.1 扩大研究主题.
研究语言的语用性和对话环境对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大多数研究侧重家庭背景（家庭规模、家庭经济地位等）、家庭成员（主要是父母和兄弟姐妹，尤其是母亲）以及儿童对话间的相互作用。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数量的增多和入学年龄的提前，对幼儿同伴间、教师与儿童间的对话环境也应加以关注。
另外，仅对儿童的信念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进一步研究儿童的意图、情绪等与对话及其对话环境的关系。如从母亲角度上的心理谈话与从婴儿角度上的情绪安全之间的关系应继续协调，并鼓励关注社会认知和关注早期依恋这两个不同的研究团体进行交流与合作[29]。虽然目前已有学者[30]以4岁儿童为被试，对儿童依恋，母婴对话以及心理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此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我们以更小的儿童为被试，采用更复杂的研究设计进一步多方面地深入探讨。
3.2 改善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的改善可以拓宽研究的视域，更广泛了解人的心理状态，还能进一步扩展研究对象的范围。一般的研究围绕着经典信念任务，采用语言交流的方式。对于年龄小的儿童也使用这种研究方法会受到置疑，特别是在心理理论与语言能力测试中，由于错误信念任务是一种言语性任务，和言语能力测试有许多相互重叠的成分，从而得出的结论近乎循环论的结果。虽然Call和Tomasello[31]为解决这一问题，试图设计出非言语任务来，但仍然避免不了带有言语成分，效果并不佳。也有国内研究者[32]以游戏等方式来取代听故事、看图片以及语言反馈的做法，在游戏中运用角色扮演来了解儿童的真实想法，但这些方法的采用仍面临着实验结果是否客观以及怎样广泛收集数据的问题。另外还有些学者[33]对聋哑儿童采用非言语任务设计，但若这种非言语任务用到正常儿童身上，还需要进一步验证。不过，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工具会有较大的突破。
3.3 揭示研究机制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兴起，借助脑神经科学研究技术的发展去探明心理理论的脑机制已成为心理理论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目前，国外的心理理论脑成像研究已取得相当丰富的成果，并得出了较一致的结果：即个体在完成心理理论相关任务时，会有明显的相应区域的激活，主要有腹内侧额叶、杏仁核以及颞上沟回等区域的激活[34]。而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心理理论必然会受到文化语言背景的影响，但关于这方面的脑成像研究还微乎其微。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在不同对话环境下儿童心理理论的脑机制问题，如东西方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的跨文化研究，Kobayashi和Glover在这方面已迈出了第一步[28]；父母言语交流方式以及国内的独生子女政策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的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