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转型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社会论文,基层党组织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新时期。90年代初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又明确地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样，我国就先后推进了两个转轨或曰转型：一是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两个转型，特别是后一个转型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场变革将愈益显示出对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无可估量的推动力。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作为政治范畴的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和活动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经济环境的。社会的转型必然对基层党组织建设提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
第一，单一的公有制转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社会转型期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将大量涌现一大批无上级主管单位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一批流动党员，这就迫切要求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网络化的党的基层组织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上海涌现出各类新经济组织20多万家，就业人数超过200万；拥有各类社团组织近3000家，民办学校、 民办医院等非企业单位13000多家。（注：《中国城市社区党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这些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都无上级主管单位，这就使原来垂直管理的党的组织体制难以适应。目前，上海有387 万流动人口。（注：《解放日报》2001年4月19日。 ）这其中组织关系放在“袋袋”里的流动党员有多少，笔者未看到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据长宁区的不完全统计，仅该区新经济组织内，组织关系曾一度放在“袋袋”里、近几年才回到党组织怀抱的就有1100多人。党员的流动状态和部分党员无法参加组织活动，给改革和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二，由比较封闭走向全面开放，是社会转型期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对外开放带来的多种意识形态的相互激荡对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的负面影响，迫切要求增强对党员的教育。
在计划经济时期，党员和干部获取国内外大事的信息渠道是单一的，即主要通过党组织传达上级的文件和听取传达报告。而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党员获取信息则是多渠道的。特别是因特网的出现，对党员教育带来新的挑战。美国的网络文化就对我们党的思想传播开成巨大冲击。据统计，现在世界上80%以上的网上信息由美国提供。美国还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美国电影生产总量虽然只占世界6—7%，却占据总放映时间的50%以上。（注：马锦燕：“因特网传播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与对策”，载《思想政治教育》2001年第2期。）在东西文化交流中， 这种“西强”我弱的态势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加上由于在转型期内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企事业单位组织结构的大调整，使党员思想呈现出多变和波动的状态。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基层党组织大力增强党员教育的有效性，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
第三，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社会权利的重新调整，从而加剧了社会矛盾，这是社会转型期的又一重要特征。执政党是通过它的党员和干部去具体地领导这一利益的再分配与权力的再调整的。因此，这一社会矛盾又集中地表现为党群矛盾和干群矛盾，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趋于冷漠状态，这就对基层党组织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强化对党员干部的制约和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是建国以来最快、最大的时期，因而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对党的政策的信任度、认同度最好的时期；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文革”时期除外）党群、干群关系最严峻的时期之一。这两者似乎是矛盾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极不和谐地统一了起来。党群、干群关系趋于冷漠与疏远，在整个社会转型期内可能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状况的产生是有多种原因的，这不仅是因为在社会利益大调整过程中，改革赋予领导干部更多的人、财、物的支配调度权和更多的经济利益占有权，而一般职工在本单位的权益相对下降（这或许是历史的进步），部分群众对此思想上难以接受；而且还因为某些地区、部门、单位的党员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在改革中扩大个人的权益，要求群众单方面地压缩或牺牲个人的利益，有的不够廉洁自律，甚至腐败堕落，从而加剧了党群和干群矛盾。这就呼唤基层党组织，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健全党内监督与制约机制，促使党员干部在党员和群众的严格监督下，掌好权，用好权。
第四，在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中，愈来愈重效率（效益），愈来愈讲竞争，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必然要求，也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环境对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主要是由党的性质和自身建设的规律决定的，党的中心任务的转换和社会环境特别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又给予它以制约和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上级党组织可以通过文件硬性规定党组织在基层单位的地位、作用和开展活动的方式、方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受到了冲击。首先，不能用一种模式去规范所有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的工作和活动；其次，社会上将涌现一大批非公有制的各类组织，它们的活动除受制于国家的法规和政策以外，不受党的文件的约束。这些单位内部的党组织和党员，只有通过改进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取得推动单位经济工作和其他中心工作的业绩，从而取得经营管理者的认同，才能获得自己在基层单位内应有的地位。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也是从根本上回答了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问题。面对社会转型期对基层党建工作的挑战，我们应该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等方面全面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在当前一个时期，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是特别重要的。
第一，要把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努力构建好覆盖全社会的网络化的基层党组织体系，形成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格局。
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是江泽民同志党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曾经多次重申：“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针对一种企图在社会转型期要削弱和否定基层党组织作用的错误倾向，他严肃地指出：“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整体，否认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必然会削弱党的领导。”（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第523页。 ）在谈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时，他曾极其形象地说过“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这样一句寓意深刻的话。党的整个组织力量来源于党的基层，党必须始终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是要靠发挥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去贯彻和落实的。没有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就会落空，党就会失去战斗力；而且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党的基层牢固了，党才能经受住种种风浪的考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
我们完全可以预料，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基层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和功能定位可能发生新变化。这一变化的趋势是：从它的隶属关系看，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块（社区）为主、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将逐步取代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以单位为重心的上下垂直管理体制。从它的功能定位看，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各类单位除了担负自身的因社会分工不同而赋予的专业职能以外，还担负着统包统揽所辖职工生老病死的大量的社会职能，基层党组织作为权威的、公正的职工利益的代表者、调节者发挥着党政（行政）大权包揽的功能；随着社会的转型，各种社会职能同各类基层单位剥离而由社会承担，以及随着“党政分开”原则的推进，各类基层党组织的定位又回复到发挥其政治功能上。这种变化，目前集中地反映在同市场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党的工作上，今后随着改革的深化，将可能波及到其他各类基层单位。
有些同志由于受到传统的思维定势的影响，总是把这种发展趋势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改革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发挥基层单位行政领导的作用同削弱党的领导联系起来，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必须转变，要学会宏观地思维。党的领导和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要把基层党组织的定位和发挥它的作用放到整个党的工作和党的组织体系中去思考。从纵向看，党的领导可以大致分解为中央、地方和基层三级党组织的领导，这三级党组织各自的作用是不同的。党中央主要是制定党的大政方针，决定重要干部的任免；地方党委主要是结合本地区的情况，创造性地贯穿党的方针政策，决定本地区所属重要干部的任免；而基层党组织则主要是教育好党员，发挥党员的作用，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三级党委的职责不同，功能的定位也不同。从横向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全国的工、农、商、学、兵、党、政等各个方面都要全面地实施领导，但是，对各个不同的领域实施其领导的方式也是有区别的。发挥各级党组织的作用，就象弹钢琴一样；十个指头按下去，要有轻有重，相互配合，形成节奏，才能产生好的音乐。此外，我们还要承认，基层单位的党组织和在上级党委领导下的行政组织，都是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各自作用的发挥，都是党的领导的体现。早在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在谈到要逐步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院长、校长负责制时，曾经说过，“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邻导，加强党的领导。”这些单位的行政负责人“大多数是党员，管理制度改变了，他们除了要受上级行政部门的行政领导以外，还要受上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同级党组织的监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0页。）因此，我们决不能把发挥行政领导的作用同加强党的领导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在上海这样一个特大型城市，要努力形成一个以社区党建和企业党建为重点，全面加强其他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新格局，这是加强和改进社会转型期基层党组织建设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职能剥离并向社会转移，社区成为党的基层政权建设的新落脚点；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大批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流动人口进入社区，使社区成为大批新经济的组织和人员的融会地，加强社区党的建设，就成为基层党组织建设中带有战略性意义的重要一着。
从发展趋势看，社区党建将愈来愈显示出在基层党建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企业党建仍然是城市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特大型城市基层党建的又一个重点。企业党组织在企业的定位是发挥政治核心作用，但是这一定位具有相当大的弹性，而且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内涵和外延是不一样的。具体地说，党组织在国有独资（含国有控股）企业是在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在中外合资企业是在中方人员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而在私营企业则是在企业职工中发挥这种作用。由于企业投资结构处于变动之中，企业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也是经常变动的。在整个社会转型期，企业党组织和其它基层单位党组织要根据企业投资主体的变化和改革的深化适时地转换自己功能的定位和赖以生存的空间；但是这种转换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和进程相适应，必须同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它各种体制改革的步骤和进程相适应，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决不能超前，不能主动放弃工作阵地，留下真空和漏洞，削弱基层党的工作。
第二，加强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努力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在社会转型期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所要解决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
邓小平曾经指出，“工厂、公司、院、校、所的各级党组织，要管好所有的党员，做好群众工作，使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各个企业事业的骨干，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的完成。”（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0页。）这就告诉我们，各类基层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教育和管理好党员，提高党员的素质和水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党员，是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必然要求。就以搞好党员教育来说，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当前搞好党员教育工作的关键是提高党员教育的有效性。提高党员教育的有效性，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括如何增强党员教育的针对性，如何发挥党员教育的组织者（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实践教育要求的表率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但尤其同如何改进党员教育的内容、方法、载体和手段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着重就此发表一些意见。
1.关于党员教育的内容。对党员要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知识的教育，以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这当然是开展党员教育的一个永恒的内容。在当前，紧密联系社会转型期的实际，对党员开展坚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是摆在各类基层党组织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我们要探索社会转型期党员先进性的主要特征，它同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坚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有何区别？这是搞好党员先进性教育的一个前提。能不能这么说，共产党员要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克服困难，去夺取革命的胜利，是革命战争时期坚持先进性的主要特征；要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发扬“老黄牛”的精神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坚持先进性的集中体现；而党员必须放眼全球，胸怀大局，站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前列，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并取得实绩，带头勤劳致富并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则是社会转型期坚持先进性的基本特征呢？这当然需要加以研究。此外，对不同基层单位和行业的党员，是否可以提出坚持党员先进性的不同的要求？有些地区党组织对在私营企业工作的党员提出了“以做好经济人为前提，充分发挥政治人作用”的党员先进性的理念。所谓“以做好经济人为前提”，就是党员要充当经济上的能人，以取得业主的理解和认同；所谓“充分发挥政治人作用”，就是要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这样的要求，是否站得住脚？也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勇于探索。
2.关于党员教育的方法。党课教育、集中轮训、开会座谈、评比竞赛、报告演讲、家访谈心、参观访问、测试问答是多年来开展党员教育行之有效的方法，都可以继续运用。但是，运用电化教育的方法去开展党员教育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电化教育是党组织运用录音、录像、广播、电视和电影等现代化传播手段，对党员有组织地进行的一种有效的教育活动。这种教育方法形象直观，生动具体，为党员喜闻乐见，有较强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有利于提高党员学习的积极性，增进党员教育的效果。
3.关于党员教育的手段和载体。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开展宣传教育是搞好党员教育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手段。近年来，我国网络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有相当一部分党员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党员是网民。基层党组织和党务工作者决不能放弃因特网传播这一宣传教育工作的阵地。基层党务工作者必须努力学习和掌握网络知识，走进网络及使用者的世界；必须学会运用网络这一先进教育工具，充分发挥网络的信息优势和教育功能，遏制它的负面影响；必须学会利用网上图书馆、科技馆开发思想政治工作的场所，介绍健康的书刊、软件、视盘，丰富党员教育的内容。此外，还可针对个别网络使用者的思想问题，运用电子信箱为其提供指导和帮助。在这方面，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第三，要加强党的基层的民主建设，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的民主渠道，这是社会转型期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加强党的基层的民主建设，保障和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的渠道，是保证党要始终成为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的一个重要前提。作为一个执政党，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础，没有党内民主的发扬，就谈不上人民民主的完善。如果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愿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不能得到充分的表达，党就很难当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
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的工作的基础，直接面对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加强党的基层民主建设，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的渠道，这无论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在深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基层党组织参与本单位重大问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还是对于落实对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制约和监督，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基层单位的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对上面（上级领导）要求民主，对下面（普通党员和非党群众）则要求集中；思想认识上表现为发扬党内民主的观念淡薄，维护党员权利的意识不够；有些问题较多的干部则是害怕民主，害怕群众。这种状况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党内不断增强的民主要求是极不适应的。
要努力形成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尊重党员在党内主人翁地位的运行机制，这是加强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核心问题。当前，要十分重视维护广大党员对党内重大事项和单位重大问题的“知情权”，对党组织的重大决定的“参与权”以及对基层党的工作和党员领导干部的情况向上级党组织、直至党中央的“反映权”。党的基层组织要通过党内的各种活动和各种有效的载体，确保这些民主权利的落实。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推广单位重大问题让党员“先知道、先动员、先行动”的“三先”原则以及健全党员和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评议制度等等。目前，在部分单位试行的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对于拓宽党内民主的渠道、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具有重大的意义。
早在党的“八大”，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针对党代表大会不能经常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的缺憾，为了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好的水平，提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实行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建议，每年开一次代表大会，以充分发挥党员代表的作用和发扬党内民主。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建议没有得到落实。现在看来，面对社会转型期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挑战，首先从党的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委推行这一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又是比较易行的。所谓党代表大会常任制，主要是指规模较大的企事业单位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根据工作需要，在任期内也可随时召开。经选举产生的本届党代会代表，其代表资格在本届党委任期内始终有效。党代会的代表可以出席党的代表大会，参加代表小组的各项活动，履行义务，行使责权。一些单位通过实行这一制度，使党员更多地了解和参与党内事务及本单位的重大工作，增强了党员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强化了对党的工作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密切了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和非党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群众民主意识的增强，基层党组织应该通过推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及其相配套的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与制约的一系列制度，从而使我国的各个基层单位真正形成毛泽东曾经倡导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党内基层民主建设的目标。
第四，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大力改进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是社会转型期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又一重要问题。
邓小平在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就明确指出：“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在此后不久的又一次讲话中，他又强调说：“一个工厂的党委，总必须保证在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方面完成计划；保证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管理民主；……如果能够保证这些，就是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得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0～271页。）邓小平的这两段话， 不仅规定了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指导方针和衡量标准，而且对改进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这个重要思想为指导，基层党组织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转变自己的活动方式和工作方法：
1.要从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长期延续下来的以某种政治目标或政治运动为中心开展活动和工作的方式，转到以本单位的经济工作（或其他中心工作）为中心开展活动和工作上来。目前，绝大多数单位已实现了这种转变。但有些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实现这种转变曲解为去埋头做好具体的经营管理和技术工作，从而放松或放弃了党组织的工作。党是政治组织，不是行政机构。基层党的工作要服务于经济工作，并不是要求基层党委要同行政（生产经营）部门那样，直接去抓生产经营和内部管理，而是要从实施思想政治领导的高度去发现和解决党员和干部在改革和经营管理中的思想作风和人际关系方面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抓好党的自身建设，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做好思想工作，以保证本单位经济工作（业务工作）顺利地推进。
2.基层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各种业务工作）的结合，要从板块式的组合和拼凑，转到融合式的渗透和贯通上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当全党主要在抓经济建设的时候，党的自身建设的规律也要求基层党的工作要同基层经济（业务）工作相结合，但那时由于基层党组织的较庞大的机构设置和开展工作的自我封闭状况的存在，这种结合是外在的、拼凑式的“板块”之间的结合。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矛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基层党组织的工作必须同所在单位的中心工作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大力推动经济（业务）工作的开展。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的工作要紧密地渗透到所在单位的改革和生产经营（各种业务活动）的每个环节、每个阶段中去，使两者实现紧密的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愈来愈看清邓小平在二十多年前讲的那两段话中所蕴藏着的真理的光辉。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在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基层单位党组织（这里主要是指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的企事业单位）的党建工作同本单位经济（业务）工作将出现高度融合的新趋势：这就是在工作目标上，党建工作和经济（业务）工作融为一体，考核相关；在领导班子素质要求上，党政领导复合交叉，要求趋一，培训趋同；在人才队伍建设上，党员队伍建设与员工培训、人才培养内容融合，渠道相通；在提高效益、精简高效上，单位党政（业务）工作机构相互交融，岗位复合。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基层党务工作者必须自觉地推进这种转变。
3.基层党组织对所在单位的思想政治领导要从主要运用行政权力去直接指挥和管理转到主要依靠自身的影响力去间接地引导上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基层单位党组织（政府机关党的基层组织除外）对本单位的各方面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党委主要依靠行政权力直接指挥和管理本单位各项工作。进入社会转型期以后，这一状况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基层单位的党组织，直接面对着广大群众。党怎么领导群众？早在上世纪40年代，周恩来就曾十分深刻地指出：党“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注：《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31页。）这就是说， 党组织不能依靠某种行政权力去强制群众执行某种决定，必须依靠自己亲切的态度，细致而有效的工作，特别是广大党员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表率作用，带领群众去实现党的领导。党组织的这种工作方式的转变，不仅有利于改善和加强党对群众的思想政治领导，而且对于在社会转型时密切党群和干群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在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主客观原因，党对群众的领导方式问题一直没有从制度和体制上加以解决。今天，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就急切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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