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鹤[1]2004年在《大城市与小城镇吸纳外来人口能力与效率的比较分析——以江苏省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近年来，全世界对城市化有了更为积极的认识，并将其视为不发达国家谋求发展的必要条件，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在我国当前阶段更被公认为是解决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有效手段。那么怎样推进城市化，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成为新时期所面对的重大课题，这其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中国的城市化是应该走小城镇优先发展的道路，还是大城市优先发展的道路。 在城市化发展战略选择中，以下叁个方面将是必须考虑的基本问题：一、城市的吸纳能力，即城市所能吸纳外来人口的数量。二、城市对所吸纳人口的利用效率，即城市的持续吸纳能力问题。叁、成本。既城市为吸纳外来人口所要在基础建设、生活服务、城市资源等方面付出的成本。本研究就以江苏省为例实证分析了江苏省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外来人口能力与效率上的差异。 通过本研究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江苏省大城市和小城镇在吸纳外来人口能力与效率方面存在显着的差异。第一，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为外来人口流入创造的条件上看，江苏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远远高于小城镇。同时，大城市经济发展为外来人口流入创造的条件也优于小城镇。第二，从人口状况和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利用效率上看，大城市在人口总体规模，人口密度，外来人口规模，外来人口密度等方面都优于小城镇。并且，外来人口对大城市贡献高小城镇，即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利用效率高于小城镇。第叁，从城市吸纳外来人口所要付出的成本因素考虑，大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高于小城镇，生活用水的利用效率低于小城镇，二者资金和环保成本差异不显着。第四，通过以上叁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还了解到小城镇内部差异较大。一些发展较好的特色小城镇具有大城市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第五，江苏省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处在规模递增阶段，今后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将有利于“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的发挥。 可见，在城市化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应该走以大城市为主的道路。同时，应该发展一些具有特色优势的小城镇。进一步扩大城市规模，取得规模效应也是提高城市吸纳外来人口能力与效率的有效途径。此外，在城市发展要注重节约土地、资金、水等资源，注重环境保护。 本研究主要运用了计量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江苏省大城市与小城镇吸纳外来人口能力与效率上的差异.由于江苏省具有与我国东西部发展发展不平衡特征相似的苏南、苏北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并存现象.所以，本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全国的状况。
袁中金[2]2006年在《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小城镇发展战略是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对要不要发展小城镇和如何发展小城镇的认识却存在巨大分歧，以至于中国至今没有一个系统的小城镇发展的国家战略，来对小城镇的功能与地位、发展的目标与原则、发展的重点与路径、以及制度和政策等保障措施进行统筹安排。整体发展战略的缺失导致我国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中产生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使人们进一步质疑发展小城镇的意义。面对即将到来的小城镇发展的机遇期和转型期，以及国家发展战略和国情的需求与限制，迫切需要对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 本项研究以全国1800多个中心镇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作者近3年主持和参与的数十个小城镇规划实例和十余项有关城镇化、小城镇领域的重大科研课题所积累的文献、实地调查资料及理论思考成果为基础，首先对小城镇发展的历史、现状、问题和国内外实践经验及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述，进而在深入分析了国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重大发展战略，资源、环境、人口、就业压力和经济与城镇化转型等国情演变，以及小城镇自身由量化扩张到综合功能提升为主的转型阶段特征等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构建了理解和把握我国小城镇发展的城乡二元分析框架，提出了2大功能、24字方针、5个战略重点的小城镇发展总体战略，并对5个战略重点及其实施的政策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小城镇发展战略。全文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导言。主要讨论了为什么要进行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以及研究的意义，重点论述了中国小城镇目前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和战略转型期，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急需对全国小城镇发展的宏观战略进行研究，以回答中国小城镇下一步如何发展的问题。导言第二部分主要总结了小城镇发展当前面临的4个方面的背景情况，即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紧缺的资源环境、转型的经济和城镇化、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导言的第叁部分主要介绍了本研究中小城镇的基本概念和研究的基础材料情况。 第二章，小城镇发展的国内外实践经验和理论评述。通过分析国内外小城镇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总结了国际发达国家的小城镇在城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对有关小城镇发展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分析；通过对国内小城镇研究文献的阅读，从小城镇地位和发展模式、小城镇经济发展、小城镇社会转型、小城镇制度创新等方面对小城镇研究的成绩和问题进行了剖析。 第叁章，一个基于城乡二元关系演变的多维分析框架。通过对中国特殊城乡二元结构生成机理及其与小城镇关系的分析，认为乡村对城市的投资和发展红利的回馈乡村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只有把小城镇放在城乡二元框架下，从
郝华勇[3]2015年在《湖北省城镇化质量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城镇化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城镇化的过程不仅表现在城镇数量的增长、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人口比例的提升,更是一个资源要素在城乡地域间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等方面的系统演化。新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但城镇化发展方式粗放、城市病凸显、半城镇化现象等问题制约着城镇化正效应的释放,城镇化质量日益成为切入点来研究城镇化发展方式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已步入“新常态”阶段,在中高速增长和中高端水平的双重目标引领下,提升城镇化质量既具备结构优化的经济背景、也契合追求发展质量效益的目标要求。湖北作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面临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有利机遇,立足区域发展基础、推进城镇化质量提升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和示范效应。全文以“城镇化质量界定——城镇化质量实证评估——城镇化质量制约因素——城镇化质量提升路径”为研究思路,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界定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分析框架、价值取向,以湖北省域单元为例证,在实证评价基础上归纳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提升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具体路径。论文的通篇内容分为6章,其中：第1章为导论。分析了论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现状。认为研究城镇化既要关注城镇人口的规模增加和比例提高,还要强化对城镇化涉及的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质量的考察,避免盲目追求城镇化速度和数量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外对城镇化的微观研究难以应对我国城镇化宏大的规模、空前的差异和复杂的动因,国内对城镇化质量的研究存在分析框架模糊、研究视角泛化、机制归纳匮乏等不足。第2章为城镇化质量内涵与研究范畴的理论分析。从发展理念、空间形态、资源环境、统筹兼顾、目标导向五个方面解读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质量诉求。界定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与分析框架,即：产业支撑是动力、城镇体系是载体、公共服务是保障、生态环境是基底、城乡统筹是腹地、文化特色是品位。梳理了城镇化质量的价值取向：以生态文明为基底、以“四化同步”为过程,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第3章为城镇化质量实证评估。分别构建省域、市域、县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做实证评估。对湖北省域城镇化质量演进态势做评价后,又将湖北纳入全国省域单元做比较分析,并对全国31个省域单元的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数量、城镇化质量与数量的偏差做实证比较。横向对比之后,又将湖北城镇化质量作区域分解研究,从省内市域、县域两个层面探讨了不同尺度区域城镇化质量的差异及空间格局,提出差异化的提升对策。第4章为城镇化质量制约因素分析。依据城镇化质量分析框架及实证研究结论,可将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制约因素总结为：产业结构升级缓慢,重型化的工业结构带来的就业效应不显着,从动态趋势看,湖北产业结构演化对城镇化提高的影响作用趋势在减速增长。城镇等级体系的首位分布特征明显,运用分形维数考察湖北城镇体系的演化,表明湖北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比较松散,首位城市垄断性强,且自2004年以来这种垄断趋势并未减弱；城市间存在产业同构,武汉市高端产业优势不突出；城镇空间组织方面,省域主中心武汉市的人口、经济集聚效应明显,省域副中心及其他城市集聚效应偏弱,县域城镇化对全省城镇化进程贡献较小。湖北在公共服务供给上仍显不够,不能够满足快速城镇化人口对公共设施和服务的需求。城乡收入差距略小于全国,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均低于全国水平。湖北自然生态本底条件优越,湖泊众多、森林覆盖率高于全国水平,但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较高,高能耗的产业结构与低赋存的能源储量形成矛盾。湖北历史底蕴深厚,但依托文化资源实现的旅游业发展仍显不够,城镇个性及文化彰显仍需加强。第5章为解决对策。基于城镇化质量分析框架和湖北的现状短板,提升湖北城镇化质量的具体路径包括：强化产业支撑,产城一体发展,构建符合省情优势的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现代服务业,促进结构升级并扩大就业效应。优化城镇体系结构,数量比例要协调,形成一主两副多极带动；职能分工要差异,形成互补发展格局。完善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担负起职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则要在公共服务提供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强化财政的民生投向,弥补公共服务短板；将外来人口,即农民工群体逐步覆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建设生态文明,在发展起点上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界定城市的扩张边界,形成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开发格局；通过产业结构生态化、空间结构集约化、基础设施绿色化、生活方式低碳化、生态产品价值化等环节,落实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发展结果上,强化绿色考核,将“绿色GDP”、“生态文明型城镇化”等绿色绩效纳入考核。城乡一体化发展上把握着力点,发展现代农业、优化农村发展环境、培养新型农民；促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新型社区集中、士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壮大县域经济。文化传承上,注重突出地域、历史和文化特色,凸显武汉、襄阳、荆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独特风貌,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原真性与完整性,彰显荆楚文化魅力。第6章为论文的结论与研究展望。总结归纳了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可能的创新点,并指出了在论文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今后进行完善和提升的重点与方向。论文的创新点可以归纳为：阐述了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建立城镇化质量的分析框架,并以湖北省为研究对象,依据城镇化质量分析框架,系统剖析了省域城镇化质量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在提升城镇化质量的路径中,构建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的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为其他区域同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参考借鉴。综观全文,认为城镇化质量是既涉及理论问题又实践性很强的一个命题。区域城镇化质量研究需要持续关注其动态,做系统化研究。今后应突出城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区域研究,在研究深度、数据来源、案例借鉴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和拓展,这也是后续研究的着力点。
武小龙[4]2015年在《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一是城市发展中的"伪城市化"现象,这一现象主要是指,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并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城市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这种掩盖在城乡经济增长光环下的城乡居民实质上的权利不平等现象,可以说是城乡关系失调的一个真实的反映。二是农村发展中的"空心化"现象,这一异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是村庄外围粗放发展而内部衰败的空间形态的分异现象,包括人力资本空心化、土地抛荒化、家庭空巢化、公共服务空心化等多种形态表现。这一现象对城市化发展、新农村建设、以及城乡一体化推进均有较大影响。透过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现象,可得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城乡关系失衡。故而,本文主要围绕"城乡关系失衡"这一核心问题意识,着力提出"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这一新的理论概念,试图以实证为辅助的规范研究法,尝试性地建构起"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中国城乡关系应然形态的理论架构,从而为城乡关系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因此,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从"生态学"的视角提出并建构"城乡共生式发展"这一理论体系。这一研究主要从叁方面展开:第一,利用生态学中的"共生理论",提出并论证了中国城乡关系"共生发展"的总体概貌,即"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发展指向;第二,在价值层面上,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论证了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第叁,在实践路径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央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地方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村社共同体重塑的乡村建设路径"叁个操作性措施。对此,本文的研究展开分为以下七大部分:第一章:导论。这是本文的开篇。一是,基于相关的社会现象和背景,确定本文的研究问题,从而明确选题的目的及其意义。二是,确定研究对象后,着手对已有研究展开文献综述的梳理,包括对已有成果展开形式上的考察,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角度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研究进路展开述评,对国外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脉络展开梳理,从而提出本文研究方向。叁是,对本文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核心语汇展开系统诠释,厘清城乡关系、城乡一体化、城乡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共生发展之间联系和区别,并进一步界定城乡共生发展的基本内涵。四是,阐明本研究的总体框架与逻辑思路,并指明相关的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与存在不足。第二章:共生理论:观察中国城乡关系转型的新视角。本章主要提出共生理论这一新的研究视角并论证其与中国城乡关系研究的适切性。一是,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中面临的"二元性秩序"问题,并且这种"二元性秩序"正逐步萌生出"共同发展"的内生性诉求。二是,阐述了 "共生理论"的内涵、实践运用及其与城乡关系的契合性,共生理论构成了"共同发展"内生性诉求的理论先声与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是强调共同进步、合作共赢,强调的是一种病态到常态的发展过程;目前"共生理论"主要集中于物种共生、生态景观建设、以及区域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对城乡关系问题的应用较为薄弱;而在研究要素、研究目的、研究过程上,共生理论均与城乡关系紧密契合。叁是,简要阐述了中国城乡关系的"病态共生"与"常态共生",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关系主要表现在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存在、城市偏向政策的依然严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显着等方面,"常态共生"则是中国城乡关系的发展指向,这是一个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层面的"对称互惠共生"系统。第叁章:中国城乡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病态共生。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奠定本研究理论建构的现实基础。一是,从共生理论的视角梳理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历程,总结出中国城乡关系主要经历了 "寄生共生、偏利共生、非对称互惠共生"的叁大演变形态。二是,从实证层面对当下城乡关系的现实境况进行描述性分析,指出城乡差距较大的客观现实,主要表现为区域整体性发展、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失衡与严重差距;同时,对当下城乡差距程度以及波动趋势进行实证评价,指出中国城乡差距程度总体上呈现由东向西阶梯性递增的趋势,并且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乡差距水平呈现波动性扩大趋势。叁是,从理论层面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逻辑进行了总结提炼,指出建国以来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遵循"病态共生"到"常态共生"的内在发展规律,而"病态共生"则是城乡关系发展至今的总括性表达,体现为一种城乡二元的结构以及公平效率的丧失,本质上反映为对社会正义的缺失、偏离和违背。第四章:中国城乡病态共生"内在机理"的理论解释。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为什么"这一问题,主要利用"中央—地方—民众"叁层分析框架来解释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原因。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引入"城市偏向理论"对中央城乡关系发展的战略决策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指出中央"城市偏向"的发展政策是城乡"病态共生"关系形成的本质原因,这种"城市偏向政策"主要表现为1978年之前的价格偏向和1978年之后的非价格偏向。二是从"地方政府自身"(作为一种官僚机器特性)的角度,引入"策略主义"的分析维度,指出地方政府(县乡两级)在城乡关系建设中的"策略行政"是引发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发展"的直接原因,这主要表达为叁大基本策略:对"硬指标"的变通、经济短期行为、"争资跑项"的策略行为。叁是从"自下而上"的角度,引入"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指出在乡村结构转型下"乡村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建设动力不足和民众基础缺失构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病态共生"的又一潜在原因,这主要包括集体层面的"权威空心化"、精英层面的"人才空心化"、个人层面的"合作空心化"。"中央的政策偏向、地方的策略行政、乡村的基础缺失"共同构筑起了中国城乡"病态共生"的内在机理。第五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常态关系的理论建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应是什么"这一问题,系统阐明城乡共生式发展的理论架构。首先,从"对称性发展理念、互惠性发展理路、共生性发展格局"叁大维度阐释五位一体的城乡对称互惠共生体系。其次,分别从"政治、经济、生态、社会、文化"五大维度建构了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五位一体"的共生体系:一是城乡"政治共享"发展机制,包括:政治实体性资源的共享、经济实体性政治资源的共享、规范性政治资源的共享,也即是政治权力组织的合理安排、国家财政的合理性分配、政策制度的合理性设计;二是城乡"经济共荣"发展机制,包括:城乡土地收益共荣机制与工农业发展共荣机制,也即是"土地发展权同等、权属利益均等、国民经济合理分配",以促进城乡经济均衡发展;叁是城乡"文化共融"发展机制,这主要从"文化观念、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叁大层面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以促进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真正共存与融合,从而带来城乡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发性秩序;四是城乡"社会共建"发展机制,包括:官民合作共建、民众集体行动共建,即通过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居民的合作参与来推进城乡社会民生事业的共生发展;五是城乡"生态共治"发展机制,这一机制以生态型政府为建构基础、以合作式治理为建构路径,通过政府主导,民众、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参与来达成城乡生态合作善治关系与永续性发展。第六章:中国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践路径。本章主要立足于回答城乡关系"怎么做"这一问题,旨在阐明具体的发展策略。一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立足于乡村本位的价值思考以及践行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二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城市市场(共生界面)的引导、以及政策制度(共生环境)的支持。叁是,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需要中央、地方、乡村的衔接来共同推进,分别是:中央层面的次级城市发展战略路径,包括探索"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之路、打造"差异化"的新农村建设方略、寻求"合作化"的城乡融合新模式;地方层面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路径,包括推动"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转变、以及建立科学发展的政绩评价体系;乡村层面的村社共同体重塑路径,包括强化村社权力以应对"权威空心化"、吸引人才回流以应对"人才空心化"、塑造村社认同感和凝聚力以应对"合作空心化",当然,还有必要在"城市包容乡村发展"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大的社会共同体——"城乡共同体",以此来促成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的实现。第七章:结论与讨论。一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得出研究结论。二是,对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进行了简要的政治学讨论,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社会正义"理念的重构;另一方面,在城乡对称互惠共生发展中可实现"强国家的治理、以及强社会的初步发育"。
王亚华[5]2013年在《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过程及其机理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作为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发展的过程,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并发挥着载体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加速推进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累积的人地矛盾日益凸显,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呈现不相协调的发展格局,并以经济发达地区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土地城市化明显超前于人口城市化,欠发达地区劳动力大量外流、虚假城市化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两栖人口"双重占地等现象最为明显。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如何认识其演化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现实课题,也是迫切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探讨的科学问题。根据系统科学理论,城市化进程主要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相互耦合的演化过程,既存在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关系,又具有矛盾和冲突的一面。因此,有必要借助地理学综合集成的思想,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从定性与定量、解析与综合、表象与机理等多重视角,对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时空格局、发展过程及其作用机理进行系统分析。研究不仅在探索人口-土地城市化一般过程和耦合模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人口城市化进程调控、遏制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协调区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社会应用价值。本研究以城市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土地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为指导,基于"格局—过程—机理—调控"的研究路线,整合遥感影像、土地利用、城乡发展及经济社会等多源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分形模型等多种研究方法,重点对1991-2010年期间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演化格局、耦合过程和机理进行了研究。具体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六章:第一章:绪论。论述了开展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研究的背景,界定了研究对象,梳理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和目标,介绍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还对研究数据及其来源进行了详细说明。第二章: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主要涉及人口城市化相关研究、土地城市化相关研究、人口-土地城市化关系研究、耦合理论和模型在城市化研究中的应用等内容,为本文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第叁章: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演化格局。以城市统计年鉴、土地变更调查资料、城乡建设统计年报等为支撑,采用GIS空间分析、数理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分析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演化的空间格局及其特征。全省人口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城镇体系结构的变动,居住与工业用地推动了土地城市化的快速增长,人口-土地城市化空间格局分异明显,苏南地区呈多中心网络结构的城市群发展、苏中地区逐渐形成沿江沿高速的轴线发展、苏北主要表现为单中心极化发展。第四章: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过程。在分析人口-土地城市化过程表现为Logistic曲线形式的基础上,借助人口-土地城市化增长速率的变化情况对其进行了阶段划分。研究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不同阶段的人口-土地城市化异速生长系数进行了评价,进而形成异速生长系数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上的连续变化曲线,得到人口-土地城市化的一般过程。通过研究不同省辖市市区、县域的人口-土地城市化增长指数、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的变化特征,将其划分为中心型、集聚型、均衡型和过渡型4大类型。结合人口-土地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耦合类型,研究对市区、县域所处的耦合发展阶段进行了归纳。第五章: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机理。首先基于AR模型对人口-土地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了量化评价,并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模式和背景,集聚、转移和滞后效应方面对作用关系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解析。其次,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耦合驱动力进行了分析,将其归纳为社会力、市场力和政府力。最后,选取典型地区对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过程进行剖析,总结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耦合发展模式与机制,从而揭示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内在机理。第六章:调控策略。针对江苏省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模式差异,从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区域统筹协调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并针对不同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模式提出分类指导的具体调控措施。本文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跳出了人地快慢关系的感性认知,从综合集成的视角,对人口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二是深入研究了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过程与机理,揭示了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的一般过程,总结了基于社会力、市场力、政府力叁大驱动因素的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发展动力机制模型。
赵莹[6]2013年在《我国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的过程,更是城镇与农村、传统和现代社会发展差距全面缩小的过程,城镇化水平是我国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标志。经过长期建设,我国“人口转移型”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结构转换型”高级城镇化特征也初现倪端。在此背景下,党中央进一步提出未来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战略目标,即：努力实现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这表明,城镇化将是我国发展的新引擎,如何更好的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从人口结构看,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虽然目前“人口转移型”初级城镇化建设己取得不错的成绩,部分地区也逐渐呈现出“结构转换型”高级城镇化特征,但到2030年,我国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预计还会增加3.5亿。很明显,单纯依赖城市吸纳农村转移人口,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目标难以真正实现。只有借助于小城镇这个重要平台,城镇和农村、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才更容易形成一种平衡关系。所以说,建设好小城镇是触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关键,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地区,我国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建设起步较早,发展较为成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表全国小城镇建设的最高水平。而在具体建设过程中,长叁角地区小城镇也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对我国其它地区小城镇而言,这些经验都是宝贵的财富,对其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另外,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国内政策环境下,我国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建设依然面临众多严峻的挑战；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标准,长叁角地区小城镇自身建设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些对我国其它地区小城镇建设也具有一定的警戒作用。鉴于此,在简单分析了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内涵、小城镇建设理论基础、小城镇功能及发展动力因素、小城镇建设意义的基础上,本文将我国长叁角地区小城镇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其发展历程及现状；归纳、比较分析、评价长叁角及东部其它地区小城镇特点,总结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发展趋势；结合小城镇建设的国际经验和教训,获得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建设的相关启示；初步探索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发展规律,指出长叁角地区小城镇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路径,从而为我国长叁角及其它地区小城镇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参考依据。
张海姣[7]2015年在《我国县级城镇发展的空间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县级城镇是我国城镇体系中最稳定的单元,连接着城市和农村,是城乡关联度最大的居民点,是城乡一体化的主战场。“县域城镇化”是以县级城镇为主要载体、通过加速县域范围内农村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为城镇居民的一种城镇化发展范式。基于此,论文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县级城镇对于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性是论文首先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为了得到这一答案,论文首先从理论分析和现实分析两个视角论证了县级城镇对于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性。理论分析主要从城镇化与县域经济的相关性角度进行分析论证；现实分析主要展开了对我国现有城镇化发展路径的优劣比较分析。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状况,论文指出县级城镇对于我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性,即县级城镇是我国城镇化重要的空间载体、是统筹城乡最好的节点、也是农民转移为城镇居民的最佳路径。在此基础上,论文将从时间、空间、功能叁个维度展开对县级城镇发展问题的研究。从时间角度分析我国县级城镇发展演进,分别采用纵向比较分析、类型比较分析、横向比较分析法研究我国县级城镇发展的历史过程、发展轨迹和发展现状。分析表明：县级城镇的稳定性是县域城镇化的前提和基础；县级城镇发展较为落后的局面需要县域城镇化推动县级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发展水平的提升。空间维度的研究是论文研究的重点。从空间维度,论文主要从我国城镇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县级城镇发展状态的时空分布特征及空间相关性进行研究。首先,从区域视角和城镇体系角度,运用ARCGIS等空间分析工具对我国不同区域、不同省份的城镇等级规模、县级城镇的数量、经济发展水平等进行了空间可视化分析,分析表明：我国城镇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布具有不均衡性,特别是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在分析差异成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现有城镇化路径,论文提出了“东小西大”的城镇化区域布局策略,以界定不同区域范围的县域城镇化道路。其次,从相邻城镇角度,论文选择浙江省作为典型代表省份进行了省域范围内县级城镇发展状态的时空分布特征分析与空间相关性研究,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阐述,为县域城镇化如何推进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最后,回归城镇个体,从功能角度研究县级城镇的发展问题。一方面,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县域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县域经济、县城公共服务水平、非农户口比重在推动县域城镇化进程中作用显着。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论文提出了“城镇化功能”的概念,并结合典型案例,从经济、户籍、公共服务叁个角度提出完善“城镇化功能”的建议和做法。
王国栋[8]2011年在《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就地城市化是在原乡村地区没有经过人口大规模的空间转移而就地实现了向城市地区的转化。这种就地城市化现象在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已经非常明显。随着内陆地区的发展,这种现象在内陆地区的一些县域经济体内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作为我国双轨制城市化道路的一种重要方式,就地城市化日益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主要焦点之一。为了吸取就地城市化发达地区的经验,推进后发展地区的就地城市化进程,本文以沿海地区的晋江市与内陆地区的巩义市为例,通过比较的方法,探求二者就地城市化的异同,总结其规律,提取其就地城市化中的经验与启示。通过本文的研究,以期为促进内陆地区的就地城市化尽绵薄之力。本论文结合地理学的相关知识和技术,凭借数理分析、比较分析、系统分析以及层次分析等方法,以科学、准确、规范、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进行探究,力争做到实事求是、论证严谨、逻辑严密、层次分明的目的。本文以探究晋江市与巩义市就地城市化的实践经验为主线,以推进内陆地区的就地城市化为目的,以比较的方法贯穿全文,以大量翔实的数据和调查资料为支撑,通过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时间与空间相结合,来进行谋篇布局与统筹全文。通过研究,结果表明：①地势平坦开阔、区位优势明显、人口密度高、具有便捷的交通通讯条件和具有传统的发展工商业文化氛围等,是晋江市与巩义市在就地城市化中的重要条件。在内陆地区也有许多地方拥有这些条件。这些相对优越的地理基础和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为推动这些内陆地区的就地城市化进程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②晋江市和巩义市通过就地非农化,尤其是发展农村工业化促进了人口的快速非农转化,也进一步推进了当地就地城市化进程。内陆地区也必须以农村工业化为重要途径,以非农化与就地城市化双螺旋结构耦合上升法则为依据,寻求在非农经济发展中推动就地城市化。③晋江市与巩义市之间所存在的诸如工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人口的就地城市化、环境就地城市化中的具体战略思路和策略措施等方面的现状差异,反映了其自然、人文、区位、政府执政理念等因素对沿海与内陆地区就地城市化的不同影响。通过分析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中的现状差异,有利于准确把握内陆地区的优势与劣势,为因地制宜、取长补短促进内陆地区就地城市化提供依据。④在就地城市化动态发展复合系统中保持经济的、人口的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协调发展是就地城市化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这种协调要求有经济的就地城市化发展作为基础,然后才能进一步实现人口的、环境的就地城市化。晋江市与巩义市经济就地城市化的发展带动了人口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发展虽然稍逊于经济的就地城市化,但基本保持了与经济就地城市化的同步；不过,它们又与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出现了脱节；人口的就地城市化发展迟缓,与环境的就地城市化相对超前,成为了二者共同的问题。晋江市与巩义市就地城市化实践中的得与失,证明了经济的、人口的和环境的就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性。⑤在就地城市化动力机制中,来自于政府、外资、外来人口、民间创始文化、耕地资源约束等因素在就地城市化中扮演了不同的驱动作用。对晋江市与巩义市就地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主成分分析可以发现,晋江市的第一主成分反映了民间自身的发展动力,第二主成分反映了政府主导的自上推动力；而巩义市的第一主成分反映了政府的自上推动力,第二主成分则是民间自身的发展动力。两者的政府驱动力和民间自身发展驱动力,在两市的就地城市化动力机制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借鉴晋江市民间创始文化力和耕地资源约束下的求生发展力的作用,吸取巩义市政府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中的宝贵经验,为内陆地区就地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带来极其重要的启示。以此,本文得出的结论是,内陆地区要促进就地城市化进程必须在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创始力文化环境基础上,充分调动来自于政府、民间以及外来的发展力量,挖掘当地自然资源利用潜力,通过就地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尤其是发展农村工业,以实现经济上的非农化、人口上的市民化和环境上的乡-城转化,也即就地城市化。比较沿海地区晋江市与内陆地区巩义市的就地城市化的异同,揭示二者就地城市化的规律,寻求二者就地城市化的成功经验,为促进内陆地区就地城市化进程的可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具有莫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付磊[9]2008年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大都市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大都市正受到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等的多重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经历着急剧的演变进程。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对象,转型中的城市空间结构也由此成为当前中国城市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论文在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主流视野,“在社会关系的构成范畴和社会过程的空间属性的理论基础上”,建立包括宏观层面“社会—空间辩证法”,中观层面“社会—经济—制度的互动结构”和微观层面“能动者—结构的互动体系”在内的综合性的研究框架,由此将城市空间结构划分为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和制度空间结构叁个研究层面。基于综合性的分析框架,论文分别深入到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上海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转型,经济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重组,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的空间行为等宏观和微观的层次上,从理论和实证的双层角度,全面分析了上海经济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与机制。同时,论文通过对上海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制度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城市管理体制变革、转型中的政府行为与作用等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分析,揭示了影响上海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制度动力。基于以上研究,论文发现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结构演变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制度转型促动下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重组,通过经济组织和城市居民等能动者的行为模式而实现的空间化过程;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与方向与市场化进程中制度变迁的总体路径密切相关,在各级政府的主导下制度与空间的互动过程构成了城市制度空间结构演变的内在机制。在整体层面上,经济组织、居民和政府行为的互动机制成为推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主体动力,而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社会空间结构和制度空间结构的交互作用过程则构成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综合机制。
马先睿[10]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参考文献：
[1]. 大城市与小城镇吸纳外来人口能力与效率的比较分析——以江苏省为例[D]. 王立鹤. 南京农业大学. 2004
[2]. 中国小城镇发展战略研究[D]. 袁中金.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3]. 湖北省城镇化质量问题研究[D]. 郝华勇.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4]. 城乡“共生式”发展研究[D]. 武小龙. 南京农业大学. 2015
[5]. 人口—土地城市化耦合过程及其机理研究[D]. 王亚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6]. 我国长叁角地区小城镇发展研究[D]. 赵莹.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7]. 我国县级城镇发展的空间问题研究[D]. 张海姣. 中国农业大学. 2015
[8]. 沿海与内陆就地城市化的比较研究[D]. 王国栋.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9]. 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大都市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化[D]. 付磊. 同济大学. 2008
[10]. 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D]. 马先睿. 重庆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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