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路径依赖与当前的改革任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改革存在路径依赖
改革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改革可能存在最优路径。路径选择错误，沿着错误的路径向前走，走得越远，回到最优路径的难度越大。改革存在路径依赖。
效率问题是改革和发展的关键。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市场比计划更能够带来经济效率。我们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20年来，我们的改革一直是市场取向的，这与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但问题是如何走向或者达到这个目标，即改革应该采取怎样的路径。我们希望的改革路径是，这种路径既能够保证目标的实现，又要保证社会的稳定，不产生大的动乱，不要有大的社会动荡。只有满足这两个标准，改革的路径才是最优的。
80年代，主要有两种改革观：第一种是价格改革主线论，认为改革的首先是要理顺不合理的商品比价关系；另一种是企业改革主线论，认为改革的首要问题是搞活企业，增强企业活力。两种改革观进行了持久的争论。
进入90年代，特别是14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价格改革趋向于完善市场，则价格派变成了市场派，强调改革必须创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可以称为“环境派”。企业派并不否认市场经济，但着重强调企业改革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作用，致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环境派认为，改革的关键是发育市场，建立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体系，它强调改革环境的优化；企业派认为，改革的关键是建立适应市场的微观基础。从微观主体着手建立中国的市场经济。前一种路径是从外到内，后一种路径是从内到外。
这两种改革的路径都存在问题。效率的提高不仅需要企业改革的成功，同时需要外部环境有利于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充分合理流动。企业改革优先的路径的失误在于：如果不建立公平完善的竞争环境，人力资本的流动存在重重障碍，人力资本的效率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不可能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充满活力和制度完善的微观经济主体，整个经济的效率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坚持从企业改革着手提高效率，改革的力度不大，起不到改革的作用，改革的力度大一点，制度转换带来的社会动荡往往使改革付出相当大的成本。改革致力于完善环境，思路是正确的，但是，实际上环境改革优先论的路径失误在于：没有把建立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市场放在应有的地位，在发育劳动力市场时，它忽略了劳动力解放的作用。如果劳动者对劳动力没有自由处置的权利，一个有效率的人力资本市场或者劳动力市场不可能建立起来。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劳动流动的障碍必然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市场不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作用。
于是，改革不仅仅应该将目标定位于提高经济效率，而且应该将路径定位于如何解放劳动力。效率是由人在特定的经济机制下创造出来的，提高效率的关键是改变人（劳动者）参与经济过程的机制。也就是要创造一种机制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生产力的解放关键是劳动者的解放，改革的关键是解放人。如何建立统一、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首先要解决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制度壁垒，取消户口制度并不会带来市场的混乱；其次是要解决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壁垒，从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入手，首先在住房改革和养老保险体系上着手，在规范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后，解放劳动力，实现人力资本的自由流动。只有市场在人力资本流动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率。劳动力的解放则既可以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外部环境），又可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微观基础）。制度变迁中就业机会的创造只是个政策问题，失业人口社会保障的资金可以通过所有制结构调整中获取的利润来弥补，国家可以通过出卖一部分国有企业来获得社会保障资金。
劳动力的解放关键是改革两个因素：
首先，彻底摧垮旧的住房制度，实行住房的货币化分配。企业不再为解决职工住房枉费心机，劳动者不为住房而固在一个特定的“单位”，企业获得了解放，劳动者也获得了解放。要努力增加住房的供给。增加住房供给本身就能够提高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既能够提高社会福利，又可以为保持经济的高增长而服务，一石两鸟，何乐不为？对现有住房资源的重新分配是必要的，尽管改革起来难度很大，但是它可能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之关键。以理顺住房体制作为改革重点突破口，不能把没房的人赶到大街上，进行一次现有资源的重新分配就显得尤其重要。现有公房资源的重新分配意味着一次社会财富的重新调整，按照需要原则，匡算人均享有的住房面积，对超出额大的住房按照高额的累进租金率征收租金，逼迫它们将多余住房让出，分配给缺房户，尤其是无房户。首要的任务是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城镇住房普查，当然，必须有切实的手段保证这种普查的结果是真实的，也就是要建立一套机制，保证有房者说实话。只要有改革的决心，一种最优机制是可以设计出来的。
其次，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这个问题关键是进行财政体制的变革。建立个人养老和医疗帐户，这种帐户与劳动者“单位”的变动没有关系，劳动者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我们已经认识到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国有部门的改革，一个重要方式是将一部分企业民营化，民营化所得的现金流可以支付房改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费用，这就是所说的所有制变革中的利润。
改革可能的障碍是现有利益结构的调整困难，特别是有权阶层不愿意改革，或者直接反对改革。但是由于这种改革思路是一条唯一可以走得通的道路，需要我们的领导者有坚定的改革信念。改革是一场革命。
二、当前改革的重点和任务
改革和稳定是我们面临的两个重要任务，我们既要在改革中寻找一条最优路径，又需要为寻求短期的稳定寻找合适的政策。
去年年末，我国经济已经实现了“软着陆”，通货膨胀率已经降低下来，同时保持了一个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当前的经济形势：
首先，我们必须保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改革和发展的任务很重，如果没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就业的压力很大。实际上，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必须保持在8 %以上，否则就会出问题。在经济增长率问题上，我们不能简单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它们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经济规模已经相对很大，结构调整是一个市场自发的过程，任务也比较轻，因此，有一个3 %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已经不错了。而我们则不同，经济规模比较小，改革进程中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重，人口压力很大，如果没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势必会使现存的一些社会矛盾激化，不利于改革的顺利进行。
其次，我们还应该看到，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是有“水分”的。有些地区的行政长官为了显示政绩，往往浮夸本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年终统计报表上的数字很不准确，有时成倍地扩张增长速度。而且对于地方政府的官员来讲，似乎经济增长率这种数字对它们来讲是有一定刚性的，能上不能下，只能是一年比一年高，而不能发生步伐降低的现象。实际上，经济本身就有一个周期问题，而且近几年很多地方的结构调整任务很重，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很高，统计报表上的数字是从哪儿出来的？肯定是大笔一挥，“卫星”就上天了。
当前要保证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必须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着手。近期内常有关于买方市场的议论，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买方市场时代，过去的所谓“短缺”经济已经成为历史。从目前来看，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是需求而不是供给。或者说，总需求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三部分。由于亚洲金融危机，东南亚和韩国的货币贬值，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必然影响中国商品的出口，实际上这个问题从去年第四季度的出口统计数字上就已经表现出来。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其它手段促进出口， 但是估计1998年的形势估计不会有多少改观，出口增长速度肯定会降下来，同时我国在经济启动中，许多原材料需要从国外进口，不可能通过降低进口来缩减这个“缺口”。我国目前找不到合适的消费增长点，房价惊人，老百姓又不能睡在汽车里，因此通过住宅或者轿车工业启动经济看来短期内还只能是“天方夜谭”。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市场化进程加快，结构调整的力度加大，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老百姓的危机意识较强，安全意识降低，即使有一点余钱也不敢消费。因此消费需求在近期内也很难有大的提高。
既然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都不可能增加，那么可以启动的只能是投资需求了。投资需求启动可以通过两种手段：其一是市场手段，主要是动用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投资。我国已经取消了对商业银行的信贷限额，只要有好的项目，商业银行就可以给企业提供贷款；我国间接融资市场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民间信贷市场也比较活跃，似乎资金不存在问题。其二是行政手段，通过政府的力量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增长。
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出发，降低利率的目的是刺激经济，而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一个新的周期的启动时期，通过利率来刺激经济是必要的。
通过市场手段，即所谓降息能否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取决于：（1）利率作用的机制是否完善；（2）经济是否在“凯恩斯陷阱”中。经过近20年的改革，我国的利率机制已经比较完善（尽管仍然需要不断改进），这可以从1993年8 月以后的几次提高利率和降低利率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得到验证。剩下的问题就是我国是否是在“陷阱”中。
所谓“凯恩斯陷阱”，是指利率降低到一定点后，无论怎样降低利率，总需求都不会增加。我国当前的利率水平已经很低，降息刺激投资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原因是实业投资的利润率偏低，而资本市场投机的利润偏高，社会资本大都集中到资本市场上去了。现在的投融资形势已经与前几年大相径庭，过去都是有项目无资金，现在有很多人是有资金而找不到合适的项目。
还应看到，降低利率还会有一些负面效应：其一，降低利率后银行不可能有个较高的利差，银行的利润受到影响，同时可能使一些银行因储蓄减少而发生支付困难；其二，降低利率，可能会使投机利润率与储蓄利润率拉大，进一步助长市场投机；其三，再次降低利率可能使人民币利率水平低于美元利率，引发资金外流，尽管我国外汇储备相对充裕，但是从进出口形势和国际资本流动形势看，压力也很大，为保证人民币不贬值，同时为了支持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降低利率的空间已经很小。
既然降低利率对经济增长几乎没有作用，同时降低利率还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进一步调低利率。
如果不调低利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如何保持？笔者认为，要使我国经济走出困境，真正启动经济，必须采取结构性利率政策：
1.利用结构性利率政策启动消费
利率总水平的降低对消费的作用已经不大，但是，结构性利率政策还是适用的。在找不到别的可以启动消费需求的领域以前，不妨加大城乡居民买房的步伐，可选择的政策是降低居民买房贷款的利率，利差可以由财政补足。尽管我们国家目前的财政状况并不好，但是，给住房消费贷款一定的财政贴息数额并不大，而且必要时还可以通过发行特种国债来解决。尽管采取公募方式发行特种国债，购买者仍然是老百姓，但是，购买特种国债的不可能是要购买住房的人。就是说，现在把暂时不准备买房的人的资金拿过来给购买住房的人，使资金得到合理利用。
结构性利率政策的好处是既可以通过住房消费启动经济，又可以推进住房改革，有利于将改革路径引向最优。
2.加大公共投资力度
西方经济学认为，如果经济掉进“凯恩斯陷阱”，则货币政策无效，调节经济只能用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包括税率调整、政府支出增加等。其中增加公共投资是重要的手段之一。1929—1933年美国对付大危机的手段就是通过增加政府的公共投资来启动经济，实践证明还是很有效的。由于目前通过市场启动投资比较困难，笔者认为可以发挥政府的作用，增加对铁路、高速公路、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投资，增加这些方面投资的结果是：其一，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降低失业率；其二，通过投资，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从而启动消费；其三，增发一部分货币，这一部分货币能够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今年国家给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发行2700亿元的人民币特种国债，成为商业银行的重要资金来源之一，而且这些资金是长期资金，可以长期使用。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答记者问时谈到今年准备增加货币供应量，通过增加公共投资，这部分货币供应有了一个好的去处，经济可能走上良性循环。
公共投资也可以通过政府贴息的方式由市场主体完成。政府贴息鼓励市场主体增加对公共产品或者半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可以使用结构性利率政策。政府给市场主体一定利息补贴，项目的具体实施有市场主体来完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没有必要再次降低利率的总水平，但是，我们可以采取结构性利率政策调整经济。政府如果采取结构性利率政策推进住房改革和增加公共投资，则我国经济将逐步进入另一个经济高增长的时期，同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将逐步得到调整，改革的路径将逐步得到优化，制度变迁的目标将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