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南中国的自由港——广州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中论文,自由港论文,广州论文,对外开放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论述广州90年代面对世界经济形势演变和全国开放格局的变化，要从自身优势出发，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新思路——建设南中国的自由港。论证了广州建设自由港的条件，首次提出了“地缘经济优势”的观点，并指出广州要从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向经济国际化转换发展，配合国有经济产权改革，降低一般生产经营领域中的国有资产比重，加大社会资本中的国有资产投入，以发挥广州作为国际大都市其服务经济的比较优势。本文的政策结论是建议有关部门及早把争取广州建设自由港摆上议事日程，使之成为广州90年代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的成长点。
关键词 自由港 地缘经济优势 对外开放
一、引言
单独讨论一个城市或地区经济的对外开放在技术上是有困难的。因为对外开放首先或者说更多地涉及到整个国家的贸易体制、贸易结构和国际环境对该国的整体影响，而这些，作为国家行政架构中的某一个层次，是难以单独作出变易的。尽管迄今为止，我国对外开放基本上是区域性的，而且由于我国国内经济发展极度的不平衡，在国内市场规模的约束下，对外开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做到彻底的全面化，故今后相当一段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仍然只能是区域性的，但是各个开放区域却不能因此而推行一套特殊的与众不同的汇率、价格和贸易体制，国家鼓励对外开放或者说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体制环境只能是全局性的，尤其是我国入关后，一般更不允许在一国内实行政策差别待遇。虽然我国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先期，对一些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实行了某些政策上的倾斜，给予了“特殊”的优惠，但实质上也只是用行政调控的办法，诸如给予开放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减免税收、审批项目、货款规模、收入分配以及开放某些市场等等的“权力”，使开放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获得了“先行一步”的优势。但既然“权力”是给予的，也就是可以“收回”，或者通过扩大开放范围，即扩大“优惠政策”实施的范围，使个别地区的“先行一步”逐渐普及而成为多个地区乃至全国所有开放区域的“同步行进”，这样一来，个别地区原来的“先行”优势就会逐渐减弱以至丧失，除非再度给予某种政策方面的倾斜。
广州目前面临的正是这种发展变化的情况。作为中国首批对外开放的地区（1979年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沿海开放城市（1984年开放沿海14个城市）之一，广州80年代得益于这种政策的倾 斜，利用了自身优势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中曾尽领风骚，率先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心城市的束缚，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达13.3%①。进入90年代，面对世界经济形势演变和全国开放格局的发展变化，以及改革进入全面综合配套的阶段，在过去区域性倾斜的“特殊政策”优势已经难以保持的情况下，如何才能进一步扩大开放？——是单纯的再向中央要求继续给予某些政策的倾斜，还是从广州自身优势出发，另辟蹊径？本文试提出一个新的思路。
二、重新认识广州的自身优势
要另辟蹊径，就必须对广州自身优势有比较准确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广州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选择进行定位。关于广州优势的论述很多，较有代表性的大多集中在五个方面，即中心城市、轻纺工业、商业中心、外向型经济以及政策优势。最近，也有学者认为中心城市优势、市场优势以及科学技术优势是广州的三大基本优势②。
这些都不无道理，但上述的许多优势中，包括我们自己过去对广州优势的认识，都未能从广州这个大都市自身所具有的特殊优势的角度来考虑，故仍难免失于一般化。就以中心城市而论，全国的十多个特大城市，无一不是各自区域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及至中小城市，也可视作当地的中心城市，区别的只是影响范围或者辐射方式或工或商等等不同而已；又如政策优势，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广州尚得益于先行一步的特殊政策，那么在改革已经深入，中国已形成全方位开放态势和各种优惠政策正在逐渐普及的今天，这个优势还有多大“优势”就值得考虑了，更何况这种优势毕竟是由外部赋予的；再如市场优势或科技优势，试问哪个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不是因市场集中和人才聚集而成的呢？况且说到科技，广州能否比得上国内其他一些大城市还实在是个问题。因此，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要从广州自身所具有，而其他城市不可能有的特殊的角度上来重新认识广州的优势，这就是广州所独有的特殊的地缘经济优势。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广州自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62年）时的楚庭郢即郡城起计，至今建城已有2856年历史，与我国不少历史名城位置都曾屡经变迁相比，如古都西安，今天位置已不是汉代时的位置，即使今天北京，也不是元代的位置了，独广州却2800多年不改③。广州城能历近3000年而不衰，在于正好位于三江（东江、西江、北江）总汇的地理位置；又是古代航海港口，远通南洋诸国；而且又正当珠江三角洲腹地之内，有广大肥沃平原丰富物产支持的三大特点，故可以认为我国沿海除香港外，无能及广州的，杭州、泉州等城在历史上虽曾超出广州，但毕竟逐渐衰落下去，使广州成为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正是这种我国其他所有大城市都不具备的独特地理区位，使广州的对外开放可以尽享地缘经济的优势：
首先是有利于对外通商，3000年来不淤积的对外贸易港口，使广州不仅历史上是开放的商埠，即使在清代海禁时期，广州仍能作为唯一指定的通商口岸而保持对外贸易。改革开放以来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更使广州外贸依存度迅速提高，至今已达42.47%，较全国同期水平高出近6.5个百分点。每年经由广州海关进出口的商品总值约占全国进出口商品总值的13%以上，其中仅广州市的出口商品总额即占广东全省出口额的12%和全国出口总额的3.54%以上。
其次是缩短了对外经济交往的空间距离，特别是毗邻香港，在近代英国强租香港开辟自由港时，客观上使广州获得了与外国资本主义较广泛接触的条件，成为全国近代工商业出现最早的地方，及至解放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广州仍能通过港澳把西方的封锁撬开一线“门缝”；在我国前30年封闭内向发展时期，唯一与外经济交往的广交会仍需设在广州；而改革开放后，则成为广州利用外资的有利条件，15年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已达41.5亿美元，其中八成以上是港资或通过香港筹措的，“三资”企业更达5498家；随着“九七”后港澳回归，广州与港澳地区，乃至东南亚一带的经济将更趋近于一体化发展。
再次是可借助区域的高增长效应促进城市自身的成长，为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更优良的经济环境。广州不仅濒临当今及未来21世纪世界高增长的亚太地区，而且中国本身就是亚太区中的高增长国家，而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15年来增长又一直高居全国之首，广州正当珠江三角洲腹地核心，区域高增长的效应，无疑也促进了广州与国内其他大城市相比有着较高的增长率，故在同享“特殊政策”的闽、粤两省城市以及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中，唯广州的增长发展堪称优秀。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天津、内蒙等9个省、市、自治区和全国十大市城中的8个；1992年工业总产值也高于天津、山西、吉林等16个省、市、自治区；199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000多元，劳动生产率达2.8万多元，跃居全国所有大城市之首。
无论政策如何变化，广州所拥有的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经济优势是不易改变的，这是广州自身优势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其他的一些自身优势均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
一是作为特大流通中心的优势。由于广州的地缘特点，造就了非常有利的商业区位，不仅仅是华南地区的商品集散流通中心，对于日趋开放的中国大陆，广州更成为沟通国际国内市场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以及人才劳务和房地产等流通在内的特大流通中心，而发挥出强大的聚集、辐射和中介功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之间矛盾，促使资源要素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得到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这从一些数据中可知，如1993年广州专业运输部门完成的货物周转量达2887亿吨公里，约占同期全国货物周转量近一成，而广州港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已占全国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的11.3%以上；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则已经连续6年居全国主要机场之首；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更增长41.14%（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2.83%），增幅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名列前茅。况且，从今后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发展来看，华南地区今后将会成为中国一个特大的自由贸易区，仅广东去年的外贸出口总额已达270多亿美元，几乎占全国的1/3，到2000年，广东的外贸出口估计将达800亿美元。在这样一个特大的贸易区内，单靠目前香港一个国际流通中心将不敷使用，会使香港从对外开放的窗口变为“瓶颈”，故从地缘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广州也要成为华南经济区的第二个国际大流通中心。
二是发展第三产业的优势。第三产业在国外又通称为服务业，是经济中的一个大行业，广州由地缘经济特点而带来作为特大流通中心的功能定位，使广州第三产业发展比其他城市更为有利。广州目前第三产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居全国所有大城市之首，比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特大城市都要高出6～10个多百分点，并且在改革开放以来10多年的发展中，一些新的三产行业如让券业、信息、咨询及各种中介服务等迅速萌芽和崛起，特别是金融保险业发展迅速，已跃升为仅次于运输邮电业的第二大行业，在广州第三产业中占23.6%的比重，与传统的商饮物供仓储业共同形成为广州第三产业的三大支柱行业。这三大支柱行业占了广州第三产业比重的72.83%，正是广州由地缘经济特点决定着其在华南经济中所具有的交通枢纽、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三大功能构成的特大流通中心优势的反映。此外，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育，及未来华南经济区域一体化的趋势等，这些地缘经济因素都使广州第三产业未来发展极具市场需求空间，故就总体发展水平和未来前景而言，广州发展第三产业与国内所有其他大城市相比，无疑处于领先地位，在对外开放中是最具比较优势的。
三是由地缘经济优势派生出来的，广州还有一个岭南文化中心的自身优势。广州自秦汉以来，在对外经济交往的同时，与海外文化的交往也日益发展，使广州在接受中华文化的原宗形态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又吸收了世界优秀文化的养分，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态——岭南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以及宋、明以来逐渐形成的以上海、江浙一带为中心的江南文化成“三足鼎立”之势，对广州在历史上成为繁荣的商业城市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以开放性、平民性和商业性为特征的岭南文化，不仅可使广州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具有成为未来中国新文化生长点的现实基础，而且更使广州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与国际社会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中具有国内任何其他大城市都不可能有的城市文化形态方面的自身优势。
三、广州对外开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假若我们上述对广州自身优势的认识是可行的话，回顾广州这10多年的对外开放，在肯定已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广州过去的开放并未能真正完全地从自身优势出发，更多的是依赖外部优惠政策的导入，而相对忽视了城市自身对外开放机制的塑造，从而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出口导向曾是广州实施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的外贸战略，故提高外贸依存度（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成为广州80年代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主要目标。外贸依存度的高低虽然是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经济开放程度大小的常用指标，但外贸发展还会受一国市场规模和资源条件的约束，换言之，对大国经济而言，外贸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相对于小国经济要低，这已被研究证明④。故广州虽然在优惠政策（包括外贸进出口权的率先下放、给予一定的外汇留成比例等等）的支持下，把大力发展出口创汇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结果，是广州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从1978年时不足10%提高到1993年的42.47%（汇价按官方汇率计算），外贸出口商品总额也从1.34亿美元增长到32.53亿美元，15年来平均每年递增23.69%，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超前系数平均达1.7以上。但外贸出口构成变化不大，1978年初级产品出口所占份额是26.8%，工业制成品出口份额是73.2%，而1992年初级产品出口份额仍占26.6%，工业制成品出口份额是73.41；在1992年制成品出口中，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轻纺工业产品出口占71.2%，即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广州外贸商品出口的78.8%；而在进口商品构成中，初级产品进口占16.5%，工业制成品进口占83.5%，其中重化工业产品进口占46.5%，这说明现阶段广州对外贸易和全国一样，仍是一种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出口换取中间产品和资本物品进口的传统国际贸易格局。虽然以高投入（包括大量财政补贴）换取了外汇收入的增加，但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的价值增殖。
随着90年代国际市场对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初级产品需求逐渐下降的结构变化，以及国内劳动成本上升的趋势，我国出口扩张态势是不易长期保持下去的，而且随着国内经济发展，国内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从而使出口增长受到一定的约束，同时也制约着进口的增长，故而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正常增长，外贸依存度到一定时期就会相对稳定下来的。广州同样亦然，作为全国经济的一部分，外向型经济发展会受到国家经济规模的制约，无论怎样发展，其外贸依存度也是不可能达到象香港那样高的程度的，当其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减缓。事实上，总的来看，1993年广州的外贸依存度虽然比1978年提高了约4.4倍，平均每年提高11.91%，但分阶段来看，1979年至“六五”计划期末，即80年代中提高1.6倍，期间每年提高12.73%，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提高52.1%，期间每年提高11.05%，而1991～1993年提高36.43%，期间每年只提高10.91%。这表明我们不能把单纯追求外贸依存度作为衡量广州经济对外开放程度大小的主要目标，而应以提高本市技术人力资源的配置效率，发挥优势，以增强国际竞争力，分享世界技术进步的成果，实现广州经济国际化为主要目标，才能提高广州对外开放的经济效益。
又如，产业结构的调整也未能完全适应广州对外开放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未能完全摆脱以工业为主的传统生产型中心城市发展模式的束缚，致使广州发展第三产业的自身优势仍受到资源配置上的限制，而未能在对外开放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虽然广州前年已制订了15年建成国际大都市的宏伟战略，在其规划发展的六大支柱产业目标中，属于第三产业的占了5个，但至今在实践中，由于过去30年来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工业城市造成的沉重包袱，加上循传统轨道运作的“惯性效应”，以及难舍部门利益等等原因，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沿着旧有的思维和习惯了的路子走，使广州产业结构的调整仍然任重道远。这仅从90年代以来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到，从1991～1992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增长了43.31%，平均每年递增19.71%，1993年又比1992年增长了23%，但从三次产业的构成来看，却从1990年第一、二、三次产业构成的8.05:42.65:49.30变为1992年的5.72:47.41:46.87，除了农业比重继续正常下降外，第三产业比重竟然也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则上升约5个百分点。从增长态势来看，广州工业自1991年以来，连续三年均以27%以上速度增长，去年更达28.8%以上，而第三产业增长不仅在1991年有一个大的回落，仅增长不到8%以外，其后两年虽然恢复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但每年仍比工业增速低6～9个百分点不等。即使就市区而言，状况也大体相差无几，1990年市区第一、二、三产业的构成为3.54:41.87:54.59，1992年已变为3.26:47.10:49.64，第三产业比重比全市下降幅度更大，接近5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比重则上升近6个百分点。市区第三产业的增速也同样比工业低，1991年甚至低20多个百分点，导致当年第三产业比重即剧降4.4个百分点！再从投入（资源的配置）的情况看，仅从1991～1992年，全市国有和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累计约达270余亿元左右，其中用于工业部分近四成，但加上占用的流动资金（包括用作固定资产投资的流动资金贷款），实际用于工业生产的资金投入约达420多亿元，估计约占同期广州国民经济活动投入资金的六成以上。由于广州工业体系基本是加工工业为主，在全国加工工业生产能力已经出现过剩的情况下，无法摆脱与全国经济“同步振荡”的状况，一旦国家宏观经济收缩，势必出现工业的大幅回落。今年第一季度广州工业增长已回落至13%，增幅下跌达11.5个百分点，不但低于全省(21%)，且低于全国(16%)的增长水平，而工业销售率更逐月下降，同比下降几达5个百分点，而预算内企业的亏损面则达44%以上，亏损金额更剧增96.2%，这种“超调”的现象，仍与上次周期波动时一样，改变不大，必然影响广州对外开放的形象和外商投资的信任度。
二是与第三产业发展受到资源配置限制相关，对城市建设的投资长期偏低，导致社会性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也称公共投资，指间接地作用于生产性资本的生产活动，社会性资本投资形成的资产也就是基础设施，即In-frastructure。⑤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不能适应广州对外开放的要求。从1979～1993年，用于城市建设的投资虽然累计号称达81.97亿元之巨，比改革开放前26年（1952～1978年）的4.3亿元增加近18.1倍，但实际上，平均每平方公里城市建成区才仅投入3968万元左右，每年摊下来甚至不到265万元，即平均每平方米建成区总共投入不到40元。如果考虑到广州1978年前的城市建成区只有54.4平方公里，其余近150平方公里是这十几年新开发建设的，其投资的短缺就更可想而知了。国外大城市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一般为10%左右，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大约在30～50%之间，而广州1993年才仅分别只达到4.01%和不到10%。于是，城市供电缺口常达30%以上，市区城乡人均年生活用电不到340千瓦时，尚不到发达国家的1/3；居民燃气普及率虽达60.5%，但管道煤气用户只占市区总户数不到18%；城市工业废水处理率和废气处理率分别只有78%和77.6%，尚有近1/3的废水、废气在污染城市的河流和空气；被视为“城市公害”的城市噪音，控制区覆盖率只有41.1%；而市区交通拥挤堵塞的状况，恐已是全国大城市之最。广州市区人均道路面积只有3.7平方米左右，用于营运的公交车辆只有2338辆，平均每辆要负担市区人口近1600人，实际承受的客运量已达33.1万人次（加流动人口），迫使市民不得不仍以自行车作为主要的出行交通工具，估计仅市区居民自行车拥有量即在220万辆以上，每日以70%上路运行计算，就意味着在市区仅1378万平方米的道路上，有近160万辆次自行车在运行，加上约40多万辆持牌机动车（未计外地车），造成市区主要道路处处塞车的状态，严重制约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发展，也对广州的对外开放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再如，在地域开放的层次和广度上，广州虽然已于1984年创办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市内享受类似特区政策的开放区域，但对全市开放所起的带动作用，却远没有特区那样充分。直至1993年，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工业产值才仅占全市4.02%，外贸出口额也才占8.02%，其对当年全市工业产值和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分别只有1.76%和1.38%⑥，可谓微乎其微。后来再陆续创办的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保税区、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莲花山工业加工区等，发展大都无出其右，且大都尚处于初创阶段，其对全市对外开放的带动，目前恐怕仍属于宣传的意义大于实际的作用。综观这些享有更特殊政策的开放区域，除了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无一不是建于城市中心建成区以外的地方，近的30余公里，远的则达60多公里，一切基础设施等均需从头建起，由于体制等等各方面的原因，期间与城市中心区原有经济体系的联系难免处于游离状态，单靠由外部给予的实际上不多、并且还因已逐步普及而作用日微的“优惠政策”，而非充分运用广州本来已拥有的自身优势来对外开放，实际上并无多少“优势”，拟议中的广州东南部大型国际性综合开发区，实际上至今仍属于纸上的理想蓝图，各个分散的开放区域未能形成“拳头”而大大影响了这种开放的广度。
因此，尽管广州的对外开放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以及社会生活的极大变化，但总的来看，这种开放并不彻底，而且受诸种政策、体制环境变化的影响很大，限制了广州自身优势的充分发挥，因而制约着广州的对外开放程度，例如国家对金融、外汇等实施严格的管制，使广州的金融深化就受到影响，不仅贷款规模受到限制，资金融通拆借的范围也难以扩大，而且迄今为止只批准了7家外资银行在穗设立分行，业务范围又受到严格限制，这就制约了国际资本在广州的流动，目前广州引进的外资除了个别项目外，大多是中、小规模的引资额，鲜有大财团的进入，跨国公司在广州的投资还基本是空白；而同时，国内企业欲走出国门，又困难重重，这表明广州目前参与国际经济分工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可说尚属于对外开放的初级阶段。
四、建设广州自由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思路
今年第一季度，广州的工业生产、商业销售等增长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呈现全国下降放缓的态势。这表明随着国家自去年中开始的宏观调控措施，在经历去年第四季度些微的放松而后今年初又趋加紧的调控力度的变化，以及在实施新的财税、外经贸体制等加大力度的改革中，广州自1990年下半年开始全面回升的改革开放以来第四个经济周期中的上升期已经结束，目前已过了“峰顶”拐点，正在这一轮景气的高峰平台上徘徊，即将进入新一轮的循环。在面临下一轮经济周期循环之际，我们认为广州必须抓好机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发展态势，避免从上一轮增长周期的高峰平台上急剧下滑。全国会继续调控，以保持稳定，这是大局。广州也要稳定，但一定要在发展中求稳定，而不是停滞下来等稳定。因为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仍然是“速度效益型”经济，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就没有效益，更会影响社会的稳定。事实上，我们认为广州可以也能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这除了人民群众要求加快发展，以提高生活水平外，实际上广州经过10多年发展也具备了加速增长的物质基础，是能够做到效益与速度同步增长的，关键是要有新的思路。——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认为，力争在广州建立自由港，可以是进一步扩大广州对外开放的一个新的思路。
设立自由港的问题，近来正逐渐引起我国有关部门和一些沿海港口城市的关注。自由港(Free Port)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为了更方便、迅速地开展对外经济技术的交流而划定的一块特殊区域。世界最早的自由港是16世纪中叶建于意大利的里沃诺市，是随着国际市场的逐渐形成而出现的，到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导致世界市场最终形成，一大批自由港伴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对外贸易的扩大而产生。19世纪后，许多被殖民主义者侵占的国际贸易通道的重要港口城市，如香港、新加坡、吉布提等都被辟为自由港。二次大战后，自由港经历了一番优胜劣汰，随着国际经济生活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加强，尤其是六、七十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使自由港得到了迅速发展，如香港也是在这个时期由一个商贸性自由港发展成为多功能的综合性自由港。
广州目前虽然已建有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高新技术产业区）和保税区等，但正如前所述，从与国际经济接轨的角度看，无论从区域范围、开放程度、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等都是不充分的，尤其是从当前国际经济关系一体化和生产的国际化加速发展来看，90年代将是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和转移的时期，具有优越地理、交通条件，良好产业基础，多种优惠政策和高效率管理体制的自由港必将是产业传递和新生产业发展的最佳地点，因此，自由港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和中国经济与国际融合的交接部。正如我们在本文引言中已经指出了的，当我国入关后，一般是不允许在国内实行政策差别待遇的，目前的区域性“特殊政策”似难再维持，自由港将是广州保持“先行一步”政策优势的最佳选择。而广州作为华南经济中心城市，由于其地缘经济的自身优势，无论在自然、经济以及地理等方面都具备了建设自由港的条件：
一是有华南地区最大的河海直达港，有先进的港口设施、技术和管理水平，且广州面临的珠江口水道沿岸港口群也是华南地区最大规模的港口群，加上四通八达的水、陆、空立体交通结构网络，可供大量货物集散；
二是城市经济发展在全国城市、尤其在沿海大城市中均居前列，上文已经提到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劳动生产率、进出口贸易增长等均领先于其他城市；
三是腹地广阔，以珠江三角洲区域为主，；辐射力可达桂、滇、贵、湘、闽等省区，而毗邻港澳，又可与当今国际最大自由港之一的香港紧密协作，构成有国际影响的南中国大贸易区；
四是具有相当的科学、技术力量，使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升级具有雄厚基础；而广州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已配合城市产业重组拉开了帷幕，将为再造和重构广州华南经济中心新优势而注入新的活力。
因此广州有必要以建设自由港为目标重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这里概略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要以建设广州自由港为扩大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重新修订广州于80年代初期制订的城市总体规划，突出强化以第三产业为主体功能，以港口、机场、车站等交通枢纽建设为依托，合理调整空间布局，建立一个以中心商业区(CBD)为标志，城区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的现代化大广州都市圈。
第二，要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自由港根据海关豁免商品关税的范围可划分为完全自由港和有限自由港，前者对外国商品一律免征关税，后者仅对少数进口商品征收关税或实施不同程度的贸易管制，从当今世界上大部分自由港都是有限自由港和广州发展的实际情况看，我们认为应建立有限自由港为宜。而在地域范围上，可以先建立自由港区，再过渡到自由港市，即先在现在的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州保税区、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两处自由港区，经一、两年试运行后，再扩大至整个广州市区为自由港市。在功能上，应建设以商贸为主的综合型自由港，把目前广州已有的各个开发区及市中心区建设成相互配套、不同形态的功能区域。
第三，配合自由港的建设，广州要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向经济国际化转换发展，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一定要从广州自身优势出发，围绕特大流通中心功能，以商业贸易带动广州金融、保险、仓储、运输、邮电、电讯、信息、咨询服务、旅游、饮食、娱乐休憩、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加快产业升级换代，优化广州出口结构，一方面要实行第二次的出口替代，即以深加工、高附加值制成品的出口替代目前占广州制成品出口近七成的低度加工制品的出口；另方面，应加大服务贸易的比重，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指标，不仅是产业技术水平方面的要求，还包括产品的工业设计、广告、包装、市场推销、仓储、运输、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协调、配套等要求，加强这些方面竞争力，不仅可以提高广州出口商品的档次，而且正是广州发展第三产业的优势。
第四，降低一般生产经营领域中的国有资产比重，加大社会资本中的国有资产投入。我们过去在国有资产的投放使用上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把过多的国有资产资源投放到一般生产经营领域中去，造成在经营性领域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过高，而国企体制的弊病，又造成效益的低下，不仅占有而且损耗了大量的国有资源，更造成国家对社会资本的投入不足。投资既是拥有了机会，也是同时背上风险的包袱，国家只应为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少量企业承担风险，而不必为一般性的企业也大量承担风险，这样政府就可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资本的投入，使广州具有更好的投资环境。如以效率原则衡量，目前广州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有其现实合理性，去年广州国有工业的增长，分别比集体和其他类型工业的增长要落后30～58个百分点！而且每年亏损的国有工业都要“吃掉”占广州地方财政预算收入近13%之多的约6亿多元的计划亏损补贴，故“减重”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应扭转目前这种被动或无奈的下降，避免国有资产在这个过程中被无形地损耗，应结合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产权重组，降低在一般经营领域中的国资比重，把回收的国资资源投入到改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改造中，将有利于把广州建设为自由港的设想。
第五，围绕为建设自由港服务的宗旨改革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打破目前广州的部门“中梗塞”的陋习，坚决撤并计划经济模式下设立的那些妨碍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消除互相扯皮、办事环节复杂、效率不高的弊病，建立高水平、高技术、高效率、廉洁的政府管理系统，是广州建设自由港的必要条件。
第六，尽早进行市场准入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的试验，为我国重返关贸总协定提供经验。使广州率先成为按国际惯例运作，符合关贸总协定贸易规范的自由港，为最终实现建成广州国际化大都市而努力。
五、结语
要进一步扩大广州的对外开放，单纯要求中央再给予某些政策方面的优惠已没有多大意义，也不太可能了。广州不是一个独立的城市，在国家的行政架构内，广州只是一级地方行政区域，它必须要服从于全国以及全省发展的整体要求，尤其是中央去年已决定取消广州等8个省会城市的计划单列，尽管不久前，又同意将广州、武汉等16个城市的行政级别提高为副省级，但这并不意味就是有效的特大中心城市管理体制，故广州的对外开放不应寄希望于这种行政架构系统内的变化，而是应从城市所特有的自身优势出发，选择最能与国际经济接轨同步的方式，才能真正把广州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
综观90年代以来，除原已获得国务院同意实施自由港某些政策的厦门特区外，大连、天津、上海、青岛等沿海著名的大港口城市已先行提出了建自由港的设想，广州要实现建设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就不应再落后，及早把争取建设自由港摆上议事日程，组织有关部门进行科学的分析、论证，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力争在广州设立自由港，使之成为广州90年代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的成长点。
注释：
①本文所用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均来源于历年正式出版的《广州统计年鉴》，或政府的统计公报。
②参见曾昭璇著《广州历史地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7页。
③见《广州日报》1993年11月9日文章。
④参见[美]库兹湿茨著《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262页。
⑤参见杨治著《产业经济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
⑥根据《广州市1993年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广州日报》1994年2月16日）有关数据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