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汉晋西南夷内涵及其时空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内涵论文,时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汉代以降的文献中，西南夷是指中国古代分布在青藏高原东缘巴蜀以西、以南和西南地区的古代族群，即秦汉时期分布在今四川西南、西北和云南、贵州等地区属于氐羌系统和濮越系统的各个族群的总称，它们是如今这一广阔地域内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和壮侗语族各民族的先民。但在先秦文献中，巴、蜀同样被认为属于南夷。也就是说，先秦时期的巴、蜀和“巴、蜀西南外蛮夷”，均属西南夷范畴。而不论从名称内涵还是从时空变迁来看，西南夷这个概念在先秦汉晋时期均有变化。本文试就其中几个基本问题进行讨论，以此就正于专家学者。
一、西南夷名称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西南地区的非华夏或非汉系的民族被称为“西南夷”，或“巴蜀西南外蛮夷”，或“蜀郡徼外蛮夷”。①对西南夷的深入研究，有必要首先分析其概念、内涵及其历史演变。
传世文献中关于西南夷的明确记载，首见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此篇总叙部分记载说：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②
西南夷族类有异，成分复杂。按《史记》有关篇章以及《汉书》的记载，实际上包括西夷和南夷两部分。所说“夷”，即是《西南夷列传》总叙末句所记“蛮夷”，是汉代对巴蜀西南外少数民族的通称，“西”和“南”均为方位词，西夷是指位于巴蜀以西的非华夏的民族或族群，南夷是指位于巴蜀以南的非华夏的民族或族群。③
流传至今的文献表明，将巴蜀西南外的民族或族群记为西南夷，始见于西汉文献的称谓，在先秦文献里还没有发现这一称呼。先秦时期，普遍把分布在中原诸夏周边的民族或族群称为蛮夷，对僻处西南地区的巴和蜀亦不例外。据《战国策·秦策一》所记载的张仪、司马错之言，蜀是“西辟(僻)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华阳国志·蜀志》也说秦灭蜀后，“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所谓“戎狄”和“戎伯”，都是指古蜀国境内的氐羌系和濮越系的各族君长。先秦时期臣属于蜀的族类众多，汶山、獠、僰都曾先后为蜀附庸，蜀为其长，而被通称为“戎狄之长”，那么蜀国连同其境内臣属于蜀的这些族类无疑也都被视为戎狄。先秦文献中直接提到巴蜀西南外非华夏的民族或族群之臣属于蜀国者，仅在《战国策·秦策一》中有此一见，说明汉代所称西南夷，在先秦时代多称戎狄，这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引起的称谓变化，这种名异实同，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常见的通例。④
先秦两汉文献中多见“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名称，原是诸夏对中原周边非华夏族民族或族群的称谓，均属泛称而不是专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或又合称为四夷，⑤即四方之夷。唐代孔颖达对此的解释最为精当，他说：“四夷之名，随方定称，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当处立名，则名从方号。”又说：“夷为四方总号。”⑥事实上，所谓“四夷”，其实都包括了不同的族系，其中许多族系可以蛮、夷或戎、狄互称，而随着时代的变化，其中一些族类的名称往往也会随之变化，尽管其族属并没有改变。先秦汉晋时期西南夷内涵的演变，就是一个重要的例证。
二、西南夷地理概念的演变
由于历史文献不足征，西南地区的上古史显得非常复杂而隐秘，学术界对这个地区古代社会各个族群的族属和年代等问题的看法存在相当分歧。更为重要的是，学术界在对西南夷的研究中，往往只是从《史记·西南夷列传》出发，仅对“巴、蜀西南外蛮夷”进行分析，却忽略了先秦时代的巴、蜀均属西南夷范畴这个历史事实。
历史文献十分清楚地显示出，在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前，不论巴还是蜀，都属于西南夷的范畴。《战国策·秦策一》和《华阳国志·蜀志》均说蜀为“西僻之国而戎狄之长”，而《荀子·强国篇》也直接把巴称为“西戎”。《汉书·地理志》更是明确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⑦这里的巴、蜀指秦汉时期的巴郡和蜀郡，广汉指秦汉时期的广汉郡，而广汉郡是分别从巴郡和蜀郡割地设置的，即所谓“分巴割蜀以成黔、广”，⑧“黔”指黔中郡，“广”指广汉郡。很清楚，《汉书》是把被秦灭以前的古巴国和蜀国视为南夷的。《汉书》为官修史书，《汉书》把被秦灭以前的古巴、蜀称为南夷，这个看法自然是代表了中央王朝的意见，是两汉朝廷的共识。这些记载无可非议地说明，在当时的中原视野观念中，先秦时期的巴、蜀，均毫无例外地属于西南夷中的成员。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汉时蜀郡州治成都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
直西门郫江中曰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也；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亦曰笮桥；从冲治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⑨
成都少城是先秦时期古蜀王国都城的中心位置所在地，也是秦汉时期蜀郡郡治的官署所在地。这说明了两个史实：第一，“夷里桥”的名称来源于夷人居住的区域名称“夷里”。“夷里”的“里”，是地方低层行政单位的名称。“十里一亭”，里有里正，是标准的汉制，而汉制本源于秦制，“汉承秦制”。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成都城市西南居住着不少夷人，建有专门的街区“夷里”。第二，“夷里桥”亦曰“笮桥”，说明居住在“夷里”的夷人是西南夷中的笮人。既然成都少城西南有夷里桥，又称笮桥，直到秦之蜀郡守李冰治蜀时，仍然还居住着西南夷笮人并保留着笮人的街区和名称，那么先秦时期的蜀国与笮人相同，都属于西南夷的组成部分，就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了。
古蜀人被排除出西南夷族类以及古蜀国故地被排除出西南夷地区，应是在战国后期秦并巴蜀以后。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公元前314年，秦置蜀郡，同时又以蜀为侯国，“贬蜀王更号为侯”，⑩在蜀国故地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的过渡政策。秦惠王封蜀王子通国(又作公子通、公子繇通)为蜀侯，以陈壮(或作陈庄)为相，并以秦大夫张若为蜀国守。但是，秦国在故蜀国的统治却不是一帆风顺的，故蜀国对秦国的反抗此起彼伏、时有发生，这些反秦事件大多发生在故蜀国疆域的南部。在蜀故地以南，蜀王子安阳王统兵3万伺机反扑。(11)而分布在青衣江地区的蜀国旧臣“丹、犁”，照旧拥戴蜀王为君长，以期内外接应反秦。秦惠王更元十四年(前311年)，“相壮杀蜀侯来降”。(12)秦武王元年(前310年)，秦派名将甘茂定蜀，一并诛杀参与谋反的陈壮。秦武王三年(前308年)，秦复封公子煇(或作晖、恽)为蜀侯。秦昭王六年(前301年)，蜀侯煇反，司马错定蜀，令蜀侯煇夫妇自裁，一并“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13)次年，秦又封蜀公子绾为第三任蜀侯。秦昭王二十二年(前285年)，秦“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14)从公元前316年灭蜀，直到公元前285年诛蜀侯绾，经过30余年的时间，历经三代蜀侯与秦国之间的抗争与镇压，直到秦昭王二十二年(前285年)，秦国才最终在故蜀国建立起单一的郡县制度。故蜀国故地的民众，也由于秦对蜀长期剧烈的政治经济改造和文化变革而“染秦化”，在文化模式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15)大约在此之后，蜀才被时人从“南夷”的概念内分离出来。而即便如此，到了汉初景、武之间，蜀人仍然还是被认为“质文刻野”，经过文翁入蜀为蜀郡守，选派蜀人子弟到京师长安学习律令，学成归蜀以后用此教授蜀人子弟，才颇改蜀人的蛮夷之风。(16)至此，时人也才最终改变了对蜀人属于蛮夷的传统观念。
至于与故蜀同属南夷的筰都夷及其居地的变化，情况更为复杂。筰都夷原居岷江上游汉代之汶山郡，(17)大约在战国秦汉年间，南迁到古蜀国南部，汉武帝时期，将筰都夷的居住地域设置为沈黎郡。据《汉书·西南夷传》记载：
南粤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莋侯。冉駹皆震恐，请臣置吏。以邛都为粤(越)巂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18)
沈黎郡置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莋都夷》记载：“元鼎六年，以为沈黎郡”，又载：“至天汉四年(前97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19)至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改为蜀郡属国，灵帝时改为汉嘉郡。可见，此汉嘉郡辖境大致上就是沈黎郡辖境，基本无变迁。据《续汉书·郡国志》的记载，汉嘉郡(即汉武帝时期的沈黎郡，但汉嘉郡的面积小于沈黎郡，辖境当今四川雅安地区)辖有汉嘉(今四川芦山县)、严道(今四川荥经县)、徙(今四川天全县)、旄牛(今四川汉源清溪镇)4县，包含了青衣江上游和大渡河上中游地区。沈黎郡原为羌系的丹、犁二族居地，原属古蜀国的范围。汉武帝时因丹、犁二族之名在其地设置沈黎郡，此后沈黎郡易名，仍以蜀郡西部都尉、蜀郡属国为行政区划名称。由此可见，沈黎郡原为蜀地。
先秦至汉初，沈黎郡原为筰都夷所居，至汉武帝开西南夷后，筰都从沈黎郡南迁至雅砻江中下游今四川凉山州盐源县、盐边县和云南永胜县一带。筰都南迁的年代，当在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以“西部笮都为沈黎郡”，即以筰都为沈黎郡郡治。但自天汉四年(前97年)沈黎郡并蜀为西部都尉，而两都尉分驻牦牛和青衣后，筰都县即不再见于记载。《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和帝以前，蜀郡已无筰都县。至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改蜀郡西部都尉为蜀郡属国，辖4县，也无筰名。可见，在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筰都随同罢置。而在此之前，筰都已经南迁。(20)
这就说明，关于西南夷的民族和地理概念，在先秦秦汉时期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先秦时期的西南夷，包括了巴、蜀在内，称巴、蜀为南夷，而汉代西南夷的北界则向南推到了汉嘉郡、朱提郡和越巂郡一线，汉代文献关于西南夷地理方位的记载，就是在汉武帝时期南夷的大量南迁后才基本上固定下来的。
因此可以说，包括巴、蜀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21)在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前期都可以称为西南夷地区。直至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以后，对巴、蜀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巴和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一员，(22)从此才不再被视为西南夷，而蜀郡西南部的沈黎郡在汉武帝时期才退出南夷的范围。自此之后，汉代的西南夷就仅指“巴蜀西南外蛮夷”的夜郎、靡莫之属(包括滇)、巂与昆明、邛都、徙与筰都、冉駹、白马等7个区域，以及东汉时期归附中央王朝的永昌郡，而邛都、徙、筰都、冉駹、白马等到了两晋时期也被排除在南中之外。
三、从“西南夷”到“南中”的时空变化
到三国两晋时期，西南夷的概念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从《华阳国志》有别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有关记载中可以清晰地加以判别出来。
《史记·西南夷列传》总叙从地理空间和族群划分上，把西南夷明确分为7个区域，分别是夜郎、靡莫之属(包括滇)、巂与昆明、邛都、徙与筰都、冉駹、白马。《汉书·西南夷传》除将《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西南夷君长”改为“南夷君长”外，其他文字与之大同小异。《后汉书》中有关西南地区的历史材料多出于《华阳国志》，虽然其中有关西南夷族群的各篇传记已与《史记》、《汉书》有所不同，不过在地理空间方面还是与《史记》、《汉书》大体一致。但是，在成书于两晋之际的《华阳国志》中，对于西南夷地理空间方面的记载则出现了较大变化，与《史记》和两《汉书》已有较大不同。
《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曰：
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移徙，莫能相雄长。(23)
很明显，《华阳国志》所记载的“南中”是一个地域范围的概念，而《史记·西南夷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传》所记载的西南夷是地域与族群相结合的概念，二者在概念上是有所区别的。(24)
“南中”始见于三国蜀汉时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南中诸郡，并皆叛乱”，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亮至南中，所在战捷”，(25)均可为证。《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裴松之注云：“臣松之讯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26)既然是“号为南中”，就说明南中不是行政区划建置，而是地域名称，并且是别称。在晋泰始六年(270年)置宁州之前，蜀汉以南地区被时人“号为南中”，即“蜀之南中”，但在晋置宁州以后，南中即属宁州辖境，所以《华阳国志·南中志》开篇即说：“宁州，晋泰始六年初置，蜀之南中诸郡，庲降都督治也。”(27)可知南中这个称谓是蜀汉对其南方诸郡的统称，而由蜀汉之庲降都督治理其军政。晋时有“南中七郡”之说，即朱提、建宁、云南、兴古、牂柯、益州、永昌等7郡，是因袭蜀汉而来，自晋泰始六年(270年)置宁州以后，乃陆续分置为14州。
关于南中的地理空间位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曰：“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南域是指蜀汉南方的地域，即指南中而言，其中的“五夷”(或做五茶夷)是指分布于“宁州附塞部落之名”，当在建宁郡界，(28)可见，南中是用以指称蜀汉以南地区的习惯名称，即邛、笮、五夷之南的广大地域。《华阳国志·南中志》还记载：
相如知其不易也，乃假巴、蜀之论以讽帝，且以宣[使指]于百姓。卒开僰门，通南中。(29)
僰门，意指僰道通往南中的交通要塞，“开僰门，通南中”，表明南中在僰道(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曲靖之间)以南。可见，南中主要指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西部地区。有的论著认为，今四川省南部也包括在南中当中，实属误解。《华阳国志·南中志》的记载表明，蜀汉和两晋时期的南中，已不是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的全部，战国秦汉时期南夷中的邛都和徙、筰都、冉駹、白马等全部西夷已被排除在南中之外，表明蜀汉两晋时的南中仅相当于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的一部分地区。
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里，是把包括羌系民族和濮越系民族在内的整个西南夷统称为“夷”，“夷”是作为一个泛称名词被加以使用的，但在《华阳国志·南中志》里，对西南夷和“夷”的认识从称谓上已发生了重要变化。前引《华阳国志·南中志》总叙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其中的南中是地域名称，夷越是族系名称。这里将南中和夷越相对应举出，显然认为分布在南中地区的族系是夷越。此句中十分关键的是“在昔”二字。所谓“在昔”，是指从前而言，所谓从前，自然是指三国两晋以前的先秦秦汉时期。而“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就是说先秦秦汉时期南中为夷越的活动地区。在这里，并没有像《史记》和两《汉书》那样把这片地域与西南夷相对应，而是用夷越名称取代了西南夷名称。这就是说，在《华阳国志》看来，从先秦时期直到三国两晋，分布在南中地区族系的都是夷越。而夷越包括“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侯王国以十数”，即是说，“夷越”指以“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巂唐”等为代表的以十数的南中地区的侯王国。从族系的角度看，在常璩所列举出的这些侯王国中，滇是濮越系民族，同样属于濮越系民族的还有夜郎、句町；而叶榆、桐师是地区名称，分布在叶榆的是昆明族，属于羌系民族，桐师又作同师，分布在桐师一带的是哀劳人，可能属于与羌系民族有关的藏缅语族；巂唐，在《史记》、《汉书》里单称巂，属于羌系民族。可见，所谓“夷越”，其实包含夷和越两个部分，其中的夷，是指羌系民族，越是指濮越系民族，夷越则是对南中地区所有羌系民族和濮越系民族的统称。可见，不仅西南夷概念被南中取代，而且“夷”的内涵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在《华阳国志·南中志》里，通篇所述为南中诸夷或夷濮，只有一处提及西南夷，而《史记》、《汉书》中记载了在西南夷7个区域为大君长的滇、夜郎等，虽然在《华阳国志·南中志》总叙里列出了它们的名称，但在具体叙述中，却几乎没有关于这些在战国秦汉时期强大一时的“王国”或“邑君”等酋豪的记载，而在先秦两汉不见于史载的其他诸多南中酋豪却成为了叙事的主角。
以上说明，在蜀汉两晋之间，已把战国秦汉时期包括徙、筰都、冉駹、白马等全部西夷以及南夷中的邛都纳入蜀地范围内，所以这些地域及其民族均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加以记述，而只把战国秦汉时期南夷的所在地域及其大部分民族作为南中之夷，把他们纳入《南中志》加以记述，并在篇首特别注明“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其中的夷是指氐羌系的族类而言，越则是指濮越系的族类而言。这表明，蜀汉两晋时期已不再把西南夷作为一个广大地域内非汉系民族的整体加以看待了。
四、西南夷的时空构架
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古文化的盛衰兴亡不可避免，留下了一部高潮与低谷相激荡的文明演变史，于是形成分期，各个分期的相互衔接，便是文化演进的时序。而文化区的分布形态，即是文化的空间构架。关于巴、蜀古代文明的时空构架，笔者在《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历程》中已有专门论述，(30)本文不再讨论，这里仅讨论巴蜀西南外蛮夷的时空范围问题。
(一)时序脉络
关于西南夷的年代，如果从《史记》和《汉书》来看，仅为西汉时期，从《后汉书》看，还包括东汉时期，以后历代史书也提到西南夷，时代更晚。那么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夷究竟如何呢？换句话说，西南夷的上限可以早到什么时段呢？对此，历史文献并没有明确的记录。不过，通过一些比较间接的记载，可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逸周书·王会篇》记载了西南地区的一些族群参加成周之会的情况，如此书记载的“百濮”和“产里”，学者多认为是西南地区的族群。《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商代初年成汤令伊尹为四方献令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玑、瑇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这个殷畿正南的百濮。专贡矮犬，当即云南之濮。(31)濮或作卜，见于殷卜辞：“丁丑贞，卜又彖，□旧卜。”郭沫若释为：“卜即卜子之卜，乃国族名。”(32)卜子，《逸周书·王会篇》记载周初成周之会，“卜人以丹砂”，王先谦补注：“盖濮人也。”卜、濮一声之转。杜预《春秋释例》说：“建宁郡南有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又称叟濮。”晋建宁郡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云南省的昆明、曲靖、玉溪大部分地区以及贵州省威宁县的部分地区。(33)当时西南夷的一些族群不远万里到西周王朝的都城参加朝觐，据此可以认为，西周初期已存有对西南夷某些族群的模糊概念，尽管还没有见到当时有西南夷这个提法的历史文献。
从早期中印交通即《史记·西南夷列传》和《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蜀身毒道”，亦即学术界所说的“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情况分析，西南夷主要族群与古蜀的关系早已发生并达到比较密切的程度，在政治和文化联系较为密切的基础上，这条由古蜀腹心地区，经由西南夷地区通往印度地区的漫长交通线才有可能开通。以此比较一下汉武帝为打通汉王朝与大月氏的联系，先后派遣10余批汉使，试图经西南夷地区去大夏(今阿富汗)而被氐、筰、昆明等族阻碍而无法通过这一史实就可说明，如果没有同西南夷建立密切的政治与文化联系，就不可能从他们的地盘通过。由此可见，蜀身毒道的开通，必然是在古蜀与西南夷建立了良好关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初步完成的。
方国瑜先生曾认为，蜀身毒国道经过西南地区，是这个地区有一定的社会条件建立起来，而且是在这地区的居民开发的，由于西南地区各部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地部族要求与邻境交换生产品，相互往还频繁开辟了道路，甲地与乙地之间，乙地与丙地之间，丙地与丁地之间均已开辟了道路，如此连贯起来，形成了一条漫长的交通线。(34)从义理的角度推论，方国瑜先生的看法不无不妥，不过方国瑜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西南地区还没有足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问世，而其后数十年的考古资料则显示出另外一种情况，所以在当时看来比较合理的推论现在就有更新和修正的必要。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青铜人物雕像，其中除古蜀人的形象造像外，还有不少西南夷人物形象的造像。(35)这表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也就是相当于商代中期(祭祀坑的年代为商代晚期，但瘗埋其内的青铜雕像则属于商代中期的遗物)，(36)西南夷的一些“君长”与古蜀王国之间已存在密切的政治与文化(宗教)关系，(37)这应当就是蜀身毒道之所以能够开通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蜀与身毒国的联系，仅仅是西南夷各族群间道路的开辟，当然就不会有“蜀身毒国道”的名称；如果没有古蜀王国与西南夷之间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同样也就不会有以“蜀身毒国道”名义命名的交通线的开辟，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至于五尺道的开通，同样也是在商周时期。(38)蜀身毒道和五尺道的开通，表明商周时期西南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已演进到相当程度。
从考古学测年数据来看，西南夷地区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是以剑川海门口为代表的云南剑湖区域(39)和以大理海东镇银梭岛为代表的洱海区域，(40)年代分别在公元前1800年-公元前1200年之间和公元前1500年-公元前1100年之间，分别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夏、商之交和商代晚期。但是，剑川海门口和大理银梭岛青铜器与该两地区后来的青铜文化遗存之间存在时间上的缺环，同一地区先后的青铜文化遗存也显示出不同的面貌，这种状况究竟是由于族群和文化的差异，还是时代的差异或是其他原因所造成，其间的关系还需要新的资料才可能予以说明。而考古学测年数据显示出来的西南夷地区其他各青铜文化墓葬的整体年代，大致为距今2600年-2000年之间，也就是春秋至西汉末、东汉初。这种情况表明，西南夷各族进入青铜文化的年代先后差别很大，早晚不一，其间发展很不平衡。
不过，位于黔西北、滇东北地区的鸡公山文化——野石山——银子坛遗存，基本上是连续发展演变的文化遗存，(41)是夜郎区域青铜文化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基本序列之一，可以说明西南夷夜郎区域的演化链条。这一青铜文化的发展序列链条表明，西南夷夜郎地区的历史开端至少始自商代，而这一年代恰与三星堆文化青铜人物雕像中西南夷人物造像的年代相吻合，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如果进一步分析，出现在三星堆文化青铜人物雕像中的西南夷“君长”造像，(42)绝不可能是西南夷“君”的始现年代，他们与三星堆古蜀王国的交往必然已有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而且必然是在经过了复杂的政治与文化联系的交往历程后，西南夷“君长”才可能出现在三星堆古蜀王国盛大的祭祀场合以及庞大的祭祀人物序列当中。因此，毫无疑问，西南夷“君长”的始现年代必然早于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也早于那些青铜人物雕像的制作年代。这就是说，西南夷“君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年代至少不晚于商代中期。同样，既然这些西南夷族群的“君长”的年代不晚于商代中期，那么很明显，这些“君长”所代表的西南夷族群的始现年代自然也就早于商代中期。
至于早于这些西南夷“君长”的年代而又可以作为西南夷初现年代的考古资料，目前还不能加以确指。虽然近年来西南地区考古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但这些文化遗存是否与后来的青铜文化遗存具有发展演变的连续关系，某个地区的青铜文化是否就是该区域新石器文化的后续文化，这个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
(二)空间构架
古代西南夷地区地域辽阔，学术界一般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来认定，把古代巴蜀以西和以南的地区划为西南夷地区。但这只是汉代以来的认识，并非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西南夷概念的理解。从历史文献的记载可知，西南夷的空间范围事实上是随着中央王朝在西南地区实力的起伏消长而发生历时性的伸缩进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先秦时期的巴和蜀均属“南夷”，(43)直到汉武帝时期，始将南夷的北境向南推到沈黎郡(今四川雅安地区)、越巂郡(今四川凉山州地区)和朱提郡(今云南昭通和四川宜宾地区)以南，而两晋时期就连汉代的西夷和南夷中的越巂等地区都被排除在南中以外。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在西周时期，古蜀国杜宇王朝即“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44)把西夷和南夷纳入统治或势力范围。春秋至战国时代，古蜀开明王朝再次向南开疆拓土，“帝攻青衣，雄张僚僰”。(45)青衣为今四川雅安市的芦山县；僚指夜郎，今贵州安顺地区至黔西地区；僰指僰道，今四川宜宾到云南昭通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还记载说：“僰道有故蜀王兵兰”，兵兰指驻兵营寨，(46)应当是古蜀王国建立在僰道的驻兵之所，目的在于蜀军进一步向南挺进。这就表明，其时青衣和僚、僰之地已被蜀国所实际控制，为蜀之附庸。(47)从考古学上看，在云南昭通和贵州威宁发掘了大批古蜀文明的青铜器，(48)贵州威宁出土的古蜀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800年前后，威宁中水还出土古蜀三星堆文化(公元前3700年-公元前3100年，商代中晚期)的玉器，均说明了古蜀王国在云南东部和贵州西部的势力范围扩张，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与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吻合。当古蜀文明全盛之时，其疆域“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49)“越”，即晋时的南中，亦即所谓“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也”，而其影响和渗透范围，还远远超出了这一地域空间。
春秋战国时代的巴国同样也向南开疆拓土。《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巴地范围说：“其地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西至僰道(今四川宜宾)，北接汉中，南极黔、涪。”“黔”，指战国时期楚、秦之黔中郡，其地辖今湖南西北部及湖北、四川、贵州的邻近地区；涪即汉代涪陵县，其地辖今重庆彭水、武隆、石柱、黔江、酉阳和贵州道真、正安、沿河、务川、德江、印江、思南等地。(50)这表明，巴国的疆域也向南抱有西僰的一部分，而这正是汉代文献所指属于西南夷的地区。
由上可见，西南夷的空间构架并不是从先秦以来一成不变的，巴、蜀之所以在先秦时期被视为“南夷”，不但是因为巴、蜀民众多属氐羌系和濮越系，其民族系属与西南夷相同，而且因为巴、蜀地区自身就包括在南夷区域当中。
至于“巴蜀西南外蛮夷”的分布情况，我们将考古资料同历史文献相对照分析，提出巴蜀西南外的西南夷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了多个生长在大河流域支流小生态中的青铜文化群，目前在考古学上反映出来的这样的青铜文化群主要有10余个，(51)它们分别是：(1)黔西滇东北夜郎青铜文化区；(2)滇东曲靖盆地劳浸、靡莫青铜文化区；(3)滇池区域青铜文化区；(4)安宁河流域邛都青铜文化区；(5)青衣江流域徙都青铜文化区；(6)雅砻江下游盐源盆地筰都青铜文化区；(7)保山盆地巂青铜文化区；(8)洱海区域昆明青铜文化区；(9)岷江上游冉駹青铜文化区；(10)川北陇东南氐文化区；(11)金沙江上游白狼、槃木、唐菆青铜文化区；(12)红河流域句町青铜文化区；(13)滇南地区漏卧青铜文化区。这些青铜文化区域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巴蜀西南外的夜郎、滇、巂、邛、笮、昆明以及其他族群的文化区域可以相互对应。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大凡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列入记载的某族群的分布地区，基本上都找到了与其相对应的某种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这证明司马迁的记载是基本准确的。(52)
值得注意的是，在地理空间界域方面，关于西南夷的西南部地域范围的界域所在，历史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根据对文献所记载的“滇越”地望的考证，当可取得较为明晰的证据。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列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西南夷地区有“盘越国”：
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53)
盘越，《后汉书·西域传》误作“盘起”，《梁书》卷54《中天竺传》作“盘越”，《南史》卷78作“盘越”，《通志》亦作“盘越”。据沙畹研究，盘越地在东印度阿萨姆与上缅甸之间。(54)而据汶江先生研究，盘越即滇越，即东印度阿萨姆的迦摩缕波。(55)《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昆明之属无君长……然闻其西可数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直到汉魏，蜀人商贾仍在东印度进行经商活动。《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记载：
迦摩缕波国，周万余里，国大都城，周三十余里……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56)
这里所说的迦摩缕波国“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语言少异中印度”，就是《魏略·西戎传》所说的“其人小与中国人等”，其实也就是分布在东印度阿萨姆地区与雅利安人语言有异的达罗毗荼人，亦即所谓僬侥。从《华阳国志·南中志》和《后汉书·哀牢传》的记载来看，西南夷的空间范围包括了后来缅甸的许多地区，是直接毗邻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的，(57)《华阳国志·南中志》“哀牢郡”记载说永昌郡有“身毒之民”，表明地近身毒。《后汉书·陈禅传》记载说：“永宁元年，西南夹掸国王献乐及幻人”，掸国在今缅甸，时称西南夷。《后汉书·明帝纪》更是明确记载说：“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盘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58)直接把僬侥之地纳于西南夷地域范围。《华阳国志·南中志》说：“身毒国，蜀之西国，今永昌是也。”《大唐西域记》卷10《迦摩缕波国》还记载：
此国(按，指迦摩缕波)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壤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獠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之西南之境。(59)
这些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出蜀之西南境即西南夷，其境地是与东印度阿萨姆地区相连接的。(60)如果按照这样的认识，那么对西南夷的研究，就应该放在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背景下加以考虑。
①在《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中，这一民族分别被记为西南夷和巴蜀西南外蛮夷，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又被记为蜀郡徼外蛮夷。
②《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991页。
③段渝：《西南夷考释》，《天府新论》2012年第5期。
④参见段渝《西南夷考释》，《天府新论》2012年第5期。
⑤《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孔子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⑥《左传》文公十六年孔颖达疏。
⑦《汉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45页。
⑧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9页。
⑨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27页。
⑩《史记·张仪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84页。
(11)《水经注校》卷37《叶榆水注》引《交州外域记》，王国维校，袁英光等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56页。
(12)《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7页。
(13)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99页。
(14)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00页。
(15)参见段渝《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6)参见《汉书·循吏列传·文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25～3626页；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14页。
(17)汶山郡位于岷江上游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汶山郡本蜀郡北部冉駹都尉。”颜师古注《汉书·武帝纪》引服虔曰：“今蜀郡北部都尉所治本莋都地也。”这应该是先秦时期筰都夷最初的分布地。参见段渝《四川通史》(卷一·先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50页。
(18)《汉书·西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42页。
(19)《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4页。
(20)参见段渝《西南夷考释》，《天府新论》2012年第5期。
(21)当代的中国西南地区，包括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和西藏；而古代所称的西南地区，则相当于今天的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本书所谓西南地区，是指古代的西南地区。
(22)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3)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33页。
(24)段渝：《西南夷考释》，《天府新论》2012年第5期。
(25)《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18页、第921页。
(26)《三国志·蜀书·李恢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46页。
(27)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33页。
(28)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69页。
(29)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342页。
(30)段渝，谭洛非：《濯锦清江万里流——巴蜀文化的历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1～27页。
(31)章太炎：《西南属夷小记》，《制言半月刊》第25期，1936年；后载于李绍明，程贤敏编《西南民族史研究论文选》(1904-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页。
(32)郭沫若：《殷契粹编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669页。
(33)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402～412页。
(34)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页。
(35)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36)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第2期。
(37)段渝：《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08～121页。
(38)段渝：《五尺道的开通及其相关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3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等：《云南省剑川县海门口第三次发掘》《考古》2009年第8期；闵锐：《剑川海门口遗址发掘》，载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探寻历史足迹，保护文化遗产——纪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2～55页。
(40)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市博物馆等：《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9年第8期；闵锐：《大理银梭岛遗址发掘》，载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探寻历史足迹，保护文化遗产——纪念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8～51页。
(41)⑧罗二虎，张合荣：《论鸡公山文化》，《考古》2006年第8期；孙华：《滇东黔西青铜文化初论——以云南昭通及贵州毕节地区的考古资料为中心》，《四川文物》2007年第5期。
(42)段渝：《商代蜀国青铜雕像文化来源和功能之再探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43)《汉书·地理志》记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可知先秦的巴和蜀均属南夷范畴。
(44)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82页。
(45)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85页。
(46)徐中舒：《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60年第1期。
(47)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页。
(48)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等：《贵州威宁县红营盘东周墓地》，《考古》2007年第2期；王涵：《云南昭通营盘古墓群发掘简报》，《云南文物》1995年第41期。
(49)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175页。
(50)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25页、第82页。
(51)段渝，刘弘：《西南夷青铜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2)参见段渝，刘弘《西南夷青铜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53)《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60页。
(54)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7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1～57页。
(55)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56)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94页。
(57)《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哀牢)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后汉书·哀牢传》记载：“(哀牢夷)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户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口五十五万三千七百一十一。”方国瑜先生认为，据此可见，哀牢地广人众，包有今之保山、德宏地区，及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地带，参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22页、第24页。方先生之说，符合古文献记载。
(58)《后汉书·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21页。
(59)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94页。
(60)段渝：《中国西南早期对外交通——先秦两汉的南方丝绸之路》，《历史研究》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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