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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英雄史观是剥削阶级的史观，但当今西方国家的学术界大体上也已经把它抛弃了。现在看来，这种史观在过去虽然总是与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相联系，但它也是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我国正处在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过程中，从西方的历史看，这正是英雄史观大行其道的时期，当前我国街头或车站的书摊上那些“琳琅满目”的所谓的励志书（当然有一部分是好的）有时几乎分不出它们讲的是厚黑学还是成功学，其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不可低估，历史教师有必要对这种现象多加关注。
一、英雄史观的演变概况
所谓英雄史观，简单点说，指的是主张少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决定历史进程，或主张世界上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支配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历史观。前者又称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后者相应地称为客观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前者的情况下，人民群众最多只是英雄们实现历史过程的工具，而在后者的情况下，连“英雄”也是那种神秘的力量实现历史过程的工具，当然作为工具其与普通百姓还是不一样的。后者的代表是黑格尔，他眼中的那种神秘的力量是“绝对精神”（又称“绝对理念”、“世界理性”、“世界精神”）。“绝对精神”通过“理性的狡计”激发起各类英雄实现历史过程的激情，从而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①
总的说来，前资本主义的历史学都受英雄史观的支配，东西方皆如此。真正的变化是从近代开始的，其标志是一些史学家开始关注人民群众或社会文化生活在历史上的作用。
在中国，虽然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就开始提倡新史学，但史学著作中真正重视劳动人民的作用，主要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的。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史学家开始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充分考虑历史上劳动人民的作用，虽然这方面有些参差不齐，有时显得过于生硬，然其努力仍值得充分肯定。但这不意味着英雄史观从此寿终正寝，其典型表现是领袖崇拜。
英雄崇拜是工业化时期常有的现象，在我国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个人崇拜虽然式微了，但它仍然以另一些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1986年黎鸣发表《历史是创造者创造的》文章（12月17日《光明日报》），提出“新的英雄史观”。其主要观点是：“人类社会的进化是社会信息量不断增殖的过程——人民群众不能创造信息——旧式的政治英雄（兽性英雄）不能增加信息总量——只有新的英雄（人性英雄）才是人类中新的文化信息的创造者即历史的创造者。”②就其肯定少数人创造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新英雄史观与旧的英雄史观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宣称：“我认为应当承认：历史是英雄人物创造的。”③中国的“打工皇帝”则宣称：“我深知在中国，‘人际关系就是生产力’，‘知名度就是生产力’。”④他不仅写了《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到处作报告向年轻人宣扬如何“复制”他成功的经验。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即“生产力”，他还忙于把自己的成功史拍成电影。一个职业经理人忙于拍电影，大概也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如果不是由于这位精英碰上“学历门”，这部电影恐怕已经上映了。这是当代中国的英雄崇拜氛围下出现的一种现象。据说这位精英还有这样一句话，读了让人感到可怕：“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⑤
应该承认，上述这些中国精英的见解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都有一定的道理。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高潮中，根据西方的经验，这正是英雄史观大行其道的时期，中国虽多年来强调唯物史观和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但这种强调在民间或在社会上到底有多大影响，值得探讨。
二、为什么工业化时期英雄史观仍有重要影响
工业化或现代化是一场动员千百万普通百姓投身于其中的事业。从西方的历史看，这个过程已经在酝酿起一股重视普通百姓日常生产和生活的思潮，但为什么英雄史观仍在史学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
近代以来，理论上讲每个公民平等的社会正在开始形成，与此相应的是群众性的历史活动日益受到社会和历史学的关注。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活动条件、社会地位和取得知识的条件仍然极不平等，因此某种程度上仍然只有少数人在“主宰”着政治、军事及其他一些行业的过程，英雄史观仍然有重要市场。我国有人提出：20世纪初中国的史学即已出现过“底层视角”，但百年来这种视角又显得踟蹰难行，其原因恐怕是“材料难觅”和“英雄史观尚未功成身退”。⑥认为“材料”在这里并不重要，最主要的是因为“英雄史观”在这时仍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英雄史观淡化的社会基础是普通百姓广泛参政议政，但在工业化过程中，理论上各国虽然都或先或后建立了全民普选制度，实际上还是很不完善，左右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还是少数精英。这既与全民的文明程度有关，也与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其早期农业社会的基础尚未受到全面冲击有关。只有到工业化后期或接近完成时，当前工业社会的农村得到了较彻底的改造，百姓的地位和作用才会比较充分地发挥出来。像美国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封建传统束缚的国家，其英雄史观受到批判也主要是在19世纪末的进步运动中开始的，因为这个运动真正体现了群众的力量。20世纪初，鲁滨孙在《新史学》中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现在的社会正在用空前巨大的力量在多方面地进行它自身的改良，人们对于世界的和人类的知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丰富，人类的善良愿望和社会活动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我们每个人在促进改良社会的事业中所起的作用都取决于我们对于现状和舆论的理解，而我们要理解现状和舆论就多少得明白产生这种情况和思想的过程。”⑦关于这一点，同样在20世纪初梁启超也看到了。他说道：“今之谈国事者，辄日恨某枢臣病国，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国之治即可与欧美最文明国相等者然。此实为旧史家谬说所迷也。吾见夫今日举园之官吏士民，其见识与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气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无量数病国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⑧梁氏这里说的我们未必都同意，但其基本意思却是对的——英雄史观与大部分居民未接受现代文明分不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虽然也有一个理论上“拨乱反正”的过程，但这里有一个现实与理论的“反差”的问题：当理论界坚持唯物论批判英雄史观时，改革开放带来的“英雄”大展宏图的环境实际上把理论认识抛到了脑后。现实中一个个改革英雄受到凯旋将军般的赞扬，这种赞扬和推崇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中国的改革包含着对人才的渴求，“一个人救活一个工厂”之类的故事每天都在重演、都在渴望成功的年轻人的耳朵中回荡。但历史老师有必要向学生讲清楚“一个人救活一个工厂”的背景，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学生中有许多将来都会成为“救活一个工厂”的人，但要救活一个濒临倒闭的工厂光靠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群众观念。在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紧迫的人才需求面前，人才背后的力量和大背景很容易被看成不值得一提的东西。
只看成功，不问如何成功，是市场经济不成熟时期的普遍现象。这时期“成王败寇”的思潮总是有市场，因为“成功”意味着发财，而这正是传统观念淡化后人们最重要的追求。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的现象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就已非常明显。赫勒说道：“一种非公社的社会结构使一个人与另一个人间的某种竞争成为可能，这在具有一整套严格限制的公社制的社会里是不知道的。个体只有通过反对其他人才能认识自己。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始终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形式，其动机的力量来自利已主义。恨、妒忌、猜疑所有那些做得更好或可能做得更好的人，在文艺复兴的人格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我们读瓦萨里的伟大艺术家的传记，我们甚至会发现那里面只有怀着妒忌和野心的人物，多那太罗（Donatello）及某种程度上米开朗琪罗是唯一的例外。有趣的是瓦萨里（Vasari）在刻画这种妒忌和野心时都把它看成是很自然的事情，至少不感到它值得指责”。这时期对什么是自我实现、自我享受及成功等概念都是不明确的，各个人的理解五花八门，从金钱、名誉到“纯粹”的创造的都有。换言之，他们把金钱的成功与道德的成功混为一谈，而且很少有人意识到这里有区别。与此相联系的是，“人们尚未学会区分自爱和自私、自我保存与利己主义。”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每一个文艺复兴的人都追逐金钱，但几乎毫无例外他们都渴望名誉，只有极个别的人可能是例外，如列奥那多·达·芬奇。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这种表现实际上预告了后来几百年间，特别是工业化时期的一种普遍现象。
意识形态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但它有相对的独立性或滞后性，即在它的现实基础基本消失后它依然会在一段时间内发生作用，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封建残余”。人民网上有篇文章指出：“要真正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从思想文化层面上说，主要是肃清‘君权神授’、‘真命天子’、‘救世主’、权威崇拜、皇权、特权、人治、愚忠、信神等思想和传统……但是，仅有思想上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以有力的组织上的保证相配合，形成一整套严格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个人崇拜的滋生。”⑩在这个工作没有彻底完成以前，英雄史观就会大行其道。我国当代一些精英本来来自普通百姓阶层，但一旦出了名都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自己属于特殊的群体或具有特殊的资质。有一位成功的影星曾这样述说自己的幼年：“当我哇哇坠地的时候，嗓门就很大，具有歌唱家的气魄……我逢凶化吉的本领在那时便已显露出来。在幼儿的时候，新楼房倒塌，许多孩子死于非命，而我因在外玩耍得以幸免。我在四川涪陵上小学走过山路，一跤跌下悬崖时，恰巧手又抓住了石头。还有一次，一只疯狗以要咬死我的气势拼命追我，当咬破了我的鞋后跟以后又突然改变了主意。诸如此类的事，孩提时期及长大以后还有许多。”（11）看此类文字，有时会觉得在看那些西欧中世纪的圣女的故事，因为总是有神在保佑她们成长。其实人的一生中都会碰到各种灾难和惊险之事，普通人也会把此类事随意说笑，但会随着他们的去世而消失，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这里有什么特异之处，而名人的此类事却可能留传下来，或经过添油加醋后越说越玄，让人觉得神秘异常。
把自己的成功归于某个神明的保佑，西方也曾普遍存在过，较早的一个例子是哥伦布。他西航成功后曾这样谈论自己成功的原因：“我们至善的上帝向我灌输探索的精神，我才在航海事业上成绩卓著……至高无上的神用一只看不见的手为我揭示了这些书的意义，就是他把创业的火炬交给我……现在谁会怀疑这就是圣灵所赐的光辉呢？”（12）他试图通过归因于上帝来解释为什么其他人不像他那样做，而只有他为了到达东方而坚决往西航行的问题。
三、历史教师应持什么态度
虽然处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英雄史观”在社会上依然颇有市场，但好在长期来历史学家和历史老师所受的是唯物史观的教育，所以这股随高速工业化而泛滥开来的英雄史观对他们的影响不是太大，但相对说来这股思潮对学生的影响要大得多。中学生和大学生都处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如果历史教育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很可能会起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其次我们应该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一定要树立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观念。改革开放本来是亿万群众自己的事业，决非几个英雄的创举。但在现实生活中名人取得了太多的财富和地位，这与市场机制不完善和商业化炒作分不开，也与大量普通群众中传统的英雄崇拜残余有关。这种情况不利于普通劳动人民自信心的建立，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对自己没有信心，那还谈什么大国崛起。在讲授名人时，历史教学要更多地肯定那些对祖国和人类真正作出贡献的人，对各种各样一时名气极大的“星”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关键就是看其对现代化事业和社会文化建设的贡献。
当前我国的英雄史观的表现五花八门。比如，中国人拍的国家形象片，参加拍摄的59个演员中的“大部分持有美国绿卡或是外国籍”，但总策划人却说：“能不用官员代表中国，已经是大进步”。（13）这算是什么逻辑？如果我们的中学历史老师向他们的学生说：在美国街头放映的中国国家形象片大多是用外国人的形象来表现的，坐在讲台下听讲的中学生会产生什么样的疑问或感想？不用本国的官员而用外国人来体现中国的形象，这算哪桩“进步”？为什么2009年美国的《时代》周刊的封面把中国的农民工作为年度人物来处理？是他们故意“污蔑”中国人还是因为英雄史观在他们的头脑中不再有什么地位？该刊物在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是：“中国经济顺利实现‘保八’，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立下首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这些功劳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14）我认为这种说明符合事实，没有任何瞧不起中国人的意思。那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自己反而不这样做呢！
第二，批判英雄史观不是否定英雄，而是摆正英雄与普通百姓的关系。可以参照一下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关于拿破仑的论述。他说：“即使波拿巴比方说在阿尔科勒会战时中弹殒命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出现相反的结果。他在意大利远征和其他远征中所完成的功业会由其他的将领们来完成。他们大概不会表现出像波拿巴那样的才能，也不会赢得这样的辉煌胜利。但法兰西共和国毕竟会在其当时的各次战争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因为当时法国的士兵比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士兵都要好得多。”他还说：如果拿破仑未曾上台，而是一个“比拿破仑热爱和平一些”的将军，他也没有向整个欧洲扩张，从而未曾使整个欧洲都起来反对自己，那么这个人就可能老死在法国的王宫里，而不是死在圣赫勒拿岛上。如果这样的话，波旁王族“就根本回不了法国”，而路易·菲利浦也许在1820年或1825年就能当上国王。所有这些变化，“可能会部分地影响欧洲后来的政治生活，而通过政治生活还会影响欧洲后来的经济生活。但是革命运动的最后结局，在任何情况下终究不会同实际的结局‘相反’”。由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的智慧和性格的种种特点，可以改变事变的个别外貌和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它们不能改变事变的总的方向，这个方向是由别的力量决定的。”（15）他还强调，由于拿破仑承担了稳定法国政局的“宝剑”的角色，“也就排除了所有其他将军来担任这一角色，他们中间有些人是能够像他那样或者几乎像他那样地扮演这种角色的。对刚毅的军事统治者的社会需要一旦得到满足，社会就堵塞了其他一切有军事才能的人通向军事统治者职位的道路。社会组织的力量成了不利于其他有军事才能的人表现其才能的力量。因此就发生我们所说的那种错觉。拿破仑的个人力量对我们说来是以极其夸大的形态出现的，因为我们把曾经推举并支持该力量的那整个社会力量都归到它身上去了。它似乎成了某种完全与众不同的东西，因为像它一样的其他力量都没有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而且当有人对我们说，如果没有拿破仑会怎么样时，我们的想象就混乱起来，我们竟以为，没有他就根本不会发生他的力量和影响所凭借的那整个社会运动。”（16）对历史伟人的这种认识非常中肯。
第三，我们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里的人民当然既包括普通百姓，也包括各种英雄人物。恩格斯1890年给约·布洛赫的信中的一段话很值得我们思考：“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17）当然，在这当中，不同的人物或阶层对历史的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永远不会过时的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起一种基础的作用，而英雄人物的一切创造都必须在这种基础上进行。梁启超早已看到这一点：“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侵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抵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末之前闻。”（18）历史工作者与一般人的区别在于，他更应该看到英雄背后的力量，更客观地评价这些英雄与其背后的力量的关系。
关于在具体历史写作或讲授中如何处理英雄与群众的关系，我觉得还可以参考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该书讲的是国家的兴衰，涉及许多著名历史人物，一般说来稍有不慎就很容易过多地把某个国家兴衰的原因归于这些历史人物的决策或脾气和能力，但读了这本书后，感觉到那些人物都是各按其位，他们的性格和能力，他们活动的成败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结合得非常好。我们应该时时记住的是：英雄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创造历史的。
注释：
①侯鸿勋：《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黑格尔的原话见其《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2页（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②参看段瑞华：《简评“新的英雄史观”》，《江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9页。
③汪丁丁：《锁入效应与“英雄史观”》，《杭州金融研修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第21页。
④唐骏等：《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⑤《能骗到所有人是一种能力？唐骏的成功观让人疑惑》，http://tech.huanqiu.com/net/view/2010-07/925780.html。
⑥张光润：《“英雄史观”尚未功成身退》，《东方早报》2012年1月7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list_1.shtml。
⑦鲁滨孙：《新史学》，齐思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9页。
⑧（18）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68、224页。
⑨Agnes Heller,Renaissance Man,p.200.
⑩刘吉：《“个人崇拜”的理论基础是英雄史观》，http://book.people.com.cn/GB/69399/107423/166039/9856084.html。
（11）刘晓庆：《刘晓庆写真》，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2）朗格：《哥伦布传》，张连瀛等译，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20、21页。
（13）陈雪莲：《国家形象片总策划回应所拍人物多为外国籍争议》.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01/31/c_121042935_2.htm。
（14）苟德培：《“中国工人”能否借〈时代〉之光崛起》，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12/24/content_12696634.htm。
（15）（16）王荫庭编：《普列汉诺夫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4-167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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