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澳大利亚接收犹太难民原因分析
张智鑫
摘要： 二战结束后，如何妥善安置被解救的犹太难民，是当时世界最棘手的问题之一。1946年至1954年，澳大利亚从欧洲和上海接收了约17000名犹太难民，为解决战后犹太难民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澳大利亚之所以接收犹太难民，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保障国家安全和战后重建对于人口的需求，是澳大利亚接收犹太难民的主要原因。相对温和的反犹太主义为其接收犹太难民奠定了基础。国际难民组织和犹太执行委员会等有关组织的推动，是澳大利亚接收犹太难民的最直接因素。
关键词： 澳大利亚；犹太难民；反犹太主义；二战后
难民问题是战乱之后经常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1945年二战结束之时，盟军从集中营和“死亡行军”中解救出约30万犹太幸存者[1]520。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被遣返回了原来的居住地，但仍有大约10万人没有意愿再返回二战前那些已然失去一切的居住地[2]6。如何妥善安置这些犹太难民，成为战后世界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战后难民的遣返和安置工作，主要是由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以及随后成立的国际难民组织负责，然而接收和安置难民的主动权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各主权国家手里。面对这一难题，各国政府采取的态度不尽相同。出于展现新兴大国的领导力以及国内犹太团体的不断施压，美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接收了相当多的犹太难民。英国出于维护其在巴勒斯坦委任统治的考虑，竭力回避犹太难民问题[3]。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则由于政治斗争和内战等因素掀起了新一轮迫害犹太人的狂潮[4]32。地处南太平洋一隅的澳大利亚在接收犹太难民方面却表现突出。按照人口比例来讲，澳大利亚接收的大屠杀难民仅次于以色列，居世界第二位，为解决战后犹太难民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然而其对移民的来源却有着严格的选择。那么澳大利亚为何会接收在当时世界并不受欢迎的犹太难民？这一问题有待探究。目前国内学界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整体上论述澳大利亚的移民和难民政策，尚无专门研究澳大利亚犹太难民的成果。鉴于此，笔者试图从战后对于人口的需求、特殊的反犹太主义和国内外相关组织等角度出发，对澳大利亚接收犹太难民的原因作一分析，以期加深国内对于战后犹太难民以及澳大利亚犹太社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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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国内对人口的需求
澳大利亚四面环海，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独占整个大陆的国家，拥有如此广袤的国土，但其人口却非常稀少。所以，接收移民历来是澳大利亚保障国家安全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更加凸显了这一举措的必要性。1945年澳大利亚成立移民部，同年6月，亚瑟·卡尔韦尔（Arthur Calwell）就任移民部部长，成为澳大利亚战后移民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就任之后，卡尔韦尔在议会中谈到：“如果澳大利亚人在太平洋战争中学到了一个教训，且在现在得出一些正确结论的话，那一定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代不能继续保证这片大陆的安全，除非大量增加我们的人口。”[6]
微生物修复盐渍化土壤主要是通过培育耐盐菌对土壤中的盐进行吸收富集。其中固氮菌、磷细菌、钾细菌、菌根菌、光合细菌等都是改良盐渍化土壤的重要功能菌[17]。
住房短缺是战后澳大利亚最为紧迫的事情，为此，联邦政府在1945年启动了建造居民住房计划。1945—1946年，计划兴建居民住房2.4万套；1946—1947年为5万套；1947—1948年则为7万套。预计未来10年，澳大利亚还需要70万套住房[9]。在交通建设方面，战后澳大利亚致力于实现全国铁路标准化的目标，为此政府计划在8年内拨款7600万英镑，并投入10万名劳动力[10]。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政府启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雪山水电工程”（The Snowy Mountains Hydro Electric Scheme）。雪山水电工程旨在解决澳大利亚区域降水不足以及发展用电等问题，该工程投入了8.2亿澳元，计划用时25年，从全球30多个国家招募劳动力10万余名[11]。由此可见，无论是大规模的住房建设、道路升级还是雪山水电工程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此，卡尔韦尔宣布了人口年增长2%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一方面要提高人口出生率，另一方面则必须要靠输入新移民来实现。
其次，作为殖民地的澳大利亚是由一些讲英语的现代人建立的，他们没有浓厚的憎恨犹太人的传统。反犹太主义思想在欧洲反复传播并且愈演愈烈，离不开两个因素：其一，基督教徒认为犹太人是害死耶稣的帮凶，这种在教义上的歧视是一个根本原因；其二，从西罗马帝国末期开始，反犹太主义在欧洲跌宕起伏，延续了一千多年。在这个过程之中，每一次恶毒传言都加深了人们对于犹太人的憎恨，并为下一次反犹太主义思潮的高涨凭添了许多历史根基。而1788年才开始有白人定居，并且远离欧洲大陆的澳大利亚并不具备这样的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失利，让澳大利亚认识到英帝国防御体系不堪一击，澳大利亚必须对自己的国土安全负责。而增加人口被澳大利亚政府视为保障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在1945年的议会辩论中，澳大利亚移民部长说到：“我们的海岸线绵延1.2万英里，我们拥有3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只有700万人口，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英里2.5人……全世界都渴望和平，痛恨战争，但没有人能保证没有战争……所以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增加人口。”[6]
其次，战后重建需要大量的移民。澳大利亚战后重建对移民的需求，主要表现在维护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建设大型水利枢纽等方面[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各个参战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澳大利亚本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基本没有遭到战火的破坏，但是连续多年的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使其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而战后相对和平的外部环境又为澳大利亚创造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所以，战争刚结束后澳大利亚政府就着手准备建设住房和发展交通等事宜。
首先，对于战争的恐惧和国家安全的担忧是二战后澳大利亚接收移民的首要原因。自1901年联邦成立以来，澳大利亚一直担心外来民族的入侵。1941年底，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由于没有空中支援，英国在新加坡的防御体系被摧垮，澳大利亚举国震惊。1942年2月，英国司令官宣布投降，包括16000名澳军步兵与英军一起成为了俘虏[7]17。此时，日军迅速南下推进至澳大利亚以北，并空袭达尔文港。澳大利亚海军在本国海域遭受重创，日本甚至对悉尼港发动袭击。这是澳大利亚建国以来第一次遭到外敌入侵。
其实，早在二战期间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考虑战后移民问题。1943年12月，澳大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部门间委员会，专门调查和报告移民问题。1944年9月，该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外国白人移民问题的工作组。该工作组随后出台的报告强调，除英国外，澳大利亚希望接收的移民按序排列分别是美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荷兰人、比利时人、瑞士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但报告也指出，鉴于“澳大利亚对人口的需求是如此之大，所以政府在接收移民的时候不能过于强调移民的来源”[12]。
就在此时，澳大利亚犹太团体适时地抓住了这一机遇。1945年，刚刚成立不久的澳大利亚犹太执行委员会制定了一份关于将犹太人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备忘录。执委会认为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国家对于人口的需要，而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接收难民与国家的需求并不违背。以前的犹太移民，包括二战前的犹太难民对澳大利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对于大屠杀的幸存者而言，澳大利亚可以让他们忘记过去的不幸，在新的国家重建生活。这将对澳大利亚产生积极影响[13]。该备忘录于1945年2月被提交给澳大利亚总理约翰·柯廷（John Cu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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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犹太团体寻求“非特殊化”的努力起了作用。犹太人之所以遭到很多人的敌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主动远离主流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于这一群体猜测与质疑。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的一些报纸宣称犹太人在银行业拥有巨大的利益，甚至有人去重印臭名昭著的“锡安长老议定书”②，而这份文件在20年之前就被《伦敦时报》鉴定为伪书。同一时期，几个右翼的反犹太主义组织快速涌现，一些政治家也公开发表反犹太言论，这些举动虽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但却令澳大利亚犹太人深感不安。
二、相对温和的反犹太主义
澳大利亚接收犹太难民离不开其特殊的反犹太主义。澳大利亚并非没有反犹太现象。19世纪初，有人散播消息称布尔战争主要是为了犹太人的利益而进行的。20世纪初，反犹太主义思想在澳大利亚社会进一步传播。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犹太人是不道德的金融家、寄生的奸商或者攀附上层社会的俗人。随后，一些人认为犹太人和“敌人”之间有可疑的联系，也有一些人认为犹太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利。
但是正如历史学家希拉里·鲁宾斯坦（Hilary Rubinstein）所言，“反犹太主义从来不是澳大利亚主流的一部分”[16]405。历史上，作为犹太人中的佼佼者，约翰·莫纳什（Sir John Monash）成为澳新军团的司令官，伊萨克·艾萨克斯（Isaac Isaacs）成为澳大利亚总督，悉尼·迈尔（Sydney Meyer）成为著名的零售商，在他们成功的过程中并没有任何社会或立法上的障碍[7]184。他们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澳大利亚社会对于犹太人相对友善，这一特点也得到了历史的印证。
这一声“姐”，道出了学生对我的教育满满的信任，只因为作为一名政治教师，我把“使学生正直和聪慧”作为我努力追求的目标。所谓聪慧，即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所谓正直，是指有德行、有正气、有正义。相较于聪慧，我认为正直对一个人的人生更为重要。所以，走上讲坛后，我一直不遗余力地挖掘教学中的育人因素，努力为学生成为一个正直之人点燃指引的明灯。我教过的很多学生，他们或许已经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政治知识，但依然记得上课时的激情与快乐，依然记得在我的课堂里学会的“梨本无主，我心有主”的价值坚守，记得“态度决定高度”的人生格言。
20世纪20年代，受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反犹太主义的影响，大约2000名犹太人逃到了澳大利亚。1920—1940年，约2000名“白俄”①移居到澳大利亚。1922—1930年，大约23233名意大利反法西斯者被迫逃离了墨索里尼政权，到达澳大利亚[17]15。只要这些难民符合“白澳”政策，即只要是欧洲白人血统，便可以移居澳大利亚。
历史上多次接收犹太难民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从整体上看，澳大利亚社会并不存在强烈的反犹太主义情绪，这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少见的，而造成这一特殊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告成立。联邦议会通过了包括《邮电法案》《移民限制法案》《太平洋岛屿劳工法案》以及《联邦选举法案》等在内的多项移民限制法案，“白澳政策”由此形成。不过，“白澳政策”主要是限制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居民移居澳洲，对于欧洲白人则影响不大。所有非英裔欧洲居民移居澳大利亚，只要有澳大利亚居民申请并拥有一定数量的登陆金即可，除此之外，政府没有针对这些难民的特殊限制。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两天之后，澳大利亚对德宣战，战争的爆发基本上结束了澳大利亚救济难民的努力。仅有少数在战争爆发之前离开德国，或者已经获得登陆许可证的居民可以前往澳洲[17]21。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联邦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38年有2373名犹太难民登陆，1939年有6953名犹太难民登陆，加上1933年至1937年之间以及在二战期间到达的一些难民，澳大利亚接收了大约10000名受纳粹德国迫害而被迫逃离的犹太难民[17]21。
首先，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在建立之初就有犹太人存在的现代国家，从1788年白人定居开始，澳大利亚就有了犹太人。有学者认为，在第一舰队的751名囚犯中，有12名犹太人[18]11。这一批先驱者中，以斯帖·亚伯拉罕（Esther Abraham）最终成为乔治·约翰斯顿中尉（George Johnston）的妻子，成为殖民地的“第一夫人”；约翰·哈里斯（John Harris）成为殖民地的第一位警察。截止1852年英国结束对澳大利亚输送罪犯，至少有1000名英国犹太人到达澳大利亚[19]8。
陈小华：O2O原来标准打法就是补贴，但58到家觉得补贴对于每个行业是不一样的。比如滴滴或者外卖，这种行业的补贴，是因为消费者或多或少都会打车，每天总要吃饭，那就有一个预算在这里，补贴就是培养用户习惯。但保洁补贴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行业的很多用户是如果不免单那就一辈子都不会用这个服务，而有经济承受力使用钟点工的消费者，很多时候也并不在意那个补贴。所以，大规模补贴给保洁行业带来的往往是大量的无效用户，后来没有补贴，也没有影响58到家的业务。
再次，犹太社区的规模较小，使得犹太人对于澳大利亚社会不会造成很大的威胁。除了罪犯，也有一部分犹太自由定居者来到澳大利亚。他们大部分都是英国城市中的贫民，希望在澳大利亚寻求一个“光明的未来”。到了19世纪40年代，在新南威尔士、南澳大利亚和西澳大利亚有了规模比较小的犹太社区，总人口估计为1200人，占澳大利亚总人口的0.5%[20]8。尽管淘金热使得犹太社区的人口不断增加，但是来自其他族群的人口也得到了快速增长，所以犹太人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在0.5%左右。这样一个比例不足以引起澳大利亚社会对于犹太人的恐慌。
历史上，澳大利亚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在宣布移民计划的早期，卡尔韦尔仍然认为澳大利亚将要接收的新移民应该来自不列颠群岛。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让英国损失了大量人口，战争结束后又忙于重建和发展经济，这一系列因素使得英国不再鼓励大规模的对外移民。事实上，早在1939年，英国政府就警告它的领地，应该从其他地方寻求移民[14]10。于是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一方面是来自英国的移民数量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是国内对于增加人口的迫切需求。面对这一困境，二战造成的大量难民成为了一个可以接受的选择。正如1946年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在议会辩论中提到的那样：“我们整个移民计划的最首要的部分是自由和协助通行计划，旨在使我们的海岸稳定地流入最好是来自英国的移民……但是，我们并不是不在意这样的事实，在欧洲大陆有许多人渴望在我们的国家定居。”[15]
为此，澳大利亚的犹太人有意识地制定了一项“非特殊化”的政策，鼓励人们减少在外人看来可能是“古怪”或“特殊”的行为和宗教习俗。澳大利亚犹太人一直在强调他们对国王、国家的忠诚和依恋，而且在大部分时候，他们积极地疏远不幸的外国教友。正如学者所言，“他们与大多数人一样偏爱非犹太的英国文化，放弃了对‘犹太生活方式（Yiddishkeit）’的追求，不参与犹太复国主义，且抛弃了对公理和共同事务献身的人们”[21]。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澳大利亚社会的反犹太主义表现并不强烈，没有对战后犹太难民的接收造成较大的阻碍。这一特殊情况为战后澳大利亚接收犹太难民奠定了基础。
三、国内外相关组织的推动
事实上，早在二战期间，国际社会就意识到战后将要面临的难民问题。1943年11月，44个国家在华盛顿成立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除了负责战后重建，还援助德国和其他地区难民机构[4]29。1945年2月，国际难民组织筹备委员会开始运作。1946年4月，国际难民组织成立，专门处理二战造成的大量难民。同年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国际难民组织章程》，进一步确定了国际难民组织的工作内容。《章程》前言指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是一个紧迫的世界性问题，真正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应得到各国的协助，要么将其遣返回国籍所在国或居住地，要么根据《章程》规定的条件在别处找到新家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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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全世界大约有1500万难民及无家可归者。其中一部分难民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国际难民组织的帮助下回到了自己的祖国，然而还有一部分则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在了难民营。据统计，直到1947年6月西欧还有762个难民营[4]29。数量庞大的难民及无家可归者迫使国际组织不得不求助于欧洲各国。考虑到战后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一些欧洲国家有选择性地接收了部分难民[4]31。然而与庞大的难民数目相比，这并不能解决问题。面对这一情况，国际难民组织只好积极向欧洲大陆之外转移难民，而此时正在积极引进移民的澳大利亚受到了国际难民组织的关注。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注意到在难民营里有“大批遭到战争摧残的有技术的工人正在为自己寻找就业机会和安全保障”[23]10。这让国际难民组织和澳大利亚都看到了破解各自困境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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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澳大利亚接收难民，国际难民组织给予其有力的帮助。双方商谈的结果是，国际难民组织负责难民的运输及其经费，澳大利亚只需为每一个难民支付给国际难民组织10美元额外支出。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还能够依照自身的要求挑选合适的难民，同时他们还要符合一定的健康标准，且至少要在澳大利亚政府规定的岗位工作一年。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得澳大利亚和国际难民组织很快达成初步协议。1947年7月，卡尔韦尔代表澳大利亚政府与国际难民组织签署了关于每年运送12000名难民的协议[24]。
除了国际组织，国内犹太团体在推动澳大利亚接收犹太难民方面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希特勒的崛起以及随后的大屠杀极大地影响着澳大利亚犹太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现代化与反犹太主义的冲击下，澳大利亚犹太人主动或被动地选择了“非特殊化”的策略，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并远离国外那些不幸的教友。然而，随着犹太复国主义的不断发展以及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实施的暴行不断被披露，澳大利亚犹太人逐渐改变了过去的态度。许多澳大利亚的犹太人被纳粹德国的暴行深深地震撼，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使他们加深了自身的犹太认同，开始团结起来并尽一切可能去帮助这些不幸的同胞移民澳大利亚。这方面贡献最为突出的当属澳大利亚犹太执行委员会。
1944年8月5日至6日，澳大利亚各个社区和团体的代表齐聚墨尔本，全澳大利亚犹太会议随即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澳大利亚犹太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确定的目标是：（1）代表全体澳大利亚犹太人发声；（2）代表全体澳大利亚犹太人为澳大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采取必要的措施[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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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样的目标，澳大利亚犹太执行委员会开始制定相关计划，并积极争取政府对于犹太难民的帮助。1945年8月，执委会领导人亚力克·马塞尔（Alec Masel）、保罗·莫拉韦茨（Paul Morawetz）与移民部长卡尔韦尔举行会谈，并最终说服卡尔韦尔同意了他们提出的“人道主义”移民方案。为响应犹太执委会的要求，卡尔韦尔宣布在未来的12个月内，澳大利亚将接收2000名来自集中营和家庭团聚类的犹太幸存者[25]30。然而，该移民方案对将要接收的犹太难民有诸多限制，家庭团聚类的犹太难民只包括父母、妻子、子女、祖父母和兄弟姐妹等近亲，并不包括叔叔和阿姨、侄子和侄女等。除此之外，这些犹太难民必须是那些在二战期间生活在欧洲集中营，或者那些被驱逐出他们常住地秘密生存在被占领欧洲的犹太人。
在上述移民方案实施之后，犹太执委会并没有就此止步。1945年10月，执委会与卡尔韦尔进一步谈判，争取能够接收更多的犹太难民。最终，卡尔韦尔同意了把接收犹太难民的区域扩大到上海、马尼拉和其他远东地区，并于1945年11月将家庭团聚类犹太难民的范围扩大到所有亲属[26]229。除此之外，1946年犹太执委会领导人马塞尔还被派往中国去处理上海犹太难民问题。在他的努力下，澳大利亚最终接收了大约2000名在二战期间到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26]237。
在战后初期澳大利亚接收犹太难民的过程中，犹太执委会主要负责与政府进行谈判和沟通，而难民的接收和安置工作则主要由澳大利亚犹太福利协会负责。在澳大利亚所接收的约17000名犹太难民中，绝大部分是通过国内外相关组织到达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政府直接负责接收的难民只有300多人[27]。可以说，国内外相关组织为澳大利亚接收犹太难民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仍然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群体，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量，澳大利亚接收了约17000名犹太难民。二战后对于人口的需求是澳大利亚接收犹太难民的主要因素，相对温和的反犹太主义为其接收犹太难民奠定了基础，而国内外组织的推动则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难民的到来使得澳大利亚犹太人的数量由1946年的31419人增加到1954年的48436人，增幅超过二分之一[20]79。犹太人口的大规模增加不仅使得澳大利亚犹太社会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也打破了澳大利亚犹太社会“英国犹太人”的主导地位，促进了其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变革。除此之外，作为二战后大规模移民的一部分，犹太难民的到来也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白澳政策”受到了进一步冲击，澳大利亚社会也因此而逐步迈向了多元文化时代。
注 释：
①“白俄”：指在俄国革命和苏俄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离开俄罗斯的俄裔居民，通常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持反对态度。
②“锡安长老议定书”：一份伪造的文件，称犹太人企图通过各种手段主宰世界。20世纪30年代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纳粹德国利用其大肆屠杀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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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6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CN61-1487-(2019)06-0059-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战后初期澳大利亚的难民政策”（KYCX17-2056）有关成果
作者简介： 张智鑫，男，山西临县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主要从事英联邦国家历史研究。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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