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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也称为“课本”。它是根据课程标准（过去是“教学大纲”）由课程专家、学科专家以及优秀教师共同编写的师生（原为“学生”，笔者注）的教学用书。教材是它的上位概念，它是教材的主体。教科书编写的质量如何，直接影响着教育的内在质量和学生的发展。[1] 因而，它承担着师生赖此为范本进行教与学的重任。不论何种教科书（包括教师用书，以前称“教学参考书”），都凝聚着编写者的心血和智慧。教科书在宏观层面诸如内容选择、体例编排、知识序列等，有着鲜明的个性，因而引人注目，但在微观层面诸如提示、说明、分析、注释等容易被忽视或者说得过且过，甚至存在一些疏漏、错误。本文仅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以下简称“人教版”）、经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2002年审查通过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科书（必修）（第6 册为试验修订本）包括教师用书的一些细节为例管窥蠡测，并提出教科书建设的一孔之见。
一、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科书（包括教师用书）存在的问题举隅
1.有关的说明性文字定位不妥或错误。
如第2册《荷花淀》，不论是以前的教学参考书， 还是现在的教师用书以及一些教辅资料，一直以“诗体小说”称之，长久因袭，如《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陕西）2003年第10期上载有《“诗体小说”〈荷花淀〉教案》（作者为谢敏）。其实，早有人提出应改为“诗化小说”。“诗体”指的是诗歌体裁、格式，“诗化”是就作品的意境、情趣等而言的，用“诗化小说”给这篇名作定位才合适。
2.课文内容有疏忽和错误的，未进行更正和补救。
选择的课文经过数以亿计的学生、教师、语文工作者和专家的学习、涵泳、揣摩，总会被发现不足和错误，即使是名家的作品，也难免瑕疵。这是因为时代在发展，学术研究在进步，而一些被认为是典范的言语作品自诞生起就几乎定形了，其瑕疵作者有的没有发现，有的可能发现了却未更正，有的因辞世而文章就成了不刊之论。教科书对课文的疏忽和错误应给予说明、更正和补救，至少可在教师用书上指出来，让教师去判断、取舍。我们不是常看到一些中学语文报刊上对课文字、词、句、标点等的商榷、质疑吗？如第1册《我的空中楼阁》一句话中两个“花蕊”用得不当。“小屋在山的怀抱中，犹如在花蕊中一般，慢慢地花蕊绽开了一些，好像层山后退了一些。”“花蕊”是被“花瓣”包裹着的，处于花冠的中心，非叶状体。既能“绽开”又能“收拢”的应该是“花瓣”，而非“花蕊”。作者紧接这句话后写道：“当花瓣微微收拢，那就是夜晚来临了。”这符合常识，由此可揣测，两个“花蕊”可能是作者的疏忽或笔误。[2] 再如，第5册《谈中国诗》一文是钱钟书先生在1945年面对一群客居上海的美国人的演讲稿，入选课本时，编者作了删节，文中称言“中国没有史诗”。早在200多年前， 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也有人说，汉民族无史诗，鲁迅、茅盾等对此也感到悲观。但是，20世纪学术界相继发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80年代，搜集整理发表了长篇叙事吴歌《沈七哥》（上海文艺出版社）；90年代末，整理出版了又一部更为宏大的汉族史诗《华抱山》（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出版了一部从明清至今数百年流传在神农架地区的长篇神话叙事诗《黑暗传》（长江文艺出版社）。[3]
3.注释（主要是古诗文）不够精准。
（1）该注的未注。如第4册《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一句，课本对“粟”未注，大概认为“粟”古今同义了。教师用书提供的这一句参考译文是这样：像蜉蝣一样寄生在天地之间，渺小得像大海中的一颗谷粒。一些权威性的著述大多把“粟”理解为“谷子”。郭书春、刘钝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的《算经十书》第二册《孙子算经》（卷上）第1页云：“量之所起，起于粟。六粟为一圭……斛得六千万粟。”据此，“粟”是容量的起始或最小单位，可以把“渺沧海之一粟”理解为“渺小得像大海中的一小滴水”。[4] 再如，欧阳修被贬滁洲之时更号“六一居士”，第3册《伶官传序》中对此只提及， 但不过是一空洞的概念而已。据《六一居士传》记载：“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若将这段话注出，可以增加对这位仕途失意、老衰且病的一代文豪落魄中旷达洒脱的博大胸襟的感性认识。[5]
（2）可不注的注了。对古诗文的词句理解有分歧实属正常， 只要不出现明显的错误，不妨害整体理解，似乎也可成为“一家之言”。但教科书的注释是被学生奉为圭臬的，如果可不注的注了且注得不当，就会令师生手足无措。如第3 册《六国论》有“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教科书注：“送给他越多，侵犯他们（就）越厉害，前一个‘之’指秦，后一个‘之’指赂秦各国。”这两个“之”可不注，因为“奉之”完整的译法应是“送给秦国土地”，“奉”带双宾语，即对象和内容。[6]
（3）注得过于简略。注释过于简单，说明不了实质问题。如第2册《鸿门宴》：“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课本注：［左司马］官名。第6 册《屈原列传》：“屈原者……为楚怀王左徒。”“子非三闾大夫欤？”课本对“左徒”和“三闾大夫”均注为“官名”。“司马”并非一般无足轻重的官员，而是军中管理事务、执行军法、参与制定作战计划的重要成员。若注得详细一点，更有助于理解文末沛公“立诛曹无伤”这一笔的原因了。“左徒”可注为：中央官职。战国时楚国设置，参与议论国事、发布号令、接待宾客。“三闾大夫”可注为：中央官职。战国时楚国设置，掌管昭、屈、景三姓贵族。第6 册《廉颇蔺相如列传》：“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课本对“一介之使”注为：“一个使臣。介，个。”既简单又不准确。介，辅助行礼的人员，春秋战国时，诸侯间信使往来，信使必带有“介”。“介”的数目以命使之国国君身份的高低有等差。《礼记》：“聘礼，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贵贱也。”只要正式派出的使者，“介”的人数肯定不少于三人。“使”和“介”不同，使者要大夫以上的人充当，“介”只需“士”即可。可见，“一介之使”是极言使事之简单，意思是说连派使者也不必，只需派“介”。
（4）同注一词，前后矛盾，或课本与教师用书矛盾。如第6册《报任安书》：“彭越、张敖，南面弥孤，系狱抵罪。”课本注：［抵］抵当。第3册《五人墓碑记》有“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课本注“抵罪”为“犯罪应受惩治”。而教师用书将“系狱抵罪”译为“（后来）又都被捕入狱”，漏译了“抵罪”；将“一旦抵罪”译为“一旦犯罪受罚”。两处“抵罪”解释不同，尤其是把“抵”注为“抵当”，语义不明。“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当，谓处正其罪也。”此处“当”为“处正其罪”，即“抵罪”之意。从犯法者角度说，“抵罪”义为“伏罪”；从执法者角度说，“抵罪”义为“判罪”。两文中的“抵罪”宜从执法者角度释为“（被）判罪”“治罪”。[7]
再如第3册《离骚》中“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 “皇考”课本注为“皇考，太祖。皇，大、美。考，指亡父”，前后矛盾。“皇考”本来就指“死去的父亲”，“生曰父，死曰考”。据对屈原家世的考证，“伯庸”是屈原父亲的字。“太祖”有两个含义：一为庙号，指一个朝代的开国皇帝；二指远祖或祖先。伯庸是屈原的父亲而非其远祖，所以此处“皇考”不能为“太祖”。课文注释还对“皇”“考”分别详注，据此“皇考”当译为“伟大的亡父”或“有美德的亡父”。接这两句诗后有“皇览揆余初度兮”，课本却注“皇，父亲”。“皇”是“皇考”的省略。[8] 综上所述，“皇考”还是译为“先父”合适，教师用书提供的参考译文即是。
（5）注释很值得商兑探讨。这类情况比较普遍，现简录多条如下。第2册《过秦论》：“延及孝文王、庄襄王……”课本注：“孝文王，昭襄王的儿子，在位三天就死了。”查《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源》后所附《中国历史纪年表》，查《史记·秦本纪》，均可知孝文王实际在位一年，举行正式即位仪式后仅三天就死了。[9] 《过秦论》：“践华为城，因河为池。”课本注为：“凭着华山当做城，就着黄河当做池（护城河）。”那么，城是什么呢？“城”应解释为“城墙”。“城”是为了避梁太祖父烈祖名“诚”的字音讳而改“城”曰“墙”的。[10] 第3册《石钟山记》：“余方心动欲还……舟人大恐。”课本注：“舟人，船夫。”这一注释在本句并无问题，但从前后文考察，却不能成立。苏轼夜游石钟山，船上还有苏迈和船夫（数目不定），至少共有三人。船夫属于“渔工水师”一类，他们对此行见闻可能不至于“大恐”，退一步讲，即使船夫不曾看见听见这恐怖的景象和声音，“大恐”的应该还有苏轼父子，故此“舟人”释为“船上的人”，才更妥当[11]。第3册《孔雀东南飞》的“君既若见录”，课本注为：“你既然如此记着我。录，记。”“既”、“若”、“录”解释均不准确，改为“你如果要收留我。既若，同义连用，如果。录收留”，就与诗中具体语境相吻合。[12] 第5册《旅夜书怀》一诗课本注“星垂平野阔”：“星空低垂，原野显得格外广阔。”这种解释倒置了因果关系，应为“因平野阔，故见繁星遥挂如垂”，同样，“月涌大江流”当释为“因大江流，故见月光在江面上闪动如涌”。[13] 《屈原列传》:“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课本注为：“夺，强取。下文的‘不与’是不给的意思。”乍看似通，但揆情度理，颇感蹊跷。其实，“夺”有“削除、改变、修改”之义，“与”有“赞成、允许、同意”之义。[14] 第4册《陈情表》中“舅夺母志”，课本按“强行改变”解释是恰当的，可以印证。郭沫若曾将本句解为“上官大夫看见了，想要强迫屈原改变法令，屈原不同意”。再如《赤壁赋》：“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课本注：“朗诵‘明月’诗里‘窈窕’这一章。明月之诗，指《诗经·陈风·月出》。这首诗的第一章有‘舒窈纠兮’一语（古时‘窈纠’与‘窈窕’音相近），所以称为‘窈窕之章’。”“明月之诗”是指《陈风·月出》，“窈窕之章”是指“舒窈纠兮”那一章——课本作如是理解。其实，“明月”是指《月出》里月光皎然相照的诗句，而非《月出》之诗；“窈窕”是指《月出》里美人婀娜多姿的诗句，而不是《月出》第一章，这里用了借代修辞。“诗”“章”互文，都是诗篇的意思。全句的意思是“朗诵月光皎然相照、美人婀娜多姿的诗篇”。[15]
4.及时整理、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不够。
教师用书收录了不少具有很高参考价值和权威性的资料，它为教师备课节省了许多查找资料的时间。尽管如此，教科书和教师用书在对一些篇目（包括传统名篇）的注释、说明、分析等方面，没有及时关注、吸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尤其没有引进那些值得争鸣令人眼睛一亮的观点、说法，从理论上说，这不利于激发师生的兴趣和探究意识。如关于第4册《滕王阁序》的写作缘由、背景等， 教师用书袭用传统的《唐摭言》的那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字，教师用书中《〈滕王阁序〉赏析》（陶尔夫）一文只对王勃写作本文时的年龄摆出两种说法，弃14岁取26岁的观点，但理由不充足。有人通过分析文中的一些词句，援引有关文献资料，提出了更能让人接受的观点——关于本文写作的事实真相是：上元二年九月，王勃途次洪州，恰逢都督阎公拟送宇文新州南下，于重阳节设宴滕王阁，阎公乃特邀故交之后辈王勃代拟“临别赠言”。王勃不负所托欣然命笔，写下这篇脍炙人口的名序。所谓孟学士“宿构”文稿，所谓阎公听报文辞，由“大怒拂衣”而“沉吟不语”而“矍然”惊叹，皆小说家言耳。审视本文，下列三个问题不可不注意：第一，像《滕王阁序》这样讲究藻饰、对仗、声律、用事的“体备法严”的四六体骈文，才如王勃，亦非倚马可待一蹴而就。必是阎公先行邀作，王勃反复推敲，方有如许令人叹为观止的传世之文。第二，《滕王阁序》表现的意气高昂的情调，未必代表着王勃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实际。这篇赠序具有代人立言的性质，因此不少典实、壮词均没有必要与王勃对号入座。第三，在《滕王阁序》中，自然也交织着作者个人的身世之感，但是，我们读到的最有积极意义的内容，恰恰是作者代人立言的产物。正因为作者摆脱了个人命运的羁绊，才能以生花妙笔写出千古传颂的文字，留下了文学史上少见的昂扬奋发的名篇。[16]
二、对人教社教科书建设的建议
1.发挥“龙头”“老字号”的名牌效应，与时俱进，做得更精，以惠亿兆师生。“人民教育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建立的从事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图书的研究、编写、编辑、出版和发行的大型专业出版社。55年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先后编写和出版了10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各种出版物两万余种，发行量逾500亿册……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全国中小学师生中有1/2选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出版的教材。”[17] 地方教育管理部门、新华书店、学校、教师对“人教版”情有独钟，痴心不改。然而，“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和教材多样化政策的推行，全国共用一套统编教材的局面已被打破。目前，全国有68家出版社参与了教材编写出版工作，共有175 套各学科的新课程实验教科书在全国发行使用。”[18] 正因如此，人教社更要以谨严的风范和善于建设、敢于自我否定的精神，建立起修订、更正、补充等制度，这样才能在中小学教材编写、出版业中永保权威，稳如泰山。
2.多方收集，专家审阅，求同存异。可指派本社一些治学严谨之士担纲，从全国教育、文化等部门（含高校和中小学）聘请或遴选一批专家、学者进行审订。如果以前对此项工作重视不够，现在还为时未晚。无论是电子文稿，还是纸质文稿，无论是发表的，还是未发表的，都来个大“回收”，让众多人士问津关注，然后归类、整理，专家分组会审。若有必要，可再办一刊物，开设如“经典探赜索隐”“新篇百家争鸣”等栏目，专门辑录和发表教科书建设的文章。其实，一些中学语文教学的刊物已把它作为栏目开设了多年，如《中学语文》（湖北大学）有“质疑问题”，《语文学习》（上海教育出版社）有“备课”，其他如《中学语文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核心期刊都留有争鸣园地。“疑义相与析”，有问题人家说得有道理，求同不行，存异可以吧，或者称为“一家之言”供参考也可吧。但现在的情形是，这类文章仅仅是散见于某些报刊而已，没有更权威的机构认定采纳，也就没有更大范围的公众效用，于是成果与应用成了两张皮，互不“兼容”，时间长了积淀起来，那些曾花费作者、学人大量心血和智慧才提出的问题，没有体现出真正的价值，“问题”也就不再成其为问题了。
3.审慎负责，不仅必要而且必须。对待名家名篇中的瑕疵、错误，如果作者已过世，从尊重作者及作品的本来面目考虑，可用注释的形式标出来，或者以练习等方式列出来，以引起师生的注意，大可不必“为尊者讳”；如果作者在世，可征询作者本人意见，同意改则改，不同意改也有不改的理由，这些不会影响作者的声名。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和意义从反面说在于：错了的东西不改，教师将错就错，以讹传讹，学生有错不知，代代相传，贻害无穷。基于广大师生的信赖，也基于我国师生的教育和受教育的现状——依赖或全部依赖者居多，也基于绝大多数师生没有时间、条件（如占有广泛的资料）考虑，教科书编写者的修正、更改、商兑工作，对于广大师生善莫大焉。说实话，让全体师生都来阅读和质疑各类文献书刊，做一些考证、比较、引经据典的工作，既无必要，也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