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协调度实证研究——基于2000年和2006年横截面数据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横截面论文,高等教育论文,城市群论文,水平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0)03-0058-08
一、引言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教育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历史经验已经证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经济发展可以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样，高等教育发展又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是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并非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发展超前于高等教育的发展。当高等教育水平超越经济发展水平过多时，就会出现“教育过度”现象，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越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过多时，在长期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会受制于人力资源短缺的“瓶颈”之中，难以可持续发展。因此，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发展十分重要。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投资环境最好和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1-2]。长三角16个城市以1％的国土面积，6％的人口，创造了中国近五分之一的GDP，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到全国总量的六分之一，存贷款总量和财政收入分别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3]。长三角地区具备雄厚的高等教育基础，高等教育综合竞争力在国内首屈一指。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拥有150余所高等院校，其中被列入国家“211工程”的高校就有22所，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强；2004年高校中拥有国家级重点专业48个，两院院士达220人[4]；除此之外，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四所高校被列入国家“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985”工程，若加上毗邻长三角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则这一区域占了国家和地方共同投资、重点建设的9所“重中之重”大学的半壁江山[1,3]。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虽然这一区域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均处于国内领先，但对于长三角16个城市在二者之间的具体协调程度如何却至今没有学者关注过。因此，本文将利用实证分析方法，定量地衡量和测度长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之间的协调关系及其演变过程，为更好地促进该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寻求理论及政策依据，为更快实现本地区经济一体化及高等教育一体化探索条件。
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最初较为关注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5-7]，近年来逐渐将研究重点转向教育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协调发展上来。林勇(2003)通过构建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体系，对我国“九五”期间教育与经济的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此期间我国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从总体上呈现同向、正相关关系，二者具有很强的关联性[8]。有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发展进行灰色关联分析[9-10]，得出与上面类似的结论。此外，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区域角度出发，一般研究特定地域的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调程度。
王淑芬(2007)采用回归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全国百强县2001年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多侧面、多角度的定量分析，以探求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在不同区域类别之间的差异性。研究发现：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先缓后急的凹形曲线性质，即当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都低于平均水平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而当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均高于平均水平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从百强县的微观截面数据中也可以看出，教育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情况在各地区普遍存在[11]。
邹阳和李琳(2008)运用改进S型主成分分析法对高等教育指标体系和经济发展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曲线拟合建立协调函数，用模糊数学思想的协调度指标测度各地区的协调水平，结果显示：2000年，我国31个省市中有近一半(15个)的省市处于“强协调”状态，少数省份(5个)处于“不协调”和“强不协调”状态；而到2005年，处于“强协调”的省份有所下降，处于“协调”程度的省份有所上升，总体协调程度在缓慢地向“协调”的方向发展[12]。而毛盛勇(2009)利用2006年31个省市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程度为好和较好的有12个，差和较差的有13个，协调程度一般的有6个，我国省域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总体协调程度较差[13]。秦洁和修晨(2009)以河南省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其高等教育与经济基本处于协调发展状态，但省内各地市之间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14]。孙彩虹(2003)通过对教育与经济相关指标进行聚类分析，将我国31个省市区分为高类、较高类、低类和落后类四类教育经济区，结果显示，我国省级区域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联度水平整体不高，且呈现由落后类向高类逐渐提高的梯度差异[15]。
有学者(傅征，2008)从高等教育的区域结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以及形式结构等方面进行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研究，结果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结构存在着区域布局不平衡，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等问题[16]。也有人(杨益民，2006；李新荣，2008)从地区高等教育规模入手，分析高等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问题[17-18]。从我国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分析不同区域教育与经济协调性关系的文章较多，如孙鹏芳和峻峰(2007)分析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情况[19]；万义平和苏兆荣(2006)分析了江西省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状况[20]；王云贵(2006)从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出发，分析了西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矛盾并提出政策建议[21]。也有人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视角出发，总结和借鉴发达国家在促进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22]。
纵观国内外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及协调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一，目前国内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宏观性理论研究偏多，微观性实证研究偏少；其二，在少数的实证类研究中，大多数以省域为基本研究单位，或从某一省份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研究，鲜有关注由少数省份组成的区域之间的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协调度情况，更没有文献关注过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水平的区域的特殊状况与规律；其三，对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均处于较高水平的长三角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状况的研究尚未可见。实际上，对长三角地区城市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协调度研究，能在更高层次、更大程度和更宽领域上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现资源共享与整合，以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研究方法
界定和度量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性方法的文献资料较少，理论和方法还不是很成熟，前面已在文献综述部分进行梳理和阐述。本文将主要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及相关分析等基本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2000年和2006年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分别进行因子分析，并计算相关指标得分和排序，然后通过排序计算等级差，观察其偏离程度并进行比较分析。具体来看，如果经济发展水平排序远大于高等教育水平排序，说明某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如果高等教育水平排序远大于经济发展水平排序，则表明该地区高等教育有“过度发展”的态势；如果二者排序大体相当，则表明该地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较为协调[13]。具体研究方法是：首先根据特定原则，选取能够代表和反映地区高等教育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计算出各城市在高等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综合得分，并分别进行排序；接着根据得分排序情况得到各城市在高等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等级差；最后进行协调度衡量和分析。
按照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性、简洁性、典型代表性、客观性、系统性、差异性以及数据可获性等基本原则分别构建评价高等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从高等教育规模、水平及教育经费投入等三个大体方面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包含7个操作指标)；从经济规模、结构、增长速度及居民收入等方面综合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包含10个操作指标)，具体见表1。
(二)指标数据来源、数据预处理
1.研究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目前对“长江三角洲地区”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分别为“小长三角”概念、“大长三角”概念和“泛长三角”概念。本文中的长三角城市指“小长三角”的概念，即指上海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南通、泰州、扬州，浙江省的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舟山和台州等16个城市。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数据是笔者根据《长江和珠江三角洲及港澳特别行政区统计年鉴2007》、《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23]中相关数据直接引用或间接计算而得。
2.指标数据预处理
四、实证研究
(一)2000年长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排序
1.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
首先从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中验证变量间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从表2的检验值中可以看出，衡量高等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各指标的KMO值分别为0.668和0.780，均在适合因子分析的临界值内；球形Bartlett检验的相伴概率P值为0.000，可以认为相关系数矩阵和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适合于作因子分析。
2.相关矩阵特征值、方差贡献率与综合得分
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值大于0.5的原则进行因子提取，可以得到衡量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三个公因子(如表3和图1所示)。从表3可见，前三个公因子反映了高等教育相关变量总方差的93.563％，反映了经济发展相关变量总方差的94.181％。因此，采用前三个公因子对高等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和评价，既简化了结构，又能保证足够的准确性。最后，以三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分别得到高等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
根据公式(1)和(2)计算长三角16个城市2000年高等教育水平综合得分及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并根据综合水平得分进行排序，然后计算等级差，结果见表4所示。
图1 2000年高等教育(左)与经济发展(右)的主因子提取碎石图
(二)2006年长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及排序
1.KMO和球形Bartlett检验
与上面的分析完全类似，根据表5的检验结果，2006年的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KMO值满足要求，球形Bartlett检验的相伴概率P值为0.000，因此可以得出均适合做因子分析。
2.相关矩阵特征值、方差贡献率与综合得分
同样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按照特征值大于0.5的原则进行因子提取，可以得到衡量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四个公因子(如表6和图2所示)。从表6可见，前四个公因子反映了2006年高等教育相关变量总方差的98.850％，反映了经济发展相关变量总方差的97.282％。因此，采用前四个公因子对2006年高等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和评价，能保证足够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最后，以四个公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分别得到高等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
根据公式(3)和(4)计算长三角16个城市2006年高等教育水平综合得分及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并根据综合水平得分进行排序，然后计算等级差，结果见表7所示。
图2 2006年高等教育(左)与经济发展(右)的主因子提取碎石图
(三)相关分析
为了大体衡量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将2000年和2006年反映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值进行相关分析，这里主要采用Kendall相关分析和Spearman相关分析。从表8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2000年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Kendall相关系数为0.217，Spearman相关系数为0.241，且相关性不是很显著。从中可以看出，2000年长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程度较低。到2006年，作为反映匹配性的Kendall相关系数达到0.617，反映等级相关程度的Spearman相关系数达到0.803，且均通过双边检验。由此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06年，长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明显增强，二者之间逐步达到良性互动发展。
(四)聚类分析
为了考察长三角城市群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之间的相似性及差异性，采用系统聚类方法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法为组间连接，度量标准采用欧式距离平方，得到的聚类结果如图4和图5所示。由此可知，2000年高等教育水平方面，南京水平最高，独成一类；上海和杭州为一类；镇江和舟山为一类；其他11个城市聚为一类。2000年经济发展方面，上海水平最高，独自为一类；无锡、绍兴、杭州、嘉兴、苏州及宁波6市为一类；扬州、泰州和镇江为一类，其他城市为一类。到2006年，宁波的高等教育水平有大幅提升，一跃位列长三角地区第四位，从聚类结果看，与上海和杭州两市聚为一类；常州、绍兴、无锡和镇江聚为一类；南通和泰州聚为一类；其他城市聚为另一类。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南京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已与杭州不相上下。而嘉兴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所减缓，由2000年的地区第四位下降为2006年的第15位。从聚类结果看，上海单独为一类；南京和杭州为一类；镇江、嘉兴、扬州、湖州、南通、绍兴和泰州7市为一类，剩余城市为一类。
图3 2000年高等教育水平(左)与经济发展水平(右)的聚类结果
图4 2006年高等教育水平(左)与经济发展水平(右)的聚类结果
(五)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程度的测度与差异分析
借鉴相关文献和结合专家意见，将等级差分为五个档次，等级差为0代表强协调；等级差在[±1，±2]区间内代表协调；等级差在[±3，±5]区间内代表较协调；等级差在[±6，±9]区间内代表较不协调；等级差在[-10，-∞)∪[10，+∞)区间内代表强不协调。根据上述划分标准，将长三角16个城市2000年和2006年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情况统计如下(见表9)，从中可以发现以下结论：
1.从整体情况来看，2000年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城市有9个，分别是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湖州、绍兴和台州；高等教育水平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有5个，分别为南京、镇江、扬州、杭州、舟山；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水平持平的有常州和泰州两个城市。而到2006年，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城市降为6个，高等教育水平领先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增加到7个，两者基本持平的有3个城市(苏州、泰州和杭州)。
2.具体来看，2000年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强协调的有常州和泰州两个城市，2006年有苏州、泰州和杭州三个城市；处于“协调”的城市由2000年的4个上升到2006年的7个；处于“较协调”的城市由2000年的4个上升到2006年的6个；2000年“不协调”的城市有5个，“强不协调”的城市有1个，而到2006年，没有处于“不协调”和“强不协调”的城市。这说明在整个“十五”期间，长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度明显增强，由之间的不均衡、差异发展逐步过渡到均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当中。
3.根据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可以将协调和强协调进一步划分为高水平协调、中等水平协调和低水平协调三类。若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得分位于长三角城市群前5位，则归类为高水平协调区；若综合评价得分位于长三角城市群6-10位，则归类为中等水平协调区；若综合评价得分位于长三角城市群最后6位，则归类为低水平协调区；若高等教育(经济发展)水平处于高水平协调区，而经济发展(高等教育)水平处于中等协调水平区，则最后归类为中高水平协调区。根据上述标准，2000年强协调的两个城市中，常州为中等水平强协调城市，而泰州为低水平强协调城市。在协调的城市中，上海和杭州两市处于高水平协调城市，无锡属于中高水平协调城市，而湖州属于低水平协调城市。到2006年，属于强协调的3个城市中，苏州和杭州均为高水平强协调城市，而泰州仍处于低水平强协调状态。在协调的7个城市当中，上海和南京属于高水平协调城市，无锡和宁波属于中高水平协调城市，常州属于中等协调水平城市，湖州和扬州分别为中低水平和低水平协调城市。
(六)长三角城市群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各主要指标分析
为了更具体的刻画和描述长三角16个城市在各衡量指标体系上的差距情况，为相关政策建议找到实证根据，采用标准化以后的统计指标数据进行雷达图分析，以更为直观的比较和分析各城市内部之间的差异。下面分别进行分析说明，如图5和图6所示。
1.2000年和2006年高等教育水平各主要指标分析
从高等教育水平指标情况来看，南京和杭州除了在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比重较低以外，在其他五个指标上的得分均处于长三角地区领先地位，这使得南京和杭州的高等教育水平稳居长三角地区第一位和第二位；上海在每万人口中普通高校教师数及学生数指标方面稍逊于前两个城市，但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比重显著高于南京和杭州，综合排名位居第三位；湖州和台州的教育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显著高于其他城市，但其他指标却较为落后；舟山和镇江两市各指标得分均处于地区中上游水平，南通和绍兴在各项指标上的得分均较为落后，与其他城市高等教育水平有一定差距。其他城市情况如图5所示，此处不再累述。2006年有四个城市高等教育水平有较大变化，表现为“两升两降”，即宁波和绍兴的高等教育水平有大幅提升，而舟山和扬州的高等教育水平却表现为大幅滑落。其他城市高等教育水平相关等级差没有太大变化，详细情况见图5所示。
图5 2000年(左)和2006年(右)高等教育水平分指标得分雷达图
2.2000年和2006年经济发展水平各主要指标分析
从经济发展水平各指标来看，上海在各项指标的得分值均明显高于地区其他城市，上海在长三角地区的“领头羊”作用继续巩固和发挥，带动和“辐射”于其他城市。从2000年到2006年，整个地区有五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变化，表现为“两升三降”，即南京和舟山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提升，尤其是南京，经济水平排名由2000年的第11为一跃位列为2006年的第3位；而宁波、嘉兴和绍兴3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则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减缓。其他城市的经济水平排名在整个长三角地区没有太明显的变化，具体情况见图6所示。
图6 2000年(左)和2006年(右)经济发展分指标得分雷达图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简要结论
通过上面的实证分析，至少可以得出如下两点主要结论：
第一，在整个“十五”期间，长三角城市群整体高等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明显增强，由之前的不均衡、差异发展跨入到现阶段的均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之中。
第二，随着高等教育与经济水平整体协调度的提高，协调的程度也由最初的低水平和中低水平协调逐步跨入中高水平甚至高水平的协调行列，即这种协调是由高等教育与经济均未获得充分发展条件下的协调逐步过渡到高等教育与经济均获得充分发展条件下的协调。
(二)政策建议
1.分工与协作，打造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新的“双增长极”
长三角城市群之间应注重区域战略定位，优势互补，实现错位发展。在经济发展方面，将上海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努力将其打造成为高水平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而江浙两省各市要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明确分工定位，从而实现整体最优发展。在高等教育发展方面，要努力发展南京、上海和杭州三市，形成“三点联动”，打造中国的“常青藤联盟”。在努力建设南大、复旦、交大、和浙大等几所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的同时，其他高校也要各自明确定位、错位发展，实现良性互动。
2.整合与联动，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新的“双一体化”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显著增强，为该区域高等教育一体化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条件保障。新时期新阶段，要在已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加强校际、师生、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要继续完善长三角区域高校图书信息共享机制，如已有的“江苏省高校图书馆JALLS项目”，“上海市高校图书馆文献保障体系”等等[2]。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再次要加强长三角区域高校产学研合作；使科技成果更直接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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