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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人口必须控制
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高效益。而现代化的过程在空间上就是一个集约化的过程，集约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经济活动的效率就越高。目前，中国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正在形成“产业集群”，其优势是由于规模效应带来的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很强的工业协作配套能力，较完善的基础设施。“产业集群”也必然带来劳动力的集聚，从而推动城市化。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推动和大容量的就业环境，必然造成这些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
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同具体城市本身容纳能力之间将形成不可避免的矛盾，而缺乏节制和引导的城市化其结果也可能与美好的愿景相反，比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孟买等城市，由于人口无节制地进入，整个城市自身的生态遭到破坏，贫民窟遍布。发展中国家严重的二元经济对立结构造成的农村劳动力在失去土地的情况下大量涌进个别大城市，为了谋生多数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并栖息在城乡结合部，搭建或租用危棚简屋，这些地区往往不是城市规划范围，也缺少公共基础设施，造成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卫生状况极差，成为传染性疾病的发源地和扩散地。他们中也有些人平时靠拾荒、乞讨谋生，过着极不稳定的生活，一旦出现什么意外灾祸，健康、生存都很难保障。那些较安分守己的人将独自承受朝不保夕的生活；另外一些人可能突破道德、法律的防线，铤而走险，给社会带来危害。
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主要取决于生活和生产两大要素。而特大城市现有的生存空间恰恰在这两方面都对人口规模构成了“刚性”的约束。一个城市有限的资源能承载的人口是有限的。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虽然为城市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类似北京、上海这样一些资源稀缺型城市，目前人口数量已经接近各种资源的承载能力。如果上海保持20世纪90年代的人口平均增长率(年均增长约2.1％)，到201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将达2018万人以上，到2020年将达2422万。如果不加以有效的控制和引导，上海将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人口和自然就难以和谐。
城市政府将面对一个高难度的决策——如何用全新的方式有效控制日趋膨胀的城市人口，达到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因此，从特大城市的实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阐明现阶段对外来人口实行规模控制的理由，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十分重要。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主要是市场调节和平衡的结果。一个地区是否能吸引外来人口，主要是其预期收入与预期迁移成本的比较。如果预期收入大于预期迁移成本，这种流动就会发生。而迁移的预期收入又取决于这一地区的就业概率和工资率。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往往有较大的劳动力需求，也就会形成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工资率，形成对外来劳动力的巨大引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政策，在大大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强化地方责任意识的同时，也强化了地方利益。各地不是按照区域合理分工和整体协调来考虑经济发展问题，最终目标一是GDP挂帅的政绩，二是包干体制下的财政收入。所以各地都把“招商引资”作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手段，资金的集聚，带来劳动力的集聚。在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这些地区外来劳动力的增长难以避免。大量人口流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方面说明大城市对流动人口有更多的吸引力，外来人口在这里能够有较高的收入和享受较好的生活，同时也说明大城市对外来人口存在着极大的需求。另外，我国大城市人口增长过快是与大中小城镇发展不均衡有很大关系，很多中小城市由于城市建设环境差，就业不足，不能起到有效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作用。
虽然，目前我国城市政府仍然能有效地控制户籍人口，但是并无有效手段来控制非户籍人口。只要地区之间存在着差距，为追求高收入的人口空间移动就始终存在。经济发展对某一特定区域人口规模的制约，就是就业岗位的约束，因为没有就业机会，人们就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就难以产生足够的引力。今后城市人口规模可能有多大，完全取决于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控制大城市人口的思路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城市人口规模也不会无限制地膨胀。城市增长本身就会产生制约城市增长的因素，其中主要有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商务成本和生活费用的提高等。
从微观上说，城市生活本身，需要相应的生活能力，以及生活素质。这是一种非强制的、天然的城市进入门槛。人口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城市功能定位、城市功能空间分布以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问题。制定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政策的基本思路应是：通过调整经济政策，实现市场主导下的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和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减轻外来流动人口工作和生活的无序状态。
确定合理的产业结构。以上海为例，从长远来看，上海人口问题的解决，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对上海的定位——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为此，上海应将已有的低层次的制造业迁往外地。要想控制流入大城市的外来人口，政府应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改变大城市对外来人口的需求结构，而不是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动。具体说，城市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决定着外来人口流入城市的规模和结构，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是政府实现人口调控目标的重要手段。要遏制人口膨胀，只有从产业结构和城市结构走向上进行调整。因为大量外地人员进城，主要是城市的产业吸引人，收入吸引人。如果把相关产业转移一部分，人会跟着移动。新加坡政府为了防止大量马来西亚人的流入，就是通过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利用对城市产业、项目门槛的管理来遏止低端产业在特大城市集聚引起的人口聚集。
确定城市的合理用地结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除了对土地使用有较大的政策控制外，对人口的流量和结构只能是加以引导，而没有办法完全控制。而最优人口规模，要求更多地考虑某一地区居住人口对该地区经济、社会、环境的最大满意度。
要缓解中心区人口增长的压力，必须加快新城建设步伐，同时严格控制旧城的建设总量和开发强度，减少房地产过度开发行为。上海市对中心城区发展提出“双增双减”的措施，即增加城市绿地、增加公共空间，减少建筑总量、减少容积率，并逐步拆除见缝插针建造的简易楼以及私搭乱建的临时房屋和临时建筑，通过控制土地，达到控制人口规模的目的。
形成合理城镇体系，提高城镇综合承载力。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所以从根本上扭转人口向城市流入的趋势是不可能的，也是违背客观规律的。长期以来，北京、上海等一直是单中心发展，由于城市功能主要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区，大量人口也集中在城市中心区。提高人口承载力，要通过调整城市功能空间布局来实现，将某些办公功能、居住功能和商业功能向外围地区转移，大大拓展城市空间；通过产业的梯度转移，鼓励制造业产业向城市外围地区扩散，带动就业人口扩散，以此缓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上海市提出跳出“600平方公里”在“6000平方公里”范围内规划，以吸纳新的产业和人口，起到分流中心区的功能，这样就会大大缓解城市中心区人口增长的压力，也有利于分散中心城市的交通压力，有利于建造适宜居住的居住环境。疏散旧城人口需要和新城建设同步进行，在原卫星城基础上，承担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聚集新的产业，带动区域发展。目前，上海市重点发展的一城九镇，就是使其成为中心城人口和职能疏解及新的产业聚集的主要地区，形成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
加快城乡、地区的协调发展。解决特大城市人口超载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减少城市间、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缩小差距才能有效避免流动人口一味地流向东部沿海和少数超大城市，造成这些地区的环境、资源压力。由于流动人口在大城市中从事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作，收入偏低，而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会远远低于大城市，因此，如果小城镇有足够的就业需求，便会吸引更多的人选择中小城市，从而缓解大城市的压力。十六大提出的五个统筹中“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特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