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范卉颖1，唐 炎1*，张加林1，胡月英2
摘 要： 运动意愿是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基础，基于跨理论模型对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 我国青少年整体运动意愿较积极，绝大多数青少年能够意识到改变锻炼行为的益处，并不同程度地希望增加已有的锻炼频率；2） 男、女生之间的运动意愿存在显著性差异，男生的运动意愿整体优于女生；3）不同年级之间的青少年运动意愿呈显著性差异，大致呈年级越高运动意愿越不积极的趋势；4） 人均GDP越高的省份其青少年运动意愿越积极；5） 学校是青少年运动意愿培养的中坚力量，学校相关公因子中课余社团竞赛因子对运动意愿的影响最大，校内体育支撑因子次之，课余体育锻炼频次因子相对较低，学校应重视课余社团、竞赛的开展；6） 朋友支持因子对青少年运动意愿影响显著，在日后开展体育活动时应更多地选择多人或组合的形式开展；7） 社区体育因子在各公因子中排名第3，社区应首先增加其辖区内青少年体育活动及技能培训的频率和形式；8） 家庭体育因子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较小，端正家长体育态度应放在加强家庭体育开展的首位。
关键字： 跨理论模型；青少年；运动意愿；影响因素
0 前言
近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的数据结果显示，青少年力量、耐力、速度等体能指标持续下降，肥胖检出率持续上升，虽然2010年部分指标开始止“跌”回升，但青少年的整体体质健康水平仍然较低，青少年体质不佳的形势依然严峻（国家体育总局，2007，2012，2015；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2002；张洋 等，2016）。运动是促进青少年身体健康的有效手段，有研究证实，运动对于降低慢性疾病风险、减少癌症和肥胖的发生以及预防心理问题有积极明显的改善作用（Cipriani et al.，2012；Fan et al.，2017；Milena et al.，2011），那么该如何促进青少年的运动参与？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早已给出了答案：“欲图体育之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之自觉不可。”可见，只有深入理解体育之真义，使其切实产生参与运动的意愿，才能养成体育锻炼习惯。同时，计划行为理论及一系列研究也证实（范卉颖 等，2017；Ajzen，1991），积极的运动意愿是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基础，是体育习惯养成和终身体育的开端，运动意愿是决定青少年是否参与体育运动的重要前提。
跨理论模型（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TTM）在国内外体育锻炼领域已得到有效运用（杨剑 等，2014），被认为是认识和预测与健康行为有关的行为改变的基础理论（刘显 等，2006）。跨理论模型将个体的行为变化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单一的事件，个体在真正做到行为改变前，是朝向一系列动态循环变化的程序发展（尹博，2007）。最早将跨理论模型应用到运动锻炼领域的是岛屿大学的Sonstroem和Amaral （Prochaska et al.， 1994），研究者将受试者按照其运动意愿分为4类，即前打算者、打算者、行动者、坚持者。Walton等（2011）基于跨理论模型调查肥胖和超重人群的运动意愿，发现65%的受访者处于最不积极的运动意愿状态，完全没有运动意向。国外对影响运动意愿因素的研究较为深入，Burgueño等（2017）发现，体育教学课时数、兴趣教学等是影响学生运动意愿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干预实践，干预后学生的运动意愿明显提高。我国最早基于跨理论模型应用的研究，是由程小虎等（1998）对华中理工大学部分大学生体育锻炼行为特点及锻炼意愿开展的调查研究。此外，司琦（2005）通过总结国外跨理论模型与锻炼障碍之间的研究结果，认为应将个体是否具有锻炼意图、锻炼意图的强烈程度作为划分其所处变化阶段的标准，即本研究探讨的运动意愿的强弱。国外基于跨理论模型的运动意愿研究较为成熟，所得到的结论有较好的应用价值，而我国关于运动意愿的研究多集中于现状阐述（白文飞，2006），鲜见运动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卉颖 等，2017）。因此，本研究将基于跨理论模型对我国青少年的运动意愿进行研究，探究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概况及其特征，并进一步找出影响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因素。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教育部组织的2016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测试抽查复核工作问卷调查部分（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2016），此次调研工作采用上海市学生体质健康研究中心编制的问卷（张加林 等2017b；Fan et al.，2017；Liu et al.，2017），该问卷的编制、评价等内容在已有成果中已进行了详细介绍，其效度和信度水平得到肯定。此次复核的问卷调研工作于2016年10月—12月在教育部统筹下，对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进行了问卷调查① 本次调研数据不包含我国港、澳、台地区。 ，最终收回学生（4～12年级）和家长问卷各125 281份，教师问卷960份。本研究以问卷中运动意愿及24个影响因素对应问卷题目全部填写完整为有效问卷，最终有效学生问卷和家长问卷各124 452份（学生与其家长问卷为一一对应），有效率为99.3%（表1）。
72例患者中,出血性病灶检出总数是230个,52个由T1WI检出,其中20个脑部出血,16个蛛网膜下腔出血,9个硬膜下出血,7个脑实质位置出血;108个由T2WI检出,其中37个脑部出血,18个蛛网膜下腔出血,30个硬膜下出血,23个脑实质位置出血;70个由DWI检出,其中17个脑部出血,19个蛛网膜下腔出血,9个硬膜下出血,25个脑实质位置出血;三者出血性病灶检出率分别是22.61%、46.96%和30.43%,T2WI出血性病灶检出率要比T1WI和DWI检出率高出许多,差异显著,呈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如下表2:
1.2 运动意愿指标设置
变化阶段作为跨理论模型的核心，国内外研究多都以其作为理论基础（刘明静，2014；刘显 等，2006；杨剑 等，2014；张平 等，2009）。变化阶段所包含的前意向阶段、意向阶段、准备阶段、行动阶段和保持阶段说明了个体行为变化的过程（孙福成 等，2008），这个过程反映了个体行为变化的意图（尹博，2007），即运动意愿。运动意愿是指，个体在主观意识上，希望积极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程度（杨敏，2012）。个体的运动意愿越积极，就会有越强烈的情感进入行为变化（变化阶段）的高级阶段（如保持阶段），即个体运动意愿越积极，就处于变化阶段5个过程中的越高级阶段。
1991年12月25日，执政74年的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苏共下台的原因很多，但是，最直接的原因是高度集权且不受监督，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对社会资源的支配，使当权者处于各种诱惑的包围之中，权力不受监督，就必然发生以权谋私的行为。由于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即使像共产党这样的政党，也同样会产生贪官污吏。
小学数学的教学对于学生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教学当中，教师应该积极的突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激发学生数学学习的兴趣，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在教学当中做好引导，让学生能够进行自主探究，并且正确的评价学生的情况，增强学生学习数学的自信心，同时也鼓励学生进行创新，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进而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
本研究以跨理论模型中的核心部分——变化阶段的结构及内容为理论基础，参照日本《健康づくりのための運動指針》（厚生労働省，2006），设计了问卷中对应的运动意愿指标，该指标体现了个体综合自身现在的运动状态对未来参与体育锻炼的态度，该指标已在前人成果中得到成功运用（范卉颖 等，2017），能够有效反映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基本情况（表2）。
1.3 影响因素的选择
2017年大连市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为164.2亿元，R&D投入强度为2.23%，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6件，无论是创新投入总量、投入强度，还是发明专利拥有量，同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相比有明显差距 （见表3）。企业创新意识、创新活力不足，创新主体作用不突出，产学研一体化有待加强，高校与企业、产业融合不够，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不足，政府公共财政科技投入有待于提高。
学校体育场地器材情况（X1）；体育课对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作用（X2）；对体育教师教学的满意程度（X3）；其他教师（如班主任）的支持（X4）；学校内体育锻炼氛围（X5）；家长鼓励孩子参与体育活动（X6）；家长观看孩子参与体育活动（X7）；家庭成员会一起参加体育活动，并将其作为家庭休闲娱乐活动（X8）；家长主动关心孩子在学校的体育学习情况（X9）；家长喜欢参加体育锻炼的程度（X10）；朋友经常鼓励参加体育锻炼（X11）；与朋友一起参加体育锻炼（X12）；运动技能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朋友（X13）；有朋友参与更愿意参加体育锻炼（X14）；每周体育活动课频率（X15）；每次体育活动课时间（X16）；每周早操频率（X17）；每次早操时间（X18）；所在社区（或街道/村镇）举办青少年体育活动（比赛、游戏等）情况（X19）；所在社区（或街道/村镇）成立青少年体育组织情况（如青少年体育兴趣小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X20）；近1年所在社区（或街道/村镇）免费开展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情况（X21）；参加学校体育俱乐部情况（X22）；参加学校运动代表队情况（X23）；参加校内课余体育竞赛情况（X24）。
表1 本研究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Table 1 Survey of Sample Basic Information n
表2 运动意愿选项对应跨理论模型变化阶段内容
Table 2 Option Content of Exercise Intention Corresponds to the Stage of Change from TTM
学校体育场地设施是开展学校体育工作、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要物质基础和保障（王健 等，2015），校内是否有完善的场地及设施是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先决条件。体育课及体育教师是学校体育的核心部分，体育教师对学生运动技能的教授、体育意识的培养对青少年的运动意愿起重要作用。陈少华等（2008）、朱欣阳（2013）的研究显示，班主任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会影响青少年的体育行为，因此有必要探究其他非体育教师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情况。学校体育氛围包含校内体育表演、体育比赛等多种体育相关活动，它对学生体育观念的形成、体育意识的树立有强大的作用力（许昌，2010；赵跃，2008）。课外体育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登嵩，2004），体育俱乐部、校内课余体育竞赛、学校体育代表队、早操及体育活动课都是课外体育的主要组织形式，这些课外体育活动会影响青少年在校内的运动参与及运动意愿。
在家庭方面，父母在孩子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热衷体育运动的父母能够明显促进孩子的体育参与（Gerbert et al.，2012），家长喜欢体育锻炼的程度能够反映其对体育的重视程度。研究表明，家庭对子女体育参与的影响是通过一系列行为模式的传递实现的（张凤玲 等，2014），家长为实现其体育教育会采取多种具体的教育策略和行为，鼓励孩子参与体育活动、观看孩子体育活动、与孩子一起参加体育活动、关心孩子的体育学习情况属于家长的体育教育策略（Wheeler，2011）。
社区体育直接影响着辖区内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及体育文化氛围（胡海坡，2017），社区青少年体育组织作为社区体育与辖区内青少年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其组建、运营的情况直接关系到社区能否满足青少年的体育需求。社区组织体育活动、体育技能培训是社区体育建设和开展的基础要素（范卉颖 等，2017），也是日常最主要的工作，这些活动组织的效果会陶染、形成社区的体育气氛，进而影响青少年的运动意愿。
为明晰各年级青少年运动意愿受各因子的影响程度，分别以小四至高三年级青少年的运动意愿为因变量，6个公因子为自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图1)。课余社团竞赛因子、朋友支持因子、社区体育因子、家庭体育因子随年级增长各有增减，呈波动型增长趋势。其中，课余社团竞赛因子在多数年级都是影响最大的因子，但在初二至高一间出现波动，初二时的优势比值为1.672，初三时降至1.493，高一又升至1.792，是所有因子中波动最大的一段。初三是初升高的关键阶段，由于体育中考的原因，学生练习中考所需的体育项目已经付出一定时间和精力，对体育社团、俱乐部、课余竞赛的兴趣和付出相应减少。校内体育支撑因子、课余体育锻炼频次因子随年级的增长起伏波动，整体呈曲折下降趋势，校内体育支撑因子在小四时优势比值高达1.480，在该年级所有因子中最高，随后开始下降，小六后排在各因子中的第4位，说明该因子内的学校场地设施、体育课、教师支持等因素随年级的增长，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力下降。
1.4 统计方法
通过SPSS 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所有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设置为P ＜0.05，双边检验。
2 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基本概况
2.1 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选择的整体概况
如表3所示，我国青少年整体运动意愿较积极，仅有1.04%的青少年选择运动意愿1，绝大多数的青少年拥有良好的体育认知，能够意识到改变体育锻炼行为的积极益处，并不同程度地希望增加已有的锻炼频率，有近1/3（31.07%）的青少年已将积极的运动意愿转化为稳定的运动实践，拥有良好的运动习惯并会保持（选择运动意愿5）。选择运动意愿4和5的总和达到了51.76%，Shang等（2018）通过总结回顾了过去20年跨理论模型及干预的相关研究发现，这两个阶段的个体更能保持良好的锻炼现状或进入更高级的运动意愿，选择运动意愿4或5的个体的运动意识已较成熟，我国青少年有一半以上拥有积极的运动意愿。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选择运动意愿3的人数最多（38.35%），根据跨理论模型（尹博，2007），该部分青少年通常已试图进行改变或已做出某种努力，这部分青少年的不确定性、可塑性最强，若加以正确引导会进入较积极的运动意愿4、5，反之，若不加以有效引导使其长时间处于这一阶段，就会降至运动意愿1、2，该部分青少年应是制定政策、进行干预的重点关注对象。
这几年国内大大小小的油画展，总能看到韦明思的新作品，他获得了省市乃至全国的多个奖项。人们越来越多地了解他，尤其是他不断展示的侗寨系列作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韦明思的绘画风格极具个性却也是朴素的，他以热情而诚实的手段来诠释他的侗寨母题，侗寨也成为他回归土地文化的源头。
表3 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选择的整体概况
Table 3 The Selection of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in China
2.2 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的性别差异
如表4所示，各运动意愿中，除运动意愿5男生高于女生，其他运动意愿均低于女生。对男女生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P= 0.00＜0.05，男女生之间的运动意愿存在显著性差异。为进一步比较男女生整体的优劣情况，以运动意愿为因变量，性别作为唯一自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以男生作为基比进行哑变量化后，男生/女生的优势比为1.202，即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男生整体运动意愿优于女生。这与Kearney等（1999）、程小虎等（1998）的研究结果一致。目前，有些学校不能做到男女分班教学，甚至在有些师资不足的学校，存在体育课前半部分时间教授男生后让其自主练习，而后再去教授女生进行对调的现象，根据性别因材施教更加难以实现。我们需要正视的是，体育锻炼对于不同性别青少年健康促进的益处相同，男女生在运动意愿上的差距，会进一步造成体质健康的差距。女生运动意愿落后于男生应引起各界重视，从最基础的男女分班教学开始，逐步缩小男女生在运动意愿上的差距。
将一棵三角枫树的干先从D处横锯，再从横截面F点向上竖锯，然后又从横截面里口向下竖锯。1年后，上部的A段活得很好，并且伤口逐渐长愈，而下部B段（C线以上）却都死了。几个同样的实验，结果都一样。
表4 我国不同性别青少年运动意愿的整体概况
Table 4 The Selection of Different Gender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in China %
2.3 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年级差异
通过表5可知，青少年运动意愿的选择大致呈随年级递增，运动意愿2、5曲折下降，运动意愿3曲折增长的趋势。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级间的运动意愿呈显著性差异（P= 0.00＜0.05）。结合跨理论模型，这一趋势可能是由于随着年级的增长，青少年对体育的理解愈发深刻，能明白体育锻炼对于健康的重要作用，但实际中，青少年能够保持锻炼习惯的逐渐减少，更多的人选择了运动意愿3。
表5 我国小四至高三年级青少年运动意愿的选择情况
Table 5 The Selection of Grade 4～12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in China %
小四学生的运动意愿较之其他年级相对积极，与其他年级相比，选择运动意愿5的人数最多，运动意愿3的人数最少，但运动意愿1、2人数最多，运动意愿4最少，呈现出较明显的两极分化。4年级学生尚不能完全理解体育锻炼对自身健康的意义，参与体育锻炼更多是出于对玩乐的兴趣，且相对其他受访年级，其学习压力最小，大多仍可以保持良好的锻炼习惯，所以两极分化相对严重，这也提示我们要重视对低年级学生的体育科学教育。
目前，体育已同语文、数学、外语一样，被列入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即中考）“必考”科目，为取得优异的体育中考成绩，学校、初中学生及家长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增加，在运动意愿的选择上也有体现。初中阶段运动意愿1、2持续减少，运动意愿4持续升高，且初三年级的运动意愿1在所有年级中比例最小，运动意愿4最高。但是，体育中考制度带来的影响较为短暂，初三至高一间，运动意愿1、2增长，运动意愿4、5大幅下降，特别是运动意愿5，较初三年级由32.41%降至20.85%，下降了11.69%，运动意愿整体积极性下降。这说明，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方面需要学校、家庭、社区及政府等各界的群策群力。
2.4 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城乡差异
根据青少年的居住地区区分其城市、乡村所属，由表6可以看出，城市青少年选择运动意愿4、5多于乡村，运动意愿2明显少于乡村，城市青少年运动意愿整体较乡村更积极，将结果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P= 0.00＜0.05，城乡之间呈显著性差异。城市和乡村的青少年由于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在体育意识层面存在明显差异（骆秉全 等，2010），具体表现为本研究中的乡村青少年体育锻炼意识明显落后于城市。但他们在身体活动参与上的差异不明显。乡村青少年对体育的科学性认知不足，体育意识淡薄，运动意愿不积极。因此，乡村青少年的体育知识教育十分必要，《“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也明确提出“要将健康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把健康教育作为所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乡村学校更应充分贯彻《纲要》内容，加大对体育健康教育的投入力度，将体育健康知识作为体育教学的重要内容，以引导其运动意愿向积极方向发展。
2.5 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区域差异
将省份作为自变量，青少年的运动意愿为因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统计结果以北京市为基比进行哑变量化后，可得出各省与北京市的优势比比值，例如：上海/北京为1.164，重庆/北京为0.857，说明这三个城市运动意愿按积极程度排序为：上海、北京、重庆，将北京市青少年运动意愿情况赋分为1分，则上海为1.164分，重庆为0.857分。依此，将此次调研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建设兵团的运动意愿进行赋分，并按分数高低进行排序，划分为4档（一档：75%～100%，二档：50%～75%，三档：25%～50%，四档：0～25%，表7）。
表6 我国城市、乡村青少年运动意愿的选择情况
Table 6 The Selection of Urban and Rural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in China %
表7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青少年运动意愿情况
Table 7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of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and 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研究表明，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总体质量与社会经济水平趋势相同，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区，参加体育锻炼的质量相对有保障，也更容易持续（蔡睿等，2009）。因此，为探究青少年运动意愿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以国家统计局201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GDP结果与对应省份（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运动意愿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P= 0.018＜0.05，不同省份间的青少年运动意愿与该省人均GDP呈正相关，即人均GDP越高的省份其青少年运动意愿越积极。该结果与已有的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整体生活质量较高，社会服务体系比较健全，各类体育资源较丰富，体育锻炼场地条件、活动组织、指导水平均有一定的保障（蔡睿等，2009），这些条件使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更方便，阻碍锻炼的因素相对少，运动意愿更积极。
3 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青少年从某运动意愿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取决于众多因素的影响，在明确具体因素的基础上，可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促进其向更高阶段发展，改变运动参与行为，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在土木工程建筑结构的设计过程中，良好的选址非常重要，其不仅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也是整个建筑工程的重要基础。一般来说，如果土木工程建筑的选址合格、稳定，那么就能够为之后的工程建设打下扎实的建设基础，从而充分地提高整个工程的安全系数。但是，在现实情况中，某些施工单位在选址的过程中，却没有专业性的指导，导致选址不合理。这样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工程施工的安全性，还会为建筑物的使用带来安全隐患，相应的，土木工程的建设质量也会受到影响。
3.1 因子分析
影响青少年运动意愿因素较多，本研究首先采用因子分析对影响因素进行归类并提取出共性因子，再比较各因子之间及各因子内部因素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
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后显示，KMO=0.881，适宜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度检验值为0.000，显著水平＜0.05，进一步肯定了数据之间并非独立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本研究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共提取了6个公因子，由于各变量在6个共性因子上载荷系数的值所代表的规律不清晰，无法命名，进一步使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由表8可知，6个成分特征根均＞1，累进贡献率达到58.467，综合以上结果，认为24个条目中提取前6个主成分是合理的。旋转后，根据24个变量在6个共性因子上的载荷系数值，可观察出一定规律，依此对6个共性因子进行命名。第1共性因子主要由X1～X5支配，5个因子分别从场地器材、技能学习、环境氛围、其他教师等不同层面对青少年体育锻炼起支撑作用，故该因子命名为“校内体育支撑因子”;第2共性因子主要由X6～X10支配，命名为“家庭体育因子”;第3共性因子主要由X11～X14支配，命名为“朋友支持因子”;第4共性因子主要由X15～X18支配，命名为“课余体育锻炼频次因子”;第5共性因子主要由X19～X21支配，命名为“社区体育因子”第6共性因子主要由X22～X24支配，命名为“课余社团竞赛因子”。
2.男子及男童贫民院-TI Erh Chiu Chi Yuan（Chien Fu Ssu, 安定门内）
3.2 各因子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
“所在社区（或街道/村镇）举办青少年体育活动（比赛、游戏等）情况”是社区体育因子中对青少年运动意愿影响最大的因素，优势比值为1.265，依据此结果，社区青少年体育在开展的过程中，应首要考虑加强社区内青少年体育活动，增加活动数量，丰富活动内容与形式。
同伴关系是青少年运动中主要的人际关系，在与同伴的互动中，个体的自尊、运动成就认知将会影响青少年对体育运动的情绪体验、参与动机（朱瑜 等，2010），进而影响其运动意愿的形成。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同伴对青少年运动的参与或运动动机的影响，大多通过运动支持、共同点、伴随、帮助指导等形式发生（向渝，2005；杨剑，2013；Weiss et al.，1996），本研究纳入的朋友鼓励参加体育锻炼属于运动支持形式，与朋友一起参加属于伴随形式，有朋友参与更愿意参加属于共同点形式，运动技能的提高得益于朋友属于帮助指导形式。
图1 各因子对小四至高三年级青少年运动意愿影响程度（OR值）
Figure 1. The In fluence Degree （OR） of Each Common Factor on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in Grades 4～12
表8 因子旋转后相关参数统计
Table 8 The Summary of Factors’ Rotated Component Matrix
3.3 各因子包含变量对运动意愿的影响
为更深入探究各因子所包含变量对运动意愿的影响情况，分别以各因子所包含变量为自变量，运动意愿为因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表10）。结果显示3个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P= 0.000＜0.05），3个因素的优势比分别为1.259、1.161、1.126。其中，“参与校内课余体育竞赛情况”的优势比为1.259，该值解释为：若学校组织的课余体育竞赛在原基础上提升一个档次，则青少年的运动意愿将就增至原有的1.259倍。
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全球军事变革的需要，也有助于提升军队素质建设。一方面，能在实战环境下论证和展示部队的作战能力和训练成果，丰富我军在新条件下参与世界军事活动的能力和经验；能提高部队的响应能力、防暴能力和应急指挥系统协调能力；能在艰苦的维和任务中锻炼和提高官兵的实战水平和心理素质。另一方面，通过派出部队在国外维和，能提高我军与其他国家协同行动的能力和执行本国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协调能力；能为我国与重要的安全合作者之间的军事合作拓展有益领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外军先进的军事理论、管理方法、训练手段和作战思想等。这些都将对中国军队信息化建设及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表9 各因子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统计
Table 9 The In fluence of Common Factors on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表10 各公因子包含变量对青少年运动意愿影响统计
Table 10 The In fluence of Variables from Common Factors on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3.3.1 课余社团竞赛因子
“参加校内课余体育竞赛情况”是课余社团竞赛因子中优势比值最高的因素（OR=1.259），目前多数学校组织的校内课余体育竞赛局限于校运会、三大球比赛等，学校应注重竞赛的全体性、多样性、多层次性，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形成自觉参与体育锻炼的习惯。“参加学校运动代表队情况”的优势比值为1.161，学校运动代表队是选拔竞技体育人才的基础，但仍需注意要将青少年的运动意愿放在重要位置。“参加学校体育俱乐部情况”的优势比值为1.126，学校体育俱乐部在时间维度上延长了青少年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学生积极的运动意愿是支持其自发、自主参加俱乐部的基础。
我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建造屋顶绿化，北京、上海、重庆、深圳、杭州等城市建设速度最快，成功案例很多[1]，然而，苏北的屋顶绿化发展却相对滞后，也远远落后于苏南地区，例如徐州只有锦绣嘉园的星光大楼、开元名都、科技广场、国贸大厦、万通佳苑、滨湖公园步行街等建有屋顶花园，部分停车场上部做了绿化和居民在自家屋顶种植盆栽植物，屋顶绿化率不到0.1%.可见，屋顶绿化并没有深入苏北城市内部，也说明屋顶绿化在苏北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在数据库中以与青少年成长密切相关的学校环境、家庭环境、人际环境、社区环境4个环境为维度，筛选了24个可能对青少年运动意愿产生影响的因素，其中学校、社区、人际环境的结果来自于学生问卷，家庭环境的结果来自于与学生对应的家长问卷：
“与朋友一起参加体育锻炼”“有朋友参与更愿意参加体育锻炼”分别是朋友支持模型中优势比最高和最低的因素（OR=1.383、1.037），两个因素虽然表述较为接近，但优势比值差别明显。深入剖析这两个因素，“有朋友参与更愿意参加体育锻炼”在语境上，将朋友的陪伴看作青少年参与运动的决定性因素，而前者仅在描述参加体育锻炼时与朋友一起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朋友的陪伴对青少年来说并不是参与运动的决定性因素，朋友陪伴在这其中起中介作用，朱瑜等（2010）、陈章源等（2015）的相关研究也得出相似的结论。
“朋友经常鼓励参加体育锻炼”“运动技能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朋友”在朋友支持模型中优势比值分别为1.183、1.124，这两个值分别代表了朋友对青少年不同的支持方式对其运动意愿的影响，朋友的鼓励较之技能帮助更能激发青少年的运动意愿。
3.3.3 社区体育因子
从表9可知，对各因子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后，提取的6个公因子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00＜0.05）。其中，影响最大的因子是课余社团竞赛因子（OR=1.637），朋友支持因子次之（OR=1.563），课余体育锻炼频次因子最小（OR=1.131）。
“家长喜欢参加体育锻炼的喜爱程度”在家庭体育因子中影响程度最大，OR=1.193。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积极参与体育锻炼的父母，其子女凭借观察或模仿的过程，学习父母的态度和行为，更可能参与体育锻炼。所以，虽然家长对体育锻炼的喜爱程度并不会直接作用于青少年体育参与，但家长的态度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张凤玲 等，2014），在本研究中该因素甚至大于与孩子一起参加运动等直接因素，成为家庭体育中影响最大的因素。
“所在社区（或街道/村镇）成立青少年体育组织情况”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优势比值为1.173。参照2016年的数据，中国独生子女家庭达到1.5亿，这些青少年在离开学校回到家后，会苦恼于没有适龄的朋友一起玩耍、活动。因此，社区所成立青少年体育组织十分重要，它不仅可以组织青少年共同运动，也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提升和体质健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3.4 校内体育支撑因子
学校体育锻炼氛围由校园体育文化、运动环境和运动集体的培养等构成（周登嵩，2004），“学校内体育锻炼氛围”是校内体育支撑因子中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因素（OR=1.260）。查阅文献发现，关于学校体育锻炼氛围的研究较少，并未形成系统，学校对校内体育氛围的管理并不完善，不能明确其重要性及提高方法。对比本研究结果，我们应针对学校体育氛围方向展开研究，将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校体育氛围作为未来的一个研究重点。
“体育课对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作用”“对体育教师教学的满意程度”的优势比值分列本模型中的第2位（OR=1.247）和第5位（OR=1.048）。值得注意的是，体育课对学生的运动意愿促进作用明显，但作为体育课的主导者—体育教师的教学影响不大，这一矛盾现象值得深入思考。
“学校体育场地器材情况”在校内体育支撑模型中的优势比值为1.172，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场地器材设施对于青少年来说不再是影响其能否参加运动的决定性因素，但作为重要的硬件指标，仍需不断积极完善青少年体育场地设施条件。
3.3.5 家庭体育因子
3.将需要改扩建的教学科研用房、师生活动用房和行政管理用房等存量项目，鉴于前面分析的原因，适用于ROT模式，付费机制可以采用政府付费或者可行性缺口补助。
“近1年所在社区（或街道/村镇）免费开展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情况”的优势比值为1.205，仅次于体育活动情况，社区内的技能培训不同于体育课，具有大众化、多样化等特点，社区体育在开展过程中，应以自身优势为依托，丰富社区内青少年体育技能培训的内容，为青少年创造更多校外学习运动技能的机会。
“家长鼓励孩子参与体育活动”“家长观看孩子参与体育活动”“家长主动关心孩子在学校的体育学习情况”分别在家庭体育因子中对青少年的影响程度位列2、3、4位（OR=1.129、1.094、1.079）。这3个因素都是通过家长的经验诠释激励作用，进而对运动意愿产生影响，即家长可以通过对孩子参与体育活动表现的解读来影响其体育参与的信念和行为，家长鼓励、观看、主动关心孩子的体育参与情况，使孩子对体育参与有较高的能力期望，觉得参与体育运动对自己是有价值的，从而提高体育锻炼的意愿，进一步增加了其参加运动的可能性（张凤玲 等，2014）。
3.3.2 朋友支持因子
3.3.6 课余体育锻炼频次因子
课余体育锻炼频次因子内的4项因素优势比值分别为1.085、1.025、1.018、1.005。该模型内因素优势比值均不高，课外体育的多样性被禁锢，形式单一的早操、体育活动课已较难提升青少年的运动意愿，课余体育锻炼形式急需改革。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型中的时间相关因素都高于频率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持续时间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作用高于频率，在开展各项校内课外项目的组织时，应优先保证每次活动的时间。但由于本研究中的条件较少，不能确定此种关系是否只存在于早操和课外体育活动这两个项目中，因此有必要对上述观点做进一步深入研究。
4 讨论
4.1 学校对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
学校作为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中的主体环节，在青少年的体育参与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中与学校体育相关的因子有3个：课余社团竞赛因子、校内体育支撑因子、课余体育锻炼频次因子，其中，课余社团竞赛因子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最大（OR=1.637），校内体育支撑因子次之（OR=1.444），课余体育锻炼频次因子相对最低（OR=1.131）。在学校、家庭、社区中，学校仍是对青少年运动意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青少年运动意愿培养和体质健康促进的中坚力量。
课余社团竞赛因子在众多因子中对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力最大，在学校体育的日常工作中这方面的工作却不够被重视（王忠荣，2016）。本研究的数据证明，课余社团竞赛不仅承担着发展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基础支撑作用，体育俱乐部、校内课余体育竞赛对提高普通学生的运动意愿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学校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应注重校内课余体育竞赛、学校运动代表队、学校体育俱乐部的发展。
校内体育支撑因子作为学校体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对其内部各因素的投入力度要远高于排在前位的课余社团竞赛因子，结合图1中该因子随年级增长的变化趋势，在小四时校内体育支撑因子仍是影响最大的因子，之后的影响力逐渐式微，最终在各因子中排名中流（OR=1.444）。日常循规蹈矩的校内体育工作，在小学阶段尚能引起青少年的兴趣，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的逐渐提升，相对单一的体育教学会使青少年逐渐产生厌倦的情绪，对校内体育活动不易感到兴奋，如何将日常的校内体育工作做的不寻常，持续有效地提升青少年的运动意愿，激发其运动热情，将是学校体育工作需要关注的重点。“对体育教师教学的满意程度”因素的优势比仅为1.048，体育教学是学校体育开展的重要抓手，其优势比值相对较低，说明体育教师的教学是学校体育亟待改革的方面。
表现最不佳的是课余体育锻炼频次因子，早操、体育活动课已成为大多课外体育活动的固定模式，单一的活动内容对青少年运动意愿提升的作用微乎其微，短期来看，这些课外体育活动可以督促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但长期看来，枯燥的锻炼形式会不利于终身体育习惯的养成。
法国政府对此表示赞同。官员正在最后敲定被称为“生态植物2+”的修订计划。该计划将促进研究，增加示范农场，提高农药税，禁止使用更多化合物。法国总统马克龙敦促禁止使用草甘膦，草甘膦是世界上最畅销的除草剂，也是许多农民应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重要手段之一。
4.2 朋友支持对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
朋友支持因子对运动意愿的影响，呈现随年级增长逐渐递增的趋势，在各因子中排名第2（OR=1.563）。朋友的支持因子始终排在众因子中靠前位置，这说明，对于各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来说，朋友的陪伴与共同参与，始终对运动意愿起着重要作用。在以往的研究和组织工作中，我们通常将研究对象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较少考虑到与同伴的交互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向渝，2005），体育运动中的同伴关系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体育参与有重要影响，而且同伴和体育锻炼的促进关系是相互的，同伴可以吸引青少年进行体育锻炼，体育锻炼过程也会增进同伴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所体现的朋友支持因子的积极作用，提示我们在日后的工作中，要注意青少年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开展各类体育活动时，应增加多人或组合的形式，以求最大程度的激发青少年参与锻炼的意愿。
4.3 社区对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
社区体育因子在各因子中排名第3，青少年所在社区的体育组织是否完善，体育活动、技能培训开展的情况如何，都会对青少年参与锻炼的意愿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2016年颁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明确指出，要“将青少年作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重点人群，大力普及青少年体育活动，提高青少年身体素质”，然而张加林等（2017b）、杨寒（2014）等的研究发现，当前青少年社区体育发展的现状不佳，青少年团体在我国社区体育的发展中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大部分社区没有青少年体育活动组织机构，体育活动组织次数较少、类型单一、场地设施有限，绝大多数社区没有专门的青少年体育活动体育活动经费。若社区对青少年体育活动的重视程度都不够，更不用提激发各社会主体积极性，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青少年体育的氛围。社区在开展青少年体育活动时，若经费或场地有限，应首要发展青少年体育活动和技能培训，通过增加举办青少年体育活动和技能培训频率的方式，丰富其内容形式。在此基础上，加紧建立并完善社区青少年体育组织管理系统，使社区成为青少年在校外进行体育锻炼的有力保障，激发青少年运动意愿，进一步增强其体质健康。
4.4 家庭对我国青少年运动意愿的影响
家庭体育的稳定发展是实现全民健身的落脚点，是终身体育的起点（马海娜，2016）。然而在本研究中，家庭体育因子内各因素虽然都对运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但优势比值均不高，在各因子中排名倒数第2（OR=1.300），在学校、家庭、社区三者中排名末位。张加林等（2017a）的研究表明，我国多数家长对于儿童青少年的体育参与大多停留在观念支持方面，行动表率欠缺，结合本研究数据结果，都共同指向了我国家庭体育发展不佳的现状。构建学校、社区、家庭相结合的青少年体育网络和联动机制，抛开任何一方单独谈论发展都是不现实且无意义的，2016年颁布的《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明确指出：“鼓励学生积极参加校外全民健身运动，中小学校要合理安排家庭‘体育作业'，家长要支持学生参加社会体育活动，社区要为学生体育活动创造便利条件，逐步形成家庭、学校、社区联动，共同指导学生体育锻炼的机制。”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促进需要三者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家庭体育的发展不仅需要家庭积极地投入，更需要学校的知识、技能支持，社区的场地器材支持。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如何结合学校、社区协调发展家庭体育，不让家庭体育成为青少年体育联动网络中的短板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结合表10中家庭体育因子内其他因素的结果，家长对体育的喜爱程度在该因子中优势比值最高，在实际生活中，家长往往意识不到自己体育态度重要性，有家长认为对孩子的体育支持就是提供充足的资金，因此，端正家长的体育观念、体育态度应放在加强家庭体育开展的首位。
建设单位临时房屋建筑应归入第五部分独立费用的建设管理费中比较恰当。如继续列入第四部分临时工程中，则应单独列项，并规定计算方法。
5 结论
我国青少年的运动意愿整体上较为积极，绝大多数青少年能够意识到改变体育锻炼行为的积极益处，并不同程度的希望增加已有的锻炼频率。
不同性别、年级、地区间的青少年运动意愿呈显著性差异，其中，男生的运动意愿整体优于女生，年级越高的青少年运动意愿越不积极，人均GDP越高的省份运动意愿越积极。
对青少年运动意愿影响因素的探究中，影响力排序依次是：学校、朋友支持、社区体育、家庭。学校仍是影响青少年运动意愿的中坚力量，学校应重视课余社团、竞赛的开展，并改革体育教学、早操、课外体育活动课的内容。在朋友支持方面，应更多的开展多人或组合形式的体育活动。社区应增加辖区内青少年体育活动及技能培训的频率和形式。端正家长的体育态度应放在家庭体育开展的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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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and In fluence Factors
FAN Huiying1，TANG Yan1*，ZHANG Jialin1，HU Yueying2
Abstract: Exercise intention is the basis of teenagers' consciousness to participate in physical exercise. Based on the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and in fluence factor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xercise intention of Chinese teenagers is generally positive, and most of them are aware of the benefits of changing exercise behavior and want to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existing exercises in different degrees. 2) There was a signi 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ercise intent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and the exercise intention of males was stronger than females. 3) signi 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ercise intention also existed among different grades, and with the growth of grades the exercise intention became more negative. 4) Teenagers from cities which have more higher per capita GDP would have more strong exercise intention. 5) Schools play critical roles in fostering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 Among the school related factors after-school clubs competing common factor had the greatest impact on exercise intention, followed by inside-school sports supporting common factor. Frequency factor of after-school physical exercise was relative lower, so schools should attach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fter-school clubs and sports competitions. 6)Friend supporting common factors had a outstanding in fluence in teenager's exercise intention,we should organize more teamwork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7) Community sports common factor ranked third among all the common factors, and communities should enrich the frequency and patterns of sports activities and skill cultivations. 8) Family sports common factors had a slight in fluence and attitude of parents should put on the first place on family sports developing.
Keywords: trans-theoretical model; teenage; exercise intention; in fluence factor
文章编号： 1002-9826（2019）06-0035-11
DOI： 10. 16470/j. csst. 201980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 DA227）
第一作者简介： 范卉颖（1991-），女，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学，E-mail：fanhuiying617@126.com。
*通信作者简介： 唐炎（1974-），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学校体育学，E-mail:tybsh2011@126.com。
作者单位： 1.上海体育学院，上海 200438；2.华中科技大学，湖北 武汉430074 1.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2.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中图分类号： G812.45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3-31； 修订日期：2019-02-20；
编辑： 丁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