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上的生长点与马克思主义的四次重大突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长点论文,重大突破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四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需要有理论上的生长点，又需要有实践上的生长点。任何一种新的理论，都要从既有的思想资料出发，何况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都是在原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取得的。但是不管前人提供的理论上的生长点多么重要，如果没有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新的事实，就不可能有重大的突破和新的理论的产生。在社会主义由理论开始变为现实以后，尤其需要重视根据新的事实作出的新的实践，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特别强调：“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突破通常发生在前人的某些结论与新的事实和新的实践不完全符合或完全不符合的时候。后人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从事实出发，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对原有的理论作出修正、丰富和发展。这种重大突破的过程，往往在某些极为重要的方面要经历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完全自觉的过程。开始，人们在进行这类新的实践时，往往没有认识到它的全部意义，甚至把它看作是克服当前危机而采取的、违背常规的临时对策，但在这类实践中发生了传统理论始料未及的重大情况，从而导致理论的重大突破。正是由于不懂得这一点，过去有人把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扣在列宁和毛泽东的头上；现在，又有人把这类帽子扣在邓小平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头上。为此，提出实践的生长点这个概念并加以强调，决不是多余的。
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后，社会主义理论有四次重大突破，其中都包含着一个从不完全自觉到完全自觉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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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有过两次飞跃：第一次，一国胜利论的形成，特别是其中经济相对落后国家首先胜利论的形成。列宁在1915年就提出一国胜利论，但当时的一国胜利论并不包括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首先胜利的理论。正是根据二月革命及其以后的实践，列宁才提出了经济相对落后的俄国，可以首先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走向社会主义；但当时并不认为俄国一国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曾把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希望同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俄国革命将推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欧洲革命才能巩固俄国革命，并帮助俄国克服由于经济落后面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困难。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几年中，列宁反复说过：要么是欧洲社会主义革命很快爆发，要么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灭亡。
列宁的这种策略曾经遭到考茨基的攻击。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本小册子中写道：“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建筑在这种假设上面：这个革命将是全欧洲的革命的出发点；俄国的大胆创举将唤醒全欧洲的无产者起来斗争。……照这种观点看来，欧洲革命能最好地捍卫俄国革命，它一定会使旧俄境内各民族得到完全的和真正的自决。将在欧洲实现社会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的欧洲革命，也一定会成为帮助俄国消除经济落后对实行社会主义生产所造成的障碍。只要俄国革命必然引起欧洲革命这个基本假设能够成立，所有这些都很合逻辑，很有根据。但是，如果欧洲革命不发生，又怎么办呢？”接着，考茨基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把他们的策略建筑在期待“在一定时期内”发生革命上面，而布尔什维克却“把一切都押在全欧洲的革命这一张牌上”。读一下列宁对考茨基的回答，对我们正确理解十月革命的策略和当时的一国胜利学说是很有帮助的。列宁说：“考茨基玩了一套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歪曲事实的把戏，他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批评就是建筑在这套把戏上的。他把指望欧洲革命在较短时期内但不是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同指望它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策略搅在一起。这是一个卑劣的、十分卑劣的捏造！后一种策略是愚蠢的。前一种策略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一个革命无产者和国际主义者必须采取的”〔1〕。 列宁承认十月革命的策略是指望欧洲革命在较短时期发生的策略，并且认为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当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抱有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严重灾难，造成了欧洲持续多年的革命形式。就在列宁刚刚写完上述批判考茨基的文章时，1918年德国爆发了十一月革命，紧接着又爆发了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欧洲革命相继遭到失败，而俄国革命却坚持下来了。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俄国苏维埃政权没有灭亡，战胜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用这些新鲜经验来审查自己的理论和策略，以新的结论来代替业已过时的旧观念，就成为列宁给自己提出的一项迫切的任务。
国内战争一结束，列宁就立即着手这项重大的理论工作。在1920年底写的《我国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一文中，他说：“三年前当我们提出关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及其胜利的条件的问题时，我们总是明确地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这个胜利就不可能巩固；只有从国际的观点出发才能正确估价我们的革命。为了取得巩固的胜利，我们必须使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切国家或者至少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经过三年残酷而激烈的斗争，我们看到，我们的预言在哪些方面没有得到证实，在哪些方面已经得到证实。我们没有能迅速而轻易地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方面我们的预言没有得到证实。当然，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俄国抗击世界资本主义列强这样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竟能延续三年之久。结果，无论这一方还是那一方，无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还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没有获得胜利，也没有遭到失败；其次，虽然我们的预言没有轻易地、迅速地、直接地实现，但是主要的一点我们办到了，就这方面说预言实现了，因为主要之点就在于：即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推迟爆发，无产阶级政权和苏维埃共和国也能够存在下去。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说，共和国现在所处的国际形势，最好地最确切地证实了我们的一切估计和我们的整个政策都是正确的。”〔2 〕列宁就是这样坦率地，实事求是地对一国胜利学说全面加以检讨。他肯定一国胜利学说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个学说的指引下，俄国无产阶级发动了革命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同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争得了自己生存的权利。同时，他承认预计的一些方面并没有得到证实，因此，这个学说应当修正、补充和发展。过去，布尔什维克认为，如果西方无产阶级在较短时期内不发动革命，俄国革命非失败不可。实践证明，“尽管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我们已经基本上能够在国际上生存下去”〔3〕。 先前认为“没有西欧革命，一国无产阶级政权一定会灭亡”的观点应当修改。过去，布尔什维克认为，在欧洲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前，俄国无产阶级谈不到认真地进行建设事业。现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击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实际上获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于是，一国胜利学说发展到新的阶段：俄国一国可以首先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现实社会主义作为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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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是新经济政策及其理论的形成。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并非是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进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从形势所迫而采取的某些对策中逐步生长出来的。对于这些生长点，苏维埃俄国的领导人在开始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
1921年春天，苏维埃俄国的国内形势十分严峻。战争的严重破坏，农民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再加上灾难性的干旱，导致一场大饥荒。农民暴乱四起，1921年2月武装叛乱的人数达3万人，同年3 月初发生了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叛乱。正是在平定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同时，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列宁关于实行粮食税的建议。列宁及时总结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当和平建设提到首要地位的时候，必须转变到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正常经济关系，必须从余粮收集制转变到正常的商品交换，并允许农民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后来，列宁在回顾这个计划时说：“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代替原先行动的办法、方案、方法、制度。”〔4〕为什么说这个方法在1921 年春天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当时，列宁并不认为实行粮食税的目的是过渡到以商业为中心环节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恰恰相反，他认为粮食税是回到1918年春天的老计划，是这个计划的继承和发展；这个计划由于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他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还大量引证了1918年春天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有关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论述，用来论证实施这一转变的必要。的确，这个计划的主要之点同1918年春天的设想是一致的。它的目的不是推动建立商品经济，而是推动建立产品经济。这一点特别明确地表现在有组织的商品交换计划中。这种有组织的商品交换还没有摆脱过去忽视市场、忽视商品货币关系作用的“国家生产和分配制度”的框框。
但是，粮食税计划不是仅仅回到1918年春天，而是包含着新思想的萌芽，即已经提出了开放流转的思想，尽管只开放一小块，即允许农民在“当地范围内”一定的自由贸易。正是这个一定的自由贸易成为新经济政策第一个强劲的生长点，它自发地越出了政策所允许的范围，冲垮了有组织的商品交换，一个广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地发展起来了。1921年10月29日，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说：“现在你们从实践中以及从我国所有的报刊上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结果是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5 〕正是通过对这一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才正式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方法。
如果说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生长点，来自农村实行的粮食税；那么，它的第二个生长点则来源于城市企业管理方法的改变。1921年夏季，毁灭性的干旱使普遍的经济恶化更加严重。这种情况要求采取紧急措施，使工业生产增加效率，提高生产率，合理利用奇缺的资源。于是，采取了走向新经济政策的第二批决定性的步骤。这些步骤是：政府集中经营最重要的企业，把不是绝对必需的企业租给私人企业家和合作社；向工人提供的供给，不得按照工人数分配，而应按照所生产出的产品数量分配；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重新开设贷款和储蓄银行。这些改革引起了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新估计，但这个重新估计也是逐步展开的。
在刚刚实行这些改革时，列宁把这些作为形势所迫而采取的对策，并没有放弃直接过渡的道路。1921年8月20日， 在《新的时代和新形势的旧错误》一文中，列宁在谈到实行上述改革的必要性时，有如下一段话：“国家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无产阶级被多次几乎是超越人力的拚搏弄得筋疲力尽，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着手最困难的工作：给真正社会主义的经济奠定基础，建立工业同农业间正常的商品交换（确切些说是产品交换）。”〔6〕到这时， 列宁尚未放弃“直接过渡”的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计划。
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新估计是从1921年秋天开始的。首先列宁提出了同个人利益结合的原则。他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不仅如此，还“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同个人利益的结合上面。”〔7〕与此同时， 列宁还有了一个并非愉快但十分重要的发现，这就是：必须“采用商业原则”。“现在已经谈不上商品交换了，因为商品交换这个战场已经从我们手里给夺走了。不管这使我们多么不愉快，但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8〕事实证明， 仅仅倒退到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够的，还必须退却到国家调节商业，或者说在国家的正确调节下活跃国内商业。到这时，新经济政策才真正形成，一条利用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终于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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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发生了两次飞跃，其中有两个重大突破都经历了从不完全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第一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形成。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曾试图仿效十月革命模式，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中央政权来展开革命。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以及在这以后的三次“左”倾路线，都是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认识，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缺乏认识，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影响。
1926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空前地带动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毛泽东首先提出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重要论断。但这个认识远没有成为当时中央领导层的共识。当农民运动迅速高涨的时刻，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不仅远离革命风暴的中心而留在上海，而且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大大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陈独秀等人甚至幻想以压制农民运动中的所谓“过火”行动来换取国民党右派的妥协。其直接后果便是当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中国共产党人束手无策。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作出了进行武装抵抗的选择。问题是：这时中国革命已进入最低潮，国共力量悬殊，如何进行武装抵抗，通过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展开革命？共产党人的三次武装反抗的地点都选择了中心城市。这并不奇怪。在这以前，中国共产党只有过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的经验，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只被看作是配合的力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也不曾有过先夺取农村的先例，有的只是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那样先夺取大城市再展开革命的范例。人们往往容易根据原有经验来处理新遇到的问题。
毛泽东起初也不例外。1927年9月，他和湖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尽管有数量众多的农民武装参加，而不仅仅是军队的行动，但它最初的目标仍以夺取湖南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不同的是，在进攻长沙受挫后，毛泽东表现了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本领，当机立断地改变了原有的部署，率部进到距离国民党控制的中心城市较远、反动势力较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寻求立足之处，以保存革命的星星之火，再图发展。毛泽东到这时尚未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自觉意识，但井冈山的实践却成为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正是根据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毛泽东在1928年5月和10 月完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理论论证，到1930年1月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后来，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作了如下的概括：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路。从此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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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及其理论的形成。中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突破口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一个开始时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实践上的生长点。
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口多主要是农民多，底子薄主要是12亿人9亿搞饭吃。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们就认识到中国要现代化必须改革，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和体制改革首先要求我们集中力量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放宽农村政策、发展农业。改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为突破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它经历了一个不完全自觉到完全自觉的过程。
（1）它经历了一个从不合法到合法的过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决定草案中写上了“不许包产到户”这句话。1979年9 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总结了草案试行半年多来的经验，把“不许”改为“不要”，为包产到户的推行打开了一个旁门。1980年5月31日， 邓小平在《关于农村政策》的著名谈话中对包产到户的试验予以支持。1980年9月， 在中共中央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中，包产到户争得了重要的部分合法权和试验权。当时规定：在那些边远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的，就应允许继续实行。”1981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在这里，包产到户第一次正式得到党的政策的完全认可。
（2）它在改革理论中从没有地位到占有重要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的起步是从抓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开始的。扩大企业自主的改革并未取得多大成效。而最初并未列入改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却获得了迅速的发展。1981年底，在它取得正式的合法权以后，其发展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实属惊人。到1982年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占全国总数的80%以上；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业总产值从1980年的2223.0亿元增加到1981年的2369.2亿元，再增加到1982年的2632.3亿元。1979—1980年的改革计划和理论中没有提到它，到1981年底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谈到“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时，仍然没有提到农村改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把这些称之为“调整农村政策”。直到1982年9 月十二大的报告才把“近几年在农村建立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作为“关于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
（3 ）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起初，我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主要是从农业本身着眼的。出乎意料的是，它促使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农民有了自主权，不仅可以自主决定如何经营农业，而且可以自主决定把资源投入其它产业。到1985年乡镇企业的总收入已达1827.41亿元， 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不仅是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巨大力量，而且推动了多种经济成分的大发展，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因素在体制外的发展，因而中国的改革具有自我推动的特点，农业改革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改革的自我推动中起了先锋作用。我们党及时的总结了人民群众、首先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形成了一条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改革之路。这条道路是根据中国国情闯出来的。这条道路未必能照搬到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俄国和东欧。
1984年1月，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从此，改革进一步从农村推向城市。在市场取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后，到1992年我们党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确地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才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上述四次突破，两次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两次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两次突破中，都同市场的自发推动作用有关。这个现象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有一个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它有一个与竞争的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发展机制，正是这个机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不断变革、不时地出现飞跃。过去，我们没有充分利用这个发展机制，一旦利用，往往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要么是害怕这个结果，而堵塞前进的道路；要么是突破原有的理论，开拓新的前进道路。在我们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的今天，这种状况是否已经终结？恐怕不会。仔细观察研究在一定条件下市场的自发推动作用造成的后果，包括积极的后果和消极的后果，探讨发挥积极作用、限制消极作用的道路和政策，仍将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途径。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90页。
〔2〕〔3〕《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2、24页。
〔4〕〔5〕〔6〕〔7〕〔8〕《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5、 228、115、191、2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