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行与焦虑：刷屏的技术文化哲学反思
刁生富 刘晓慧
[提要] 刷屏的盛行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高度契合的产物，导致主体精神之沉溺、儿童成人之悖逆、思维认知之碎化、情感联系之弱化和身心发展之畸形，成为智能时代令人焦虑的技术文化现象。消解刷屏的焦虑，须厘清刷屏价值，重塑主体地位；提高自律意识，摆脱屏幕框架；加强社会合力，引导深度思考；技术与伦理同行，防范刷屏异化。
[关键词] 刷屏；盛行；焦虑；技术文化哲学；新一代信息技术
“刷屏”这个流行词是当今时代的客观镜像。正如大数据专家涂子沛先生所说：一个“刷”字，集中体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类的生活和精神状态。[1]近年来国际上不乏《数字化生存》《浅薄》《大数据时代》《必然》《读屏时代》等著作对数字化、屏幕阅读的预言与研究。在我国，倡导全民阅读活动已有十余年，屏幕日渐成为人们获取知识与信息的主要媒介。然而，刷屏盛行的同时，也导致了智能时代人的新异化。因此，有必要探讨刷屏盛行的生成逻辑及其带来的令人焦虑的主体异化，在碎片化时代下优化刷屏，使屏幕这一“阅读媒介”更好地为人们服务。
一、刷屏盛行的生成
(一)刷屏盛行的技术前提
每一次阅读媒介的跃迁，都与当时社会的技术背景相对应，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第一次阅读革命是实物阅读载体的出现。“在古代，文化凭借记忆、念诵与语言口口相传，当时的文化都是围绕语言展开的，我们是‘言语之民’”。[2](P.91)兽骨、龟甲、泥版、竹简、绢布等承载文字符号的传播媒介引发了第一次阅读革命，人类传播因文字得以记载，实物成为人类最早的阅读载体。
第二次阅读革命是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大约2000年前，蔡伦改进造纸术，纸张使人类的阅读活动产生了巨大的飞跃，文字被提升到了文化的中心位置；到了900年前的中国，毕
发明活字印刷术，大规模生产的图书使文化大大突破时空限制，智慧凝结在书籍中。纸张和印刷术都是直接的传播革命，从手抄本到印刷品，现代文明缘起于印刷文化，大众传播时代全面展开，人类开始成为“书籍之民”。
（1）分体布置。这种布置形式湿式电除尘器与FGD的吸收塔相对独立，需要有额外的场地，可以采用卧式或立式结构，便于安装和运行维护，同时布置方式也更为灵活。
第三次阅读革命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内容从书籍中迁移，从电视、电脑、手机再到电子阅读器、电子广告屏幕、车载显示屏……文字不再是白纸黑字地固定在纸张上，而是展现在屏幕上。[2](P.92)无边无际的赛博空间赋予了屏幕云水般的流动性，人类从此进入读屏时代，成为“屏幕之民”。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刷屏现象成为社会常态。一方面，从如影随行的移动终端到户外大屏的实时放映再到虚拟现实中形、声、色、体、气、味等方面的逼真仿像，使现实与虚拟即时互现。[3]另一方面，涵盖各种延伸功能如百度地图、车载卫星导航、智能穿戴等的移动终端，其广泛使用也在训练和强化数字时代人追求实时性、便捷性与交互性的刷屏行为。人类正愈发远离个体所有权的孤岛，投身于刷屏的交互巨浪中。
(二)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当代社会文化的高度契合是刷屏盛行的根本原因
更重要的是，刷屏的盛行是一种技术的文化现象，是数据和信息价值的凸显、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的扩展以及在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过程中数据与信息的“供”“需”水平的提升等多重力量相互作用、合力推进的结果。
无中心、无边界的刷屏现象正解构着钟表时代“整齐划一”的时空概念，撕裂个体整体性思维模式的阅读方式，阻碍人之为人的深度思考能力的培养——如何安放阅读心灵家园，已成为时代之问。传统阅读文本的编排都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思想和内在统一的逻辑结构。人们静坐案旁，翻阅书籍，在阅读时伴有停顿、反复、沉思以及质疑，长此以往，造就了一种整体性思维的阅读方式。信息从书籍流动到屏幕，面对海量的数据、巨大的信息量，人类的思维与屏幕中动态流动的像素高度匹配，变得更为敏捷，习惯于以爆炸式方式来收发信息，最终演进出非线性的思维路径，造成认知的浅表化。
其次，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孕育了刷屏之热忱。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P.46)实际上，一切社会现象皆可在社会实践中找到理论根源。刷屏实践正是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有力的理论支撑，获得其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同时使当代快速多变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得以无限地放大与发展。[7](P.11)无疑，刷屏是具有明显后现代主义特征的行为模式。大众化、适时性、浅表化的刷屏行为，以及对平面的、拼贴的、碎片的、高度空间化、视觉化、消遣化、媚俗化的屏幕内容的追逐与热情，都与后现代主义的主观性、非理性、多元价值、对抗精英主义、狂欢性以及颠覆性等特点遥相呼应。[8]后现代主义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结合，重塑着刷屏的内容与形式，促进受众参与式的刷屏现象进一步流行。
其次，人类情感的横向联系逐渐取代纵向联系。近年来，伴随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行为变得简单、匿名与普遍，屏幕社交日益盛行。马克·鲍尔莱教授在受访时指出，屏幕社交正前所未有地强化了现代人的社交需求，对他们而言，屏幕社交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屏幕社交往往遵循相同的步骤与规则，与血缘之亲却逐渐淡化，人类情感的横向联系逐渐取代了纵向联系。
二、刷屏盛行的焦虑
在智能时代，人们沉浸于赛博空间，精神被屏幕所操控，身心也逐渐畸形发展，人类最终深陷屏幕所建构的新“座驾”之中——“人被约束于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控制着，这股力量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现出来，但同时是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呼吁：人类必须注意技术创造的新的约束方式。[10](P.177)
(一)主体精神之沉溺
群体化、遮蔽化、海量化的刷屏正消耗着人类自我意识所必需的注意力，疏隔人们与自我的联系，日渐瓦解着人类的自我意识，致使人类行为趋于盲目、从众与失控。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人若是集中注意力，心理活动中的意识即能觉察，而不符合社会道德和主体精神的潜意识则无法进入意识。[11](P.8-11)充斥着欲望、利己与感官刺激的刷屏迎合了潜伏着的人类天性，潜意识在屏幕下无节制地狂欢，导致主体意识和精神的麻木与沉溺以及网络暴力的产生。
首先是主体意识的麻木。古人阅读推崇“三上”的法则，“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现代人的“新三上”则是在“坐、行、卧”皆刷屏。刷屏者因其被群体接纳与关注的需求在屏幕中得到满足，便两耳不闻屏外事，逐渐成为鲁迅笔下的麻木看客。著名文艺评论家陈丹青在《娱乐至死》书评中评论道：今天的我们处在一个讯息和行动比严重失调的时代，在空前便利的电子传媒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聪明，也比任何时候都轻飘。[12](P.1)
其次是主体精神的沉溺。刷屏往往是在网络上群体无意识促进与操作下而进行的。遮蔽性的刷屏往往会构造出言论自由、个性张扬、存在感放大、价值感满足的假象，而缺乏“自我意识”的刷屏者极易迷失于屏幕中，长此以往将导致主体精神的平面化。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金伯利·S·扬博士基于大量的问卷调查和临床研究得出：“所有的问卷表答复者中有25%的人报告说他们在上网的最初6个月里就着了迷。另外有58%的人在他们接触因特网的最初6个月到1年时间里已经达到了对上瘾所定的标准。剩下17%的人在他们上网的第一年时间里没有上瘾。由此可见，大量的使用者在最初联网以后便会快速地上瘾，那么已经成为因特网上瘾者的实际人数可能还要更高——而且每天都在猛增。”[13]
将样品平铺于玻璃样品板上，并置于X-射线衍射仪的载物台上，以Cu-Kα为射线源（λ=0.1542 nm），测试电压40 kV，电流40 mA，测试2θ范围为5°～60°，扫描步长为0.03°，扫描速度0.4°/s。
最后是由精神沉溺引发的各种网络暴力问题的产生。由于精神沉溺，迷失于“刷屏”中的个体易出现言语攻击、侵犯隐私(人肉搜索)、种族歧视、恶意攻击、网络性别暴力、网络骚扰和霸凌等网络暴力行为。从美国网络暴力第一案中13岁的梅根·梅尔因在“MySpace”(聚友网)上遭遇网友的嘲弄与侮辱最终自杀身亡到2009年中国的“8·27儿童网络暴力事件”，再到2017年煽动青少年自杀的“蓝鲸”社交游戏正从俄罗斯蔓延至全球等多起悲剧昭示着：刷屏空间正成为魔鬼的殿堂，放大着人们现实生活的空虚与人性中的阴暗面，使人们陷入刷屏异化的怪圈。
以已知K、Ca和Mg含量的样品为本底，在样品中准确加入一定浓度的标准溶液进行回收率试验。然后根据样品原含量、加标量和加标后样品含量计算回收率。结果表明，K、Ca和Mg的加标回收率分别为97.84%、95.43%、89.80%，能够满足分析要求。
(二)儿童与成人之悖逆
认知发展理论认为，智力是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是儿童以及周围环境共同积极参与的产物。[14](P.323)塔夫兹大学儿童发展心理学教授玛丽安娜·沃夫在《普鲁斯特与乌贼：阅读如何改变我们的思维》中结合心理学、教育学、考古学、历史学以及神经科学的观点，揭示了阅读行为正在改变整个人类物种的智力进化过程。[15](P.19)即获取知识的方式促成儿童循序渐进的智力发展模式。刷屏的渗透性、多元性、交互性正不断地破坏着人类原本循序渐进的智力发展模式。
不同于报纸、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介，新媒介不断打破禁锢儿童认知能力的边界，颠覆了一对一、一对多的简单传播模式。但由于儿童自律能力弱、家长教育缺位，致使儿童接触了原本受到严格管理与限制的“成人世界”，实然的认知图式受到污染，智力发展模式被逐渐解构，儿童成人呈现出异化的发展模式。
西瓜属于小染色体作物，染色体制片难度较大，很少得到理想的结果，所以核型分析存在一定难度。袁建民等［26］以二倍体小果型西瓜及其同源四倍体为试材，进行了核型分析。得到了二倍体及同源四倍体西瓜的核型公式。与二倍体比较，同源四倍体染色体在绝对长度、相对长度、臂比值、相对长度系数等方面存在细微差异，染色体组总长度、最长与最短染色体比值、核不对称系数等也存在一定差异。上述差异可能由预处理、制片方法或测量工具等造成，也可能由染色体处于不同时期，凝缩程度有所不同造成。综上所述，二倍体及同源四倍体西瓜的核型差异不明显。
尼尔·波兹曼在媒介批判三部曲中也提出：在电子媒介时代童年与成人的界限正逐渐模糊，“童年”概念的消逝已成为世界性问题。[16](P.35)
阿拉善地区最常见的山羊体内外寄生虫有线虫、吸虫、体虱等。农牧民多年来连续使用一种驱虫药，形成耐药性，效果普遍不理想。阿左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寄生虫专家合作，对阿左旗地区的寄生虫和驱虫药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后，联合开展了新型驱虫药虫力黑威囊和地克珠利威囊的驱虫效果试验。
(三)思维认知之碎片化
首先，数据和信息价值的凸显驱动了刷屏的盛行。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导致社会日益数据化、信息化。在信息社会中，数据就是金矿，信息就是生产力。而且，信息的复制几乎不需要成本与时间，更不会因为拷贝而有所衰减。[4](P.4)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高速发展，刷屏满足了各行各业对信息价值的追求。譬如，在体育方面，2017年2月4日，数以亿计的球迷通过网络直播观看姚明退役，球迷们正是通过刷屏推进了NBA的全球化。另一方面，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为人类创造出一个价值新世界，“新”的价值观正向信息价值倾斜，而刷屏正是人类对信息价值不断的“刷新”与“增强”，随时随地的“刷”贯穿于信息的形成、知化、流动、使用、共享、过滤与互动等价值实现的全过程。刷微信、刷QQ、刷微博、刷淘宝、刷外卖、刷网剧、刷直播、刷存在感——我在故我刷。[5]
心理学家帕特里夏·格林菲尔德认为，虽然电视、视频游戏、互联网的视觉功能或许可以极大地提高视觉智能，但付出的代价却是损害人们进行深度思维加工的能力，包括获取知识、归纳分析、批判性思维、想象和反思的能力。[17](P.219)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传媒》中提出的线性思维消解的预言在刷屏时代正成为现实。而尼古拉斯·卡尔在《浅薄》一书中则以多种神经医学、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为基础进一步论证屏幕世界如何重组着人类的大脑，人之为人的最本质的“沉思冥想”能力如何变成鲁莽进步的牺牲品。[18]
桩西潜山带的负反转构造具有反转不均匀的特征，即负反转构造仅在晚期正断层的下降盘部位存在，越靠近晚期正断层，构造反转的力度越大。这主要是断层互相截切造成的。
(四)情感联系之弱化
屏幕使人从实体世界进入到虚拟世界，以弱联系、横向联系、虚拟联系的新型情感模型颠覆了人类现实中固有的强联系、纵向联系、现实联系的情感模型，建构出网络中的“第二自我”，加速了现代人在数据和信息社会中的深度异化。
河南省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建设全面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县水利局为项目法人，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和建设管理工作，派专人常驻工地加强技术指导、质量监督及协调工作；通过招标投标，公开选择有资质的专业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以合同形式分别确定业主与施工方、监理方的权利和义务；监理单位通过组织、技术、经济和合同等措施，对项目工程的进度、质量和资金使用进行有效控制，为工程按期、保质、低耗地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
首先，人类情感由强联系向弱联系转变。20世纪70年代，马克·格兰诺维特站在时代的前沿最早提出用Tie(联系、连接)来定义屏幕间的社交网络关系，并且阐述了弱连接理论。[19](P.347-367)这意味着，当人们不停地点击与刷新Facebook、Twitter与电子邮件时，技术不仅是在为人们服务，同时也在异化人与人的情感类型，人类情感联系正经历着由强联系向弱联系的转变。随着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普及和使用，“众声喧哗”和“哗众取宠”的基本屏幕生态孕育出跨地域、跨领域、跨时空的群体共振、群体共鸣以及群体快感的新常态。[20]个体借助互联网“刷”出了新型的人类情感，异化了固有的情感模型，形成了新的情感联结模型。
最后，数据与信息的“供”“需”水平的提升加速推动了刷屏的盛行。刷屏的滋养与成长是数据洪流之需与信息时代之供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数据洪流之需，人们因在刷屏中寻得信息的价值、心灵的休闲、精神的愉悦与自我的安置奔赴并浸润于数字浪潮的虚拟海洋中。另一方面，信息时代之供，新型社会生活方式背后所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9](P.104)与社会繁荣对应的市场需求显示出高度商品化、消费主义、大众闲暇等网络社会的特征。于是，科技企业为占有市场不断推出日益强大的智能终端，赋予人们独特的体验。刷屏作为现代人适应信息时代的生活方式，无疑为更多人所接受和使用。最终，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中，数据与信息的“供”“需”水平的提升成为推动刷屏盛行的加速器。
(五)身心发展之畸形
刷屏时代生产出一批批的“低头族”，且刷屏现象对人的身体健康与能力的发展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具身认知的系统动力学理论认为，身体、大脑与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认知动力系统，它们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耦合性关系，并基于因果事物的动力循环持续推动着整个系统的进化。[21]即“低头族”若禁锢在刷屏的围城，身体在屏幕中消弭颓废，主体最终在屏幕前弃械投降，萎靡不振。
重庆晨报的《儿童低头看手机=27公斤重物压颈》一文报道，当儿童低头60度玩手机时，脖子要承受的重量会达到27公斤，相当于一个7岁儿童的体重，如今100个来骨科就诊的孩子中，就有10个有脖子痛、肩膀痛等脊柱方面的问题。[22]近年来，在中国社交平台上甚至有人不惜牺牲身体健康，推崇并且加入A4腰、锁骨放硬币、反手摸肚脐等畸形的审美挑战。另一方面，身体能力的弱化体现在音乐的影响上，由于无线音箱、人体感应器等信息技术为智能手机的完善配置，使人们只要划一下手机屏幕，音乐便随即流泄，这也让原本可以发声的人体乐器与传统声乐乐器也用数字来表达。最终，屏幕所塑造的“低头族”沉迷并穿梭在手机数据和信息流中，最终成为屏幕的臣民，导致身心发展的畸形。
总之，刷屏的盛行，是人类正在遭遇的一股新的异化潮流。它通过颠覆人们的阅读模式，深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精神状况和价值追求。这一潮流来势迅猛，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超乎人们的想象。就目前所带来的的消极影响而言，已经导致了不少的人社会公德意识淡漠，羞耻心、是非心、怜悯心、责任心趋于弱化和丧失，对人的健康成长、对人类传承已久的真善美价值观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因而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焦虑。
三、刷屏焦虑的消解
(一)厘清刷屏价值，重塑主体地位
其次，藕合虚实媒介，重塑阅读习惯。新媒体环境的空间特征绝不仅仅在于其虚拟性，而是虚拟性与现实性的藕合。[24]耦合即现实与虚拟通过指尖触屏可以相互传递，虚实两个空间可以互动影响，才能存在价值。因此，应藕合虚实媒介，整合屏媒与纸媒的优势以重塑阅读习惯。一方面，关注刷屏资源的总体设计。从阅读材质与阅读内容上降低读者刷屏的认知负荷；积极发挥刷屏中信息联动与有效互动的优势，深化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另一方面，纸读要与时俱进，耦合虚实媒介。[25](P.29-32)面对刷屏重构阅读方式的猛烈攻势，需耦合虚实媒介，厘清刷屏价值以重新拾起对人类品格塑造、心智培养与人生启迪大有裨益的阅读习惯，进而重塑主体地位，实现精神成人。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LLRKNN算法是对待分类样本的K近邻进行线性重构得出相应的权值，在分类决策阶段使用权值计算待分类样本与近邻样本类别的重构误差，误差最小的类作为分类样本类别，优化了KNN算法的分类决策方法，一定程度降低多数类偏向的影响。实验中通过对比F-values值，结果表明LLRKNN算法对不平衡数据分类效果更好。
信息的公开和自由流通是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尤其是政府应该加强信息公开，做到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加强重大事项决策的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打开决策“黑箱”，打破专家和民众参与到公共决策的信息门槛，保证听证结果公开和听证的效力，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使民主在各个层面得到落实，民众能够全方位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增加社会对权力的监督，压缩权力寻租生存空间，使决策参与主体真正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和决策，这构成公共决策机制现代化的重要基础。
首先，高扬主体地位，加强主体性建设。国际著名阅读研究专家理查德·C·安德森认为，人们面对不同的媒介究竟是在思想，在娱乐，还是在获取信息；是追求智慧与高雅，还是迷恋低俗，主要取决于有主体意识的人。[23]一方面，需要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不仅迎合信息时代的需求，更培养逻辑思维。
刷屏作为一种技术的文化现象，在导致人异化的同时，也具有其独特的时代价值。关键是怎样扬长避短，合理使用。这里，厘清刷屏价值，重塑人的主体地位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提升自律意识，摆脱屏幕框架
人若是拘泥于技术，就会陷入“假亦真时真亦假”的虚拟境地，弱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步沉沦于屏幕所建构的“信息数字框架”中，屏幕展现出深层的遮蔽性，以致于“屏幕之民”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身心已被屏幕所影响，导致了不可挽回的恶果而要加强主体的自律性，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刷屏者应学会管理自身的欲望，提高自控力。儿童正处于身心不成熟、判断能力较低等特殊年龄阶段，极易在数字洪流中迷失自我，丧失儿童的纯真。因此，更加需要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引导。
其次，全面加强自律性管理，以屏幕软件约束个体行为。在网络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间接的性质，直接的道德舆论评价难以进行，外在的道德约束力被弱化。因此，加强网络社会中个人的道德自律就显得更加重要。中国以“慎独”为特征的道德自律，能使人在独自一人或在他人完全不知的情况下，仍保持高度的道德自觉，仍能保守自己和把握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
最后，把握刷屏的尺度，珍惜独处与群居的时间。独处是指为了提高“自知之明”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自我进步、自我发现、自我意识与自我反思。而亲密情感的联系是一对一彼此建立关联的。所以，应把握好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平衡，摆脱虚拟现实的拘囿，关注自然，加强身体锻炼，欣赏外部世界，打破屏幕所建构的“框架”。此外，要注重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持，加强人际交往与对话，进而在哲学高度“认识自己”，实现自身的健康发展。
(三)加强社会合力，引导深度思考
在碎片化时代，人所特有的沉思、专注与反省等自觉能动性正不断地被“刷新、点击与链接”所冲击，重拾人的深度思考能力需要全社会的合力。
首先，家长提升自律意识，以身作则。一方面，应转变观念。面对从“静态信息时代”的书本阅读到“信息流时代”的数字流阅读的变化，家长应用亲子阅读取代“数字保姆”，满足儿童特别是青春期孩子对于存在感、价值感和被赏识与认可的心理需求。另一方面，社会合力以提高家长的屏幕导航能力与效果。2015年10月，美国儿科学院宣布：将对关于儿童如何使用屏幕时间的建议进行更改，由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屏幕转变为指导家长和教师使用屏幕以助力孩子学习。[26]提高家长的屏幕导航能力与效果将需要社会合力，包括有义务帮助孩子更多地接触学习工具的数字试验媒体，提供各项程序技能指标与类型的在线应用商店，设计屏幕内容的技术编辑公司，制定新时代教育政策的国家教育机构等等，使媒体和技术在所有儿童的日常生活中成为积极和强大的力量。
其次，在刷屏时代中把阅读与传播媒体相结合，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与自媒体的优势，助力与深化阅读价值。一方面，传统媒体树立新形象，实现媒体深度发展。另一方面，打造与发展深度自媒体。自媒体进入了黄金时代，在依靠大数据体系、算法、开放的内容平台进行“流式阅读”的同时，需重视自媒体内容的生产模式。
(四)技术与伦理同行，防范刷屏异化
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在论述第四代技术哲学的发展方向时提出，对技术进行伦理反思不仅是跨学科的问题，而且是跨学界、全球性的问题。[27](P.119-124)
技术异化现象正以刷屏现象异化的新形式凸显出来。而技术、伦理与政治密不可分，技术伦理的有效运用离不开制度规范的支持。因此，应把对刷屏现象异化的防范上升到国家层面乃至形成全球性的共识，以政策驱动技术伦理机制化的建设与发展，加强对刷屏盛行引发的伦理问题研究。
其次，伦理经验先行，突破伦理困境。德国技术哲学家伦克和罗波尔指出，由于现代技术活动不是个人的个别的活动，而是一种有多个主体参与的、复杂的、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的系统活动，因此技术伦理学要想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必须机制化。[28]当下，刷屏异化现象所呈现出的具体异化现象囊括了人的身心异化、数据异化、网络异化以及信息异化等多种新异化形式。为消解新异化问题，技术伦理应面向现实，关注刷屏异化引发的热点问题。将刷屏异化现象的技术伦理建构当作伦理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考虑进去，在实践上完善技术评估机制，建构和完善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开放性、思辨性和应用性的技术伦理机制，优化刷屏，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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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10—0058—05
作者简介： 刁生富，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科技哲学与科技社会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哲学；刘晓慧，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大数据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广东 佛山 528000
收稿日期 2019-08-16
责任编辑 尹邦志
标签：刷屏论文; 盛行论文; 焦虑论文; 技术文化哲学论文; 新一代信息技术论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经济管理与法学院论文;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