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临清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6)-03-0052-07
明清时期，特别在明中后期，临清是运河沿岸一个非常重要的商品集散中心，当时重要的商业大都会。对此，傅崇兰先生与许檀教授已经作了开创性的研究。①明清时期临清的繁荣，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国家在此设立收税机构——钞关是密切相关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临清钞关的设置沿革、管关官员以及钞关功能作一历史的考察，②旨在探求钞关的这一经济行政组织的性质及其功能。
一、临清钞关的设置、沿革及关署
临清地处山东西北部，卫河的西岸，古为清河郡。后赵始称临清县，属清平郡。元明以来，归属东昌府。临清地处兖赵之间，自古以来，交通与军事地位就比较重要。元代时，废黜山东胶莱海运，于是凿建东平到临清的内陆河道，称会通河。永乐迁都北京，需要南粮北运以满足京都与北方的需求。永乐九年(1411)春，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疏浚会通河，同时，还疏理了御河，开通会通南河，自此大运河全线开通。③临清处于汶卫交汇口，可以“关察五方之客，闸通七省之漕”④。它有“北控燕赵，东接齐鲁，南界魏博，河运直抗京师”，“扼九省之咽喉”之地理位置优势，为其成“舟车络绎，商旅辐辏”商业重地提供了充分条件。⑤永乐二十一年(1423)春，山东巡按陈济上疏说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是商贩所聚之地。“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⑥帝从之。宣德四年(1429)，“以钞法不通由，商居货不税由”……于“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近远纳钞”，钞关之设自此始。“自南京至通州，经淮安、济宁、徐州、临清，每船百料，纳钞百贯。”“惟临清、北新则兼收货税。”⑦正统十四年 (1449)临清关罢，景泰初年又复置。成化元年，又废，几年后又复置。此后，再没有变更。
清初，临清钞关基本继承明制。到咸丰五年(1855)，由于黄河北徙，截流汶水，运道梗塞，改海运，河运停止十有余年，钞关税收受到影响。民国十九年(1930)，临清常关监督遵令裁撤，常关及统捐局一律停办。⑧虽然咸丰到民国，运河时修时用，由于卫河一直通畅，所以钞关也一直执行其收税功能，这可从山东巡抚上报的临清关奏折中体现出来。⑨临清钞关有5处分关和大小口岸16处。⑩
临清钞关从明宣德年间设置到民国时废除，近五百年的时间。它随着时局时设时废，时兴时衰。由于“钞关之设，事关政体”(11)，所以其关署的建置也不容忽视。从宣德到乾隆间，先后几次修建。临清关署设在会通河新开牐西浒，其部分遗迹还在。(12)
明代嘉靖年间莆田林汝桓监督临清关税收，其在任期间，多有建置。
济漕泉凿之通州公田，官柳作之昌平，至是，复辟直道自关放于河，病水冲啮，市砖石固基三十丈。上柏下柳，以植列阶二十级。阶尽而坊，坊入为阅课水亭。处分商贾，东向，其楹四，侧翼以室，其楹各二；出其南者曰远心亭，延纳宾客，亦东向，如翼室，制益以枢，牅三面；折道而之西北，市隙地为厅，西向，如阅课水亭，制戈戟鏚柲陈其前，属吏居焉。扁其门曰“厅事”，厅有重屋，岿然中起，则玉音楼也。高四寻，广如之深，强其半角，用妥圣谕。恶卑与亵，故楼严漏刻于上，谨扃闭于下，得古人重门系柝之意。(13)
隆庆元年榷关主事刘某呈买北邻民房五十余间以扩大之。(14)
清代临清关署，据乾隆《临清州志》记“中为正堂（三间），扁曰‘廉平’。堂之左为料房（十二间），左下为皂隶房（三间），右下为巡栏房（三间）。后为轩（三间），为后堂（三间），扁曰‘饮思’。堂左下为厅（三间），北为关、仓库各一（四间），后为官宅。正堂前为仪门，门之外，南为舍人房（三间），后为单房（三间），北为小税房（三间），为船料房（三间），为土神祠，为协理官宅。又前为正门，左右为鼓吹楼二，为榷木二，为坊二，曰裕国，曰通商，为栅栏二；中为坊一，曰如水坊。之左为税课大使署，南北为则例，序前为玉音楼。又前为坊，一曰以助什一，又临河为坊，一日国计民生。前悬圣旨。坊之北为官厅，扁曰‘心鉴清源’（李树德题），后为阅货厅，扁曰‘风清玺节’ （岳浚题）。河内为铁链，直达两岸。”(15)后来，由于“榷署岁久不居，渐为风雨摧剥，日就倾塌”，以致“官吏无所栖托”，办公“无贮簿籍”之地，况且“不足以肃观瞻”，影响政府形象。于是，监管钞关的临清知州王俊在山东巡抚喀尔吉善的授意下重新修建关署。乾隆十年(1745)春，王俊“按部西郡至清，灼知其事，因酌拨闲款，檄两署并修。即日鸠工，去蠹易朽，不愈月而讫事。堂庑翼，如规制整肃，丹获一新。”(16)现临清钞关遗址仍存有明清仪门、穿厅、舍房等古建筑86间。
关署“事关政体”，是中央设在地方的直辖机构，是国家权威的延续。在此地设立玉音楼，悬挂圣谕，就是一见证。据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关榷志》记载，玉音临清钞法衙门为钞法事，“宣德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节该亲奉圣旨，南京至北京沿河船只，除装载官物外，其一切装载人口物货，或往或来，每船一载按其料数若干、程途远近，照现定例纳旧钞。各差御史及户部官分投于紧要河道处所监收。如有隐匿及恃权豪势要不纳钞者，船没入官，仍将犯人治罪。若空过船只往回不系榄载者，不再纳钞之例。钦此。”据笔者分析，圣谕悬挂，一是说明临清钞关是国家级征税衙门，二是让过往商人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纳税，具有权威、警示的作用。
钞关关署，其结构错落有致，从其关房的种类可以看出其需要不同的服务人员，也可看出钞关管理上的规范、系统。关署不断的修建足以推测出国家对它的重视程度以及在社会中的影响。
二、临清钞关管关官员及其活动
钞关初设时，由各差御史或部佐兼理。弘治年间，才规定委派户部主事一人负责钞关事宜，一年一更换。嘉靖年间，委任东昌府监理。不久，又由户部指派。万历年间，宦官曾一度监理。清顺治间设满汉各一员作为监督，康熙四年罢关差改归地方官，八年，恢复关差，五十三年归并巡抚衙门委员管理。乾隆二十一年专委临清知州稽征，济东道兼管。嘉庆年间，改派济南府同知管理，后又委泰安府通判管理，八年时仍循旧制。(17)光绪年间，户部直接派员驻关，一切仿照海关章程办理。(18)
根据方志记载统计，从明代成化到崇祯年间，临清管关官员共有147人，主要来自福建省、河南省、南直隶，占46%左右，其次就是来自北直隶、四川省。临清地处山东，其管关官员派遣基本做到回避本籍的规定。在这 147人中，有功名的95人，约占65%，其中进士79人，占50%强，以此可见，官员的教育素质比较高。
清代临清管关官员记录不详尽，主要是顺治和康熙朝的。以康熙朝为例，临清有管关官员106人，满人88人，约占83%；主要是从六部中掣签上任的郎中、主事、员外郎、笔帖式就有63人，约占60%，其中笔帖式居多。(19)清代管关官员多任命满人并且由中央六部官员轮流上任，其原因有二：第一，满族入主中原，定鼎北京，其政策需要有一个调试和适应的过程。特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财政问题上，更需谨慎。在利用汉宫的基础上，慢慢地取代汉官，所以时常出现满汉兼管的现象。但最终还是由满人来掌管。第二，六部轮流掣签出任榷关官员，实质是利益均沾。其目的是收买人心，笼络中央官，实现中央利益的最大占有，以稳固满人的统治。
管关官员的职责是处理日常关务，主要有征缴税收，派人稽查口岸同时监督关役，负责刊刻税则，奏销公文（包括题本与奏本，奏本上报税收征收情况，题本上奏亏欠或盈余的原因）等。这些官员除了负责以上基本的任务外，有一些官员还针对钞关出现的问题，进行调整，比如减免税收，剔除关弊，教化地方等。此外，他们还积极的参与地方的公益活动，与过往的官宦和地方士绅交往甚密，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为恤商。临清作为南北重地，来往商人很多。如果关差额外私征，商贾则“闻风裹足”。所以管关官员的征税措施非常重要，其中最具代表的恤商官员是万历年间的榷使李梓。在现钞关遗址内，有一碑刻，题曰“计部李公德政序碑”，记录了李梓在任期间恤商爱民的具体细节。
大夫甫下车，厘弊剔蠹，悬鉴以照，无微不澈。且也掾方冰壶，即米盐锜釜之赀，不取于下民，以故中殁清肃。行商无口售其巧，愚民无所肆其诈，而法愈明饬。大夫坦然曰：“征法所以足国，创自皇祖，谁得而易之！独令布帛、玄黄、骨角、毛羽之物，彼商携金钱栉风沐雨以至此，业有定额，其居民货焉。不过未危危之，未冥冥之，犹然昔之物耳。察之，何复征出？今民扼腕呻吟而莫敢诉也，此增法者之过也。”遂下令，一切罢征，且试尝之，而徐闻当涂俟其便，以为今典当之数。越月，即风及远近，天下商贾皆欲蒇市出涂。是蠲一征，而所征者且十百于前，此其明效大验也。乃上书大司农，大司农拜嘉之，大夫遂以定法矣。(20)
此碑刻由秦大夔撰写（万历七年进士）；曹揩篆额（万历十一年进士），汪应泰书写 （万历十四年进士），均为临清人，又称“三进士碑”。这块碑刻的记录是李梓施政效果明显，得民心的一个很好见证。李梓赴任后，排除各种因素，毅然剔除各种法外苛索。最重要的是他能做到依法征税，依法管税，执法必严。从而“法省而商至”，给商人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所征税收“十百于前”。可见，税收征收的多寡，完成任务的与否，并不在于法外私征，而在于征税程序是否依照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法令来执行。依法征税管税，既恤商贾，又利百姓，更足国课。
李梓在任期间，又于万历二十四年 (1596)闰八月在关前建浮桥，以防越关。并在卫河广济桥东岸建验货厅，以免卫河商船调至关前查阅之苦。(21)经过李梓的一系列恤商措施，临清关税额达到117861两，名居运河七大钞关之首，占钞关总税额的四分之一强。
清康熙十九年，礼部郎中李基和督理临清钞关， “到任后，铲除强蠹，撤各州县的隘口，革提差之下属，禁铜斤之株害，榷政肃然。”(22)康熙二十四年兵部郎中噶尔萨督理临清钞关，“免土产，戒更人毋巡查扰民，沿河小民商贩糊口所挟几何，无庸一例盘查”(23)。
二为交游。根据方志记载，临清管关官员多是进士（特别在明代），其文化修养与知识水平比较高，办公之余，也多与来往的官宦和地方士绅交游酬唱。
前面提到明嘉靖初年莆田林汝桓（林樯）赴任后多有建置，将钞关增修一新。于是第二年的春天，他邀请临清进士林琼到钞关一游。林琼参观完钞关，对钞关的设立之作用大发慨叹，曰：“一经划而九德备，用意其微乎？夫僻道以正心，固基以慎履，异植以隆其节，历阶以尚其渐，由坊以别其险，处分商贾则情伪明，延纳宾客则文仪聚，佚下人则尽爱，仰圣谕则思忠。之九者，以心为本而有序焉。”林汝桓君听了林琼对钞关之设的无限赞美，就要求他把所看所思记录下来，也作为他们同姓友谊的一个见证。于是林琼遵嘱，写下《临清增修钞关记》。(24)明嘉靖期间，临清有七位耄耋士大夫组成七贤雅会，“志乐林泉，相结为真率会，以时过从。会时，或吟哦谈笑，或对弈鼓琴，或投壶雅歌，龙眉皓齿，望之如神仙中人”(25)。兵备张鉴嘉其高，檄知州李希欧赠匾风之，一时人士集题赠诗文。当时任临清钞关官员是户部主事唐世隆（北直隶献县人，进士），在七位仙贤的力劝下，为其写下“七贤雅会序”，作为彰显其“贤德”，风劝地方文化的榜样。
清康熙十九年礼部郎中李基和督理临清钞关，他“雅好士类，开红螺馆，集诸生课艺，其中每值佳辰辄相与燕乐咏歌不辍，时人比之‘庾楼梁园’，州人至今乐道之”(26)。他校郡名士诗文，相和数十年。(27)并写下《清渊十景诗》等游记美文。(28)
三为教化。从客观上分析，管关官员作为中央户部在地方的征税钦差，与教化地方没有关系。但是为了关务的顺利管理，他们有时也积极参加一些地方公益活动。
明嘉靖年间管关官员乔迁（汾川）在任期间就在关署前树立“风劝之征权”碑，(29)记录管关官员的政绩和品行，以起警示和教化作用。
临清西门外关帝庙，不知何年建，正统年间守臣刘方撤而新之。隆庆丁卯（1567年）再修，计（户）部、工部、州人志士等合而修之，当时在任榷部管关官员吴肇东（南直太湖人，进士）承担薼之漕台的修建。后又各自捐俸倡议在殿前增建昭祝侯祠和安国侯祠。万历年间，榷部蒋杰（贵州普安人，进士）、林世吉（福建闽县人）、李梓（陕西泾阳）等分别捐俸布金立坊。关帝之忠义大节，历来具有“神功圣力”“慑服人心”之功能。不断增修关帝庙，使其忠义之精神，塞天，地，贯日月，深入人心。(30)
清顺治五年(1648)，户部员外孟凌云“衔天子命督储（仓）清源”，拜谒文庙，看其残破不堪，决意重修。于是倡导“兵宪周公，榷关尼公（尼哈哩）、钱公（钱祖寿）、董陶霍公……捐资以助。”(31)光绪年间，张蔼吉督理南水关，捐款统归施粥厂，赈济灾民。(32)
临清管关官员是中央派到地方的官员，其级别一般要比地方官高，才具有向心、威慑功能。他们的恤商措施促进临清商业的发展，他们交游慈善活动，既丰富了生活，同时也加强了关系网络，潜移默化影响着周围的文化氛围。临清考取的进士、举人比其他县市的要多，则在一定程度说明临清经济与文化的发达。就以临清与聊城这两个差不多的城市作比较：有明一代，临清考取进士64名，举人 160名；聊城进士29名，举人114名。清代，临清经济的衰微也影响到文化，临清考取进士、举人的数量也不如明代，但是比起其他如夏津、阳谷县还是要多。(33)
三、临清钞关的功能影响
临清钞关，南接淮关，北接天津关，居运河冲要。每到漕运盛时，“帆樯如林，百货山积”。当时经过钞关验收，在临清市场上流通和转销的商品大多是民生日用品，其中转销的以棉布、绸缎、粮食为大宗，外销的主要有棉花、梨枣、丝织品、羊皮及毡绒等。(34)钞关所在的中洲则是临清最繁华的商业区，“北自天桥至南水关，东自鳌头矶至卫河，街市蝉联，人烟辐辏，河流绕之。”此外，“天桥以北为皮商营业区，南市车营为粮商聚处之地，卫河西之街市，强半以营销土产为业，至古楼街之粮行”(35)，是其外围的商业区。明代大学者李东阳一首《过鳌头矶》，就形象地描绘了临清钞关周围的繁华景象（钞关的卸货码头距鳌头矶约百米），“十里人家两岸分，层楼高栋入青云，官船贾舶纷纷过，击鼓鸣锣处处闻。折岸惊流此地回，涛声日夜响春雷。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帆樯万斛来。”(36)
临清钞关周围商业的繁荣，相应地引发城镇人口数量与结构、街市以及城镇规模等空间布局的变化。明代弘治二年(1489)时，临清升为直隶州，领属馆陶和邱县。万历年间时，临清州有3万余户，人口大约6万6千余人。(37)清代时，临清于乾隆四十一年升为直隶州，领属武城、邱县和夏津。康熙朝时，还不领属其他县市。临清本城市内就有30823户，人口达到66745人。(38)临清人口主要包括官吏、缙绅、市民、商人、手工业者、守备兵，还有为漕运和钞关服务的纤夫、闸夫、门子、轿夫、书办、胥吏等，其中商人、市民与服役人占大部分。(39)
由于缺乏资料，明代临清钞关附近街市无法统计。按照临清在明代比清代时要繁荣来推测，其街市也应该不少。康乾时，临清钞关周围的街市繁多，基本上确定了现在临清街市的空间布局。关署以北及西北有大宁寺街、工部街、钞部街，有碗市、马市、鸡市、清碗市、姜市、饭市，是最为繁华之地。 “东南纨绮，西北裘褐，皆萃于此。求取者，争趋之肩相摩也。”(40)此外，街市之西有果子巷、白布巷、白纸巷、钉子巷、银锭巷、竹竿巷、碾子巷、琵琶巷、箍桶巷、粜米巷、纸马巷、麴巷、故衣巷。再西到西口大寺街，抵卫河南湾迤南是砖厂、炭厂、粮食市、东夹道和西夹道，也是商贾聚集之地。以上街市巷紧邻卫河，河南商贩多从卫河泛舟到临清，贩卖粮食以及其他商品。转而东南是车营，在汶河（会通河）之东南岸，此处是本地米谷买卖的地方。关署前 （东及东北方向），在汶河（会通河）的两岸，同样是市肆栉比。会通河西岸有观音嘴、吉士口、后营，东岸有上湾、琉璃井、柴市街和无数小巷，在这里有私盐的专卖区。(41)这些街市也同临清的命运一样，随着运河阻塞、钞关的裁撤而衰落，除了在钞关关署附近几个街市有一些商品交易外，象夹道、车营等几乎没有商业的影子，成为临清市区的边缘之地，在这里生存的大多是从事农业的农民。
运河的开发，拉动了两岸城镇逐渐向其靠拢，从而孕育、形成与发展了一批运河城市。临清作为典型的运河城市，在河道不断变更的过程中，它不失时机，抓住机遇，随时调整自己，先后几次迁移县治，以占据最有利位置，并且相应引发临清城市的规模布局变化。北魏时，临清称清渊县，开始筑城于卫河西四十里 （今旧县集）。宋代建炎年间，由于遭遇洪水，将其移到曹仁镇（在会通河南五里处）。洪武二年(1369)，县治又向北迁移八里，即由旧治曹仁镇迁到今临清考棚纸马巷（“临清县治”遗址还在）。景泰年间在会通河北、卫河东建砖城，县治随之迁入城内，此后几百年没有变更。景泰年间临清建立“砖城”，由于其规模较小，离运河钞关及卸货码头比较远，并且城内多是粮仓用地。所以，其居民阎闾不盛，商业贸易很少。而在城外的运河两岸，则是商贾丛集。于是，嘉靖年间，在山东巡抚曾铣的支持下，由兵备副使王扬负责，在城外掘堑筑土“延袤二十里，跨汶卫二水，名曰新城，俗谓之玉带城”(42)。两城相连，绵亘三十里，从此也就确立了临清城市的规模。
在临清城市商业发展史上，发生过一件非常有影响的事件，那就是反税监马堂的斗争。上面提到税监李梓刚离任，万历二十六年 (1598)，以中官马堂为临清榷税使（马堂督税天津，监管临清），其在“临清横甚，召集诸亡命之徒数百人，白昼于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业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直扼而夺之，少谁何辄以违禁论，髡为城旦，没其田产；僮有首告者，以十之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破者大半，远近罢市。”民众义愤填膺，于二十七年(1599)四月二十四日，有脚夫小民三四千名，聚集围绕马税监衙门。这些人在衙门外叫喊不已，于是税监“衙内涌出多人，各持弓箭木棍赶人射打，锁拿五六人进衙。”民众“呼衙内杀死人了，以致众心愤激，冲入放火，将衙门尽行烧毁，内外互殴及践踏死者三十余人。”(43)当时内阁大学士赵志臬得知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要求皇上迅速撤回马堂以安民心，否则临清城中来自东南西北之人会“乘乱一呼，云集雾合”，此地一动，则“三齐震动”，京师就不可安稳了。(44)于是明政府急令山东巡抚、东昌知府、临清知州联合镇压。最后追究责任时，以负贩为业的王朝佐挺身而出，“仗义自承，免众于罪”，临清人民为纪念这位英雄，合境立祠祀之。(45)明代大学者谢肇淛曾有诗记之：“清源城中多大贾，舟车捆载纷如雨。一夜东风吹血腥，高牙列戟成焦土。虎视眈眈何所求，飞霜六月天含愁。匹夫首难膏鼎俎，瘿瘤割裂病微疗。谁知毒焰犹未破，依旧豺狼当道卧。万姓眉颦不敢言，但恨时无王朝佐。”(46)
如上所述，明代初年，重新疏通运河、设置钞关之时，临清的交通地位日益显要，统治者意识到其重要性。于是，就派当年疏浚运河名臣陈瑄的长孙陈豫驻扎临清，其在临清多有建树。吏部尚书王直的《临清建城记》详述，“临清为南北往来交会咽喉之地，在东昌郡之北，为其属邑。财赋虽出乎四方，而输运以供国用者，必休于此而后达；商贾虽周于百货，而懋迁以应时需者，必藏于此而后通，其为要且切也。如此而可以无城池兵戎之保障乎？朝廷深以为念，乃简阅于帅臣廉干者得平江侯陈公，遂命往镇临清，而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孙公曰良，同理其事。”后来“（陈豫）惧无以自为卫也，乃请于朝，建临清卫。调济宁左卫五所，并原守御临清千户所官军俱隶于此，而制守御之器，日教阅之，以扬威武。由是人心安悦，雨畅时顺，年谷大丰，兵民既得其职。”(47)另外，还在城外建有教场作阅武之场所。此后，历任御史不断的修建增建教场、卫等。(48)兵备陈瑞卿在州城内西南隅建蓄锐亭，选拔壮快五十，人人一骑。“参以军舍，熟其调习，精其操练，俾威武可恃，诚足以怀远而折冲其功”。数年后，兵备张以宽增至二百匹。(49)其结果是“临清翕然以宁……凡城狐社鼠窃发于风尘草莽间者，动辄剿绝。”(50)
良好的军事保护环境，给商业贸易的安全进行提供了保证，同时也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商人来临清经商。明清时期，活跃在临清钞关周围区域市场的有来自南方的徽商、江浙商人、江西商人，东北的辽东商人，西北的山陕商人，还有来自河南、山东的胶州、济南、章丘等地的商人，其中徽商“占十之八九”。商人的汇集，为繁荣和发展临清城市经济形成了良性循环。商业的发展繁荣，同时带动临清农业、手工业、服务业等资源的开发与利用。(51)
［收稿日期］2005-10-15
注释：
①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②本文暂不涉及临清钞关的人事管理和税务管理，只考察官员和钞关本身对临清经济文化的影响。
③民国《临清县志》，“疆域志·河渠”，第204页。
④康熙《临清州志》卷三，“疆域”。
⑤民国《临清县志》，贺王昌序，第59页。
⑥《明太宗实录》卷255，（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365页。
⑦《明史·食货志校注》志五，李洵著，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240-241页。
⑧民国《临清县志》，“大事记”，第146页。
⑨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山东巡抚上报临清关的原档，从康熙五十四年到宣统二年，共计238件。
⑩民国《山东通志》卷87，“田赋志·关榷”，第 2663页。
(11)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志”。
(12)其是国家现存唯一运河钞关遗迹，2000年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3)林琼《临清增修钞关记》，见黄训著《名臣经济录》卷24，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43册，第472页。
(14)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志·关署”。
(15)乾隆《临清州志》卷三，“城池志·公署”。
(16)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志·关署”。
(17)山东巡抚铁保嘉庆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奏。
(18)光绪《山东通志》卷87，“田赋志”第五“关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61页。
(19)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志”。
(20)此碑刻由原临清博物馆馆长马鲁奎先生提供。
(21)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九，“关榷志·设关本末”。
(22)民国《临清县志》，“秩官志·历代名宦传”，第 943页。
(23)民国《临清县志》，“秩官志·历代名宦传”，第 943页。
(24)林琼撰《临清增修钞关记》，见黄训编《名臣经济录》卷24，《四库全书》第443册，第472页。
(25)乾隆《临清州志》卷十，“古迹”。
(26)民国《临清县志》，“秩官志·历代名宦传”，第 943页。
(27)乾隆《临清州志》卷十，“古迹”。
(28)乾隆《临清州志》图目，“十景图”。
(29)何一举撰《金部题名记》，民国《临清县志》，“艺文·传记”，第1346-1348页。
(30)贺逢舜撰《重修关帝庙记》，民国《临清县志》，“艺文·传记”，第1353页。
(31)孟凌云撰《重修文庙记》，民国《临清县志》“艺文·传记”，第1405-1406页。
(32)民国《临清县志》，“秩官志·历代名宦传”，第 963页。
(33)根据民国《临清县志·选举志》和民国《聊城县志·选举志》统计整理。清代，临清进士32名，举人 79名；聊城进士53名，举人196名；夏津进士举人各2名。
(34)详见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
(35)民国《临清县志》，“经济志·商业”，第428页。
(36)民国《临清县志》，“艺文志·诗词”，第1499页。
(37)万历《东昌府志》卷十二，“赋役”。
(38)《古今图书集成》卷251，“职方志·东昌府户役考”，第10023页。
(39)参见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第183-191页。
(40)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二，“建置·市衢”。
(41)乾隆《临清州志》卷三，“城池志”。
(42)乾隆《临清州志》卷三，“城池志”。
(43)《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王春瑜等编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356页。
(44)《明神宗实录》卷33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6177页。
(45)“王朝佐烈士之神道碑”之拓片作为文物陈列在国家博物馆内。
(46)乾隆《临清州志》卷十，“祠祀志”。
(47)王直《临清建城记》，民国《临清县志》，“艺文志”，第1319-1321页。
(48)见《重修临清卫记》、《修教场记》，民国《临清县志》，“艺文志”。
(49)《蓄锐亭记》，民国《临清县志》，“艺文志”，第 1385-1386页。
(50)庄昶《西义冢记》，民国《临清县志》，“艺文志”，第1373-1375页。
(51)详见许檀《明清时期的临清商业》，《中国社会经济史》，1986年第2期。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博士学位论文），中篇“商业的繁荣与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南京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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