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述评--以制度理论为视角_制度理论论文

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述评——制度理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视角论文,经济体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从封闭的计划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本土企业在母国政府的鼓励下开始实施国际扩张战略，同时进入新兴经济体的外国企业也与日俱增。虽然交易费用理论、社会网络理论、资源基础观、组织学习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创业学都对企业国际化现象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制度理论对新兴经济体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的战略和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1]。例如，Kiss等发现制度理论是新兴经济体新创企业国际化研究使用次数最多的理论视角[2]。制度理论的核心要点是强调组织实践和组织运营所在国家的社会、法律和政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要性[3]。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是组织和制度动态交互作用的结果[4]。

       虽然最近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有关制度理论在国际商务研究中的应用文献[2，5-6]，但未能从制度理论的角度给出较为具体、详细的未来研究建议，忽略了制度理论所包含的其他重要制度因素。本文通过对制度环境的概念、构成维度和测量，制度环境在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中的作用以及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制度创建、维持和变革研究中的能动作用进行全面述评，旨在发现值得未来研究关注的议题，以期为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借鉴。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选取

       为了保证全面系统地检索到基于制度理论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文献，本文严格遵循如下的文献筛选程序。首先，本研究以“国际化”、“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与“制度”、“合法性”的两两组合为篇名、关键词或摘要，以学术期刊和全文为检索条件，同时在ABI、EBSCO、Elsevier和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其次，选取了Harvey[7]的《学术期刊质量指南》中各个研究领域的国际顶尖期刊(通常是第四级)以及国内的CSSCI核心期刊。再次，由本文作者各自独立阅读所有文献的全文，并评估制度环境是概念发展的主要成分还是次要成分。最后，剔除制度环境作为概念发展的次要成分、样本中未包含新兴经济体国家以及有关企业内部制度和投资机构等内容不符的论文。在阅读文献全文时，本文作者还查阅了参考文献部分以识别其他相关论文。最后，剔除了专题的导论文章、综述文章和评论。

       1.2 文献数据分析

       按照上述4个步骤，最终检索到78篇相关文献，并统计了它们在时期、期刊、研究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等方面的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虽然制度理论起源于19世纪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但是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被正式引入企业国际化研究领域。自Delios和Beamish、Brouthers等学者开创了制度理论视角下的企业国际化研究先河之后[8-9]，国内外学者迅速跟进。在文献数量方面，截至2009年共计产出28篇高质量的论文，而近五年这方面的研究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46篇)。在期刊方面，虽然一般管理、创业和战略期刊都有刊登基于制度理论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论文，但主要发表在国际商务期刊上。从研究方法看，制度理论视角下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大致可分为理论研究(14篇，占比18％)、案例研究(4篇，占比5％)和实证研究(60篇，占比77％)。由于在引入制度理论时企业国际化研究已经开展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实证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成为主流方法。从数据处理方法看，虽然实证研究采用了事件史分析、方差、结构方程模型、聚类分析、层次线性模型和混合研究方法等多种方法，但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回归分析(37篇，占比62％)。

      

       虽然制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现象，但是这种解释力往往是有限的，因此，它需要与关系网络、行业环境等其他外部因素以及企业内部因素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解释该现象，这就为综合社会网络理论、行业基础观、资源基础观、交易费用理论、代理理论和传统国际化理论等提供了可能(如表2所示)。本文发现，资源基础观(41次)、社会网络理论(15次)、行业基础观(11次)和代理理论(9次)是制度理论视角下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所综合的主要理论。在研究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问题时，制度理论跟其他理论之间存在三种综合模式：一是组合模式，即制度理论虽然跟其他理论一起组合成一个整体模型，但它们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却是相对独立的[4，10]。二是整合模式，即制度理论除了对企业国际化产生直接影响之外，还跟其他理论发生交互作用或中介作用从而对企业国际化产生间接影响。三是融合模式，即制度理论和其他理论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能够对企业国际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新构念，比如，制度资本和制度经验[11-13]。组合模式主要出现在早期研究中，整合模式是当前研究使用最多的综合模式，融合模式代表着未来的研究方向。

      

       2 制度环境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

       关于制度的定义和构成研究，主要有以North为代表的经济学视角和以Scott为代表的社会学视角(如表3所示)。在North看来[14]，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了组织人际互动而人为设计的约束条件。类似地，Scott认为[15]，制度是由象征性要素、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构成的多方面的、持久的社会结构，并为采取、禁止和约束行动提供指南和资源。经济学视角下的制度理论研究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涉及经济参与者不得不遵守的规则；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交往中自然形成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不能成文化，但体现了社会中所共享的规范、信仰和价值观[14]。社会学视角下的制度理论研究则把制度分为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管制制度是指一些促进或约束特定行为的法律法规和政府政策[16]；规范制度是指特定国家的个体所持有的价值观、信念、规范、对人类行为的判断以及作为形成和限制人际互动的基础的社会责任[15]；认知制度是指人们用来解释特定现象的广泛共享的社会知识和认知类型[17]。其中，管制制度相似于正式制度，规范和认知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对应[15]。虽然上述两个视角下的制度维度在企业国际化实证研究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但是在一手数据研究和二手数据研究中存在差异。一手数据研究通常使用了所有维度，而二手数据研究则只选取了正式制度或管制制度。

       近年来学者们逐渐认识到制度环境具有层次性，国家并不是分析制度环境的唯一层面。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包括三个层面：地方、国家和国际。地方制度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方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由于行业活动的地理集中性和地方禀赋的差异，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制度[18]。国家制度是一个国家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制度，通常包括母国制度和东道国制度。国际企业同时嵌入在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环境中，但是现有文献往往只分析了母国或东道国制度环境各自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很少同时考虑母国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国际制度是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制度因素或特有的联系因素，主要包括区域制度、制度距离和国际投资协定。区域制度是一个区域内部所有国家的总体制度[19]。制度距离是两个国家之间在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上的差异或相似程度[20]。国际投资协定是由两国或多国政府签订的，旨在鼓励、促进和保护各国间投资的法律协定[21]。区域制度和制度距离是国家之间客观存在的制度因素，而国际投资协定是国家之间专门特设的联系因素[21]。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制度距离，而鲜有系统研究区域制度和国际投资协定相关研究的文献。

       事实上，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中的制度环境是制度层次、维度和特性三者之间的组合。本文认为，制度环境主要有缺失性、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等特性。制度缺失性是指支持企业运作的正式法律、管制体制、文化氛围和社会知识等方面的缺失程度[22]。在相关文献中，制度缺失性也常常用制度质量或制度发展水平来表述。制度不确定性是指对制度变化及其对企业未来活动的影响难以预测的程度[23]。制度多样性是指一定范围内国家或地方之间制度环境的差异程度及其比较制度优势[24-25]。已有研究通常只考察了制度环境的单一特性，并未全面综合考察制度环境的所有特性。Lawrence和Suddaby建议，应该把制度看作是一个过程[26]，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事物被制定出来后应该得到维持甚至变革。制度化有很多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制度起源、制度扩散和制度转型[27]。制度化过程的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制度特性水平。

       基于调查的感知测量法和档案指数测量法是测量制度变量的两种主要方法。基于调查的感知测量法通过对创业领域Busenitz等和Reynolds等的制度环境量表进行适应性改编[16，28]，从而能够测量国际新创企业所嵌入的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例如，黄胜和周劲波以及于晓宇针对国际新创企业研究的需要[29-30]，适应性地开发了制度环境的测量量表。由于制度类型是领域或问题特定的，所以制度变量的测量应该扎根于所研究的特定组织实践[17]。例如，Cui和Jiang开发了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特定的母国管制以及东道国管制和规范制度量表[31]。档案指数测量法通过选取《经济自由度指数》的相关指数来衡量正式制度，并使用Kogut和Singh构建的文化维度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和GLOBE项目提供的国家文化评分进行测度。档案指数测量法根据《全球竞争力报告》或《世界竞争力年鉴》来构建管制支柱和规范支柱的测量指标，但是没有找到适合测量认知制度的量表，因此采用Kogut和Singh的文化量表作为替代量表来衡量国家的认知制度。由于基于调查的感知测量法是获取企业所在领域或所涉及问题特定的数据，而档案指数测量法则是采用国家层面的一般性数据，因此基于制度理论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结论的可比性不高。

       2.1 制度环境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的影响

       从制度理论的角度看，企业为什么要实施国际化战略?为了解释新兴经济体母国制度环境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学术界提出了企业试图通过投资国外来逃避国内不利制度约束的制度逃避观和有利政府政策鼓励当地企业向国外拓展的政府促进观[32-33]。例如，Yamakawa等认为[4]，支持大型已有企业且歧视新创企业的新兴经济体管制环境将驱使当地企业向发达经济体进行国际化，而Buckley等的实证研究结果则表明，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自由化增加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34]。在东道国制度环境方面，制度环境完善、稳定的东道国似乎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更具吸引力。然而，一些研究却得出了违反直觉的结论。例如，Buckley等、Cuervo-Cazurra和Genc的研究结果显示[34-35]：虽然东道国健全的经济制度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的正向影响，但是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在政治和法律制度环境不健全的东道国的普及率反而更高，因为它们已经习惯在艰苦的环境下运营。此外，合法性也是新创企业国际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例如，Bangara等对印度企业的案例研究发现[36]：新兴经济体新创企业之所以做出加速国际化决策，是因为需要在母国和东道国建立合法性[4]。

       制度理论视角下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研究非常少，这可能是因为制度理论引入企业国际化研究领域的时间相对比较晚，而此时学者们已经不太关注企业是否实施国际化战略这一最基本议题。在制度层次方面，国家层面的制度环境在企业首次国际化决策中起着重要作用，而其他层次的制度环境尚未被分析，更不用说不同层次制度环境的整合了。比如，地方制度与国家制度、母国制度与东道国制度在驱动企业国际化方面是起互补作用还是替代作用?在制度维度方面，涉及管制和规范制度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动因研究较多，而基于认知制度的相关研究和制度维度之间的整合性研究却几乎没有。这让人很费解，因为组织学习理论认为更多的学习机会驱使新兴经济体新创企业进入发达经济体[37]。在制度特性方面，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了制度环境的缺失性和不确定性，还未将多样性及其与其他特性的交互作用纳入考虑的范围。

       2.2 制度环境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战略过程的影响

       从制度理论的角度看，新兴经济体企业应该进入哪个外国市场?应该采用什么进入模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如何?应该如何实施国际化战略?将逐一评述制度环境对外国区位选择、进入模式选择、国际化程度(包括速度、广度和深度)以及进入后国际化过程的影响。为了增强制度理论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现象的解释力，除了跟其他理论进行综合外，制度理论内部也开始进行整合，即分析制度因素之间的交互对企业国际化的效应，这是当前出现的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2.2.1 制度环境对外国区位选择的影响

       一方面，国家制度对外国区位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路径依赖理论，母国法律制度对外国区位选择也有重要影响。例如，来自普通法(民法)法系国家的基于新技术的企业偏好于进入普通法(民法)法系的目标国[38]。在东道国制度方面，管制和规范制度缺失性对外国区位选择具有负面影响。如Guler和Guillén认为[39]，风险资本企业倾向于进入创新、法律、财务制度完善的东道国。然而，东道国制度不确定性对外国区位决策的影响研究却产出了混合的结果。一些研究认为，国际企业更可能选择进入政策稳定性高的目标国[38-40]，而García-Canal和Guillén则认为[41]，政策不稳定的东道国会鼓励外国企业进入，因为它们更加看重初始进入时所获得利益而非投资之后政府改变政策的可能性。另外，已有研究还分析了母国制度、所有制和国际经验对东道国制度与外国区位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40-41]。例如，Guler和Guillén还认为[39]，风险资本企业的国际经验减轻了不稳定的政策对区位选择的负面影响，而Coeurderoy和Murray、García-Canal和Guillén则认为[38，41]，不稳定的政策对有国际经验企业区位选择的负面影响更大，因为随着国际经验的积累，它们形成了风险厌恶的倾向。

       另一方面，国际制度对外国区位选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区域制度方面，一个国家所在区域的管制控制程度越高，交易费用越少，跨国公司进入该国的可能性就越大[19]。在制度距离方面，Buckley等认为[34]，中国企业倾向于在与中国文化比较接近的国家投资，因为较小的制度距离减轻了外来者劣势。在国际投资协定方面，宗芳宇等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双边投资协定能够促使企业到签约国进行投资[21]。学者们不仅较为全面地考察三种具体的国际制度对外国区位选择的单独影响，而且还着手进行制度理论内部和理论之间的整合。例如，宗芳宇等通过整合国家制度、国际制度和所有权[21]，发现双边投资协定对企业到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投资以及对非国有企业到签约国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

       从已有文献看，在制度层次方面，制度理论视角下的外国区位战略研究聚焦于中高层次的国家制度和国际制度，完全没有考虑地方制度，这可能是因为低层次的地方制度对外国区位选择的影响不大。在制度维度方面，尽管三个维度在相关研究中都有所涉及，但主要还是管制和规范维度，并且缺乏维度之间的整合性研究。在制度特性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制度缺失性和不确定性对外国区位决策的直接效应和交互效应，缺乏对多样性及其与其他两个特性的交互效应分析。此外，所有权结构和国际经验是制度理论视角下外国区位战略研究所整合最多的两个变量。然而，在国际经验对东道国制度与外国区位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中，彼此间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因此未来研究需要从研究对象、理论依据、变量操作化、企业所处情境因素等方面继续探讨这一议题。

       2.2.2 制度环境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

       首先，与大量关于东道国制度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文献相比，母国制度的作用却很少受到关注。Rodriguez等在这方面的研究仅有一篇文献[42]。这篇文献的理论分析表明，东道国腐败的普遍性越高，来自具备反腐法律、规范和价值观国家的跨国公司选择合资模式的可能性越大。该文献只是提出理论命题，缺乏大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可见母国制度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其次，东道国制度环境对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东道国制度对进入模式选择的直接影响研究[9，31，42-47]，一方面挖掘了大量具体的东道国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因素。比如，东道国对进入模式的法律限制、腐败的随意性和普遍性、支持市场制度的完善性、法制感知度、投资风险、政治不稳定性、对当地合法性的规范压力以及认知方面的当地私人股本公司数量和投资银行业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从过程性和二分性的角度探讨了进入模式选择的多个议题。比如，首先考虑股权还是非股权模式；如果选择股权模式的话，然后考虑合资还是全资模式；如果选择合资模式的话，接着考虑外国子公司的股份；如果选择全资模式的话，最后考虑国际并购还是绿地模式。除了大量直接效应分析之外，整合性研究也非常丰富。在制度理论内部整合方面，一些文献检验了东道国腐败的随意性和普遍性、政治不稳定性和合法性压力之间的交互对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42-43]。在制度理论与其他理论整合方面，一些学者利用东道国制度环境来分析技术密集度、资源无形性、关系网络和资产专用性对进入模式选择影响的边界条件[45，48-50]，另一些学者则检验了先前经验和国家所有制在东道国制度与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调节效应以及合作的中介效应[31，42，44，46]。

       最后，国际制度对进入模式选择具有直接效应和条件效应。Cuypers和Martin考察了文化距离对国际合资企业股份的影响[51]，并用6472个中外合资企业的样本数据支持了来自文化距离远的外国合作伙伴将不会在国际合资企业中持有少量股份这一结论。除了直接效应之外，文化距离还在资产专用性与中小企业的股权而不是非股权外国进入模式之间起着调节作用[50]。类似地，当制度距离比较大的时候，企业特定资源越少的企业更加偏好于合资模式，而当制度距离比较小的时候，企业特定资源越少的企业则更加偏好于全资模式[52]。

       从已有文献看，在制度层次方面，制度理论视角下的进入模式选择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制度和国际制度，没有考虑地方制度以及三个层面制度之间的整合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国际投资协定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减轻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不利影响，有助于企业提高采用高资源承诺进入模式的信心，这一猜想值得未来的研究进行实证检验。在制度维度方面，尽管现有研究全面论述了三个制度维度对进入模式选择的直接影响，但是很少分析制度维度之间的交互效应。在制度特性方面，已有研究主要检验了缺失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对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作用，缺乏对多样性及其与另外两个维度的调节效应进行分析。

       2.2.3 制度环境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

       一方面，国家制度对国际化程度具有重要影响。在母国制度方面，母国自由市场机制发展水平与企业的出口密度正相关[10]，而母国制度缺失性则直接导致企业在母国所在区域的不充分国际化[53]。除了直接效应之外，母国政策支持和市场化程度既在技术资源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之间起着调节作用[54]，又通过开发公司战略导向和个体全球化导向对加速国际化产生间接影响[3]。在东道国制度方面，东道国的管制风险与基于新技术的新创企业进入该国的速度呈负相关关系[38]。类似地，东道国特有的管制控制和资本投资与跨国公司在该国的国际化深度呈正相关关系[19]。值得注意的是，东道国制度环境是对企业在特定东道国的国际化程度而不是对企业整体的国际化程度产生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国际制度对国际化程度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制度距离方面，Dikova等指出[48]，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与跨国并购交易从宣告到完成的时间间隔(国际化速度)呈正相关关系，并且先前的跨国并购经验在上述关系中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在区域制度方面，母国所在区域的制度多样性与母国区域化取向(国际化广度)负相关[24]，而特定东道国所在区域的资本投资与企业在该国的国际化深度正相关[19]。由于国际投资协定的初衷是鼓励、促进和保护各国间的相互投资，因此它可能会有助于提高企业国际化程度，但遗憾的是目前缺乏这方面的相关研究。

       从回顾的文献看，在制度层次方面，制度理论视角下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程度研究主要检验了国家制度和国际制度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缺少对地方制度和不同层次制度的整合分析。在制度维度方面，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了管制和规范制度，几乎没有考虑认知制度和三个维度之间的交互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在制度特性方面，虽然现有研究囊括了三种制度特性，但是缺乏对制度特性之间交互作用进行实证检验。例如，制度多样性对企业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可能会加剧制度缺失性和不确定性从而对国际化程度产生负面影响。

       2.2.4 制度环境对国际化过程的动态影响

       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划分为前进入、初始进入和进入后三个阶段[36]。虽然关于企业初始进入外国市场时所有制形式选择的研究大量存在，但是初始进入之后外国子公司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却很少受到关注[55]。目前只检索到三篇关于制度环境对后续国际化战略影响的文献。Puck等、Santangelo和Meyer都检验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对后续国际化战略的影响[55-56]，但是他们却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前者认为，所感知到的外部不确定性和东道国外资政策复杂性与国际合资企业向全资子公司转变的可能性负相关，而后者则认为，东道国市场制度不确定性越大，跨国公司实施承诺增加战略而非一致承诺战略的可能性越大；东道国市场制度缺失性越大，跨国公司实施承诺减少战略而非一致承诺战略的可能性越小。在国际制度方面，正式制度距离对后续进入时采取绿地投资而非并购或合资企业的可能性有显著正向影响[57]，而文化距离则对国际合资企业向全资子公司转变的可能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55]。

       制度理论视角下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过程研究很罕见，这可能是因为国际化过程研究所需的纵向大样本数据难以获取所导致。在制度层次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距离对后续国际化模式的影响，对国家制度和国际制度的考察依然不够全面，更加缺乏对地方制度以及层次内和层次间制度整合的分析。在制度维度方面，相关研究主要考察了管制和规范制度，几乎没有分析认知制度和三个维度之间的交互对企业国际化过程的影响。在制度特性方面，相关研究主要分析了制度缺失性和不确定性对后续国际化模式的直接效应，缺乏对多样性直接效应以及三个特性交互效应的分析。

       2.3 制度环境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绩效结果的影响

       从制度理论的角度看，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绩效结果如何?第一，地方制度对国际化绩效产生了重要影响。绝大部分文献都是在国家层面或国际层面挖掘影响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制度因素，往往忽略了地方层面的制度因素。Chan等的研究是唯一一篇检验了东道国地方制度对外国子公司绩效影响的论文[18]。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不同地方的外国子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差异，而且与发达经济体相比，这种差异在新兴经济体中更大。除了制度缺失性之外，地方制度多样性也可能会通过限制利用规模经济的机会对外国子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这一假设需要未来研究进行检验。

       第二，国家制度是国际化绩效的重要解释变量。尽管很多学者探讨了母国制度对国际化绩效的直接影响，但是他们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例如，母国经济自由度和投资者保护与海外IPO抑价、反垄断法与跨国公司业绩持续性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58-60]，母国制度发展水平与国际创业绩效[30]、母国产品责任法和公司控制权市场发展水平跨国公司业绩持续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60]，而管制和规范制度环境对国际创业绩效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29]。进一步地，母国制度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企业的地理范围、内部人持股水平、董事会独立性和网络能力[30，58]。此外，一些研究分析了母国制度环境发展水平在公司规模、年龄与出口绩效、技术能力与国际创业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30，61]，从而推动组织理论和能力理论的发展。为了增加制度理论对国际化绩效的解释力，一些学者着手进行制度理论内部的整合。例如，Moore等和Bell等检验了东道国制度在母国投资者保护与海外IPO抑价或绩效的调节作用[58-59]，而黄胜和周劲波的研究结果显示[29]，母国认知与管制和规范制度环境之间的交互对国际创业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果。

       虽然现有研究检验了东道国制度对国际化绩效的直接效应，但是同一制度变量对不同绩效指标的影响存在差异。例如，Chan等认为[62]，东道国制度发展水平与外国子公司绩效水平或差异之间存在曲线关系；而张建红和周朝鸿却认为[63]，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完成的概率成正比。除了直接效应之外，不少研究还分析了东道国制度在董事会独立性与外国IPO绩效、东道国产业保护、海外收购经验、国有制形式与收购完成的概率、国际市场进入模式与国际创业绩效之间中所扮演的调节效应[58，63-64]。

       第三，国际制度对国际化绩效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一些研究认为，虽然国际制度直接影响国际化绩效，但是这种影响不是普遍存在而是具有边界条件。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距离阻碍跨国收购的完成，而先前跨国收购经验则可以减轻这种阻碍作用[48]。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国际制度不能直接影响国际化绩效，它需要通过中介变量或作为调节变量才能对国际化绩效产生间接影响。文化距离不仅通过整合能力的开发对国际收购绩效产生间接影响，还与整合能力在提高国际并购绩效方面起互补作用[65]。正式制度距离与正式契约在提高绩效方面起互补作用，而非正式制度距离与关系安排则在提高绩效方面起替代作用[66]。

       虽然制度理论视角下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绩效研究硕果颇丰，但是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制度和国际层面的制度距离，对地方制度、区域制度、国际投资协议以及制度层次之间的整合关注不足。在制度维度方面，由于同时使用了问卷调查和二手数据，所以已有研究全面考察了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以及维度之间的交互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在制度特性方面，由于制度缺失性和不确定性对国际化绩效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所以现有研究主要关心这两个维度。然而，制度多样性可能会对国际化绩效同时产生正面影响(如提供多样异质的知识来源)和负面影响(如对企业灵活性提出更高要求)，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揭示制度多样性对国际化绩效的作用机理。制度环境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影响研究汇总情况如表4所示。

      

       3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与制度环境的协同演进研究

       新制度理论的早期观点强调制度对组织行为和模式的支配力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在相同制度环境下跨国公司和管理惯例的同形化现象。例如，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的中国企业在制度方面和竞争方面倾向于同形化[67]。同形化是指强制、模仿和规范制度压力迫使企业采取跟总体中其他企业相似的结构、惯例和战略以追求合法性的社会过程[68]。企业的组织合法性越高，越容易获取外部资源和提高自身信誉，其国际化绩效越好[69]。值得注意的是，同形化只是跨国公司获取合法性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必要条件[70]。

       最近的制度研究趋势是从制度环境对组织的影响转向了组织和制度环境的持续交互作用[27]，即从组织适应到协同演进的转变。协同演进理论是指组织与环境之间是一种动态的互为因果关系，环境影响组织的决策和行为，迫使组织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反过来，组织又能够通过与环境中其他要素的互动来能动地改造环境，创造对自身有利的外部条件。这一理论试图整合个体组织的适应性、竞争动态性和企业或行业所嵌入制度体制动态性之间的交互作用[71]。协同演进理论非常适用于企业国际化研究，因为企业国际化现象是动态的，并且受到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关键事件和过程的强烈影响[72]。

       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三种交互模式：一是制度规避，即跨国公司把外部制度环境看作是给定的，但是它们能够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做出选择；二是制度适应，即跨国公司试图调整自己的结构、行为和策略以更好地适应制度环境；三是制度协同演进，即跨国公司的目标不仅简单适应当地制度环境，而且还影响当地制度环境的变革[73]。例如，Gaffney等指出[3]，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的快速国际化将进一步促进母国制度转型。跨国公司只表现出有限的同形化，因为它们可以通过公司层面的创新、制度创业、操纵和谈判等方式让社会接受和认可自己从而获取合法性[70，73]。例如，Tan等的研究表明：位于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可以通过创建和使用网络来创新和塑造制度环境，从而避免制度一致性和竞争差异性之间的折中，进而同时获取竞争优势和合法性[67]。除了分析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在制度化过程中如何发挥能动作用之外，刘洪深等的研究还检验了这种能动作用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74]。他们认为在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合法化战略对国际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4 制度理论视角下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展望

       围绕制度环境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和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对制度化过程的能动作用机理这两个核心议题，制度理论视角下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在最近十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绝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关于第一个议题)，但仍然存在较多不足，还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制度环境的测量方面，现有研究要么使用基于调查的感知测量法，要么使用档案指数测量法，缺乏对这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事实上，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势和劣势，在测量制度变量方面起互补作用。基于调查的感知测量法能够全面测量企业所在领域或所涉及问题特定的管制、规范和认知制度环境，但是通常用于横截面研究，因为在获取纵向数据时费用较高。档案指数测量法能够轻易地获取国家层面制度环境的纵向数据，但是通常只能测量管制和规范制度环境，未能全面测量企业或行业特定的制度环境。此外，无论是感知测量法还是档案指数法都只是在测量制度环境的缺失性，目前仍然缺乏测量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成熟指标和量表。因此，未来实证研究既要考虑综合应用这两种度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又要尝试开发指标和量表以全面测量制度环境的三种特性。

       (2)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国家和国际制度、管制和规范制度以及制度缺失性和不确定性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而地方制度、认知制度和制度多样性却很少被应用到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领域。地方制度和制度多样性之所以很少受到关注，是因为相关研究把视野局限在国家制度层面和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制度距离方面。传统制度研究认为，国家层面是分析制度环境的最佳层面，但是却忽略了像中国这样一个新兴经济体内部地方制度的巨大差异。传统国际化理论强调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所造成的外来者劣势对跨国公司的不利影响，而最近Rugman和Verbeke开创的区域化战略理论则指出了区域制度的多样性对跨国公司母国区域化导向和绩效的重要意义[24]。由于大部分相关研究都是采用档案指数测量法来测度制度环境，认知制度在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中的应用非常有限。因此，未来的研究既要拓宽研究视野以全面考虑制度层次和特性，又要采用基于调查的感知测量法以全面测度制度维度。

       (3)虽然制度理论视角下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研究开始在制度理论内部进行整合，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而且整合的层次和深度也不够。比如，地方制度和国家制度的交互如何影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的区位决策?母国政府如何帮助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克服反倾销体制?虽然早期相关研究把制度环境看作是情境变量的做法未能使人们深入理解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战略行为和绩效，但是将制度环境视为自变量的后期相关研究，更多的是分析制度环境与组织因素的交互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未能深入揭示制度环境与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之间显著关系背后所隐藏的中介作用机理。此外，虽然新兴经济体企业并不具备传统的所有权优势，但是它们在国际化过程中所使用的很多资源和能力(如制度资本、制度能力和制度知识等新构念)都源自于母国独特制度环境[75]，而学术界对这些新构念如何影响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还知之甚少。因此，为了全面解释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现象，后续研究需要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进行整合。

      

       (4)虽然制度理论视角下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程度和过程这两个议题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兴趣，但是受到的关注并不多。尽管新兴经济体企业加速国际化现象和跨国公司区域国际化现象研究起步较晚，但是Hoskisson等认为制度理论对解释上述现象具有巨大潜力[76]。可见，制度环境对国际化程度的影响研究还留下较大的空间。比如，新兴经济体母国地方政策、中央政策和区域贸易协议(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如何驱使新兴经济体(中国)企业实施加速国际化战略或区域国际化战略?大多数相关研究只是笼统地分析了制度环境对外国区位选择和进入模式选择的静态影响，忽略了时间这一重要因素。为数不多的基于制度理论的国际化过程研究也仅仅涉及后续进入模式和国际承诺的变化，缺乏对国家范围以及进入后绩效的考虑。例如，制度环境如何影响新兴经济体新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之后的国家范围?随着企业积累更多的国际经验，这种经验与对初始国际化起过促进作用的母国政府支持对后续国际化是起互补作用还是替代作用[40，76]?因此，未来的纵向研究可以综合运用档案指数测量法和SDC、Orsis、Compustat等商业数据库对上述动态问题做出解答。

       (5)现有文献绝大部分检验了制度环境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战略过程和绩效结果的影响，而跨国公司在制度创建、维持和变革过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却未受到应有的关注[73]。新兴经济体跨国公司与制度环境的协同演进机制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分析层面，缺乏相关的实证检验。制度化和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是一个协同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需要对制度压力作出回应，同时跨国公司可以改变和塑造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外部制度环境(如图1所示)。例如，不同层次的(地方、国家和国际)制度环境与跨国公司战略如何协同演进?对于大型跨国公司而言，它们在什么情况下能够扮演制度创业者的角色以动用资源转变现有的当地或全球制度又或者创建新制度?然而，对于市场影响力和资源极为有限的国际新创企业而言，它们是否能够成为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革的能动作用者?如何评价跨国公司对母国和东道国制度转型的贡献[73]?因此，今后的纵向研究还需要深入探究制度化与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协同演进机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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