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批评论文,刘知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93(1999)01-0066-(09)
《史记》从它传播时候起，就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就有人开始对它进行深入地研究，同时就有了批评与赞扬两种意见，唐代和唐代以前对《史记》进行批评的代表人物，应是班固和刘知几。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集中在价值观上，说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而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则是全面的批评，从其所体现的精神，到体例，到遣词造句，可说是涉及到《史记》的方方面面。
刘知几是唐代著名的史学批评家，他所撰写的《史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发展的历程，在前人史学评论的基础上，品评历代史书，总结我国封建社会前期1000多年史学实践，对后来的史学批评有非常巨大的影响，所以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不可不引起高度的重视，并给以科学的分析。
一
在评述刘知几对司马迁批评之前，首先了解他对司马迁和《史记》在什么地方、在怎样的程度上给予肯定与赞扬。
1.刘知几指出司马迁与左丘明、董狐、南史一样，都能自成一家，立言不朽：“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1]（《史通·忤时》）刘知几的眼里没有几个能看得上的人，但提起左丘明总是称赞有加，《史通》中专列《申左》一章，推许《左传》，肯定左丘明在中国史学上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刘知几认为司马迁可与其等量齐观，于此可见刘知几对司马迁评价的等级了。2.刘知几认定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是中国史学最基本的体裁。他将古往今来的史学文献典籍分为6类，《史记》即居其一：“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在《二体》一节中，进一步将文献的体裁划分为两种，纪传体即其一：“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又指出，纪传体有其优势和长处：“《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谱列年爵，志以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为长也”。3.称颂司马迁的史料功夫。刘知几认为一部伟大的史学作品必须以坚实而广博的史料为基础，“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进一步指出，《史记》同《左传》、《汉书》一样，都是“擅名千古”的伟大作品。
二
再来看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首先，刘知几指出《史记》缺少道德评价，《史记》“其所书之事也，皆言罕褒讳，事无黜陟，故马迁所谓整齐故事耳，安得比于《春秋》哉！”[1]（《史通·六家》）刘知几认为史学著作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只是一种手段，更重要的是其中要渗透作者的价值评判，要使史学作品成为社会的价值尺度。刘知几心目中最高的史学典范是《春秋》，最低档次的史学著作便是“整齐故事”，即只能把事情排比起来罢了，言外之意《史记》就属于这个档次。
其二，刘知几认为史学的最高典范应该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既以好善为主，又能以嫉恶为次，并且又有文饰。符合这一要求的，只有《左传》，而《史记》仅仅达到其中的一个方面。“‘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史云史云，文饰云乎哉？何则？史者固当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若司马迁、班叔皮，史之好善者也；晋董狐、齐南史，史之嫉恶者也，必兼此二者，而重之以文饰，其唯左丘明乎？自兹以降，吾未之见也”。[1]（《史通·杂说下》）
其三，更为大量的是对《史记》体裁和体例的批评。《史通》一书的主要内容和最大特色是对史书体例和体裁的研究，第一次全国系统地对我国历史编纂学进行了总结，也从编纂学的角度对《史记》提出了批评。
1.对《史记》所创立的通史体例提出批评：“寻《史记》疆域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1]（《史通·六家》）刘知几指出《史记》体例的缺点是分散，这个分散有两个层次的含义，一是体现在空间上，论述同一件事，却分散在不同的篇目之中，犹如北方的胡地和南方的越国一样距离遥远，彼此毫不呼应；二是体现在时间上，同一时间的事情，却被分割在不同的传记之中。
刘知几还指出，《史记》体例失误的另一点是，记载重复，烦琐冗杂。并且指出这一失误给后来的史学编纂带来极为深刻的不良影响，使得以后的通史著作“芜累尤深”，因之学者们竟然连“新录”都怠惰于去浏览，而宁愿学习“本书”，为此而告诫后来撰述者，一定要以《史记》为教训。
《史通·编次》在将《史记》与《尚书》、《春秋》加以比较之后，指出《史记》的纪传体造成了许多混乱：“昔《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以日月为远近，年世为前后，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皎然可寻。至马迁始错综成篇，区分类聚。班固踵武，仍加祖述。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名目相违，朱紫以之混淆，冠履于焉颠倒，盖可得而言者矣”。
2.对《史记》中各篇目的编排次序提出批评：“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所以为短也。”[1]（《史通·二体》）显然，刘知几认为史书中同类人物的编排只能是按出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至于为什么，他没有作出解释。
3.批评《史记》体例不全，因而导致有重要疏漏。谓司马迁、班固列君臣于纪传，统遗逸于表志，虽篇名甚广而言无独录。谓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又提出，人物纪传中所收存的诗歌词赋和散文，应该分割出去，同样归入书部。
4.对“太史公曰”的批评。指出，史书中“每有发论”，各有其称名，“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夫论者所以辨疑惑，释凝滞”，即是说，纪传体中的论赞均是有为而发，“若愚智共了，固无俟商榷”。批评“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史论之烦，实萌于此。”[1]（《史通·论赞》）论赞自《左传》“君子曰”始，刘知几认为《左传》中的“君子曰”是典范，它位置灵活，而且所说的都是非常必要的话，这便是论赞的价值。而《史记》违反了这些，其一，把论赞的位置固定化了，因之失去了生命力；其二，有没有话说，都要立一篇论赞，有“强生其文”之嫌，并且为后代开了一个坏头，是史论烦琐的萌芽。
5.对特殊人物所列体例，主要是对陈涉进入世家提出批评。《史通·世家》：“案世家之为义也，岂不以开国承家，世代相续？至如陈涉起自盗贼，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以世家为称，岂当然乎？夫史之名篇，皆迁所创，岂以自我作古，而名实无准。”刘知几为“世家”规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开国承家，世代相续”的人物才可以入世家。孔子同样没有“开国承家，世代相续”，却列入世家，然而没有受到刘知几的批评。显然是以经书的评判标准而评定一个人物是否应入选，是否应列入何种体例。
6.有的篇目所属的体例不对。认为既然称为列传，就应该是为人物立传，《龟策列传》所记不以人物为主，便不应归入列传，而应归入八书，
其四，对司马迁的史料取舍原则提出批评。
1.认为“诡妄”“淫丽”一类词赋不当收入史书。《史通·载文》：“若马卿之《子虚》《上林》，扬雄之《甘泉》《羽猎》，班固《两都》，马融《广成》，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诈，而前后《史》《汉》毕书诸列传，不其谬乎！”
2.指出该取的史料未取，不该取的却收入了。(1)取材肤浅，没有取最有价值的史料。“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斯则迁之所录，甚为肤浅，而班氏称其勤者，何哉？”[1]（《史通·杂说上》）清人浦龙《史通通释》在“《战国策》之流”一句后注释道：“独未见《左氏内传》，故云”。司马迁没有采用《左传》，所以在刘知几看来，《史记》如同《晋史》，在史料的取舍上有同样的失误，都失之于“肤浅”。(2)史料未取于与本人有直接关系之本书，刘知几批评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采《论语》旧说，至《管晏列传》，则不取其本书，以为时俗所有，故不复更载也。案《论语》行于讲肆，列于学官，重加编勒，只觉烦费。如管、晏者，诸子杂家，经史外事，弃而不录，实杜异闻。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取，以斯著述，未睹厥义。刘知几所说的“可除而不除”，是指《孔子世家》仅只编列《论语》；“宜取而不取”是指《管晏列传》未能从《管子》、《晏子春秋》中采取史料。《管子》、《晏子春秋》是为本书。(3)史料有误。如《吕氏春秋》的传布应当在吕不韦流放蜀地之前，而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却认定在他流放之后，是史料认定的时间有误。(4)该详而未详。《史记》中有《太史公自序》叙述司马迁个人身世，提到“李陵之祸”，却语焉未详，致使后人疑云重重：“自叙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者，乍似同陵陷没，以置于刑；又似为陵所间，获罪于国。遂令读者难得而详。赖班固载其《与任少卿书》，书中具述被刑所以。倘无此录，何以克明其事者乎？”[1]（《史通·杂说上》）刘知几认为司马迁的叙述不严密，容易造成误解。
3.将寓言当作史料，贻误后学：“自战国已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夫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疑误后学，不其甚邪！”[1]（《史通·杂说下》）
4.将“敷演”之词当史料。《留侯世家》记诸将相与坐沙中语，当高祖问起他们在议论什么时，张良称“此属畏诛，故相聚谋反尔”。刘知几指出张良不可能做这样的事。[1]（《史通·暗惑》）
其五，批评司马迁的天命思想，指出“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其言曰：《魏世家》太史公曰：“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徒，曷益乎？”刘知几批评道：“未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必如史公之议也，则亦当以其命有必至，理无可辞，不复嗟其智能，颂其神武者矣。夫推命而论兴灭，委运而忘褒贬，以之垂诫，不其惑乎？自兹以后，作者著述，往往而然。如鱼豢《魏略议》、虞世南《帝王论》，或叙辽东公孙之败，或叙江左陈氏之亡，其理并以命而言，可谓与子长同病者也”。[1]（《史通·杂说上》）
其六，篇目称名有误。如《田敬仲完世家》，田常去世后谥为成子，而司马迁却在其生前称其为成子，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其七，载言与记事的比例失调。在对《左传》作了充分肯定之后，又将《史记》与之进行比较，批评《史记》记言夹杂在叙事之中，冲淡了记事，遂使读者失去对记事大纲的把握：“至于《史》《汉》则不然，凡所包举，务存恢博，文辞入记，繁富为多。是以《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等传，唯上录言，罕逢载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纪纲，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阅之者，有所懵然。后史相承，不改其辙，交错分扰，古今是同”。[1]（《史通·载言》）
三
刘知几的批评是否真有道理呢？让我们来逐条进行分析。
（一）关于道德评价问题。道德评价是中国史学的灵魂，也是中国史学最优秀的传统。史学作品应该成为社会评价体系，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应该成为史学评价的对象。史学家应该具有社会的良心，把自己的社会评价渗透于社会，用于指导社会。从孔子的“善善恶恶”到章学诚的“史德”，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都以是否有道德评价作为衡量一部史学作品的首要条件。
司马迁是否也这样认识道德评价的价值，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有《太史公自序》为证：“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诗》、《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在这段话里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理想，那就是要追踪孔子，并且认定自己就是当代的孔子，像孔子那样把自己的价值评判贯穿于这部史学中去。
《史记》一书中司马迁最表钦敬之情的是孔子，司马迁最称颂的史学著作是《春秋》，《春秋》一部书给司马迁影响最大的就是道德评价了，司马迁“继《春秋》”，首先便是继承其道德评价，对历史人物用道德的尺度加以衡量，然后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太史公自序》以壶遂发问、司马迁作答的形式讨论“孔子何为而作《春秋》”的问题，司马迁的回答首先抬出老师董仲舒的观点，老师的答案是：“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是非”、“贬”、“退”、“讨”都是道德评价；“二百四十二年”指春秋时期，是道德评价的对象；“以达王事”是道德评价的标准。
司马迁对老师的观点完全赞同，说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又概括地说：“《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司马迁继承了老师的观点，并且予以发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都是进行道德评价，“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是道德评价的目的，是以“王道”为依据和归宿。
司马迁对史学中应该贯穿以道德评价这一点有明确的认识，并将其渗透于各个篇目之中。首先《史记》篇目编列便有其深刻寓意。《伯夷列传》置为列传之首篇，实是一种道德评价。伯夷、叔齐是善人，为什么“积仁絜行如此而饿死”！颜渊是孔子最为推许的学生，为什么“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滥杀无辜，吃人肉，喝人血，残忍横暴，横行天下，最后却寿终正寝，“是遵何德哉？”司马迁以善、恶为标准，衡量历史人物，希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不是明显的道德评价以？以此篇为列传之首，包含了一层意思，即以道德评价为人物评价的首要标尺。
《史记》人物传记中往往有直截了当的道德评价。《秦始皇本纪》太史公借贾谊的《过秦论》批评秦始皇；《项羽本纪》太史公不无遗憾地指出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孝文本纪》太史公称颂孝文帝“德至盛也”，“岂不仁哉”，等等。这样的例子在“太史公曰”中已比比皆是。应该说，《史记》很好地进行了道德评价，并且为以后的史学作品树立了榜样。
（二）关于体裁、体例的批评。这是刘知几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也可以说全面系统地提出批评。
(1)关于纪传体通史。首先，刘知几对纪传体通史持肯定态度，他将《史记》与《左传》相提并论，而《左传》继《春秋》而来，《春秋》又是刘知几所最推崇的。从这样的背景下看刘知几对纪传体通史的批评，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客观全面的认识。刘知几说：“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1]（《史通·二体》）这句话很重要，是客观、公允的，对于刘知几的史评来说，具有指导的意义。是说，没有完美无缺的史学体例，任何体例都会有自己的不足。这是刘知几史学批评据以建立的哲学观念，应该是根本的带有指导意义的。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刘知几接着评价了《史记》的体例，指出：“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1]（《史通·二体》），刘知几将《史记》与《左传》并称等列，其地位不可谓不高。紧接说道：“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水流千转归大海，一切的体例都根源于编年、纪传两种体例；万变不离其宗，一切体例都归结于这两种体例。这就是刘知几对《史记》创立的纪传体最基本的评价。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对纪传体不足之处的如前所述的批评。所以，刘知几对《史记》体例的批评，并不是要根本否定纪传体。
编年体和纪传体是史学体裁的两翼，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离开了其中之一，就无从显示另一种体例的优点，一种体裁的缺点和不足，是在与另一种体裁的对比之下显示出来的。只有这样认识编年体和纪传体之间的关系，才可能公允与客观。
(2)关于编排顺序。刘知几所批评的《史记》篇目编排“不求年月”问题，其产生是因为类传的创立，司马迁把同类人物的传纪编排在一起。以《屈原贾生列传》为例，司马迁为什么把楚怀王时的屈原同汉文帝时的贾谊放在同一篇传纪中呢？以此篇“太史公曰”的解释，有两条。其一，“屈原所自沉渊”而“贾生吊之”，可见贾生追仰屈原之为人。其二，贾谊“《服鸟赋》，同死生，轻去就”，表达了同屈原一样的生死观、荣辱观，两人具有同样忠君爱国的精神。
类传是司马迁的创造，是对历史编纂学的伟大贡献。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通过类传的建立，将同类（或同一职务，或同一行为方式，或同一思想感情，或同一学术流派，等等）的人物放在一起，有比较的作用。只有相互接近的事物才好比较，通过比较才能显出异同，凸现出细微之处。同类人物相比较，也有相互陪衬，彼此推举的作用。类传因之成为后来纪传体史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类传的门类也是史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一个部分，从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类传的历史价值和巨大作用。《史记》所记从黄帝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所以类传所编列排比的人物时间跨度很大。而后来的纪传体史书都仅记一朝一代，所以编列排比的人物生卒时间靠近。刘知几见独有《史记》类传中人物的生卒年相去太远，故而提出批评，实在是忘记了后来的类传只是效仿而生罢了。
(3)关于体例不全。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必然出现新的事物，需要史学作品予以反应，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几的观点不无道理。而认为《史记》中应加制册、章书表等，这就值得商榷。《史记》的处理方式，是将诏令奏议融入传记。这样做的好处是本人事迹与相关文件契合在一起，水乳交融，不致看了本人行事记载，又要在另外的制册部分查找其所形成的文件。对于《史记》来说，这样做很成功，没有给人以缺少相关文件资料的感觉。
(4)对“太史公曰”的批评。刘知几的批评有两层，其一是位置太固定。认为位置固定，便会呆板，成为一种程式。其实，“太史公曰”不仅仅在篇末，有不少篇目篇终有，篇首也有。如《礼书》一开始便是“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礼书》开篇是：“太史公曰：余每读《虞书》”，又有《循吏列传》亦如此，可见“太史公曰”不限于篇终。又如《伯夷列传》全篇都是“太史公”的议论，“太史公曰”置放在篇末，难道不又是一种特殊的情形？总之，“太史公曰”为一灵活的表达作者意见的形式，并不仅仅置于篇末。
刘知几批评的第二层是，“太史公曰”每篇都有，有的无话可说，便“强生其文”。如果每篇“太史公曰”都是评论，都只对篇中人物、事件发议论，那的确显得千人一面，毫无变化。《史记》“太史公曰”却生动活泼，内容多变，或交代史料出处，如《五帝本纪》；或说明作者与传主人物关系，如《卫将军骠骑列传》、《游侠列传》；或解释名物制度，如《魏公子列传》释“夷门者，城之东门也”；或感慨传中人物命运，如《平津侯主父列传》、《商君列传》；或交待作者与朋友的交往，如《韩长孺列传》述与壶遂之关系；或以历史人物与事件印证某一谚语，如《汲郑列传》；或发明历史运动的规律，如《高祖本纪》，等等。总之，“太史公曰”的内容各异，变化适如其要求，似并无“强生其文”的感觉。
(5)陈涉不该入世家。关于这一问题已讨论近2000年了，总之在封建社会里，一般地认为陈涉为反叛，不当入世家，刘知几认为世家，本当世代为家的人才有条件进入，但刘知几却是自我作古，代替司马迁为“世家”体例立了标尺，而司马迁却并不如刘知几那样立标准。
(6)刘知几认为《史记》五体首篇应有特殊象征性意义。刘知几这一观点是对的。只是用以批评《史记》却错了。《史记》写中华民族发展史，首篇为《五帝本纪》，五帝之第一人轩辕黄帝。这篇传纪特殊与象征意义在于：第一，确立了古史的考信原则不仅对文献典籍的记载，“考信于六艺”还通过实地调查来补充，验证文献资料。第二，以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有其伟大的政治意义，中华民族皆黄帝子孙，这一观念就奠基于此篇。据此，不可谓此篇不合刘知几之标准。
表之第一篇为《三代世家》，其意义在于：其一呼应本纪之从黄帝开始，其二发明三代序列，其三说明“疑则传疑”的处理史料的原则。书之第一篇为《礼书》。礼是封建社会按等级关系制定的社会制度，这种礼制是为巩固封建制度服务的，僭越礼制则意味着社会动乱，所以礼列为八书之首。其实司马迁序中已说得明白：“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世家之第一篇为《吴太伯世家》。“孝悌”和“礼让”是儒家倡导的最高道德。吴太伯让国集中体现了这两种道德，因此孔子赞颂立国立家都应以此为根基，因之司马迁将其事迹列为世家第一篇，自然寓意深远。
（三）关于史料取舍原则问题。
1.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他的政治建树如何应是最为重要的；对于一个文学家来说，他的文学创造思想、创作水平，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如何，应该是最为重要的。历史学家当然应该选用最能说明、支持他们形象的史料，这一原则应是无可非议的。因之，对于要记述司马相如这样的文学家，大量引用他的辞赋，也应该是无可厚非的。司马相如如果没有大量词藻的运用，反而难以表现出汉代大赋恢宏的气势。《史记》如果像中国古代的一般史书那样，只记载政治人物的活动，只记载他们的诏令奏疏，而没有不同风格的文章相匹配，红花如果失去了绿叶的扶持，红色便会失却了它的娇美艳丽。
2.关于史料有误等。诚如刘知几所指出，《吕览》完成于吕不韦被判流放于蜀地之前，然而司马迁说的是“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强调的是“传”，而不是“始作”。“传”的意思是流传，广为流传，意思是说吕不韦被流放到蜀地之后，《吕览》才更为广泛地流传。如果司马迁说的是“不韦迁蜀，始作《吕览》”，那显然是说错了，把时间颠倒了。什么可作为史料，什么不当成为史料，似不当如刘知几那样划定界限。文学资料是否可作为史料，早已有了定论。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以诗歌为史料研究唐史，令人耳目一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结论凿凿可据。现在有不少研究中外交往史的人以《山海经》为史料，得出了不少可信的结论。寓言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是人的头脑中产生的。人是社会的人，头脑中所反映的仍是社会，正如人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使自己脱离地球一样。寓言是人的头脑的产物，它同样是社会的反映，只不过是一种曲折的反映罢了。因之只要善于利用，寓言依然可以成为史料。对于史学家来说，人类活动所留下的一切都应是可供利用的史料。史学家不应划地为牢，把自己封闭起来，限制起来，而应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野。
3.关于天命思想。刘知几批评司马迁有天命思想是对的。司马迁在对社会、人生等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往往抬出“天”来。“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之一，也是历来哲学家、史学家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人胜过天的时候，天命便没有生存的地盘，在人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便会有“天命”。作为现代的人对于自然，社会，甚而对于人本身，都有许多不解之迷，何况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他有“天命”思想实属必然。
还有问题的另一面，司马迁对于“天人关系”在总体的把握上是倾向于人的力量，人的因素。司马迁天命思想集中表现在《天官书》、《封禅书》，以及《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篇之中。这些篇目所反映的主要是星历卜祝活动，这些活动并不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整体地说，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流动过程，它明显地体现出离开天命论向否定天命论的过渡，其中心点接近否定天命。[2]刘知几对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未能详细道明身世，对关键性的事件未能详加记载提出批评，这一批评是贴当的。司马迁为千百人作了传，却没有把自己的身世、有关个人的资料予以表述，比如生于何年，何年开始撰写《史记》，李陵之祸的详情，等等。致使后人有种种猜测，疑云重重。不仅司马迁一生的重大年代没有记载，司马迁对自己后代的情况也只字未提，这对中国史学往往将时间等问题采取模糊处理的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不能不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4.对于载言、记事比例失调的批评。这一条与史料取舍原则批评有所相同，前已评述，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其所突出的事类自然应该有所不同，如司马相如、扬雄这样的词赋大家，自然应该载入其赋。对于贾谊、晁错、董仲舒、东方朔这样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建树的人，多记载其言论，似也在情理之中。
四
从以上可见，刘知几的批评多在具体问题上是对的，而在高层次的、带有宏观性的问题上却往往是错的。还有，刘知几对《史记》的批评是与对班固《汉书》的全面肯定相对应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与刘知几偏执的思维方式有关。他往往把矛盾的两个事物，把一个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其中对立的一面看得绝对了，而将统一的一面忽略了。比如编年体同纪传体，两种体例各有优缺点，一个优势在汇通，一个优势在剖判一段，可说两者相互排斥，而又相互依存。但刘知几却只肯定断代的纪传体，而贬低通史的纪传体。就《史记》与《汉书》而言，刘知几赞颂肯定《汉书》的多，批评否定《史记》的多。《汉书》从《史记》而来，否定了《史记》，《汉书》何从自来。以《汉书》范围《史记》，自然《史记》不对之处甚多，如果倒过来。以《史记》范围《汉书》，也自然是《汉书》有许多不当。刘知几成为扬班抑马的代表人物。偏执的思维方式导致偏激的表达方式和结论。
刘知几从自己多年作史官的亲身经历中，深知官家修史，牵制太多，个人无法自由表达意见，因之修出的史书质量难以令人满意。刘知几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也颇能击中要害。按道理说，《史记》与官修史书截然不同，应该是刘知几所欢迎和支持的，为什么刘知几反而对《史记》提出这样多批评呢？刘知几极力赞赏《汉书》，而《汉书》更多的带有官修史书的印痕，其思想显得保守得多，更为循规蹈矩，这又是为什么呢？刘知几修史20多年，虽然对官修史书的弊病指陈切当，但毕竟长期耳濡目染，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对历史人物分析的方法，阶级的地位，优裕的生活条件使他自然不自然地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来分析、判断一部史书，对项羽入本纪、陈涉入世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不满，已透现出保守的态度。这恐怕是刘知几对司马迁提出如此严厉批评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司马迁的《史记》是历史学著作，但又不仅仅是历史学著作，所以刘知几只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评判，必然产生许多误差。司马迁虽然没有留下哲学著作，但他是一位哲学家。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是一篇哲学论文，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哲学思维，这从司马迁对《周易》的研究和发挥中可以窥见。《史记》不是哲学著作，但它是司马迁哲学观念形而下之后产生的作品。司马迁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做了深入地思考之后，从具体的形态抽绎出历史的规律，再上升到哲学的范畴，归结到对立统一的高度，然后形而下地再现历史，再现人生。他把历史从时间和空间上打开，从纵的方面把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史打开；把人生最有价值的瞬间打开，这种打开是在哲学思考基础上的打开，是高层次上的运行。看似平淡之中，蕴含着十分深厚的内容。《史记》流传2000年来，各个时代，各个阶层，每一个人都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影子，每一个人都会从中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人，随之忧愁，随之欢喜，原因就在这里，就因为《史记》中的人物都是浓缩的、高度抽象的人，《史记》中的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高度概括的、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尽管不少的人对《史记》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尽管不少人对司马迁作出这样那样的攻击，而《史记》仍然得到人们的喜爱，如常青之树。而只有哲学思维的结晶才会如常青之树。
历史编纂学研究史学著作的编写方式，其具体的形制、语言等，但司马迁通过编纂方式体现的是哲学思考，对人生的理解，对历史规律的总结，如果仅仅停留在历史编纂学的层次上，对《史记》的认识自然难以深刻。因之对《史记》的批评也难令人信服。
刘知几对司马迁和《史记》的批评太多了，否定得过了头，因之产生了否定之否定。南宋郑樵高举“会通之义”大旗，认为孔子和司马迁最谙“会通”，称颂司马迁“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代，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同样是《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刘知几认为司马迁引用这些材料，显得肤浅，而郑樵却极力称颂这样做体现了史学的最高原则“会通”，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郑樵与刘知几相反，对《汉书》提出了最为严厉的批评，说道：“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清代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就客观得多，站得高，看得远，从史学哲学的高度来分析编年与纪传体、纪传通史与纪传断代史的关系。章学诚指出，史学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圆通用神”，《尚书》是最高典范，蜕变而为《春秋》、“史氏断《春断》而有作，莫如马、班；马则近于圆而神，班则近于方以智也”。章学诚的说法是对的，圆通神验的作品包藏智，能鉴古又能预知未来，《史记》正是这样的作品，每一代人都能从中学到知识，得到启发，得到帮助去把握未来。
说《史记》是伟大的著作，并不是说它就完美无缺。《史记》是纪传体的第一部，却又是纪传体中最完美的一部。犹如没有平原，一下子步入巅峰，没有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过程，一下子臻于顶峰。其他的纪传体作品，都只能相形见拙，这又不能不令人有点遗憾。另外，司马迁对史料的来源交代不详，更没有如司马光那样的史料考异；对历史人物的处理以模糊化的方式，缺少精确的纪年，生卒年这样的最重要的资料都往往缺失，等等，这些都对后来的史学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也不能不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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