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民主与传媒理论之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理论论文,传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缺少新闻自由的民主建设是不可能的”①。这样的观点在西方世界几成共识。“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标志着现代社会的来临”②。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是根据自由主义的理论而来的。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以及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民主理论受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不仅有来自前苏联、东欧、中国等马克思主义国家的挑战，还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譬如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运动、民权运动以及新左派运动等的挑战。回应诸般挑战的民主理论也经历了从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到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再到参与民主理论等的发展；奉行新闻自由的大众传媒也类型各异，无论是从以报业为代表的平面媒体到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体再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形态变迁，还是私营媒体和公营媒体的所有权交织。其中争议不断的问题是：我们到底需要哪一种类型的民主？该种类型的民主又对大众传媒有着怎样的要求和期待？
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认为20世纪引起激烈争论的有四种民主模式：即竞争性精英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多元主义民主(pluralism democracy)、合法型民主(legal democracy)和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③。在西方有关民主与传媒理论的讨论中，查尔斯·埃德温·贝克(C.Edwin Baker)重点考察的是精英民主理论(elitist democracy)、自由多元民主理论(liberal pluralism democracy)、共和民主理论(republican democracy)以及他自己提出的复合民主理论(complex democracy)④。约翰·斯瑞特(John Street)将民主理论分为自由民主论(liberal democracy)、直接民主论(direct democracy)和协商民主论(deliberative democracy)，每一种民主理论在传媒的民主角色问题上立场各异：自由民主论主张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传媒角色，直接民主论主张一个更加严格的传媒规管，协商民主论强调传媒为公民提供信息⑤。也有学者更加细致地考察了社会主义(socialism)、竞争性精英主义(competitive elitism)、多元主义(pluralism)和新多元主义(neopluralism)模式、“法制民主”(legal democracy)、新权利(the New Right)和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参与民主、新左派等不同的民主模式及其对于传媒的不同需要⑥。
与西方传媒与民主理论以古典的自由主义范式为主导⑦不同，西方的民主与传媒理论则主要是考察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民主理论以及每一个民主理论对于传媒的期待和要求。由于20世纪以来的民主理论中甚少有传媒的影子，且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都源于对古典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反思，因此，有关民主与传媒的理论主要是以古典的自由主义范式下传媒的三大角色——信息(information)、代表(representation)和看门狗(watchdog)——为框架来推论传媒在不同的民主理论中的角色承当。本文也将遵循此框架主要考察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三种民主理论及其所需要的传媒类型。
一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与传媒
熊彼德(Joseph A.Schumpeter)的理论被视为竞争性精英主义民主理论最主要的代表。熊彼德运用经验主义的方法看出了民主政治生活的事实与“古典的民主学说”之间的显著差异，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人民既未提出问题也未解决问题，相反地，决定他们命运的问题一般是由别人为他们提出来并为他们解决的。”⑧有关国内外事务的绝大多数争论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相距十分遥远，几乎没有什么“现实感”。同时，人民不仅有不同的需求，还有不同的价值，个人和团体很少有共同的目的，因而不存在什么“共同的幸福”⑨。
熊彼德由此得出结论：民主的爱好者们为避免现代政治的最坏危险，必须从“古典的民主学说”中解脱出来，民主应该理解为一种政治方法，身为选民的人民可以在可能的领袖团体之间定期地做出抉择。“民主不过是意味着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将要统治他们的人”。⑩民主生活是相互对立的政党领袖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它根本不是以平等美景为特征的生活方式，也不是人类在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最佳条件。民主的本质是公民有能力用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从而避免政治决策者本身变为固定不动的力量所造成的危险。只要政府可以更换，只要选民可以在(至少两个)不同的正当纲领之间进行选择，专制的威胁就可以制止。
要达成防范专制的民主目的，精英主义民主就需要一个自由且独立的传媒的配合(11)，承担看门狗功能，防范精英滥权的危害，一旦出现精英腐败或无能，则传媒的曝光不仅可以警示精英行为适当，更可促进精英轮替。“揭露和曝光精英的腐败或无能的看门狗功能的发挥，很可能是传媒对于竞争性精英主义民主的最主要贡献”(12)。
“熊彼德似乎已经预见到了在民主社会的媒体的现实发展：一方面是低发行量的信息密集的‘精英’媒体，另一方面是大量发行的娱乐主导的大众小报(tabloid)”(13)。而传媒的民主功能则主要由精英媒体来承担，一方面就精英之间有争议的议题展开自由讨论；另一方面“就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提供客观的报道”(14)，以为精英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检视精英处理问题的能力，促进精英轮替和淘汰精英无能。还不止于此，精英媒体还是精英对大众施加宣传的工具。熊彼德积极地肯定宣传的角色，他对于宣传的看法，不是在现在很常见的贬损的意义上，而是将它视为以一种明确的方向影响民众的行动和意见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宣传，作为竞选的“心理技术”(psycho-technics)(15)，譬如广告、口号、鼓舞人心的音乐等，在政党竞争中对于激发民众是有必要的。马克·赫兹加德(Mark Hertsgaard)就批评精英传媒的这种表现根本就是“宫廷新闻学”(palace court journalism)(16)。
某种程度上，熊彼德洞见了现代民主政治的现实本质，作为对抗专制的一种有效的制度设计，民主主要是精英在民选基础上的轮替。但是，熊彼德建立在精英与大众两分基础上对于大众的理解过于悲观与负面。熊彼德眼中的选民是一群愚钝的、易于感情冲动的、智力低下的、易于煽动的形象。“人民”不过是“政府的生产人”(17)，团结在一个共同目标下的真正理性的公共意见的形成是不可能的。理性的公共意见和共同目标的全体接受也是不可能的。选民大众没有能力参与真正独立而理性的辩论。选民对于统治他们的精英的拒绝或接受的选择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因为选民的选择是被精英塑造的，是在政治精英之间的选择，仅限于拒绝或接受竞争中的政治精英。熊彼德这样的对于大众的理解也违背了古典民主的核心理念，也为后来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和参与民主理论提倡公民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养成提供了空间。熊彼德看到了民主的进步可以对抗专制的威胁，但没有看到民主的发展也可以和传媒相伴养成理性的公民，使他们从非理性的状态日益地趋于理性和明智。
这样，概括地说，竞争性的精英主义需要独立于政治权力的自由媒体，最重要的是承担看门狗角色，也为代言大众的精英辩论提供舞台，并为精英决策提供足够丰富的信息。但这些功能都是“精英”媒体需要承担的，“精英”媒体的受众似乎仅限于精英群体，至于大众群体，“精英”媒体似乎只是精英施加宣传的媒介。
二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与传媒
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特别是自由多元主义深受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影响，关注民主的真实实践，认为民主与非民主的区分在于选举政治领袖的方式。但在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看来，精英主义民主理论没有注意到在公民与民选领袖之间的中间团体——“利益团体”或“压力团体”——民主的主要表现和民主平衡的基础。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更关注的问题是：个人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如何将它们的力量结合成为团体和组织，从而产生什么结果？
当代西方多元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达尔(Dahl，R.A)在承继熊彼德的竞争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随美国第四任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的民主思想，认为人各有其利益，各团体也各有其利益，“如果不受外力监督，任何特定个体或群体必将凌驾于他人”(18)。而民主的基本目的就是保护派系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同时防止个别派系变得太过强大以至于会侵害其他派系的自由。“对于多元主义者来说，不同的竞争利益的存在是民主平衡的基础，也会对公共政策的发展有利”(19)。
达尔认为，民主理论至少“应该考虑普通公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控制领袖的过程”(20)，他认为：经验的研究显示出，倘若政客的活动范围受到两种主要机制的约束，即定期的选举和政党、团体、个人之间的政治竞争，则公民的控制将得到加强。他强调，虽然选举和政治竞争不利于多数以任何有效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但“与专制的政治程序相比，多元政治的特征相当地扩展了少数派的规模、数量和种类，它们的选择，将影响政府的决策结果”(21)。有组织的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确立了一个政权的民主性质。达尔认为，有些政治精英确实对于国家的方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只有联系与之和谐一致的政治文化，才能正确地理解他们的影响。在达尔看来，多元民主的发展应是一条渐进的道路，“先实现竞争性政治而后扩大参与。结果，竞争性的政治的规则、惯例和文化首先在少数精英中发展起来，而从无党派政治向党派竞争的决定性变迁也首先在有限的集团内发生了”(22)。没有此一渐进过程，则广泛地参政并不会必然提升人民对政府的控制，而可能相反。因此，多元政体(polyarchy)中对于程序规则的共识，对政策选择范围的共识，对政治生活的正常范围的共识是抵御一切暴政最坚实的屏障。共识的程度越高，民主越是稳固。因此，有责任的新闻业应该首先致力于培养民主共识，因为没有民主共识，就不会有民主，也不会有被民主保障的个人权利。
在达尔看来，民主发展的最大的威胁，既不是民主共识的缺乏，也不是经济上的不平等，而是对于精英的监督。“公共政策知识分子”存在于国家机构、政党、大学、商业机构、媒体和专业机构，他们拥有着专门知识，这些知识对于现代负责社会的公共政策的结构至关重要。但是复杂性的威胁使得政策精英得不到民众的有效控制。防止这一可能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努力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以减少民众和专业人士的知识鸿沟。在实践上，达尔认为，一个广泛的参与的“民众”或许超越了人类的可能性，但建构一个知情公民的“批判的大众”达到足够大的数量以保持系统的稳定和代表作为整体的“民众”是可能的。达此目的，就需要大众传媒有意识地服务于民主，确保每一个公民接触到涉及公共事务的“适当”水平的信息。
对于多元主义者来说，大众传媒的功能还不止于提供“适当”水平的信息，还在于为公民言论的自由表达与交流提供平台，达尔认为：“自由的表达不仅意味着我们有权利说出我们的观点，它还意味着我们有权利听到别人的观点”(23)。“沉默的公民或许会成为独裁者的理想臣民，但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却是一场灾难”(24)。言论自由对于不同意见在公共领域的竞争非常有必要。多头政治有赖于不同利益之间的竞争，每个利益团体应该有能力促进其利益所得。这样，一个能够代表不同利益的自由的“多元”媒体就成了多头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
关于大众传媒的代言功能，多元主义者和精英主义者一样都不承认有真正的公共利益的存在，也不存在大众传媒对于公共利益的代言功能。但是，多元主义者似乎还有着不同利益的代言的需要，因而，“多元”媒体的存在是民主的必须。
三 参与民主理论与传媒
无论是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还是多元主义民主理论，都还是在古典的代议制民主理论基础上的发展。杜威(John Deway)较早地发现：“专家管理政府，社会大众却没有机会，也不能让专家知道他们的需要，这种政府也就必然只是寡头统治，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存在。”(25)杜威的学说鼓舞了很多人追求参与民主。20世纪中期兴起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重要的民主范式——参与民主就主要源于对代议制民主的不满。
参与民主理论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打着自由的幌子，实际上却将精英与大众隔离开来，将政治生活局限于间接民主和少数人手中，将民众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忽视了公民个人的民主参与能力以及相应条件的培养，从而造成了政治生活的巨大不平等，最终破坏了民主的本质。
古典民主理论尤其是共和主义民主曾经将参与看作是民主的核心内容。参与民主借助共和主义民主传统复兴了参与在民主理论中的核心地位，提倡一种全面参与的、积极的公共生活，将民主从狭隘的政治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试图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路径，建构一种参与性的社会，最终实现每个人自由和平等的发展。参与民主的早期代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要实践政治的真正精神和内涵，就需要公民在公共领域内协商、讨论公共事务，通过民主实践提高公民的主体性，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在与其他公民的交往中培养公民精神，以塑造真正的公民(26)。按照赫尔德的说法，民主的核心就是自治原则，自治原则要求全体公民都有权参与公共事务(27)。因此，一个民主政体如果存在的话，就必需相应地存在一个参与性社会。
参与民主论者承认“自由民主制的许多核心制度——竞争性政党、政治代表、定期选举——都将是一个参与性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28)但参与民主论者明确主张，选举式民主不是真正的参与民主，因为一方面，民众对于那些与自己生活遥远的国家政策问题难以了解，也缺乏足够兴趣。另一方面，当代代议制民主的巨大规模，使得任何一个人在全国性选举中的投票基本上可以被忽略不计，其投票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由此严重挫伤了选民的积极性。因此，参与民主理论要求将“政治”的范围延伸至政府以外的领域，主张参与从基层、从社区开始，自下而上，逐步上升到国家层次上的参与。根据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的观点，公民参与活动最恰当的领域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如社区或工作场所，因为这是人们最为熟悉也最感兴趣的领域。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决策时，他才能真正控制自己日常生活的过程。通过基层、社区、工作场所的参与，使得公民个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实践民主，在民主实践中进一步培养政治能力，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参与国家范围的决策。
在参与民主理论的视野中，传媒的教育功能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以卡罗尔·佩特曼和麦克弗森(Macpherson)为代表的参与民主理论家们继承和发扬了密尔的观点，认为参与民主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公民通过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和进行公共讨论、协商、妥协，将自己的观点融入公共讨论中，通过说服他人或者向他人学习，并进一步发扬人们互动中的沟通、协调、宽容、理性等公民德行。参与活动发展和培育了这一制度所需要的公民品质，个人的参与越是深入，他们就越具有参与能力。
参与民主理论强调参与，强调对于公共议题的讨论；而所有讨论的前提是知情，所以，传媒对于广大公民的信息提供无疑是必需的。
但是，参与民主理论并未明指公民参与的具体方式是如哈贝马斯所指的广场、酒吧、咖啡馆等公共场所，还是传媒的代言讨论。从其强调公民从社区、基层起步的参与讨论来看，显然并不需要传媒的代言。
由于看重公民从基层、社区开始的民主参与，传媒的监察政府的看门狗功能也非参与民主理论所急需。但参与民主理论由于其实质是有鉴于代议制民主的不足而力求补充完善，从其并不反对代议制民主的基本建构来看，传媒的看门狗功能至少还不是参与民主理论所反对的。
四 结论
20世纪西方民主理论的各种发展，无疑都建立在对古典的自由主义范式下的民主理念与实践的反思，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发现了现代民主实践与古典民主理念之间的差异以及民主实践在其实质上的精英表现。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承继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思路，进一步发现了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将精英与大众二分的不足以及现代民主实践中多元政体的表现。但无论是精英主义民主还是多元主义民主理论，都无法改变民众与政治的日趋疏离，也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古典的共和民主理念中的参与精神，由此，参与民主理论倡导公民从社区、基层开始的参与，最终实现个人自由而平等的发展。
不同的民主追求对于传媒也有着不同的期待和要求。古典的自由主义范式下传媒的公民所需之充分信息的提供者、作为公众的代言人以及监察政府的看门狗的三大角色在不同的民主理念之下也就有了不同的生发，具体表现可见于下表：
媒体的信息提供者角色存在于所有的民主理论中。但在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有助于公共决策的信息只为精英所需，大众只需要精英宣传的信息；在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中，大众基于其理解能力的有限性需要传媒提供“适当”的信息，以便于其知情并进一步的民主参与；在参与民主理论中，大众首先需要知情的是社区和基层的充分的信息，并逐步知情公共领域的信息。比较而言，参与民主理论比其他理论更加强调媒体的信息角色。
宽泛地说，民主体系越直接，媒体承担代表使命的需要就越少。公民参与决策过程越直接，就越能够提出自己的言论而不需要代表(媒体)的代言。这一点在参与民主理论中最为突出。以古典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为基础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和多元主义民主理论无疑都认同媒体的代言角色，但前者更侧重于精英代言，后者更强调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言，二者都不认同古典的公共利益代言的理念(新多元主义者和参与民主理论家们拒绝古典的对于市场的绝对信仰，并不认为自由的竞争的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反过来保障言论自由。他们要求支持某种形式的国家对于媒体的规范和专业责任的规范的有机结合，以确保充分的代表)。
在看门狗角色问题上，各个理论的不同比较复杂。现在清楚的是，在古典自由主义的模式中，一个看门狗角色是有必要的，当国家及其相应的决策精英们没有人民控制地放纵的时候。对于精英主义民主理论来说，看门狗角色可能是媒体的主要角色，尽管，现代的精英主义者们也担心媒体已经变得太过有力量，会对领导的质量带来潜在的破坏性后果。多元主义(特别是新多元主义)看到了：媒体自身作为政治精英的一部分或者作为商业机构的一种，也会成为威胁民主的一种力量，于是一定程度上的国家干预和媒体规范似有必要。显然，达尔和新多元主义对于国家媒体关系结构的理解比较古典自由主义更加复杂。
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既面临着传媒日趋明显的“重商主义”的威胁，也面临着公众民主参与热情降低等种种问题；而民主理论的发展也正是针对各种威胁与问题的回应，期间相伴的是对于消除威胁和解决问题的设计和理解中对于传媒角色的重新解释和定位。各种不同的民主理论差异明显，对于传媒的需要也各异，但都没有对古典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完全背离，而只是不同方向的修正。
注释：
①④C.Edwin Baker,Media,Markets,and Democrac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25; p.126.
②石元康：《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57页。
③David Held,Models of Democracy,2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6.
⑤John Street.Mass Media Politics and Democracy.New York:Palgrave,2001,p.252.
⑥Margaret Scannell and Holli Semetko,The Media,Journalism and Democracy,Aldershot,Burlington,YT:Ashgate Dartmouth,c200,p.6.
⑦程金福：《西方传媒与民主理论述评》，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⑧⑨⑩(15)Schumpeter,J.,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London:Allen and Unwin,1976,p.264; p.250; p.284; p.283.
(11)(14)C.Edwin Baker.p.132; p.134.
(12)(13)Margaret Scannell and Holli Semetko,p.6; p.8.
(16)Bended Knee,The Press and the Reagan Presidency.New York:Farrar,Straus,and Giroux,1988,pp.54-76.
(17)Schumpeter,J.p.269.
(18)(20)(21)Dahl,R.A,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1956,p.6; p.3; p.133.
(19)David Held,Models of Democracy,2d,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01.
(22)[美]罗伯特·A.达尔：《多头政体——参与与反对》，谭君久、刘惠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23)(24)[美]罗伯特·A.达尔：《论民主》，李柏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05页；第105—106页。
(25)John Dewa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Now York:H.Holt,1927,p.209.
(26)Hannah Arendt,On Revolution,Harmondsworth:Penguin,1973.
(27)(28)[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377—406页；第3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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