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59(2002)01-0076-08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断代的概念。历史本来没有断代，它是人类活动及其与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人类、时间和空间都是恒在的，因此，所有古代、近代、现代的区别都是历史学家依据某种主观的标准，为了强调某种时代因素或社会特征的重要，也为了研究的便利，而划分的一个历史阶段。
中国近代史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不少西方学者采用的方法，主张明代中叶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标志中国近代化的开始，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据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来华是1598年；第二次是1602年，这次住了十年。其后又有不少人来华。这类事情某种意义上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性质，然而是否可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仍需讨论。第二种方法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多数中国学者采纳这个看法。
例如，吕思勉1926年所写的《中国近代史讲义》，把中国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从史前到秦统一；第二，从秦至欧人东来，亦即上文所说的明代中期。政治上指1516年葡萄牙人到广东，1535年占澳门；文化上则指1598年利马窦来华传教。第三，欧人东来之后，即明代中期以来，是为近代。他认为，中国近代可分做两个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戊戌，二是戊戌以后。第一个阶段是外力压迫之时代，第二个阶段是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之时代。同时，他承认鸦片战争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分界，“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注：《中国近代史讲义》，《吕著中国近代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3页。），在后来的其他著作中，他还说过：“鸦片战争是近世史上中西冲突的第一件事”。（注：《中国近世史前编》，同上书，第175页。）从1943年上溯100年，“为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五口通商之明岁。此百年中，为中国历史变动极剧烈之时代”。（注：《中国近百年史概说》，同上书，第239页。）吕思勉强调了中西文化会通的意义，点明了其中存在的冲击反应关系，肯定了鸦片战争的历史标志作用。
1938年5至6月，蒋廷黻写了《中国近代史大纲》，时间跨度是从鸦片战争到1926年。该书构思于抗战以前，原拟花10年功夫写到抗战。他认为，近代中国所以失败，一是由于科学不如人，二是没有工业化，三是大一统下面缺乏竞争性、民族心和爱国心。所以，近百年的中国只有一个问题，即能否近代化。这个视域体现了他的外交家的政治眼光，也是一种深刻的史学见地。60多年后有人不无抬高地评价说：“他大半生试图创造历史，却没有留下多少值得一提的政治功绩，而无意间写下的《中国近代史大纲》，却成就了他做司马迁的梦想。”（注：许纪霖：《瓷器店里的猛牛》，《读书》2000年第8期。）
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也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该书初稿写于1930年秋天，1932年完成，1933-1936年曾三次修改。
此外，1958年出版的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62年出版的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四册，和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第四册，都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起点。
以鸦片战争为近代史开端的另一个学术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论著中，毛泽东提出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判断近代社会的依据。他认为，有史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的变化。近代就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包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关于近代史的内容，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两个过程的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50年代史学界基本接受了毛泽东的上述看法。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下限也有不同说法，毛泽东关于区分新旧民主革命阶段的论点是造成分歧的依据。
毛泽东认为，近代社会的各种矛盾之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最主要的矛盾”。近代社会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造成了“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4页。）他指出，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自从五四运动以后，它就不再是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革命发生转变的呢？毛泽东认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同上书，第628页。）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已经走向崩溃；苏俄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为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而斗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日益觉醒，并且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所以，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都属于新式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都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就中国的内部条件而言，五四运动以来也有新的时代因素，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不再是资产阶级，而属于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了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革命的政治势力拥有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等等。
在以上论述中，出现了近代、现代、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后来由此演绎，形成了以五四区分近代史、现代史和旧民主主义革命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学术框架。
40年代延安出版的《中国现代史》，1950年3月出版的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1962年出版的李新等人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等，都是从五四开始的。早在1945年，范文澜在延安就着手写中国近代史，原打算把1840-1949年分为新旧民主革命上下两编。后来只从鸦片战争写到义和团运动，1947年9月由华北新华书店翻印出版。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以五四为分界。
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具有突出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了1919-1949年的三十年党史。它圆满贯彻了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的理论观点，按照联共（布）党史颂扬列宁斯大林的写法全面肯定了毛泽东的党的正确路线代表者的地位，提出了四个阶段的党史分期意见(1921-1927,1927-1937,1937-1945,1945-1949)。这本书成为相当长的时期内所有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现代史著作的范本。1952年8月，胡华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十一版所写的后记中说：“尤其是去年6月以来，胡乔木同志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和《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卷的先后出版，使本书的修订更加有了依据。”（注：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69页。）
对于以五四划分近、现代史的主流做法，学术界还是有不同看法的。
1955年，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再版。他在《九版说明》中指出，“因为近代史与现代史已有明确的分期”，所以本书改称“《中国近代史》上册”。范同时强调：“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迄全国解放以前，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这里是在含蓄地坚持近现代社会性质的一致性。1959年8月，李新等人在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明确主张划分通史的依据是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所以，“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称为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可称为现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是近代史的一部分”，称为现代史是个“比较合乎习惯但却不合乎科学的名称”。（注：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页。）
上述中国近现代史的分期方法中，包含着几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一，能否把明代中期西方传教士来华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应该说总体上依据不足。那时传教士主要是传教，传教活动具有文化交流的性质，可是基督教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基督教产生于古代，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合法宗教，所以并非社会形态的主要标志。如果说异文化交流，那么汉唐之际佛教的传入影响远甚于此。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化交流，而是为了取得倾销鸦片的权力。就历史影响而言，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不取决于是否有基督教流入，而决定于打破了闭关锁国，建立了比较确定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交换关系，通过除了鸦片之外的日渐扩大的贸易，造成了与资本主义的直接交流。同时，由于外力的打击和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屈辱地位，也刺激了内部的反应，史无前例地积累和调集了本身的能量，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这些方面的重要变化，都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标志性开端，应该可以成立。
第二，近代中国的“两个过程”是否就等于近代史的内容？建国初期史学界曾经讨论过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主流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提出的“两个过程”的论断，原则上表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所以，毛泽东强调的近现代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即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自然成为近现代史的主要线索。几十年来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有关上述历史事件的成果非常丰富，深化了人们对近代中国革命的认识。文革结束以后史学界对近代史的线索问题进行了反思，有关研究成果也对近代史的内容有所拓展。可是应当承认当初以两个过程论规范近代史，至少在指导思想上具有很大局限性。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论，是在讨论近代革命运动的时候提出来的，其主旨是阐明帝国主义的侵略必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它概括了近代革命运动的本质，并未直接规定近代史的内容。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曾号召对近百年来的历史先做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专门研究，再作综合的研究。可惜人们为了强调阶级斗争观点而把毛泽东的这个意见疏忽了。现在看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化，或者说把中国强制纳入了不平等条约体系，因此，反对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是近代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不是全部。
第三，毛泽东所说的“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可否理解为近代史和现代史？毛泽东所讲的近代是指近时代，即与古代相比稍近一些时候的；现代是指现时代，或者叫当前时候的，究其语意并不能解释为近代史和现代史。例如，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所说的“现代中国的”，实际上是指鲁迅当时所处的时代，并不能理解为现代史上的孔夫子。因此，不能把毛泽东所说的“伟大的近代的和现代的”作为严格的历史学断代概念。
第四，毛泽东区分新旧民主革命的理论可否作为区分近代史和现代史的依据？笔者认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本质上是一种领导权理论。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任务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新旧民主革命并没有重大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联系，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充当革命领导者，和革命成功以后必须向社会主义转变。这是一种政治理论而非史学理论。依据这一理论，革命的指导者可以把中国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种性质的革命，但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却不应照此类推，把近代110年分为两段。
在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把专史的分期方法和通史的分期方法区别开来。在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共党史等专史的时候，过去的近现代史分期仍有参考价值。作为断代史，也可以把近现代史分别纳入清史和民国史。但是，作为通史，应该考虑有一个新的分期方法。
笔者主张，把近代110年分为五个阶段，即1840-1861；1861-1894；1894-1912；1912-1927；1927-1949。
1840年至1861年是第一个阶段，这是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激烈冲突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中西冲突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肮脏的鸦片贸易攫取中国的财富，甚至通过战争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体现了资本主义扩张和极端民族主义的血腥性质。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妄自尊大的政治传统和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体系，满清政府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闭关自守又根本背离时代潮流。鸦片泛滥的最根本原因是满清政权的腐败。在遭受了两次鸦片战争的严重打击之后，满清政府至少已经开始认识到必须面对世界，必须学习西方的科技。因此，1861年有明显的标志性意义。这一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奕忻奏请设立同文馆以培养翻译人才，冯桂芬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术”的主张。这一切标志着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起步。
1861年至1894年是第二阶段，这是洋务运动最见成效，也是清政府自强自救的阶段。通过洋务派的艰难实践，中国的物质技术水平和军事实力有了长足的发展，达到了和日本大致不相上下的程度。令人遗憾的是，甲午一役，竟至空前溃败，丧权辱国，史无前例。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的政治基础空前削弱。三十多年的努力顷刻瓦解，付诸东流，不能不使人们怀疑这个国家、这个制度是否有能力应付时局。
1894年至1912年是第三阶段，这是清政权由于内部改革派政治维新失败而被辛亥革命推翻的阶段。甲午溃败使传统政治秩序发生危机，大批科举知识分子奋起救亡图存，庶人不准议政的教条被打破。知识分子和光绪帝、改革派官员相结合，企图通过变法维新力挽狂澜。但是，维新派改革科举的主张可能堵死知识分子读书做官的道路，变官制裁衙门的计划将使大批无所事事的官员失去权位，而维新派全力拥戴光绪帝变法图强的结果必然会让权欲极盛的西太后真正远离权力中心。戊戌变法时期表现出来的是新旧之争、帝后之争、满汉之争，而骨子里的矛盾只是个人利益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戊戌政变表明，传统政治制度的根本弊端，在于无法灵敏地表达国家整体利益的需要，无法避免由于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而引起的冲突乃至选择不当；无法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刻实施正确决策，集中意志，凝聚民心。戊戌政变打掉的不仅是变法运动，还有民众的政治热情，清政权的政治信用和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心理障碍。利用义和团来打击各国在废除光绪帝问题上的不合作，是西太后实行的最为祸国殃民的政策。固然应当谴责八国联军之役的帝国主义侵略，但是满清政权的昏庸愚蠢肯定是引起这场灾难的主因。走到《辛丑条约》这一步，无论是从社会心理上，还是从社会革命的政治逻辑上，满清政权的覆灭都已无法避免了。辛亥革命是近代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民族民主革命。
1912年至1927年是第四阶段，这是革命党人创建民国但由北洋军阀接管统治的时期。民国的建立是近代社会的重大转折。它打破了数千年来的传统君主世袭制度，成为走出王朝循环的周期性历史怪圈的起点。出现两次短命的复辟、短暂的军阀专权和混乱是必然的，因为传统过于强大的规范力失去以后，新的社会规范有一个建立和调适的过程。同时，民主革命与民主共和的实现，在当时更多地体现为近代知识阶级思想革命的成就，而缺少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经济法则和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经验作基础。十月革命使近代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成为俄国的现实，它的传入，使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增加了新的目标，也发现了新的政治力量。革命民主力量与北洋军阀的矛盾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国共两党合作的国民革命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而工农革命的高涨又是造成统一战线破裂的重要因素。
1927年至1949年是第五阶段，这是国民党人取代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国共两党的矛盾和中日民族矛盾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矛盾。国民党人按照自己的政治蓝图建立了五权宪法的国家制度，确立了反对工农阶级斗争的统治秩序和三民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和共产党人进行了十年内战。经济上，它继清末新政之后再次兴起了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运动。这个运动内受政治分裂、外受日本侵略的制约，因此建立起来的现代物质基础十分有限。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民族解放战争。国民党人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无法实现必要的社会公正和有效的社会动员，它的结局只能被共产党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推翻。
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线索基本如此。按照这个分期方法来叙述，近代史应该有新的面貌。
首先，它将打破长期以来把近代史110年分割为近现代两块的习惯，而形成一个上下贯通的历史流程。这样形成一个稍长时段的范畴之后，就会更有利于认识某些形式上不同而实际性质相近的事物。比如，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和国民党政权的经济建设，其国家投入的程度、资本的构成、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民营企业的比重、政府的调控手段与政策，可能有差异，但是本质上都是国家主导型的现代化运动，研究它们的实际内容与效果，有非常深刻的借鉴意义。还要强调，即使再过几十年几百年，近代110年史仍然有独立成篇的价值，因为这是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接轨的磨合期，也是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空前转折。其次，它将使我们摆脱过去基本上以近代历史事件为纽带的叙事体系，而转到以国家政权为轴心，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法律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框架为对象的叙事体系。于是，才能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能够体现近代社会与世界大势整体对接的解释体系。
近代史分期的调整，不仅是叙事体系的更换，还包含历史观念更新的内容。长期以来，我们的近代史研究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包括建国前的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建国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体系形成时期、极左路线统治的十年文革时期、八十年代的拨乱反正时期以及九十年代以来的进一步改革开放时期。因此，会有一些特定环境下的积极的思想因素影响我们的历史观念，也有许多非历史主义的思想意识需要我们清理。也许可以说，近代史是历史学各学科中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领域。对近代史上的很多事物，研究人员常常有意无意地带着某种固定化程式化的学术理念。有人在批评某些问题上早已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的话语，其实不仅是话语，其背后还有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的思想观念。需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培育健康开放的近代史史学观念方面下功夫。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要科学地理解过去的许多经典论述。
比如，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就是一个起源于经典理论的、长期以来被普遍接受的结论，但是在近代史史学领域里，这个定论可不可以讨论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来自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思想。在1919年11月《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0年6月《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1920年7月《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同月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中，列宁提出了殖民地、附属国、落后国家、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半殖民地等等概念，并且明确指出，波斯、土尔其、中国等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页。）列宁关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看法，很快被中共中央接受。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中国人民由于民主派运动的失败，仍然陷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统治下的痛苦生活，“名为共和国家，实际上仍旧由军阀掌握政权，”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2页。）7月的中共二大指出，目前世界资产阶级，“又企图劫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劳力，来弥补他们在大战中的损失”（注：《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C.P.C”的决议案》，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494页。），由此，帝国主义必将发生新的冲突，最后导致下次战争。大会指出，中国处于封建军阀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同上书，第496页。），所以无产阶级的职志，就是组织民主联合战线，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1923年4月，陈独秀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时期“革旧制”、“兴实业”、“抗强邻”的口号，“明明白白是半殖民地之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口号”。（注：《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一），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同年7月中共三大提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为中心工作，以解除内外压迫”。（注：《关于国民革命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2册，第530页。）关于半封建的论断则相对晚一些。1927年11月，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一文中，肯定中国农村的土地关系是一种“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他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没有发展工业的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资本家地主对于工农的剥削日益加重，生产状况显然退化，尤其因为豪绅资本家的榨取利钱不能在发展工业方面去图谋，于是他们都只在竭力加重对于土地的剥削，买田买地，加租加税，——半封建式的土地关系不但不能废除，反而更加厉害。”（注：《关于国民革命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83页。）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瞿秋白认定当时中国农村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土地租赁关系不是封建性的，而是半封建性的呢？因为他把当时农村地主阶级看成是中国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结合。他对资产阶级下了这样一个判断：“中国资产阶级，因为工业的不发达，自己大半和土地的剥削相关联，自己大半就剥削农民的重利资本，自己大半要依靠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注：《关于国民革命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册，第283页。）1928年7月的中共六大《政治决议案》肯定了农村半封建土地关系的提法，指出，农村中“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半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中国底农民（小私有者）要将土地制度之中的一切半封建束缚完全摧毁”。
毛泽东对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问题作了全面的概括。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差不多一百年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而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又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8-129页。）次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又提到了半封建经济的问题。他说，中国经济的不平衡就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他对半封建经济有新的解释，即“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和普遍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2页。）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肯定，现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19页。）这是明确地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统一的定义描述中国社会的特点。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系统论述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他从十个方面指出了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并且概括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六个特点。
以上关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典论述，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关于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述，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思想，及时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中国革命的纲领。党的二大关于反帝反封建革命目标的提出，是近代民族解放运动新阶段的伟大界碑。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会的界定，是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需要有机结合的体现，也是推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定义并且形成系统解释，有一个过程，它也标志着共产党人政治上理论上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列宁提出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国家，还只是针对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剥削、在国际上没有独立平等的地位这个最基本的国家关系来说的。1922年中共中央文件所说的“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半独立国家”表达了列宁的意思。同时，党的二大宣言详细列举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量事实，包括夺取中国的领土、口岸，建立势力范围，投资铁路、航运、邮电等事业，掠夺海关，输入商品，勒索战争赔款，资本输入，控制中国的政治、舆论，领事裁判权，宗教侵略等等。这是运用列宁的思想观察社会实际的开始。毛泽东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的十点看法和六个特点，是这个问题上的系统成果。当然，共产党人的摸索过程也难免曲折性。比如，把地主阶级看成是与资产阶级的结合，是“半封建”势力；把地主与农民的土地租赁关系看成是半封建的土地关系，尽管当时并未对农村土地革命发生消极影响（三十年代苏区土地斗争的错误倾向是“左”，例如王明博古时期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尽管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具有通过地主投资新式经济产生，或者城市资产阶级有购买土地、投资农业的许多实例，但是这个论点理论上具有含混性，政策的运作上也缺乏明确的界定性。土地改革中反复出现侵犯工商业者的利益，与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模糊认识不能说毫无关系。经过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教育之后，才在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中，形成了有区别地保护工商业者兼地主和地主兼工商业的资本主义企业、财产，而没受其封建性土地财产的方针政策。
第三，毛泽东关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具有中国革命的纲领性的意义。这个论断的价值取向，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向着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目标前进。因此，这个论断所定义的对象，是最能概括近代社会所以引发民族民主革命的本质性内容。所以，它的着眼点，不是各种时代因素作用下近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向前发展的内容，而是近代社会必须消除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弊端。应当承认，我们今天根据历史学的要求认识近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与此是有差异的。除了揭示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一切陈腐内容以外，我们还应该仔细地分析近代社会的一切向前进步的内容及其各种时代因素，恰如其分地肯定它们。
第四，由于毛泽东着眼于民主革命的政治动员，因此，他关于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论断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切合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生产关系阻碍现代化这两个基本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某些分析也留下了一些讨论余地。例如，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造成了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阶级和商业高利贷阶级，以便剥削其广大的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同上书，第592页。）在近代，尤其在国民党时期，中国确实有一个具有相当覆盖面的金融网，包括国家银行系统、私人银行钱庄系统、民间市面的和地下的借贷系统等等，但是这些并不是帝国主义造成并直接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政府的银行机构更不是帝国主义的买办金融机构。在那些穷乡僻壤通过金融方式剥削农民的既不会是帝国主义银行，也不会是国民党政府的国家银行，甚至不会是金融资本家的私人银行钱庄。他们不会把贷款像发救济一样地借给穷苦农民。剥削这些穷苦农民的只能是农村地主富农的高利贷，而高利贷剥削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剥削方式。例如，毛泽东说：“为了造成中国军阀混战和镇压中国人民，帝国主义列强供给中国反动政府以大量的军火和大批的军事顾问。”（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同上书，第592页。）应当看到，抗战时期西方，主要是美国提供的援助是有利于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例如，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了文化侵略，他们“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同上书，第593页。）近代帝国主义确实对中国实行了文化侵略，但是近代西方在中国所办的医院、学校等等是否直接等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是否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幅“血迹斑斑的图画”？在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历史关头，在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屡仆屡起的危难时刻，毛泽东有上述种种认识是正常的正当的也是正确的，非如此不足以万众一心，目标一致，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从学术上而不是从政治动员的需要上来分析这些问题。
第五，笔者主张开展对近代社会性质问题的学术讨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学术限定。所谓半殖民地，其本质意义，应该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依据这些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各种特权与利益。有些社会现象和事物就不能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直接挂钩。比如，近代国门打开以后，各国民间外商外资来华投资、民间团体私人来华举办各种事业，不能作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征。比如，一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当局与西方国家发生关系，不能简单地看成帝国主义与代理人的关系，而需要具体分析。比如，中国社会传统性的贫穷落后，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看成由于帝国主义侵略，而作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基本特征。
第六，近代历史发展的实际，有许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概念所不能表达的内容。就近代110年而言，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签订是半殖民地化的顶点，而辛亥革命则是近代社会的伟大转折。就不平等条约特权而言，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通过修约运动获得关税主权，40年代领事裁判权的最后废除，是近代中国的历史进步，是近代国家主权重归完整的标志。另外，近代中国还有持续不断的文化革新运动、经济现代化运动、科教救国运动等等。所谓半封建，按照毛泽东的定义，是指社会经济形态中自然经济的基础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已被破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了一定发展。这些东西，正是传统社会中的新质，是需要不断发扬，不断扶植，以推动社会继续转变的因素。作为近代史，除了揭示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平等条约的祸害、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自然经济的落后以外，我们还要分析近代社会的变动，它不断走向进步的内容及其历史因素。
综合以上看法，如何衡量近代社会呢？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受帝国主义侵略和不平等条约束缚而半殖民地化，自然经济加快解体，交通便捷地区尤其是沿海沿江局部地区现代经济发展，并且缓慢地带动其他地区向资本主义过渡，缓慢地发生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
这就是我对近代社会的看法。在中国近代史上，值得认真思考和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我们的责任，是写出一部更加全面、客观、详实的近代史。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为此，需要继承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一切优良精神遗产，也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思维，丰富自己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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