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历史境遇
张小丽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太原 030006)
摘 要：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置，始于1930年6月女师大研究所教育学组。1931年7月，北平女师大并入北平师大后，研究所扩为研究院，教育学组改为教育科学门。1932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整理”师大，研究院改为教育研究所。1934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根据《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训令北师大停办教育研究所。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统制”逐步加强的背景下，综合北平师大的无解的经费状况，20世纪30年代教育学科的困境，以及北师大偏弱的政治影响等各种因素，师大教育研究所停办有其必然性。国立北平师大教育研究机构从创办到停办的4年，充满了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外在政治、文化、经济条件的矛盾，是教育研究机构与现实经济、政治、人事纠葛的反映，也是教育研究及教育学科体制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门；教育研究所；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
近些年来，随着近代学术体制化研究的展开，现代大学及其附设研究机构作为学术体制的主要内容、作为学人存在的基本空间，为左玉河、陈以爱、刘龙心、陈时伟、范铁权等学者所关注。教育学界，以肖朗教授为代表的教育学术史研究团队亦对近代国立大学教育研究机构有所涉及，瞩目于国立中山大学教育学研究所、国立中央大学的教育研究所的研究作为，对抗战期间的师范研究所亦有梳理。作为教育学科史的研究者，阅读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相关研究作品时会下意识地寻找教育学科的位置角色，思考教育学科体制的建立、转型问题，涉及教育学科的相关问题会不自觉地辩驳、印证。不管是近代学术体制化的研究，还是涉及教育研究机构的成果，对20世纪30年代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从开办到停办4年皆很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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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重要自戊戌至今无人否认，而“教育之学”却历史短，学术根基未牢。由此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清末以来教育极受朝野重视，各时期报章杂志讨论教育改革的文章极多，“教育研究”好似盛况空前；另一方面，“教育学”“教育研究”在中国的命运跌宕起伏，教育研究机构更是寥若晨星。实际上，围绕教育学科的争议从它进入高等教育体系之日就未曾断过。1931年5月，一直倡导“学术独立”的陈寅恪先生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对当时中国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一一作了评论，对教育学的观感是“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1]。教育学科在学者眼中“不独立”的形象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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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置，自1930年6月女师大研究所教育学组始，至1934年7月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终，存在4年时间。这4年，恰好处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统制”逐步加强、学界对于教育学科的学术性的质疑加深、师范大学制度存废论争的漩涡中。北师大的书生为保存师范大学“研究高深教育学术”的“生命线”，左右支绌，结局仍未免于停办。用现在的眼光看，在朝野大力提倡各科研究所、研究院的20世纪30年代，全国唯一的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所的命运令人唏嘘。从获得教育学科体制发展的中国经验考虑，剖析北师大教育研究机构这4年的境遇是一个切入教育学科体制中国历程的绝佳角度。
一、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的渊源
导师方面，先后聘有7人，均系留学美国出身，具有博士学位者5人，硕士学位者2人。李建勋担任教育行政方向导师，周学章担任教育测验与实验方向导师，邱椿担任教育哲学方向导师，杨亮功担任教材与教法方向导师。课程方面，开设教育研究法、教育测验、教育实验、高等教育统计四门必修科目，开设学务调查、高等教育心理、课程论、教育哲学四门选修科目。除四门必修科外，每人须选修两科。学生除论文及格外，须修满16～18学分才能毕业，研究时间为一至三年。至于毕业后授予学位问题，在教育部学位法尚未颁布之前，发给毕业证书。
北师大的教育研究机构始于什么时候？1922年，黄公觉在北高师第一届教育研究科学生毕业典礼上曾宣称“中国各大学专门学校，迄无研究科之设，有之，自北高始。”[3]据此，有研究称北高师教育研究科“这是我国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开始”[4]63-64。这种说法并不合适。北高师教育研究科是为了与大学学制年限平齐，为四年制的高师毕业生所设，毕业授予教育学士学位。也就是说，教育研究科相当于大学本科三、四年级。之后北师大研究所在回顾本部门历史时，并不以教育研究科为起点；而北师大教育系则会追溯教育研究科的始终。[5]57黎锦熙在《研究所略史》一文中，明确将北师大研究机构的历史追溯至1930年6月成立的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之后承北平师大而来的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溯源时，亦以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为始。[6]6
实际上，1929年8月，邱椿主持国立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教育学系时期，即有意设立教育研究所。“如果经费充裕，拟仿照广东中山大学的办法，设立教育研究所，为全国教育搜讨之中心。”[7]只是时局变动，经费依然无着而未及实施。
(一)女师院研究所教育学组
1930年3月，当时的国立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院务会议议决以停办预科所省经费创设研究所，设工具之学、语言文字学、史学、地学、哲学、教育学等八组。以“提高本院毕业生之程度及增进对于学术界教育界之贡献”为宗旨，主要针对女子中学毕业程度较低，实际是变相延长大学年限，以提高女师大毕业生的程度增进女师大在学术界教育界的地位。5月，由院长徐炳昶聘定国文系主任教授黎锦熙、教授高步瀛，史地系主任王桐龄，外国文系主任王文培，教育系主任杨荫庆为研究所委员会委员。所址设在石驸马大街涭水河(现为受水河)旧旗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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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师院呈请备案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并不支持女师院设立研究所。教育部建议女师院考虑现时经费及教育情形，“应先从质量上力谋充实”，指令重加考虑。针对教育部指令，女师院呈文陈述设置研究所缘由，请予备案。适逢有男女师大合并之议，遂于1931年1月26日在教育部暂行备案。[8]
研究所教育学组的负责人应为杨荫庆，导师主要有田培林、李建勋等。在《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研究所分组研究细则》中列教育学组，据研究内容有以下分类：“目的及原理，学制，学校，课程，教学法，学生生活，关于儿童的研究(儿童的风俗调查附)，译述等”[8]。1931年7月并入北师大之前，相对于其他组，教育学组实际进行的工作并不多。主要有以下几项：导师田培林主持的中国学制变迁史研究，以及研究生吕云章主持的先秦教育思想研究。另有李建勋指导的教育系四年级学生毕业论文《师范学校训育问题》及《中学教师服务之状况》。这些成果1932年6月编入教育科学门专刊，由师大出版课发行。[8]
(二)北师大研究院教育科学门
1931年7月1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合组成立，原女师院研究所改称研究院，内分教育科学门和历史科学门。院址设在广安门内，系学校向实业部北平国货陈列馆承租，共计楼房303间，平房89间。[5]225
研究院的教育科学门由李建勋负责。《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教育科学门章程》称，“本门以研究高深教育学术，藉资改进中国教育为宗旨”。李建勋在《师大研究院教育科学门一年之经过及今后之改进》一文中提到，1931年9月成立的教育科学门，目的在养成学生独立研究教育实际问题之能力，毕业后，无论在教育行政机关或各级学校服务，均能作研究及实验工作，以谋教育效率之增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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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门入学资格分三类：其一，国立、省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毕业生，可经入学考试考取。入学考试科目为国文、英文、教育心理、教育统计、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其二，北师大本校教育系毕业生，成绩总平均分在70分以上，教育统计、教育心理、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四科平均在75分以上者，可免考入学。其三，北师大教育系之外的其他系毕业生，志愿研究中小学教材及教法，平均成绩在70分以上，本系主科及教育必修科平均俱在75分以上者，可免考入学，但须补习教育统计及教育哲学。[8]1931年第一届招收了20名研究生，其中男生13人，女生7人。除两名来自燕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外，其余18人皆为北师大毕业生。有14人为教育系毕业生，6人为非教育系毕业生。至1932年2月，休学5人。
大学设研究机构，在制度设计层面，从壬寅学制就有相关规定。壬寅学制设计，大学堂以上有“大学院”；癸卯学制将大学院改名为“通儒院”；壬子癸丑学制又将通儒院改为大学院。20世纪20年代，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学校开始创办“国学”为名的研究院，将此机构从制度设计付诸实践。20年代前后，随着以学术引进为主阶段的结束，要求在国内普遍设立研究机构，开展自由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共识。[2]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之后，改大学院为研究院，“为大学毕业生而设，年限不定”。大学院非常鼓励国立各大学设立各科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1930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国立各大学酌设研究所，推广科学研究。
教育科学门成立后，功能主要侧重“培养学生的研究知识与技能”。对于“研究教育实际问题，以求适当之解决”方面，李建勋曾计划开展“中小学各科一贯的教材”及“全国教育经费”等方面的研究，[9]但限于经费，实际上没有余力专聘研究讲座从事上述研究。据李建勋总结，教育科学门开设一年多后，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生问题，二是经费问题。
研究生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生兼职，导师们认为研究生并没有认识到研究院的性质，多数一边兼职，一边在研究院挂名，缺乏主动研究。最初享受津贴的8名研究生，因在外兼课影响研究工作停止津贴5人，仅有3人始终遵照规章坚持。研究生兼课较为普遍，甚至兼课地点不限于北平。当时在读的田佩之便在天津民众教育专科学校兼教育课，每周在天津住两天。[10]二是非教育系毕业的研究生教育统计等教育基本科目基础较差，导师进行相关课程讲授时颇感困难，学生也因不了解而缺乏学习兴趣。非教育系毕业的研究生6人中有5人因此休学。据此种种，第一年招收的20名研究生，因畏难或别的原因休学、退学者约三分之一，计划两年以上完成研究工作的二分之一，一年毕业的仅有3人。
步骤3 为不失一般性，对定标信号进行每隔两个抽取一个，共抽取2 000帧信号，利用式(3)和式(4)计算该2 000帧的幅度和相位误差值，并计算幅度和相位误差的平均值和
1932年7月26号，报载朱家骅对“整顿”师大的说明是，“至于师范大学，约有学生1 000人，本为造就中学师资之目的，然按诸现在内容，竟与普通大学无异，颇患名实不副之病”[18]。命令北师大1932年停止招生。命令下达后，师大毕业同学会、学生自治会、全体教授皆致电各界据理力争，要求取消原令；新上任的校长李蒸赴南京“设法斡旋”，表示“务期争得正义”。[4]88教育部仅允许北师大自行拟订切实整理方案，核定施行，但招生事则“碍难通融”。8月初，李蒸回校传达了教育部的意思，按照教育部的意旨对北师大进行“整理”。1942年3月，朱家骅在致陈立夫的信中讨论师范教育问题时，曾提到1932年对师大的整理意旨，“其时北平师大一切办法，与各大学竞同，适值易长，李云亭校长赴任之际，弟曾一再详告整理该校计划，嘱其保持师大特质，限制所设科系，使与中学课程相适合，而其程度必须与北大文理学院相等”[19]。
1931—1934年，教育研究所只在1931年、1933年招考了两届研究生。1931年招生20人，1933年秋招生8人。1932年北师大被勒令停止招生，研究生也随之停招。加之研究所房屋被占、经费积欠等问题，教育研究所能坚持研究，已属不易。1932年8月之后，经费问题稍事缓解，研究所马上展开教材研究及教育调查工作。据1934年的研究所教职员录，教育研究所有主任导师4人，导师6人，助教1人，纂辑员22人，助理7人，研究员2人，管理员1人，书记6人，共有教职员50人。其中纂辑员、助理、书记等大半都是1932年8月以后到任的。[5]260-263这些迹象都显示，教育研究所正在按部就班展开研究。教育部似乎并不愿多假时日，之前的经费设备问题、研究生的数量问题，教职员的数量问题，均成为教育部勒令停办研究所的理由。
二、1932年“整理”声中的教育研究所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随着政局的变换，教育制度朝令夕改，北京高等教育格局经历了数次变动，各校校名迭易，学潮频起。就院系设置来说，经历了将近十年的高等院校扩张，据教育部统计，1931年北平有公私立大学及独立学院12校，分30余学院，130余学系，院系重叠严重。[14]各界公认“北京教育界的内幕复杂纷乱，本来是历届教育当局所最感头痛的问题。就事实上说，也早有根本整顿之必要”[15]。问题在于，怎么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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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32年“整理”师大事件
1932年上半年，北师大的校长问题闹得沸沸扬扬。1932年5月师大校长徐炳昶辞职。师大学生自治会拒绝国民政府任命李建勋为校长，指定由易培基、经亨颐、张乃燕三人之一担任，并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如不依从便立即罢课全体赴南京坐索校长。[13]同时中央大学为经费、校长事请愿要求撤换教育部长，驱逐教授，殴打新任校长，闹得如火如荼。一时间，北平的师大和南京的中大，成为高等教育界崩溃的象征，校长一席几乎无人敢就。[16]朱家骅向来主张对学潮绝不姑息，同时特别重视革除高等教育弊病，认为当下的大学毕业生并不是国家真正需要的人才，高等教育要向苏俄学习“厘定一个适当的整个的精密的计划”[17]。1932年7月22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提议的“整顿教育令”。学潮闹得最凶的中央大学、青岛大学、北平大学、师范大学分别以“整顿”为名被勒令解散或停止招生。就此拉开了整顿全国高等教育的序幕。
经费方面，“研究所每月经费五千元，且不独立，现只设历史科学门及教育科学门，发展颇感困难。”[11]虽然在师大校务会议上通过研究院经费每月5 000元，分配给教育科学门每月2 000元，每年应支24 000元，但实际支取不到一半，仅10 600元。原因一是经费本就未足额发放；再者，研究院并不像师大附属中小学一样独立编制预算。以致每月经费到账时，仅能支发教职员薪俸及研究生津贴，设备及调查等费用几乎等于没有。同样限于经费，没有能力聘请专门的研究人员。为此，1932年春，李建勋曾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求拨款资助，但因为庚款停付未能如愿。[9]
李蒸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整理计划书》中，领会了朱家骅的意旨。针对教育部所提出的问题，一方面进行适当的辩解，另一方面自我检讨，表示整理改进。整理的原则为，按照教育部予师大培养中等教育师资的定位，充分表现“师大之特性”，即师大之组织、课程、训育、教法等，必须与其他大学，显有不同。[20]
2001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1］135，第一次明确使用政治文明这一概念。之后，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2］2416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并对政治文明的实现途径和根本要求做了深入的阐述，把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发展目标和价值取向。
(二)研究院的“整理”
朱家骅对师大教育学系有特别关注，要求“特别改进教育系”，“使全校学生均有完善之教学训练”， 并创设同样服务于教学训练的教育学研究所。[19]基于北师大培养中等教育师资的定位，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张取消师大的研究院，以有限的经费充实大学本部。李蒸与师大教职员几度商讨，皆认为师大必须为毕业生设置一个继续深造的机构；并且当时其他国立大学正开始创设研究院，师大既已有研究院便力争保留。师大教授汪震认为教育研究所不但不应取消，还应“扩充教育研究院。师范大学现有教育研究院，我们认为不够，必须扩充。师范大学应当有一个研究院解答中国一切教育上的问题。师范大学应当制造教育学理”[21]。于是对研究院的整理，一方面遵从教育部意旨，裁减经费，一方面顾虑外界批评，缩小范围，集中精力，专门研究教育问题。
术前遵循损伤控制理论［8］，评估患者伤情，纠正缺氧、凝血功能紊乱、体温过低、酸中毒等危及生命的合并症，待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全身情况允许时行急诊手术。采取硬膜外或全身麻醉，取创面处5个不同点少许组织做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先以肥皂水刷洗干净创面周围正常皮肤，再以大量的2%过氧化氢、稀释活力碘盐水、生理盐水交替反复冲洗创面，消毒铺单后按常规原则进行彻底清创，清除失活及挫伤较重的软组织及游离小碎骨片，对于有软组织连接的大碎骨片应尽量予以保留。
在整理计划书中，李蒸参酌朱家骅的意思，将研究院改为研究所，其功用为：研究教育实际问题；培养教育学术专家；研究高深教育学术及有关教育之专门学术；为其他大学毕业有志教育事业者，施以短期训练。在教务方面，规定教育研究实验办法，要求研究所会同附校，从事有系统的教育实验工作，由校划款补助；研究所致力于教育调查，分别调查本国及外国教育实况，并发现教育问题。[20]经过教育部修改之后正式公布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章程》规定，研究所的任务有三，研究教育实际问题，培养教育学术专家，搜集整理并编纂各科教材。[8]未提及“研究高深教育学术及有关教育之专门学术，为其他大学毕业有志教育事业者，施以短期训练”，而代之以更具体的、与培养中学师资关系更为密切的“搜集整理并编纂各科教材”。
1932年9月，教务长、教育系教授常道直，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系主任教授李建勋，教育系教授邱椿，文学院院长教授黎锦熙，国文系主任教授钱玄同，国文系教授高步瀛，历史系主任教授陆懋德，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教授刘拓组成研究所委员会；校长李蒸兼任研究所所长；李建勋主持教育研究事宜，黎锦熙、钱玄同分别主持教材编辑事宜。自此研究所“专以教育为鹄，道通为一，不复分设两门矣”。即便如此，1932年11月26日，教育部仍训令师大：“研究所内容，亟应力求充实。”[8]教育研究所亦进行一系列调整努力往教育部训令的要求靠拢。制定各科教学大纲，颁布《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委员会章程》《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学则》《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细则》《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纂辑工作细则》等，[5]规范研究所的课程、研究生培养与管理以及教材纂辑工作。
教育研究所针对前教育科学门的研究生问题，制定《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研究生细则》，提高了本校免考入学的成绩标准。师大教育系毕业生的免考门槛，总平均成绩要求从70分提高到75分，教育统计、教育心理、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四科平均成绩从75分以上提高到80分以上。师大其他系毕业生的免考门槛，平均成绩从70分提高到75分，本系主科及教育必修科平均成绩要求从75分以上提高到80分以上，并要求曾修习教育统计及教育哲学。入学之后，研究生必修的学分从之前的18学分增加至30学分。
教育研究所以培养教育行政与教育实验人材为主。第一学年所设课程共有八种，即教育行政研究法、学务调查、教育测验法、教育实验法、高等教育心理、高等教育统计、农村教育及研究法、教育哲学及研究法。分别由研究所的李建勋、程克敬、陈雪屏、王征葵、黄敬思、常道直、李蒸7位导师担任。[12]与之前教育科学门的课程相比，不再设必修、选修，不再开设课程论，添设农村教育及研究法。
大河无水小河干，教育研究所的预算不独立，带来一系列问题。经费不够请专门的研究人员，1932年研究所又停招研究生，为了维持研究工作，教育研究所从1932年的师大毕业生中选留了不少学生担任助理。仅教育系即留了1位研究员，3位研究助理。[36]1932年8月之后，为完成教育部指示的研究所“搜集整理并编纂各科教材”的任务，从师大其他系科毕业生选聘作为各科教材纂辑员者便有22人。这便是教育部所指责的“学生仅十二名，而职员计有四十八人”的缘由。研究所的办公空间拮据，中西文图书仅两千册，中西文杂志十余种，确有补充的必要。停止招生引发职员数增加，由此带来职员薪金所占经费比例的膨胀，设备书籍资料的购置、调查研究的经费又所剩无几。在经费预算不增加的前提下，教育研究所不啻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中。北师大的书生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如李蒸所感慨“欲求长足之发展，势所勿许也”[32]。
同时，因研究院历史科学门的一部分工作是研究金石考古之学，引起校外的诸多非议，说师大是研究教育的机关，除此以外研究普通学术，已经离开了师大的特殊立场，实不相宜。[12]北师大校内部分学生以为学校预算有限，研究院“靡费公款”，亦对研究院亦存异议。1932年针对李建勋掌校的风潮中，学生自治会致函李建勋请其辞职的同时，致函师大秘书处，要求结束研究院。[13]以上种种，渊源自女师的研究所改为研究院后，面临着校内外的各方压力，名为扩张，实为没落。雪上加霜的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学生流亡北平，强行占用了研究院的房屋、设备，仅余楼房67间、平房43间，[5]225研究工作实际上已很难进行。凡此种种，皆为1932年教育部“整理”北师大留下口实。
三、教育研究所的停办及善后
1933年，王世杰任教育部长后，先后颁布三道电令整理北平高等教育；派高等教育观察专员视察平津专科以上学校，并据此针对各校颁布一系列指令进行整顿。在这一轮整顿中，师大教育研究所被勒令停办。
1934年5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其中第四条规定“研究院研究所暨研究所所属各部之设置，须经教育部之核准”，第五条，“设置研究院、研究所之大学，须具备下列条件：一、除大学本科经费外有确定充足之经费专供研究之用；二、图书仪器建筑等设备堪供研究工作之需；三、师资优越”。并要求“各大学或独立学院，在本规程公布前，已设置研究所者，应依本规程第四条及第五条之规定，呈部审核，经审核认可者，方得继续设立。”[23]师大教育研究所据此呈请教育部审核。1934年7月，教育部训令北平师范大学，“该校研究所学生仅十二名，而职员计有四十八人，月耗经费三千八百元，无何特殊设备，成立以来尚无成绩可言，该研究所应自下年度起停办，原有经费移供充实本科设备之用”[24]210-211。
从教育学科在高等教育体系获得独立的系科建制开始，便代替“师范”，成为“教育精神”所在，也成为此后“高师改大”与“废止高师”之争以及后续的师范大学制度之争的核心问题所在。1922年学制实行后，师范教育不再独立，各大学原有的教育学科生存空间一再挤压，“教育学在国內学术界不啻一‘弱小民族’”，唯有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如鲁灵光殿，巍然独存”[7]，护持着教育学科的传承与发展。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自高师时代便重视教育学科的人材培养，1915年仿德制设置教育专攻科，1920年设置教育研究科，1924年开设教育学系。就教育学科设置、教育学人材培养的历史来说，国内无一校能与北师大并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北师大与教育学科、教育研究是捆绑在一起的。
李蒸与王世杰留下的文字资料中都没有对停办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的特别记载和说明。结果便是北师大服从教育部令。1934年8月，师大取消研究所纂辑处；9月，校务会议决定缩小研究所范围，不招研究生；10月，教育研究所善后：经李蒸的争取，教育部允许后，北师大组织“教育问题研究会”，由校长、教务长、三院院长任指导委员，接收前研究所职员及研究生，继续教育研究工作。[25]12月，李蒸赴南京向教育部报告北师大校务，回北平后向记者介绍，现研究工作共有国民教育、师范教育等数问题。[26]1935年1月，原研究所职员及研究生由彰仪门大街迁往教理学院，原址由农商部拨给流亡在北平的东北大学。师大教育研究所作为一个机构不复存在。
四、师大教育研究所停办的必然与偶然
1934年，北师大教育研究所作为一个存在于学术、社会网络中的研究实体单位，它的存在与发展，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在学科方面，教育研究所依托的是国内学术界的“弱小民族”——教育学，学术地位不高；在经费方面，教育研究所所在的北平师大穷得全国闻名；在国家“统制”加强的背景下，教育研究所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可倚靠；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的教职员亦以书生为多，不涉政治，遭遇“统制”，并无招架之力。对于1934年的教育研究所来说，学科学术地位、经费、政治力量、人事，无一可凭恃。
(一)地处北平，经费是北师大无解的老问题
从表面上看，教育部停办教育研究所似是依章程公事公办，理由看起来亦无可指摘。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一再通令国立大学，大学设备费至少应占经常费15%，行政费不得超过10%，要以有限的经费充实设备，裁减职员役警，节省行政费，教员专任。[27]《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章程》亦特别强调研究院(所)需有充足的经费、设备、师资。教育研究所皆触大忌：职员数过多，且没有任何特殊设备。最根本的经费问题，则是北师大无解的老问题。结合教育部的审查标准，从经费上说，教育研究所停办有其必然性。
师范大学地处北平。1931年前，北平(北京)一直处于北方三大派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的轮流控制之下，政治动荡，教育经费并无保障。北京军阀政府将教育经费挪充军费，经费连年积欠，国立大学举步维艰。本来经过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生多年奔走呼号，已争取到俄庚款充作北京国立各大学经费，并特设俄庚款委员会管理。1929年10月,议决平津十院校每月经费35万元。1930年春至11月，国民党反蒋军事实力派及各政治派别联合起来，在北平建立起党政军的中央机构，形成南京中央与北平中央的对立。[28]南京国民政府随即将平津十院校的经费停发，将积欠四个月的140万经费移充军费。自1930年11月起至1931年7月，九个月间平津各院校经费，并不足额发给。“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又借口国难，对平津国立各院校的经费更加漠不关心。1931年9月至12月，经费继续积欠，各院校教职员于1932年1月6日成立教职员联合会，进行教育基金独立运动。[29]1039-1040报称平津国立各校经费自1919年以后，陆续积欠，“迄十七年(1928)国民政府北伐告成止，共积欠二年有余，民国十七年十一月，民国政府接收各校，对于此项旧欠，即未设法筹补，民国十九年(1930)一年内，又继续欠至五个月，计一百七十五万元……自去年(1931)八月至十二月，又继续积欠一百三十二万元。”[30]
在北平的国立各校中，同属国立大学，清华有美国庚款支持，北大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每年补助二十万元，作为聘请研究教授与奖学金之用。[31]师大则所有开支皆仰教育部、财政部鼻息。而师大直到30年代预算仍是1919年高师时代的预算。“即此区区者，又复欠辍数月”[32]。因此，师大的“穷”是闻名的，学生穷，教授穷，学校穷。在北平的高校中，师大最穷，设备最旧，楼最破。[33]1932年积欠，“国立师范大学经费最感困难”。[34]可谓校库如洗，挹注无从，教授无用品，办公无纸笔，任职者无薪，执役者无饷。[11]
1932年8月1日，行政院第53次会议通过拨发教育经费办法，承诺财政部对中央教育文化经费按照原经费十足发放，但所有以前短发经费不再补发。但北师大的经费状况并未明显好转。不补发之前短发经费，为平津各院校造成极大困难。“师大积欠最久，欠薪最巨”，尤为困难。师大自男女两校合并后，实行裁员减政，仍无法维持。每月经费汇到，顷刻分发一空，会记课分文未存。[29]10421933年12月，校长李蒸在北师大成立三十一周年纪念会上，曾报告过师大的经费分配状况。师大每月经费72 240元，教职员薪金33 540元，占全部经费40%。办公费9 331元，占全部经费14%。研究所3 000元，占4%，附校占经费1/4。[35]这样的经费比例，势必难以通过教育部派出的高等教育观察专员的审查。
在农田水利工程当中，合理的运用农田水利技术可以有效的保证农田效益的稳步增长。随着农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农田产业不断向大面积、大规模的趋势发展，灌溉技术是农业发展的有效途径。在节约降耗的理念下，涌现出了节水灌溉技术，它可高效的节约水资源，对提升农业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农田产业中的水资源节约理念，实现了生产与技术之间的共同进步与发展[1]。
教育研究所除了研究生培养，将“研究教育实际问题”列为主要任务之一。在李建勋的主持下，教育研究所主要从事研究中国教材及教育调查。曾调查天津市立小学三十余处，编制《天津教育调查报告书》一册，于1934年7月付印。[22]开展中学英语教学法实验，以及小学行政、普通心理、教育心理及教育概论等课程之教材教法研究，进行全国教育经费之调查及民众教育之意义及其设施方面的研究。[5]227教材编纂工作在1932年8月之后次第展开，纂辑员依纂辑工作细则分为甲、乙两组，按教育实际上之需要，分类纂辑教材。1933年9月，按照教育部的要求，先进行“中等学校国文教材选注”，然后及于历史公民等科教材之纂辑。同时添设丙组，纂辑自然科学各种中学用之教本。[5]245教材编纂的工作的开展，需要大量国文、历史、英文及自然科学类的纂辑员，由此带来了研究所教职员的膨胀。
(二)教育学科的“否运”：政学两界对教育研究皆不以为然
接到教育部师大停办教育研究所令时，师大校长李蒸正在河南开封参加社会教育社年会，闻讯立即赶往南京谒见教育部长王世杰，以求补救。王世杰在庐山，由教育部次长段锡朋接待。段并未对师大教育研究所的处置结果说出个所以然，只说据视察报告，认为甚少成绩表现，可以“结束以后再照章办理”。李蒸无奈对各大报记者介绍师大教育研究所，“以往成绩虽尚未大表现、但已经工作、即将有所收获”，“现与教部磋商，拟将中学教材及教育调查两种工作暂停，保留研究生(月费一千元已足)。”“部方现公布研究规程，期于三年之内分令大学设立研究所。北师大研究所，已有数年之历史，且为大学生谋进修机会，似甚需要，希望予以维持。”如果王世杰日内不回南京，李蒸为此事计划赴庐谒晤。[22]
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的遭遇实际是20世纪30年代教育研究在中国的折射。目前留下的很多文献资料，都暗示了30年代教育学科、教育研究的“否运”[37]。1932年，罗廷光在《教育之科学的研究——谈教育研究所》一文开篇，就对中央研究院迟迟不设“教育研究所”表达了愤慨：“世界上一切学术，似乎都值得研究，唯独于教育不值得；各门事业，都值得设研究所来研究，唯独于教育不值得。教育之在中国今日，真倒霉到万分。”在这么“不景气”的时候，也有几个例外，中山大学的教育研究所以及即将成立的中央大学教育研究所成为中国教育研究史上的新纪元。然而就“这点点小嫩芽”，“仍不免被一辈不学无术的野心家所嫉视、所摧残，如今日各大学之教育学院一般，同为魔雾妖氛所笼罩”。[38]常道直亦愤慨：“到了九一八之事变，久已潜伏的国难突然表面化严重化以后，国人痛心之余，穷究此项责任之最后的归属，结果几于朝野一致，认为由于过去教育失败所致。于是现行学制被指摘，教育研究被揶揄，蔚然成为一时风尚。”[39]
这股教育学者眼中的“魔雾妖氛”与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崩溃”论和南京国民政府“统制”高等教育政策密切相关。1930年前后，因实行大学区制及“九一八事变”等，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相继爆发大规模学潮，阻隔南北交通，给舆论界以恶劣的观感，教育破产[40]、教育失败[41]论甚嚣尘上。1932年,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教育崩溃之原因》一文指责“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员学院毕业生”应为中国教育崩溃承担部分责任，[42]公开讥讽教育不成为一种学术，尤其对于当时流行的种种教育新法加以讥嘲，从而引发大论战。由于傅文的影响，教育学长期“处于不利的气氛之中”[43]55。
综上所述，对神经外科疾病合并糖尿病患者实施围手术期针对性护理，可以显著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南京国民政府对民国前二十年的教育基本持否定态度。教育部拟《改正我国教育之倾向及其办法》一文，该文批判二十年来的教育倾向对于政治的影响。谓“目下分崩之局面，皆受个人主义及抄袭美国之赐。”[44]“现存状态下，教育当局只有根据统制经济社会之力的程度，规划一个统制方案，来统制教育事宜。这样才能挽救教育的病态。”[45]1931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朱家骅就任教育部长后，开始强力统制高等教育。[46]144使以往不受任何国家计划指导而发展的教育系统走上国家管理和标准化的轨道。[47]
教育部整理北平高等教育的原则，在使学校单位减少，分别独立发展，师范大学专攻师范教育，与北大、北平大学成鼎足发展之势。[26]对待“师范大学”，教育部看重的是“师范”，着眼点在中等学校师资的培养，非教育学术的研究；而师大学者亦重视师范大学的“大学”属性。大学教育之目的既为“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48]，那么“师范大学”亦应“研究高深学术”，至少应研究高深教育学术。1932年11月第一次“整理”师大，师大的教授们坚持应保留研究院，更力主扩充。[21]北师大的教授们再三强调，研究所才是真正的大学，研究生才是真正的大学生，师范大学必须设立研究所。[12]黎锦熙写《研究所略史》，直言研究所对于师大的重要意义，“师大而无研究所，终将不能成其为‘大’；研究所而办理不善，则亦‘大而无当’。”文末则愤愤地对不了解研究所之为师大之“生命线”者说，“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8]没想到一语成谶，不仅历史研究所停办，一年多以后，教育研究所亦停办。
王世杰曾就1934年整顿对记者谈到教育部整顿高等教育的思路，“教育部对大学教育，逐年改进，大致对各大学多注意设备，重视实科”，“大学研究院亦积极准备设置，养成研究人才，但须视各大学设备经济力量，斟酌添置何科何系之研究院，并非对各科系同时设置”。[49]这一轮整改涉及的研究所只有师大教育研究所，这段话便是对停办师大教育研究所的回应，意指师大的设备经费不足以办研究所。还有一层意思，眼下设置教育研究所没有那么迫切，不需要师范大学来研究高深教育学术。1937年前，南京国民政府对教育研究一直不热心，“大学不断地设师范学院，却不曾听见筹办研究院；设这一专科研究所那一专科研究所，不曾看见设一教育研究所”[50]。
在其他学科研究机构“积极准备设置”的时节，国家层面的教育研究机构同样命运多舛。1929年3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心理及教育研究所就“已在计划中”，连所需之地已经核准，准备圈购，[24]1340似乎马上就要成立了。到1935年11月，蔡元培在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提到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的30位评议员一共代表了中央研究院14种的研究科目，称“凡国内重要的研究机关，设有研究所的著名大学，以及与科学研究有直接关系的教育部，无不网罗在内”[24]1353。30人名单里没有教育学科代表，中央研究院14种研究科目也不包括教育学。1936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第六条罗列了“本院设研究所”，“教育研究所”为14所之一。[24]1343大约这个教育研究所在组织法中理应存在，但实际一直在计划筹备中。1937年4月，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24]1360-1366中，依然未见“教育研究所”的行迹。直到1949年，始终未见国家层面的教育研究所成立。历任北大教育学系教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的吴俊升回忆，傅斯年不重视教育学，胡适“也不是太重视教育学的”，“以他们所参加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而论，当它最初成立时，它的组织法中，即规定有教育研究所的设置，可是直到现在(1975年)这研究所仍在无何有之乡。其中原因耐人深思。”[43]55-56
(三)无人无势可依：“书生”遇到“统制”
民国时期政界与学界、政潮与学潮的纠葛，不少大学史的研究成果都有所揭示(1) 如蒋宝麟、许小青、王东杰、刘超、何方昱、林辉锋等人对中央大学、四川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及民国时期教育派系的相关研究。 。教育部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执行起来避免不了一些政治性的运作。蒋介石为此嘱咐陈布雷“教育为革命建国要计，凡事当请教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诸先进，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宜以大公至诚之心，斩绝一切葛藤，而谋所以整顿风气。至于政府及教育部所行整顿大学教育与整顿学风之政策，则须排除万难以贯彻之，不以人事关系而稍为迁就也。”[51]其中至少两层意思，一是吴、李、蔡诸元老的意见确可影响教育领域；二是涉及大学整顿及学风整顿绝不迁就。实际上，高等教育整顿中裁并整改的标准很难一贯，经常受到国民党内各派势力的干涉。这一点当时教育部长、建议“以法治国”的王世杰在日记中曾抱怨：“近年党中耆宿，往往受人怂恿，各思取得一二个学校。而此种学校类皆成绩不良，匪惟不宜奖励，且当严行取缔者也。此种趋势倘不及时纠正，教育整顿工作，将受重大影响。”[52]12这种现象反过来看，对政治上有影响有力的学校来说，或可暂免于裁并。而北师大这种政治影响力偏弱的国立大学，只能唯教育部命是从，成为教育部的统制对象。
1.3 手术方式及围手术期处理 所有患者均采用全身麻醉，手术方式均给予脊柱后路单椎体病灶清除减压椎体内固定术。所有手术均由同一高年资副主任医师完成。围手术处理：氨甲环酸组采用术前静脉给予氨甲环酸10 mg／kg负荷量，然后给予2 mg·kg-1·h-1术中维持量，直到手术结束停止给药。对照组给予相同剂量，相同方式，相同时间的0.9%氯化钠注射溶液作为对照。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方案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北洋政府时期，北高师、北师大的影响偏重教育领域，甚少涉足政治。1928年8月，“在革命军到达北平以后，更无所属”，所以“各方皆欲取而占据之”。各派皆有学生为他们奔走呼号，“拥去打来，打来拥去，将来谁来也要打倒，而谁也未打倒谁”[53]，结果哪一派也没占了上风，北师大形同弃子。北师大的学生曾极力争取支持师大且有政治背景的人物掌校。1930年2月教育部曾任李石曾为校长，但李未到任，推荐李蒸代理。1932年5月，徐炳昶辞师大校长职后，国民政府任命李建勋为校长。师大学生自治会拒绝，要求教育部派易培基、张乃燕、经亨颐三者之一掌校，三人之外，任何人均不欢迎。[16]迎拒之间，学生的目的很明确。李建勋为清白一书生，从事教育工作数十年，坚持教育救国信念，“不问政治，不参加任何党派，一心一意搞教育”，以保持个人的纯洁。[54]黎锦熙曾说“悔不该加入国民党，不如李湘宸清白。”[55]学生提名的三人，皆有相当的政治背景。经亨颐为中央委员，易培基为前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北平分会委员，易培基、经亨颐皆为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代表人物。[56]张乃燕为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侄子。学生此举无理亦颇无奈。为破师大发展的各种困境，“清白”的无党派教育名流长校必无办法，唯有在政治上寻求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或李石曾的庇护。当然，学生的激烈举动适得其反，吴李蔡张都没靠上，“指名索校长，具体排个人”[57]的行为恰成为学风嚣张的明证，从而成为“整顿教育令”首当其冲的整顿对象。
1932年，教育部任命曾任职教育部、毕业于北师大的无党派人士李蒸为校长，[46]144师大学生自治会又酝酿拒绝。此时学生内部发生内讧，国民党支持的真正读书护校会及学生读书联合会致函李蒸表示欢迎。[58]李蒸始得就任。同时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对师大学生的运动亦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师大的政治环境转入所谓安定、平稳时期。[4]100这在某种程度上确保了教育部政令通行，不致因学生的迎拒而横生枝节。
选择床身底面作为分型面，使导轨朝下，即床身铸件的浇注位置方向与其使用位置方向相反，如图2所示，大端头部分及小端头护板下面制作垫料，为保证尺寸精度，垫料与模具之间间隙小于3mm；为保证垫料的顺利起型，大端头吊耳处在工艺设计时就将此处让出来，如图3所示。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整顿行为，身在北师大的学者总归是意难平。1962年林砺儒在特定政治环境下写了《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回顾这段时期曾意味深长地写道：“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军阀官僚们是对教育不问不闻的，书生们还可以关起校门自鸣清高。而遇着国民党法西斯，便御侮乏术，只得饮恨吞声，无可奈何。况又有人因势乘时，卖身投靠，国民党便唾手而把师大置于他们铁蹄之下。”[59]师大研究院教育科学门和教育研究所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雷厉风行的整顿下，确有“御侮乏术”“忍气吞声”之感。至于“卖身投靠”的人，似暗指李蒸。李蒸虽与李石曾接近，但本人是无党派人士(抗战期间加入国民党)，也不主动要求加入国民党。[46]144他在国民党内没有雄厚的元老靠山，资历较浅，“与任何派系没有大的接触”[60]，政治上没有力量能够影响教育部的教育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李蒸只能当教育部整顿师大的执行者，在有限的机动空间中尽力争取师大的权益，结果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
与师大的教育研究机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对中山大学维持及建设办法案”给中山大学极特殊的定位：“中山大学为唯一纪念总理之学校，与其他国立学校历史性质均有不同，在本大学基本建设未完成而一般的教育学术又尚幼稚时期之今日，中国国民党不能不尽力维护，除一切组织仍应照大学组织法及大学规程等中央法令办理外，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董事九人，组织董事会，担任建设本校之任务”。九人董事会为蒋中正，胡汉民，谭延闿，宋子文，古应芬，孙科，陈铭枢，朱家骅，戴传贤。[24]236-2371935年，教育部批准全国各大学设立研究院的只有三所大学，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但中山大学比北大清大所处地位与所负使命为独重。”[61]这样特殊的地位，首先“经费在国立各校中，总算最充足的”[24]221-227。1928年2月，在时任中大校长戴传贤的关照下，庄泽宣主持的教育学研究所成立。六千元的开办费，三千元经常费(薪金除外)。[62]与师大比起来，中山大学的政治力量可谓豪华；与师大教育研究所比起来，中大教育研究所占有的资源可谓天时地利。以此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吸引了一批教育学者及研究生，成为中国教育研究的大本营。1935年，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在教育部顺利核准立案。教育学部的导师有崔载阳、范錡、黄仲诚、林本；教育心理部有许逢熙、王越、杨敏祺三位。[63]除了经费和政治地位，单就教育研究所本身的导师力量和课程设置来说，中山大学和北师大的教育研究所应在伯仲之间，但结果一存一废。
时移世易，抗战爆发后，1938年7月， “教育部以当抗战建国工作正在迈进之际，教育学术研究机关重要”，“特斟酌各校原有人材设备及经费情形，分别令饬各校就原设研究科部添招新生，或增设科部”。承北平师大而来的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奉令筹设师范研究所。“师范研究所与过去教育研究所名称虽为不同，而任务则一，当可与过去教育研究所衔接矣。”[6]其实，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师范研究所的目的、组织及课程设置等，都与教育科学门、教育研究所时代相差无几，且主持者皆为李建勋。仅仅相距四年，同一拨人做类似的事，一则勒令停办，一则奉令筹办。教育部的统制对师大旧人来说，虽时移世易，然确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感。民国时期大学、研究机构与现实政治力量牵连之复杂，或是造成1934年北师大教育研究所停办最大的偶然性。
五、结语
1934年12月，李蒸在师大32周年纪念日感慨，自从“改大”以后十余年，是“我校生活史上最多事故之一页”，“其详细记载，将自成为一部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史”。[64]从北高师的教育专攻科、教育研究科，到北师大的教育系、教育研究所，师范大学教育系科的每一次变革都牵涉到教育内外的各种因素，穿插着教育学者之间以及教育学者与其他学者的辩驳，充满了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外在政治、文化、经济条件的矛盾。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教育研究机构自1930年6月女师大研究所教育学组始，至1934年7月北师大教育研究所终，这4年的时间恰是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高等教育尤其是北平高等教育界“统制”不断加强的四年。被称为“学制骈枝”的北平师大，以及“教育精神”所在的教育学科是教育部历次整顿的重点关注对象。当夹杂着学术、学制问题的教育研究机构遭遇现实的经费、政治力量及人事，它的命运便更有了各种各样的变数。
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 “统制”逐步加强的大背景下，若说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停办是教育当局对教育学及教育研究的轻视与否定，偏偏师资和课程设置相当的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安然无恙，顺利立案；之后中央大学亦设教育心理研究所；若是单纯因为经费设备，时隔四年，抗战期间的西北师院师范研究所的经费设备只会比北师大教育研究所更差，却“奉命”成立。国家层面对中等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及高等师范教育政策徘徊在欧洲大陆派及英美派之间，[65]与之密切相关的教育学系及教育研究机构的命运亦随着国家意志的摇摆而废存起伏。对于北师大教育研究所来说，这场“统制”与“书生”的角力，天时地利人和无一可恃，以书生“御侮乏术”、国家意志胜出告终。同时，这四年曲折，是教育研究机构与学术、学制以及现实经济、政治、人事纠葛的反映，也是教育研究及教育学科体制化过程的一个缩影。
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1937年前中国大学所设的教育研究所，只有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两所学校。正如师大教育研究所由师大“教育问题研究会”善后，据1933年统计，教育学术团体数量是最多的，远多于其他类别的团体，占到团体总数的24.3%，会员数占总数的52.8%。[24]1402-1405教育研究机构与教育学术团体两者不啻冰火两重天。两者的消长是否有联系、有怎样的联系还需更细致的考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教育学科的体制化过程与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化过程并不同步，具有本学科的特殊境遇和问题。而教育学科在中国的特殊境遇和问题，应该也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问题，否则便无所谓建设中国教育学派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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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National Beiping Normal University
ZHANG Xiao-li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 The design of the educ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National Beiping Normal University was based on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education section in the Beiping Normal University for women started in June, 1930. The next year, the two universities were combined.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was expanded and became a research institution, and the education section was changed to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 In September, 1932,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began to readjust the National Beip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 was named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cided to stop running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July,1934,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law, the Temporary Organization Guidelines of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ions. With the increasingly controlled high education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the unresolved shortage of fund, the plight of education discipline in 1930s and the insufficient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university, the suspension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e is understandable. During the four years from its establishment to suspension, there were full of conflicts between the internal demand and the external situations including the political, cultural and financial conditions. It wa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institution and the economy, politics and personnel arrangement, but also an epitome which reflects the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iscipline.
Key words : National Beiping Normal University; Science of Education;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收稿日期： 2019-08-05
作者简介： 张小丽(1982—)，女，山东人，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学科史、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E-mail：xlzhang@sxu.edu.cn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教育学科制度化问题研究”(项目编号：COA16017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298(2019)05-0101-12
DOI: 10.14082 /j.cnki.1673-1298.2019.05.013
(责任编辑 于述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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