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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周宣帝大象二年(580)五月己酉（二十五）日，宣帝宇文赟病死，长子宇文衍在位，年仅八岁，宣帝后（杨皇后）父杨坚辅政。次年二月，杨坚篡位建立隋朝。杨坚自执掌政权至废周建隋，只历时9月余，其间平定了“三方之乱”，尽诛宇文氏宗室诸王，剪灭宇文氏家族的势力。前人论杨坚废周建隋，多着眼于他出自关中豪族弘农杨氏、父亲杨忠为西魏北周元勋大将、杨坚本人为周宣帝后父等三重身份。这样的看法以清代史家赵翼为代表，他认为：“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直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其时虽有尉迟迥、宇文胄、石逊、席毗、王谦、司马消难等起兵匡复，隋文犹假周之国力，不半载殄灭之。于是大权在手，宇文氏子孙以次诛杀，殆无遗种。”（注：《廿二史札记》卷十五。）近人岑仲勉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扩展了这种看法：“坚承袭家荫，无赫勋绩，其得篡周立隋，实以受遗辅政，为一大枢纽”，“自其受遗诏起计，不出一年，便移周祚，得国之易，未有如坚者。”（注：《隋唐史》上册第2页。）
西方汉学家崔瑞德(D.Twitchett)认为杨隋代替宇文周，是关陇贵族内部的权力转移：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帝位从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转移到了另一个家庭，西北贵族集团的政治优势得以绵延勿替”。（注：《敛桥中国隋唐史》第一章，第4页。）他认为，西魏北周政权，一直由“一小批创建北周的强有力家族”分享，这批西北关陇豪族，除皇室宇文氏外，包括独孤氏、杨氏、李氏等，他们互相通婚，形成了北周的统治集团。
这些看法，都有道理。虽然杨坚有诸多有利条件，并遇上历史机遇，但在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又大都有许多深层次的、不易被发现的因素蕴藏其中。
二
宣帝宇文赟继位不久，就将杨坚的长女立为皇后，这其中存在着要依靠杨坚力量来巩固自己地位的深意。宣帝宇文赟有5位皇后，考察一下其他皇后的家世背景，从中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一是朱皇后。“宣帝朱皇后名满月，吴人也。其家坐事，没入东宫……后本非良家女，又年长于帝十余岁，疏贱无宠。”这样一个“其家坐事”、“本非良家子”的皇后，显然不可能成为宣帝在朝中的依靠。
二是陈皇后。“宣帝陈皇后，名月仪，自云颍川人，大将军山提第八女也……后父山提本高氏之隶。仕齐，官至特进、开府、东兖州刺史、谢阳王。高祖平齐，拜大将军，封浙阳郡公。大象元年，以后父超授上柱国，进封鄅国公，除大宗伯。”陈皇后的父亲原是北齐的官吏，在北周依靠女儿是皇后，破格授为上柱国，他本人的官位提升都要依靠女儿，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宣帝在朝中的有力依靠了。
三是元皇后。“宣帝元皇后名乐尚，河南洛阳人也。开府晟之第二女。……后父晟，少以元氏宗室，拜开府。大象元年(579)七月，以后父进位上柱国，封翼国公。”这又是一个靠女儿为皇后进位上柱国的家族，自然也不会有多大势力。虽为元氏宗室，查看《周书》和《隋书》，竟然找不到他的传记，他在北周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四是尉迟皇后。“宣帝尉迟皇后名炽繁，蜀国公迥之孙女。有美色，初适杞国公亮子西阳公温，以宗妇例入朝，帝逼而幸之。及亮谋逆，帝诛温，进后入宫，拜为长贵妃。”尉迟迥是北周的元勋重臣，尉迟皇后是累世功勋之后，是名门闺秀，她是宣帝皇后中唯一可以与杨皇后在家族背景方面相匹敌的皇后。但尉迟皇后入宫为妃的时间估计是在杨皇后被立为皇后之后，另外她又属于再嫁，尉迟家族的实力也比不上杨氏家族。
基于以上对宣帝各皇后的分析（注：《周书》卷九宣帝后各本传。），就不难理解，宇文赟在即位后为什么很快就将杨坚的长女立为皇后，这是因为他要将后族杨氏作为他的依靠力量。
宣帝初登宝座时，是急需一个强有力的后台来支持他的。宇文赟为太子时，武帝对他管束十分严格，一切行动都在监视之下，朝廷中与之交善者寡。这样他很难在朝廷中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小圈子，而对宗室的诸叔他也怀有忌恨和防范之心。因此，外戚就成为宣帝自然而然的选择。在众外戚中，杨坚又是最具有实力的。
宇文赟依靠杨坚的势力威慑朝廷上下，同时也牵制和限制诸皇叔势力的发展。杨坚利用这个机会发展自己的力量，但这不合皇帝的意愿。大象二年(580)三月，宣帝立朱氏、陈氏、元氏、尉迟氏为皇后，与杨皇后并列，这显然是有意压制杨氏家族，向杨坚示威。在这新立的四位皇后中，尉迟皇后的家族背景和势力是可以和杨氏相抗衡的。《隋书·高祖纪》云：“（宣）帝有四位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谮。”宫闺内充满了明争暗斗，杨皇后曾惹怒宣帝，险有杀身之祸，记载：“帝后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尝谴后，欲加之罪，后进止详闲，辞色不挠，帝大怒，遂赐后死，逼令引诀。后母独孤氏闻之，诣閤陈谢，叩头流血，然后得免。”（注：《周书》卷九《宣帝杨皇后传》。）这实际上是宣帝向杨氏的又一次示威。《隋书·高祖纪》谓杨坚为宣帝所忌，宣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杨坚的权位甚至整个家族可能随时不保，因此向宣帝亲信近臣内史上大夫郑译问保全之计。郑译与杨坚有同学之旧，于是向宣帝建议外放杨坚镇守寿阳，帝从之，下诏以隋国公杨坚为扬州总管（扬州治寿阳）（注：《周书》卷三十五《郑译传》。）。未起行而宣帝病逝。由此可知，宣帝并未托孤于外戚，委辅政重任于杨坚。
杨坚为什么能辅政呢？这其中存在着历史的机遇。《周书·宣帝纪》：“（大象二年）五月己丑（初五），以上柱国、大前疑、隋国公杨坚为扬州总管。甲午（初十）夜，帝备法驾幸天兴宫。乙未（十一日），帝不豫，还宫。诏隋国公入侍疾。……丁未（二十三日），追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二十五日），（宣帝）大渐，御正下大夫刘昉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以隋国公坚受遗辅政。是日，帝崩于天德殿。”（注：《北史·隋本纪》及《隋书·高祖纪》记载相同。）由史料中可以看出，宣帝由发病到驾崩，只有十五日，发病之前，精力似乎还可以，半个月前，还曾亲赴咸阳求雨，回京时“令京城女子衢巷作音乐以迎候”，不久又驾幸天兴宫，巡幸频频，可见得病是始料不及的。得病后，史料中亦未见有重要身后措施，据《隋书·刘昉传》所记：“及帝不悆，诏昉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帝瘖不复能言。”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神智是否清醒，无可考，但一切诏旨已委诸宫廷近臣，是无疑问的。小御正刘昉、内史上大夫郑译引杨坚入朝辅政（注：《隋书》卷三十八《刘昉传》。），云：“昉素知高祖（杨坚），又以后父之故，有重名于天下，遂与郑译谋，引高祖辅政。”同谋者尚有御史大夫柳裘、御正下大夫皇甫绩、内史大夫韦谟：“及帝不悆，（裘）留侍禁中，与刘昉、韦谟、皇甫绩同谋，引高祖（杨坚）入总万机。”（注：《隋书》卷三十八《柳裘传》。）他们招引杨坚，是希望借杨坚的威望，阻止宣帝诸叔回朝执政。
事实上，近臣之间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御正中大夫颜之仪认为应由宇文氏皇族近亲辅政，他说：“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应重寄。”（注：《周书》卷四十《颜之仪传》。）所谓“宗英”，是指以赵王宇文招为首的5位皇叔。颜之仪极力主张五王回朝辅政。
宣帝暴毙，必然引起人心浮动，五王回朝，可以稳定局面。但是，赵、陈、越、代、滕五王是被逼令就国的，如若回朝执政，对刘昉、郑译等内臣难免不追究旧怨。因此，刘昉、郑译就急切地在朝中寻找可以抵挡五王回朝执政的人选，杨坚的身份和地位，加上与郑译的故旧关系，也就成了最佳人选。在这种情形下，刘、郑与杨坚勾结，矫诏援引杨坚辅政，拒斥五王。
三
杨坚辅政的最初策划者，不是关陇豪族，也不是地方豪强，而是几位宫廷文官。北周的中央集权制发展到宣帝，已基本健全，权力集中于皇帝。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下，谁控制了中枢，谁也就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杨坚虽然是外戚、重臣，如非郑译等汉人大臣的帮助，也没有成功的可能。杨坚称帝之后，曾对皇太子杨勇谈及夺位的因由：“微刘昉、郑译、卢贲、柳裘、皇甫绩等，则我不至此。然此等皆反覆子也。当周宣帝时，以无赖得幸，及帝大渐，颜之仪等请以赵王辅政，此辈行诈，顾命于我。”（注：《资治通鉴》卷一七八。）这可以说是杨坚对夺权内幕的真实表白。
支持杨坚辅政的近臣，其家世背景如何呢？
郑译、刘昉、颜之仪、柳裘、皇甫绩、韦谟都是汉人官僚。前三人都是宣帝的前东宫僚属，以才学见称，因此进用为内史、御正，得以参议机密。《周书·郑孝穆附子译传》云：“译幼聪，涉猎群书，尤善音乐，有名于时。……东宫建，以译为宫尹下大夫，特被太子（日后宣帝）亲爱。宣帝嗣位，授开府仪同大将军、内史中大夫，……既以恩旧，任遇甚重，朝政机密，并得参详，寻迁内史上大夫，进爵沛国公。”《隋书·刘昉传》云：“周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及宣帝嗣位，以技为帝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授大都督，迁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据《隋书·郑译传》记载：“译出自荥阳郑氏，父道邕，随西魏孝武帝入关，仕北周至司空。”《隋书·刘昉传》谓：昉父孟良，随魏孝武帝入关，官至东渠州刺史，周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太子”。由此可以看出，郑译、刘昉的先世随魏入关，地位在北镇武将之下，没有深厚的实力。
柳裘、皇甫绩、韦谟都是关陇汉人豪族。《隋书》卷三十八《柳裘传》云：“柳裘字茂和，河东解人，齐司空世隆之曾孙也。祖惔梁尚书左仆射。父明，太子舍人、义兴太守。裘少聪慧，弱冠有令名，在梁仕历尚书郎、驸马都尉。梁元帝为魏军所逼，遣裘请和于魏。俄而江陵陷，遂入关中。”同卷《皇甫绩传》云：“皇甫绩字功明，安定朝那人也。祖穆，魏陇东太守。父道，周湖州刺史、雍州都督。绩三岁而孤，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精心好学，略涉经史。”由史籍记载可以看出，柳裘和皇甫绩等不属于在北周势力很大的功臣勋贵，和郑译、刘昉的地位大体相当。
在北周后期，关陇汉人家族在北周的政治、军事地位已日渐重要，大量的关陇汉人加入府兵体系。在西魏府兵制度成立之初，关陇汉人豪族多处于府兵制的中下层，北周中期以后，汉人将领地位不断上升。北周一贯的汉化政策，使北周的汉化色彩越来越重。陈寅恪先生说：“（关陇）集团原来所带的鲜卑色彩，经周武或隋文的改革，已经褪色。”（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324页。）王仲荦先生也认为，北周扩大府兵员额之后，府兵内部鲜卑化成分逐渐减少，汉化的成分加重，府兵统帅的实际权力，也会有所变化，汉族地主，会比鲜卑勋贵更显得重要（注：《隋唐五代史》上册，第3页。）。
宇文氏家族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也给了关陇汉人豪族机遇。宇文护、宇文邕及宇文赟都致力于独揽大权，对那些与宇文泰一同起家的功臣宿将，始终心存猜忌，持打击、压制的态度。宇文护打击功臣，将宇文泰与其它功臣勋贵“等夷”格局改变成了宇文氏“家天下”的现实；周武帝将“家天下”进一步发展，把权力从宇文氏家族专权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他依靠的力量仍是宇文氏宗室；宣帝更进一步集权于宫禁，对宇文氏宗室猜忌和打击，信任身边的近臣。宇文氏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起用文化水平较高的关陇、河东汉人及北齐降臣参与政治决策，以此对抗和抑制功臣集团的权势。
关陇豪强反对周王室而支持杨坚，其中有杨坚是汉人的因素，他们作为汉人希望建立一个汉人政权。但是这个原因并不是主要的。西魏、北周40多年来实行汉化政策，使关陇豪强并没有因为身为汉人而受到压抑、打击和冷落，他们的势力是在逐渐地壮大。从文化上和感情上，关陇豪强与北周政权之间是互相认同的，不存在尖锐的对立和隔阂，他们切身体会到汉人并非就等于汉化，尤其在高齐政权鲜卑化气氛的对比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宇文氏诸王中，最有可能取代杨坚辅政的就是赵王招。《周书》卷十三《赵王传》中记载：“（赵王招）幼聪颖，博涉群书，好属文。学庾信体，词多轻丽。……招所著文集十卷，行于世。”由此可见，赵王招是个汉化相当深的人，与鲜卑的马上武夫全然不同。赵王招如若回朝辅政，在汉化政策上不会倒退，更不会压制关陇豪强。
关陇豪强在西魏北周的初期，纷纷来依附投靠西魏、北周政权，是因为西魏、北周政权可以使他们获得他们想要得到的政治利益。他们支持杨坚，也应该从政治利益以及他们与杨坚之间的关系去考察。
建德六年(577)，武帝灭北齐后，五月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高层人事调整。以柱国谯孝王俭为大冢宰，以上柱国杞国公亮为大司徒，郑国公达奚震为大宗伯，梁国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柱国应国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郧国公韦孝宽为大司空（注：《周书》卷八《武帝纪下》。）。在宣政元年(578)二月，大冢宰王俭卒，武帝又令越王盛出任此职，武帝任用越王盛，排除了齐王宪、赵王招，其中明显有害怕这两位势力和影响较大的亲王对皇权的威胁，而任用了出身不是太高贵的越王盛（赵王盛是宫人所生），这有宗室拱卫皇权又不产生威胁的深意。
但是，宣政元年(578)六月，武帝殂，宣帝就在这个月任赵王招为太师、陈王纯为太傅。武帝的遗诏中没有这个安排，我推测武帝在安排“家事”的时候（宣帝想杀齐王宪，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注：《周书》卷四十《宇文孝伯传》。）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武帝在临终是嘱咐了家事的），嘱咐太子宇文赟任用赵王招和陈王纯，但仍然没有任用能力最强、影响最大的齐王宪，这其中怕齐王位居重位，对太子宇文赟不利，另外也因这两人不和不可能合作（注：《周书》卷四十《宇文孝伯传》：“帝忌齐王宪，意欲除之。”），势必导致宫廷喋血、骨肉相残。武帝崩后，虽然齐王宪被排斥在权利中枢之外，但宇文氏家族宗室有三人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在中枢拱卫皇室，应该说宇文氏政权是巩固的。如若宣帝保持这种旨在巩固宇文氏家族皇权的人事安排，杨坚篡权是不可能的。
但是，宣帝紧接着在七月、八月对北周的人事又大规模进行调整。大司徒（宇文）亮出为安州总管，八月长孙览继任此职；大宗伯达奚震出为原州总管，七月斛斯徵继任；大司马侯莫陈崇史籍无记载何时解任，但七月命杨坚出任此职；大司寇独孤永业出为襄州总管，宇文椿八月继任；大司空韦孝宽出为延州总管，八月王谊继任，不久又出为总管；毕王贤出任大司空。
宣帝的这次安排是为了进一步巩固皇权，宇文椿和毕王贤为宇文氏宗室；杨坚是宣帝后父；长孙览与周武帝“甚见亲善”，武帝崩，受遗辅政，是忠于宇文氏家族的；斛斯徵是皇太子宇文赟（后为宣帝）的受业老师，是忠于宣帝的。
从这个人事安排上看，宣帝的地位是比较巩固的，宇文氏宗室的诸王在权力中枢占的比重相当大，太师、太傅、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8个职位中有5个是宗室，另外3个有后父、宣帝的受业老师和奉遗辅政的武帝亲信。这个安排对宣帝相当有利，5个宗室王公拱卫皇权，但他们的权力也不可能威胁宣帝，因为后父、大司马杨坚对5个宗室王公形成监督之势，宗室王公对大司马杨坚也有限制、监督的作用。这一切都是在武帝崩后二个月内完成的。我推测这种人事安排、这种人事格局是由武帝临终时所安排的。如果按照这种权力格局，宇文周不会遭到被篡国的厄运，但是昏暴的宣帝不久就破坏了这个稳定的格局。
四
周武帝重用皇族，委以军政重权，尤其是临终前的安排，更是如此。可是，宣帝却嫌忌宗室。宣帝在做太子时，在朝中有恶名，武帝对太子也十分不满意，大臣王轨曾劝武帝废太子，但武帝觉得“汉王（宣帝胞弟）次长，又不才，此外诸王并幼，故不能用其说”（注：《周书》卷四十《王轨传》。）。宇文赟与武帝的父子感情不好，甚至由于武帝对他管教甚严而痛恨武帝。宇文赟在即位初，慑于武帝的遗命，还对宗室、功臣不敢下手，等到他认为自己已坐稳了皇位，就对宗室、功臣开了杀戒，进行打击削弱。
宣帝对宗室开刀，是从诛杀大冢宰、上柱国、皇叔齐王宪开始的。不久，又诛杀了武帝时的重臣宇文孝伯、王轨和宇文神举。大象元年(579)五月，令赵、陈、越、代、滕五王就国，更是排挤宇文氏的中坚力量，解除了诸皇叔的军政权力。这是宣帝破坏宇文氏统治基础最要害的措施，这为杨坚篡权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杨坚的支持者中有于义、窦荣定、豆卢勣、韦孝宽、王谊、梁睿、梁士彦、李穆、皇甫绩、柳机、杨素、苏威、元谐、元景山、高颎等（注：《隋书》各本传。）。现将他们为什么支持杨坚，其中有何种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逐一分析。
于义：“宣帝嗣位，政刑日乱，（于）义上疏谏，时郑译、刘昉以恩倖当权，谓义不利于己，先恶于帝。帝览表色动，谓侍臣曰：‘于义诽谤朝廷也。’”（注：《隋书》卷三十九《于义传》。）后来御正大夫颜之仪劝帝，方才罢休。于义上疏而险招杀身之祸，这使于义不仅对郑译、刘昉有刻骨仇恨，也对昏君宣帝丧失信心，于义倒向杨坚也就成了事之必然。
窦荣定：“其（指荣定）妻则高祖（指杨坚）长姊安成长公主也。高祖少与之情契甚厚。”（注：《隋书》卷三十九《窦荣定传》。）窦荣定与杨坚有姻亲关系，感情又很好，自然是杨坚的支持者。
豆卢勣：“齐王宪纳勣妹为妃，恩礼愈厚。”（注：《北史》卷六十八《豆卢勣传》。）因为这层关系，十分嫉恨齐王宪的周宣帝，对豆卢勣不但不会提拔，其地位也岌岌可危，尤其是齐王宪的被杀，使豆卢勣反对宣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韦孝宽：武帝平齐后，被封为大司空，宣帝即位不久就出为延州总管，韦孝宽对宣帝的这种夺权降职的行为肯定心怀不满。另外，韦孝宽是皇甫绩的外祖父，“绩三岁而孤，为外祖韦孝宽所鞠养”（注：《北史》卷七十四《皇甫绩传》。）。皇甫绩支持杨坚，韦孝宽出于利益考虑，肯定也随皇甫绩支持杨坚。
王谊：“（武帝）临崩，谓皇太子曰：‘王谊社稷臣，宜处以机密，不须远任。’皇太子即位，是为宣帝，惮谊刚正，出为襄州总管。”“（杨坚）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谊自以与帝（指杨坚）有旧，亦归心焉。”（注：《北史》卷六十一《王谊传》。）
梁士彦、梁睿：安定梁氏是北周有影响力的家族，“（梁睿）后从齐王宪拒齐将斛律明于洛阳，每战有功，迁小冢宰”。跟随齐王宪出征，可能和齐王宪的关系不错。“周文帝时，以功臣子养宫中，复命与诸子游处”（注：《北史》卷五十九《梁睿传》。）。这段儿时的经历，也许会是他和齐王宪友好的基础。如若果真如此，那么齐王宪被诛后，梁睿心中的压力和顾虑也就很大。史籍中没有他支持杨坚的直接记载，但我认为，史籍能记载他和齐王宪幼时的交好，没有记载他和齐王宪的关系在成年后有什么变故，这说明他们的友好关系是一直保持着的。
李穆：在建德元年(572)为太保，一直到建德六年。但是清代万斯同的《周公卿年表》（注：《二十五史补编》。）中，宣帝即位后的宣政那年，太保之位就缺，没有记载由谁来出任，清代练恕《北周公卿表》（注：《二十五史补编》。）也如此。这可能是，宣帝即位后，太保之职是空缺的，李穆不知何时被解此职，大象元年(579)三月命越王盛就此职。五月令越王就国，此职又空缺。同年正月任李穆为大左辅，八月之前又解此职，八月韩建业任此职。大象二年(580)八月又任李穆为太傅，仍为并州总管。从建德年间到大象二年，李穆的任官职经历是条曲线，建德年间位居三公，宣帝宣政中，不在三公六官之列，大象元年杨坚权力日盛时，官职开始恢复，任四辅官之一的大左辅，到杨坚掌握大职时，任太傅。宣帝时李穆的官职最低，这也就不能理解。其子劝他响应尉迟迥反隋时，他说：“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时若此，岂能违天？”（注：《北史》卷五十九《李穆传》。）另外，李氏家族与宇文氏家族可谓是有深深家仇的。李穆兄子李植谋杀宇文护而被诛杀，兄李远亦被诛杀，李远的另一个儿子也要坐死时，李穆求以子惇、怡等代死。这种家族的劫难，虽时间已久，但在李穆家族心中留下的阴影肯定是永久的。李穆支持杨坚也是自然的。
皇甫绩、刘昉等：他们是恐惧如若五王回朝辅政，就会清君侧，他们作为宣帝的亲近，自然会遭到厄运的。
柳机：“宣帝时，迁御正上大夫，机见帝失德，屡谏不听，恐祸及己，托于郑译，阴求外出，于是拜华州刺史。”（注：《隋书》卷四十七《柳机传》。）柳机对周宣帝的失望以及明哲保身的心态可见。他既然可以“托于郑译”，说明和郑译的私交还不错，郑译支持杨坚，柳机也由此而支持杨坚。
杨素：“及隋文帝（杨坚）为主相，素深自结纳，帝甚器之，以为汴州刺史。”“宣帝即位，……寻从韦孝宽徇淮南。”（注：《北史》卷四十一《杨素传》。）杨素与杨坚的良好关系，以及与韦孝宽的上下属关系都是他支持杨坚的原因。
元景山：“宣帝嗣位，从上柱国韦孝宽经略淮南。郧州总管宇文亮反，以轻兵袭孝宽，宽为亮所薄，景山击破之。”（注：《北史》卷十八《元景山传》。）元景山与韦孝宽是上下级关系，韦孝宽支持杨坚，元景山也肯定随从他支持杨坚。
元谐：“河南洛阳人也。……少与隋文帝（杨坚）同受业于国子，甚相友爱。”（注：《北史》卷七十三《元谐传》。）元谐作为杨坚的同窗好友，肯定是要支持他的。
高颎：颎父宾，“隋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每往来其家。”“隋文帝（杨坚）得政，素知颎强明，久习兵事，多计略，意欲引之入府。遣刊公杨惠谕意，颎承旨忻然，曰：‘愿受驱驰。纵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注：《北史》卷七十二《高颎传》。）高颎家与杨坚妻家有世交关系，杨坚也对高颎进行重用提拔，高颎当然会支持杨坚。
苏威：“隋文帝为丞相，高颎屡言其贤，亦素重其名，召入卧内，与语大悦。”“威闻禅代之议，遁归田里，高颎请追之。”可以看出高颎器重苏威，杨坚与苏威也十分投机。苏威之所以“闻禅代之议，遁归田里”，是因为他与宇文氏家族有姻亲关系。苏威是宇文护的女婿，但那是为叔父所逼，不得不与宇文护之女结婚，就是婚后，“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就是在宇文护死后，“武帝亲总万机，拜稍伯下大夫。前后所授，并辞疾不拜”（注：《北史》卷六十三《苏威传》。）。可以看出，苏威对北周政权没有什么好感。
从以上粗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支持杨坚的人，有些出于被夺权、冷落、贬职而对周室有怨恨；有些则与杨坚有着亲戚、故旧、同窗的关系；有些则有着政治利益的关系，由此而使这些人走到一起，支持杨坚。至于他们支持杨坚是否其中包含着汉化的因素，我认为杨坚的汉人身份无疑使他更利于结交关陇汉人和汉化的鲜卑人。但在政治利益面前，汉化只能潜在地发挥作用，直接促使他们联合在一起的，则是他们在政治角逐中获得的既得利益和他们各自的政治目标。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西魏北周政权下的汉鲜矛盾不是特别的明显，更不似东魏北齐那般激化，所以杨坚的汉人身份可视为其在这场政治角逐中的一个优势，但不可夸大这个优势。
在杨坚的支持者中，还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那就是，支持者大多是各地的总管。总管统辖一方（有时包括数州）的军事、民政，是介于中央朝廷与地方州郡间的政治军事核心机构。北周广置府兵，总管区内建置府兵军府，有助于乡兵和部曲向国家正规军的转化，确保了北周政权的巩固。但是，广置府兵的结果使总管权势炽盛，北周末年总管掌握着庞大的军队，支持杨坚的众人手中握有兵权，这些总管的支持对杨坚篡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以总管率兵向杨坚发难，几乎要颠覆杨坚的统治，总管在北周的地位也由此可见。
五
杨坚代周建隋，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结合。
周宣帝的突然驾崩，这可以说是杨坚篡周的一个偶然因素，这使本来准备出任扬州总管的杨坚留在朝中，并通过周宣帝身边的几个内臣的协助，很快控制了权力中枢，迈出了夺权篡周的第一步。这一步的完成，说明北周的中央集权经宇文泰、宇文护及周武帝的加强，到周宣帝时已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周宣帝虽昏暴无能，但只要他在皇帝的位置上，就杨坚这样有权有势的老臣也奈何不了他。一旦他死了，权力中枢出现真空，此时谁控制了权力中枢，谁也就掌握了政局发展的主动权，权力中枢的作用之大说明了北周中央集权的加强。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如果杨坚只是控制了中枢，代周建隋的条件仍然不充分。他之所以成功了，与他及时召集了一批总管支持他有关。这批总管与杨坚有个人私交或利益关系，他们在地方上有相当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有了他们的支持，杨坚才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平定了“三方之乱”。总管是统辖一方（有时是几个州）的军事、民政长官，总管的权力有一定的独立性，这与中央集权制是矛盾的。
从以上粗略的分析可以看出，杨坚是在中央集权和总管制度的夹缝中找到了机会，同时利用了两种矛盾和抵触的制度中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实现了改朝换代。也可以说，杨坚的代周建隋是北周中央集权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发展并不完善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