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与企业绩效：主要论题与最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题论文,绩效论文,最新进展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4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034（2010）01－0033－07
贸易理论演进经历了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3个阶段。传统贸易理论阐释“产业间贸易”，新贸易理论阐释“产业内贸易”，二者均以产业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而把真正的贸易微观主体企业典型地假设为“一个代表性企业”，即所有企业是同质的（homogeneous）。这种假设虽然不现实但便于一般均衡分析，而且受困于当时企业层面数据的缺乏。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企业层面数据的可获得性，大量实证检验对新旧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以Melitz等提出的异质（heterogeneous）企业贸易模型为基础，分析归纳了出口与异质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阐述了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企业利润率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
一、异质企业贸易理论模型
最早对国际贸易中企业异质性进行全面关注的是Bernard和Jensen（1995），他们用美国制造业年度官方普查数据（ASM）考察出口与工厂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美国制造业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企业从事出口，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有很大的不同，出口企业呈现出规模大、生产率高、技术—资本密集、工资高的特点。而且，这些差异甚至在出口活动之前就已经存在。Bernard和Wagner（1996）又对德国的制造业企业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德国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同样存在着上述差异。此后，Kraay（1997）对中国企业，Aw,Chung,and Roberts（1998）对台湾地区和韩国企业，Clerides,Leach,and Tybout（1998）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3国的企业，Bernard和Jensen（1999）对美国企业，Wagner（2002）对德国企业，Girma，Greenaway and Kneller（2003）对英国企业，Bardwin and Gu（2004）对加拿大企业进行了类似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结果均表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
对新旧贸易理论的众多经验挑战刺激了理论模型的发展，这些理论模型强调企业异质性在发生国际贸易和导致整体生产率增长方面的重要性。主要有两类代表性模型：一类是Bernard与Eaton，Jensen and kortum（BEJK，2003）发展了一个理论框架将随机的企业生产率引入Eaton and Kortum（2002）的多国李嘉图模型；另一类是起始于Melitz（2003）将企业异质性引入Knagman（1980）的产业内贸易模型。Melitz的框架比较容易处理，激发了大量相关研究。
1.Melitz模型
Melitz（2003）建立了异质企业动态产业模型。其模型以Hopenhayn（1992）的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同时拓展了Krugman（1980）的贸易模型，引入不同企业的生产率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中的企业差异和出口决策问题。在同一产业内企业会存在很大的生产率差异，是否决定出口，企业要在认真分析自己的生产率后作出决策，因为选择出口要支付额外沉没成本。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使得资源的重新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这种福利是以前的贸易理论从来没有解释过的，贸易使得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同时迫使生产率最低的企业退出，居于中间的企业仍为本国生产。这一过程同时提高了整个产业的生产率。市场份额和利润也随之向高生产率企业靠拢。Melitz将异质性企业引入不变替代弹性（CES）的垄断竞争模型，揭示了产业的总体生产率的变动机制，大大丰富了贸易理论，成为“新新贸易理论”的奠基人。
在Melitz（2003）的模型中，潜在企业进入某行业的竞争力边缘是支付固定的进入成本，而进入成本是沉没成本，潜在企业面对一个不确定的行业生产率，一旦支付了沉没的进入成本，企业得到自己服从固定分布的生产率，并且面对一个固定内生概率，企业在垄断竞争条件下生产差异化产品。固定生产成本的存在意味着企业的生产率如果低于某一较低的门槛（零收益生产率阀值），企业就会选择退出该行业。在这一模型中，世界范围的贸易壁垒降低，增加收益，降低出口生产率阀值，已经存在的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获益。由于新企业开始出口和已经存在的出口企业的扩张，行业的劳动需求增长带动要素价格上升，减少非出口企业的收益，致使本国市场上某些低生产率企业退出该行业，随着低生产率企业的退出，产出和就业朝向高生产率企业重新配置，行业内同时有工作岗位的创造和消失，平均行业生产率提高。
2.BEJK模型
BEJK（2003）构建的异质性企业竞争模型采用的是Bertrand竞争而非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论证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许多经验表明，出口厂商具有较高的加成率（markups），但在Melitz模型中加成率独立于生产率水平，不能解释生产率异质性的测度问题，BEJK模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忽略固定成本，引入可变加成率（variable markups），将企业间生产率测度用加成率的差异来反映，效率较高的企业获得较高的价值增值。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环境下，只有最具效率的企业生产产品；在存在国际贸易的情况下，只有生产成本较低的企业才能出口。高生产率企业不断扩张，同时国外竞争者进入本国市场，低生产率企业的萎缩，导致产业的生产率提高。由于BEJK模型关注特定的Frechet形式分布，不能反映随机的企业比较优势，使得他们的方法不如Melitz的方法更具有普遍性。
3.Melitz模型与BEJK模型的拓展
沿着上述两类模型，诸多学者进行了追踪探索。Eaton,et al.（2003）修正了BEJK模型。Helpman， Melitz and Yeaple（2004）把Melitz模型扩展到包含企业FDI行为的一般均衡模型，在更复杂的一体化战略下考察产业内企业异质性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如同出口一样，也存在一个固定的沉没成本，较高生产率的企业从事出口，最高生产率企业选择两种形式的FDI（水平FDI，垂直FDI），企业异质性越大，相对于出口销售的FDI越多；Bernard，Redding and Schott（2004）把Melitz模型扩展到要素禀赋不同、消费偏好不同的两个国家。最终得出贸易自由化对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影响不同，同时这种影响因国家和产业的不同也有所不同；Melitz和Ottaviano（2005）建立了一个异质企业和市场规模相结合的贸易模型，分析在国家之间市场竞争程度不同（用国家规模来衡量）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对Melitz模型均衡结果的影响。他们认为，大国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因此平均生产率较高，贸易自由化将导致两国竞争加剧，从而提高生产率。但是，贸易自由化对两国生产率水平增长的影响程度不同，大国比小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利更多。他们认为，价格的上涨幅度是内生的，并且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强，价格的上涨幅度就会下降。众多模型均以企业生产率差异为分析基础，Yeaple（2005）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企业最初都是相同的，异质性企业的产生是因为企业内生地选择了不同技术和雇佣了不同类型的员工，在均衡状态下，竞争性技术的特点、国际贸易的成本以及拥有异质技术水平工人的可提供性，都会导致企业的异质性，这一模型从机理上补充并发展了企业异质性的形成根源；Bernard，Redding and Schott（2007）将异质性企业与Helpman and Krugman（1985）的标准贸易范式整合在一起，系统阐释了一些国家在某一产业（行业）出口较多而不是其他行业源于要素禀赋驱动的比较优势；出现行业内的双边贸易在于与规模报酬递增相结合的企业层面的水平产品差异化；行业内存在两种形式的贸易，一些企业出口而另一些企业不出口是贸易成本驱动的自我选择。
二、出口与企业生产率
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是异质性贸易模型分析的重点，大量文献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比较一致的结论是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表现出更多的优秀特征：如就业、出货量、工资、生产率、资本密集度等。但是，至今出口与企业绩效的因果关系还是非结论性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出口导致生产率的增长，并且长期以此关系为基础，而国际贸易理论则认为因果关系的方向是从生产率到出口，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出口，即“自我选择”效应。因此，区分这些影响对于企业应对整体市场动荡、制定相应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1.从生产率到出口：自我选择效应
从生产率到出口根植于自我选择假说，按照这一假说，生产率较高的企业更有可能承担进入国际市场的沉没成本，也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存活下来。这一发现来自于国际贸易理论的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Dixit,1989; Roberts and Tybout,1997; Clerides,Lach and Tybout,1998; Bernard and Jensen,2001）。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的赫－额理论相一致，增加的要素禀赋和改进的生产技术影响某一产品的贸易模式（Pugel，2004），企业提高他们的要素禀赋或者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他们的比较优势（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企业）最终能够进入或存活于国际市场（Dodaro，1991）。同样的结论来自于Bernard and Jensen（1999），他们运用美国政府纵向研究数据库（LRD）1984－1992年的制造业5000－6000家工厂的不平稳数据验证出口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相比，所具有的优越性是显著的：在任意时点上，出口企业的交货量是非出口企业的2倍，生产率高出12％－19％，各工种各类型工人的工资都较高，在选择出口的前一年，企业均比非出口企业成长更快。成为出口企业其绩效是复杂的，最重要的是增加了存活的可能性，出口企业比相似特征的非出口企业失败率显著降低，就业增长较快，生产率增长没有表现出较快，相反甚至更慢。
Clerides et al.（1998）做出了更加细致更加综合的尝试，试图找到出口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他们估计了两个方程：一个是关于企业是否进入出口市场的；另一个是治理单位成本过程的。前一个方程检验具有更高生产率的企业通过自我选择进入出口市场，后者以单位成本变化来衡量出口经历的学习效应。出口经历用虚拟变量（出口状态）表示，使用哥伦比亚、墨西哥、摩洛哥的工厂层面数据，结果发现经验较强的支持自我选择而不支持出口学习效应。
Bernard and Jensen（1999）和Bernard and Wagner（1997）采用不同的实证战略来回答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他们运用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其他业绩参数作为出口状态的函数进行跨部门的回归，结果他们的结果与Clerides et al.（1998）的结果相一致。他们发现，在美国和德国制造业企业的样本中，出口状态对生产率的增长率没有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负相关。然而，他们发现出口对于企业存活的可能性、规模的增长尤其是就业的增长有积极的影响；Kraay（1999）遵循第三战略，估计了一个关于3个指标的生产率（TFP、劳动生产率、单位成本）的动态面板方程，关于滞后的绩效和出口密集度（用出口销售比率来衡量），以中国企业为样本，结果强烈支持出口中学的假设；Aw et al.（1998）为了鉴别“自我选择”和“出口中学”的相对重要性，比较了分组企业的跨部门平均生产率，把企业样本分成4种状态：始终在国内（在t年和t＋1年），进入（t年没进入，t＋1年进入）、退出（t年在，t＋1年不在）、始终出口。他们发现，在台湾和韩国自我选择和学习的重要性有很大的不同。在台湾，强烈支持自我选择的假设，在某些部门支持出口中学的假设；在韩国，自我选择的支持较弱，并且没有发现学习效应；Alvarez和Lopez（2005）通过对智利企业层面数据的检验，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表现出优越的原始绩效，这与自我选择相一致，并且这种自我选择是一种有意识的过程，即企业为出口而提高生产率。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通常比在国内销售的产品质量好，规格要求高，尤其是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为满足国际市场的需要，企业就要引进先进的技术，进而提高了生产率，而新技术的采纳又需要掌握和学习，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能实现。所以，实际上也是自我选择过程，只不过是这种自我选择包含了有意识的自我选择过程。
然而，并不是所有研究都支持自我选择效应。Mary Hallward- Driemeier,Giuseppe Iarossi,Kenneth L.Sokoloff（2002）研究开放程度和市场竞争如何影响早期工业化国家的企业的相对生产率。他们认为进入出口市场是企业为提高生产率而做出的决策，并不是企业自我选择的结果。
2.从出口到生产率增长
大量内生增长文献认为出口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Grossman and Helpman,1991; Rivera- Batiz and Romer,1991），创新的观点来自于出口企业为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被迫持续改进技术和提高产品标准；技术以及干中学的收益主要来自出口企业向国际竞争对手学习的尖端技术和管理技能。Joachim Wagner（2002）运用德国数据考证出口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发现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就业增长率高出9.6个百分点，平均工资增长率高出2.65个百分点，劳动生产率高出6个百分点（弱显著）。他们认为出口能够提高企业绩效至少理论上有两个原因：服务于较大市场使企业能够利用可能的生产规模经济或是降低本国需求变化；更为激烈的竞争迫使企业比只服务于本国提高更快。
出口进入国际市场提高企业绩效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较大的国际市场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二是接触国际市场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技术和知识溢出，即“出口中学”。然而，“出口中学”的效应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如在美国就不显著（Bernard and Jensen，1999），在发展中国家如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就很明显（Clerides et al.,1998），在中国就表现出显著的学习效应（Kraay，1999）。不同的变量选取也会有不同的结果。Davide Castellani（2002）运用意大利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来衡量出口行为。结果发现：当出口行为用国外销售占总销售的份额衡量时，对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效用，相反，当出口行为用企业是否参与出口来衡量时，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没有影响。Mahmut Yasar,Carl H.Nelson and Roderick M.Rejesus（2006）认为学习效应的不同取决于卷入出口活动中的程度、出口的时间长短、出口密集度的大小以及企业国际化的动机等。
对于出口导致生产率增长的机制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是Baldwin and Gu（2004）。他们以美国和加拿大之间1989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FTA）后的观察结果为例，发现加拿大的出口商有较好的绩效（劳动生产率增长、产出增长和工资增长），加拿大的出口企业年生产率增长高出0.6个百分点，交货量增长高出0.3个百分点，平均工资增长高出0.6个百分点，相反，就业增长较低。这个结果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后，美国没有经历优越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产出增长和工资增长。主要原因就是“出口中学”、国际竞争压力、市场扩大导致的专业化规模经济以及技术应用和创新等机制对于美国来说不适合。就拿出口中学来说，首先考虑第一个问题——外国技术。在加拿大，出口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会利用国外资源和先进技术，而对于美国，本国技术比国外技术更重要（Keller,2002; Eaton and Kortum,1999; Gera,Gu and Lee,1999）；第二，在加拿大，由于市场规模较小，所以本国企业面临有限竞争，当进入国际市场时，就会产生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动机。对于美国企业，在本国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超过了其他市场（Martin and Porter，2001），所以暴露于国际市场不太可能为其带来额外的压力使其变得更具生产率和竞争力；第三，在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前，加拿大企业受市场规模的限制，有许多短期生产运作和太多的生产线，这种现象在美国不存在。所以在开发市场后，加拿大的企业更加专业化。加拿大的经济规模只是美国的1／10，所以，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自由贸易协定中，较小的贸易伙伴受益更为明显。
出口中学与自我选择这两种观点并非相互排斥，并且这两种理论能够同时解释出口与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的目的在于验证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国家哪一种解释更合适。
3.出口与生产率的动态关系
Bernard and Jensen（1999）论证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不比非出口企业生产率增长得更快，但是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比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增长都快。这与Melitz（2003）的观点相一致：自我选择驱动的结果是新的出口企业，在已经出口和非出口企业之间同一行业内生产率增长无差异。Girma et al.（2004）发现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在进入前后都比非出口企业增长更快。
David Greenaway and Richard Kneller（2007）主要关注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之后的生产率轨迹，结果发现行业差异是决定出口企业是否通过学习效应推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他们使用英国大样本制造业企业1989－1998年的数据，得出了一个“第二顺序效应”，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是由学习范围的差异驱动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之前有可比较的相似绩效，进入后的差异，可用“第二顺序效应”解释。例如，如果贸易程度已经很高，据前沿技术的缺口较小，则进入效应较小。这些效应会出现在同一国家的不同行业之间。研究发现新出口企业进入后生产率增长比非出口企业快，并且这些效应被行业特征给放大了，尤其是第二顺序效应在行业已经有较高的贸易水平和较高的研发强度时更小。由此得出，学习效应的潜力是随着行业的不同而变化的。
Mahmut Yasar,Carl H.Nelson and Roderick M.Rejesus（2006）详细考察了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长期动态和短期动态关系，他们以土耳其的纺织与服装（T&A）行业和汽车及其配件（MV&P）行业为例，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CM）估计了一个系统GMM估计量，解决了不可观测的企业特殊效应和不一致与内生性的问题。研究发现持久的生产率波动是长期出口水平的反映，持续的出口波动影响长期的生产率。这同样适用于短期，如纺织服装产业短期的出口波动通常引起暂时的较快的生产率调整，同样短期的生产率波动影响短期出口。对于政策而言，持久的生产率提高会导致大规模的长期出口。因此，如果政策的目标是持续的生产率增长就必须保证持续的出口绩效，政策制定者在全球市场起重要作用，这才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如果出口促进政策依据的产业类型不同，那么生产率的短期调整速度就会不同。如对于汽车及配件产业，暂时的出口促进政策就会引起较快的生产率反映，但是在纺织和服装产业，暂时的出口促进政策会导致较慢的生产率反映，其原因是：土耳其的汽车及配件产业倾向于有较大投资于技术的工厂，而纺织及服装产业的企业是中小企业，投资于技术较少。因此，政策制定者如果制定短期政策要取得较快的绩效，就要考虑产业差别。另一方面，不论在服装产业还是汽车产业，生产率的暂时波动都会引起短期出口的较大调整相对于短期出口波动引发的生产率波动。生产率的提高有较大的出口效应，因此再次强调，适当的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政策是带动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
三、出口与企业利润率
Melitz（2003）和Asplund and Nocke（2006）指出，选择机制是行业生产率提高的驱动力，通过把在位企业的市场份额转移或者是通过进入、退出使市场份额重新配置给更有效率的厂商，因此把生产率—存活关联作为生产率增长的驱动力。实际上，这是一种简化，选择依据应该是利润率而不是生产率，尽管二者可能相关。生产率只是决定利润的因素之一，生产率与生存的可能性、资源重新配置和行业动态可能被高估了，而需求对于企业的生存被低估了。利润率由生产率和价格共同决定。
以前的研究都支持高生产率企业取代低生产率企业，然而这些研究局限于厂商层面的价格不可观测，因此行业内的价格差异体现在生产率的衡量上。如果价格反映具体需求或者是市场力，那么，高生产率企业未必特别有效。Lucia Foster,John Haltiwanger and Chad Syverson（2008）将生产率分为收益生产率和实体生产率，二者关键的不同在于实体生产率与工厂层面的价格负相关，而收益生产率则与价格正相关，这就意味着以前的工作混淆了生产率和生存之间的关系。他们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差异化产品模型，证明了需求和生产率共同驱动市场的选择。由于获取了大约18000个基本层面的数据，检验了选择的本质，分别衡量技术效率和厂商个别需求对于厂商生存的影响。他们认为新进入的企业会取代利润低的企业，而未必是生产率低的企业退出，以前的文献研究的是收益生产率，新进入的企业比在位企业索要更低的价格，所以大量文献表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后生产率的变化不显著，原因是实体生产率被低估了，新企业具有生产率优势，新企业的进入对于行业生产率增长有贡献。
Helmut Fryges and Joachim Wagner（2008）利用德国企业层面的数据，第一次全面综合地验证了出口与利润率之间的关系。他们使用新的连续处理方法发现出口几乎能够提高所有出口率范围的企业绩效，利润增长率只有超过90％的海外销售的企业没有从出口中获益，这意味着，通常发现的出口企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没有完全被出口的额外成本（市场研究成本、产品的重新设计和运输成本、高工资）所抵消，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利润差异是显著的，尽管很小。另外，没有发现具有更好盈利能力的企业自我选择进入国际市场。但是他们没有考证生产率优势能否转变成为利润率优势。
因为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所以对于出口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利润率的研究随着微观数据的可获取性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具有指导意义。
四、出口、技术创新与企业利润
亚当·斯密的增长理论认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提高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斯密进一步认为出口扩张了市场，有利于小经济体的增长。现代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占据了核心作用；索洛（Solow，1956）指出外生的技术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确保长期的经济增长；Romer（1986，1990）的内生增长理论再次扩展了贸易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生产率的增长可以来自国外，通过贸易和开放吸收和模仿创新。
Teece（1986）认为创新企业有一种动力向其他市场扩张，因为这种投资通常有更好的回报。创新带来的竞争优势为企业进入全球市场提供动力，改进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和行为，反过来，接触国际市场的时间越长，深度和广度越大，就越会促进企业更多的创新。但是创新的成本很高，创新企业不一定盈利更多，而更应该是生存和成长，创新改进了企业的总体运营效果。
近年来，大量文献对于技术创新与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Hirsch和Bijaoui（1985）研究了111家以色列企业，证实了创新型企业有更多的出口活动，从事研发的雇员数量对企业的出口增长有积极和显著的作用；Wakelin（1998）调查了320家英国企业的出口行为，他发现：小型的非创新企业出口多于创新企业，这表明作为创新企业并不需要提供一种出口刺激；那些出口的创新企业比非创新企业有更高的出口倾向；大型的创新企业更可能成为出口者，并且创新越多，进入出口市场的可能性越大；Baldwin and Gu（2004）指出出口商倾向于成为创新型企业，因为成为出口商后，创新的性质发生变化，这与更多使用先进技术有关，因此增加了过程创新的强度。为了实现过程创新，出口商会获取更多的国外技术并且提高吸收能力，因此也就更多地投资于研发和员工培训；Griffith et al.（2006）运用法国、德国、西班牙和英国4国的大量数据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研发的决策受企业的规模和是否有国家基金的影响，他们把创新区分为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结果发现对每个员工投资越多，企业越可能成为过程创新者。对于创新的保护，过程创新比产品创新更重要。每种类型的创新源不同：供应商对于过程创新更重要，而顾客对于产品创新更重要；Cassey Lee（2008）运用马来西亚制造业企业的层面数据验证创新、生产率和贸易强度之间的关系。出口和行业技术特征影响着是否承担研发的决策，但不影响研发支出。产品创新与生产率负相关，而过程创新与生产率正相关。
技术创新与出口的紧密关系，为促进经济增长找到了另一种解释。技术创新是有别于价格竞争的出口扩张方式，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出口大国来说，在技术上由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是必经之路。中小企业的创新投资障碍、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亟待解决。
五、贸易自由化与企业绩效
许多模型验证了关税降低与企业参与出口之间的关系（Bernard et al.2003,Melitz,2003）。在这些模型中，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能够克服贸易壁垒进入海外市场，随着贸易壁垒降低，出口商增加海外销售，非出口企业中的高生产率企业开始出口；Bernard et al.（2000）认为贸易壁垒的降低和开放程度的调高会提高整体生产率，高生产率企业成长，低生产率企业死亡。
Baldwin and Gu（2004）分析了加拿大制造业企业对于过去20年关税降低的反应，得出贸易自由化是加拿大制造业出口强劲增长的重要因素。加拿大关税降低对加拿大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决策有积极的影响，在1990－1996年期间加拿大关税下降了4.5个百分点，同期企业平均出口的概率提高了24个百分点。进口竞争导致本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
Melitz and Ottaviano（2008）建立了一个以生产率差异和跨市场竞争差异为基础的异质性企业贸易的垄断竞争模型。市场规模和贸易影响竞争程度，反过来影响异质性企业的选择。较大的、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市场表现出较高的生产率和较低的价格加成率。
总之，贸易自由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从全球范围来看，国际贸易促进了全球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整体福利，但是，就具体的国家、行业甚至企业来说，由于规模、技术差异、要素禀赋等差异，其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所以，随着企业层面的数据越来越丰富，更多地分析出口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对于制定正确合理的贸易政策有重要意义。
［收稿日期］2009－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