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评价尺度与评价标准(笔谈)——历史观是历史学的根本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笔谈论文,史学论文,历史学论文,尺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03)06-0005-13
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这个问题既是20世纪中外历史学家关于历史学性质争论的核心问题，也是20世纪历史学中关于历史评价方法讨论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以下两个论题：第一，历史学要成为科学，需要不需要历史解释?第二，在历史学的解释中，历史观处于什么地位?深入探讨这两个论题的内涵，将会有助于人们对历史学的进一步理解。关于第一个论题，历史学家庞卓恒教授作了很好的概括。他指出：“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让史料说话’，根据史料把历史事实的来龙去脉叙述清楚，无需对史实作解释。因为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自己的主观认识，都会损害历史的客观性。但对此持异议者却指出，史料本身不可能‘说话’，对任何史实来龙去脉的叙述都是叙事人对史实的解释。……显然由于这后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现在还信奉前一种说法的人似乎不多了。”(《史实·解释·规律》，2003年8月19日《光明日报》)其实历史学本身就具有解释学的性质，虽然历史事实是过去发生的，是不依赖于现代史家发现和理解而客观存在的事情，但历史事实必须经过现代史家的解释才能进入今天人们的视野，产生历史意义。关于第二个论题，在历史学的解释中，尽管历史事实是历史解释的依据，离开历史事实的解释就不再属于历史解释的范畴；然而即使在历史解释的范畴之内，历史意义也不是纯粹的客观存在，它是在史家对历史的解释过程中形成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所言：“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追溯过去，倾听这些事实所发出的分歧杂乱、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中选出比较重要的一部分，探索其真意。”(《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前言》，柯文著，林同奇译，中华书局1989年版)历史事实是无穷无尽的，而历史的解释者却只能从自己的视角去解释历史，不同的人解释历史或同一个人变换不同视角解释历史，就会产生不同的历史意义。不仅如此，历史意义并非隐藏在历史文本背后，而是常常决定着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取舍及其价值判断。因此，历史解释就成为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意愿、目标和价值观念去“复原”人类历史演变轨迹的载体，而历史学家在历史解释中所反映出的意志、愿望和追求，则会形成历史的观念，影响着他们对历史事实的发现、取舍和认知，最后结构成人类历史的图景。所以说，历史观是历史解释的核心所在，这就必然决定了历史观会成为历史学的根本问题。
下面结合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扼要阐述历史观在历史学中的地位。
第一，从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看，20世纪历史观的进步促进了历史学的迅猛发展。中国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各种历史观也在不断产生、发展和演变。中国古代史学中曾经出现过历史倒退观念、历史不变观念、历史循环观念和历史进步观念，都是比较鲜明的社会历史观。但是，中国古代历史观的变化是缓慢和漫长的，只有到了20世纪，由于历史观的剧烈变革，中国历史学的面貌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诚如瞿林东教授所说：“当我们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的历程作认真考察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输入进化论，是一大进步；输入唯物史观，是更大的进步。”(《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近代国家的历史进化观念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古代历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新史学”的旗手梁启超批判了中国旧史学存在的“四蔽”、“二病”、“三恶果”，提出必须进行“史界革命”。他指出“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显著特点，就是以历史进化观念为指导研究历史，“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新史学》)。梁启超振臂一呼，历史学界群起响应，从而揭开了中国“新史学”时代的序幕。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总结“新史学”、倡导进化史观带给中国历史学的巨大进步时指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可见历史进化观念的传播，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则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唯物史观告诉世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只有运用唯物的和辩证的观念，研究人类社会整体的历史，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李大钊批判过去各种唯心主义历史学仅仅注意“历史的宗教的解释”和“历史的政治的解释”，阐明“历史的唯物的解释”的重要性：“这种历史的解释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因为心的变动常是为物的环境所支配。”(《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9页)李大钊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而唯物史观就是要说明“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的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见他，确定他了。”(《史学要论》，《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391页)。既指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受一切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支配，同时也看到历史规律具有特殊性。此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历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带动了一大批学者应用唯物史观的理论观察社会历史问题，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我国历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历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种专门史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进步，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从历史学的性质上看，历史观是决定历史学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一些人出于各种目的，声称历史学家应该不受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强调历史学超然独立的性质。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历史研究者鉴于建国以后历史学界把唯物史观公式化、教条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文革”时期依附政治影射史学泛滥的危害，提出历史研究应当以揭示历史的真相为宗旨，不赞成把探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作为历史研究的目标之一。这种矫枉过正治史观念的根本错误在于绝对地割裂了历史研究中历史观与具体问题研究的有机联系，把历史观排斥在历史学之外。实际上，历史观乃是与研究历史问题与生俱来的内容，两者根本无法割裂开来。中国古代史家章学诚就已经指出：“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文史通义·言公上》)历史学家只有明确了为史之意，才能在修撰史书时把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融入著作之中，体现出他们的历史观。梁启超也认为：“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新史学》)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哲学，就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形成的历史观。历史学的性质表明，求得历史真相只不过是历史研究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且不说后人永远不可能穷尽历史的真相，即使完全考证清楚历史的真相，充其量只能是考证史实和汇纂史料，而不是历史著作。这种考据史书体现出的是史家的功力，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学的学问。历史学家只有在具备功力、考证清楚真实的历史事实之后，按照某种价值体系，融入特定的历史观念，把历史事实解释出来，得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发前人所未发，对后人有启迪，能够促进学术和社会进步，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目的和史家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只注重考证而不注重史观，只是认识了历史学的部分性质，至多也只能说是完成了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任务，远不是历史学的全部内涵。在今天看来，历史观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的发展与繁荣，如果不端正对历史观的正确认识，倘若仅仅把求得历史的真相悬为治史鹄的，把功力当成学问，那么历史学只能停留在历史研究的较低层次上，历史学将会变得没有思想而失去活力，逐渐丧失其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历史学的性质应当是考证史实和注重史观的有机统一，这样才能完整体现出一种史学思潮的全貌。今天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应该坚持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正确处理好历史观研究与历史事实研究的相互关系。具体到每一位历史学家，根据其兴趣爱好和资质特长，在历史研究中或偏重于历史观的阐发，或偏重于具体历史事实的考证，当然完全可以有所侧重；但对于整个历史学科来说，这两方面内容的建设必须并重，而且还应当把历史观放在首要位置，才能建立起更加严密和完善的历史科学体系，促进中国历史学进一步繁荣昌盛。
第三，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上看，历史观不仅不能与具体历史研究分离，而且历史观在历史研究中居于理论指导的地位。李大钊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指出：“历史哲学是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的。如人类生活究竟是什么?人类的行动是有预定轨道的，还是人生是 作梦一般的?我们所认为历史事实的是真的呢，还是空虚的?人类背后究竟有根本大法操 持一切的呢，还是历史上种种事实都是无意义的流转、譬彼舟流不知所届呢?人类自有史 以来，是进步的，还是退化的?人类进化果然是于不知不识中向一定的方向进行呢，还是 茫无定向呢?国家民族的命运及其兴衰荣枯，是人造的，还是人们无能为力的?种种事实 ，纷纭错杂，究竟有没有根本原理在那里支配?这都是历史哲学的事。”(《史学与哲学 》，《李大钊文集》第4卷，第296—297页)他把历史学家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 的历史观视为研究历史的根本问题，即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说明历史观在历史学中 的地位最为重要。稍后，翦伯赞也强调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 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依从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 握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 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与转化的规律，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 ”(《历史哲学教程·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他的话既说明历史观在历史学中 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出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观问题的高度重视。20世纪中 国历史学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证明：大凡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包括近代的进化史观和马克 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指导的时期，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能够把历史观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 合，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特点及其规律，促进历史研究不断发展和进步；而当各种非历 史主义的历史观笼罩史学界的时候，例如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左”倾思潮的干扰，唯物 史观被简单化、教条化、片面化和绝对化，或以政治口号代替学术探讨，或以抽象原则 代替具体研究，不但严重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繁荣与发展，而且严重歪曲了唯物史观的基 本原理。在当代的历史研究中，研究历史更需要历史学家的正确解释，这已是当今中外 许多历史学家所具有的共识。要解释历史就需要运用某种理论，离不开特定历史观的指 导。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内形成史学思潮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各种历史观 必然要同生共存，对历史研究工作产生影响。在这种局面下，削弱或者排斥历史观的指 导作用固然不可取，而刻意淡化历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则会造成理论上的迷茫。当前，历 史学界乃至全社会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指导仍然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问题。历史研究中各种 非历史主义评价标准屡屡出现，造成历史评价中价值观念的严重扭曲；而社会上通过所 谓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宣扬帝王史观、权谋史观等各种错误史观，更直接给人们的思想 带来极大的混乱。这就需要坚持正确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历史解释只能是找出历史事件 发生、演变与终结背后的因果规律，合理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图景，任何其他的 历史观都无助于正确解释中国历史，而且有悖于历史学的宗旨。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 ，不仅能够科学地重新研究和解释过去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而且可以正确认识21世纪中 国历史学面临的各种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进行新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造，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使之成为更加科学和完善的历史观与方法论，把我国的马克 思主义历史学再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2003-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