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宋璟与盛唐诗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盛唐论文,诗坛论文,姚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代诗歌在唐玄宗即位前的近百年内，进展缓慢，可是唐玄宗即位不久，就出现了质的飞跃，李白、王维、高适、王昌龄等年轻诗人横空出世，年长一些的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也于此时达到创作的高潮。这个变化太大、来得太快。其中的缘故，固然有四杰和陈子昂对唐诗内容的开拓，以及沈、宋使律诗定型，李峤、刘希夷、张若虚等人推动了七言古诗的发展等原因①，但仅以这些来解释初唐诗到盛唐诗的巨大变化，我们感到还不够。本文试图换个角度，以开元贤相姚崇、宋璟的活动及其与诗坛的关系为中心，对这一问题作出新的探索。
姚崇、宋璟并称开元名相，是开元之治的缔造者和功臣，他们为相的时间总共不到八年②，却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讨论姚、宋与盛唐诗坛的关系，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他们所开创的良好政治局面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以及他们刚直的人格魅力对盛唐文人的影响。
姚崇在武则天朝、睿宗朝和玄宗朝三度为相，一直以刚正不阿著称。睿宗朝，姚崇和宋璟都是站在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一边，反对太平公主专权的，二人皆因此被罢相③。由于太子考虑自己当时的势力不及太平公主，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奏贬姚、宋，但对他们的忠心与才干，在内心深处一定深为嘉许。所以他即位当年，就将姚崇召回朝中，委以重任，姚崇则上奏十条治国方略，即著名的“姚崇十事”。吴兢《开元升平源》(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引)记姚崇上“十事”之始末云：
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颇德之。既诛太平，方任元崇以相，进拜同州刺史。……上方猎于渭滨，公至，拜马首。……上纵辔久之，顾曰：“卿行何后？”公曰：“臣官疏贱，不合参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公不谢，上顾讶焉。至顿，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适奉作弼之诏而不谢者，欲以十事上献，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诏。”上曰：“悉数之，朕当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于公也。”又曰：“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之任，或出于阉人之口，臣请中官不预公事，可乎？”上曰：“怀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荒杂，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纲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上曰：“朕切齿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延及公卿、方镇亦为之，臣请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愿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上曰：“朕每睹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又曰：“先朝亵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可乎？”上曰：“事诚当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钦融、韦月将献直得罪，由是谏臣沮色。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真可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诚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当弼谐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称万岁者三。从官千万皆出涕。④
姚崇所上“十事”，系统地总结了武则天、中宗以来朝廷的种种弊政，提出了改革的措施，这些建议的核心，就是要推行开明政治，形成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十事”既是姚、宋的施政纲领，也为开元诗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司马光对“姚崇十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提出怀疑：“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⑤ 我们认为，司马光的说法未免武断。吴兢(670—749)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居史职近三十载，所撰史书叙事简核，直言不讳，号为良史，其历史著作见于著录的就有十六种之多，最著名的当数流传至今的《贞观政要》十卷，《开元升平源》亦为其著作之一，此书在唐人文献中罕有记录，但我们在唐诗中发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晚唐诗人顾云(？—约894)有《池阳醉歌赠匡庐处士姚岩杰》，姚岩杰是姚崇的后裔。诗云：“时时说及开元理，家风飒飒吹人耳。吴兢纂出《升平源》，十事分明铺在纸。裔孙才业今如此，谁人为奏明天子。……”(《全唐诗》卷六三七)诗中既指出吴兢纂写了《升平源》，又明确地说其中记有姚崇的“十事”。顾云与杜荀鹤、殷文圭同在九华山读书，大中(847—859)、咸通(860—873)中，谋试于长安，为令狐绹赏识，乾符元年(874)进士及第，他能诗能文，大顺(890—891)中，曾参与撰写《宣懿僖三朝实录》。这条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吴兢所记“十事”绝非虚构⑥，我们不能根据司马光的猜测来否定“十事”的真实性。“十事”是姚宋的施政纲领，在唐玄宗的全力支持下，加上姚崇的果断和宋璟的刚正，这一纲领大部分都得以实现。“开元之治”的形成，和“十事”的提出与实施是分不开的。
唐玄宗给姚、宋以极高的礼遇和信任，《次柳氏旧闻》曰：“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该书又记载姚崇入相后，向玄宗请示郎吏等低级官员的任用问题，玄宗故意不回答，姚崇恐惧。高力士认为玄宗这样做不妥，玄宗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高力士将此意告诉姚崇，姚崇“且解且喜”。“朝廷闻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⑦《旧唐书·姚崇传》说：“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旧唐书·姚崇传》记载他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是“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唐中宗时，公主外戚等皆度人为僧尼，或出私财造寺。富户强丁，皆以此为借口，躲避徭役，寺庙人满为患。姚崇认为信佛并不能安邦定国，不宜妄度奸人。姚崇此举，对抑制当时的佞佛之风、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繁衍具有积极的作用，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好事，是其所上“十事”中“止绝”建造寺观宫殿一事的具体行动。二是开元三、四年主张捕杀蝗虫事。当时山东等地蝗虫大起，姚崇力主灭蝗，并提出了具体的灭蝗方法，遣御史分道捕蝗。但此举引起朝野一片反对声，时人认为蝗虫是天灾，应当向天祈祷，而不能扑灭之。如宰相卢怀慎以为杀虫太多，恐伤和气；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对捕蝗，“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唐玄宗就此事询问姚崇，姚崇则以不畏天命的精神，力主捕蝗。在姚崇的坚持下，捕蝗得以继续，“蝗因此亦渐止息”。我们仅从这两件事即可见姚崇的魄力与才干。此外，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载，姚崇为相时，曾惩治不法外戚薛王业之舅王仙童，“由是贵戚束手”。宋王成义请将其亲信由流外官变为流内官，也在姚崇的反对下失败，“由是请谒不行”。他还成功地取消了诸王贵戚的政治军事实权，实现了他与宋璟在睿宗时提出而又未能完成的目标。他执政虽仅四年，却对唐玄宗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开元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处事公允而干练，与他同时为相的卢怀慎、源乾曜诸事皆推让之。宋人范祖禹认为唐玄宗如此信任姚崇，是“开元之治”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⑧。
开元四年姚崇辞去宰相职务，荐宋璟自代。宋璟(663—737)是姚崇政治路线的积极执行者。他“少耿介有大节”(《旧唐书·宋璟传》)，调露二年(680)举进士，在武则天和中宗时即以刚正不阿著称，睿宗朝与姚崇同任宰相。玄宗开元初，任京兆府尹，进御史大夫，出为睦州刺史，徙广州都督。在广州期间，宋璟安抚了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教育当地百姓变茅屋为瓦房，发展了内地与岭南的贸易，安定了边疆的政治局面，改良了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⑨。开元四年末，宋璟被召回朝，途中即显示其刚正与威严，“宋璟为广州都督，玄宗思之，使内侍杨思勖驰马往追。璟拜恩就马，在路竟不与思勖交一言。思勖以将军贵幸殿庭，因诉于玄宗。上嗟叹良久，即拜刑部尚书”⑩。宋璟此举，对抑制宦官专权起到示范的作用，而抑制宦官，便是姚崇的“十事”之一。宋璟要将姚崇的治国方略继续推行下去，首先也是要告诫唐玄宗励精图治，他将记载周公劝成王勿耽于享乐的《尚书·无逸》手写一过，并绘成图献给唐玄宗，唐人崔植《对穆宗疏》对此事评价甚高，认为其关系到唐玄宗政权的兴衰：“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尝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每叹古人至言，后代莫及，故任贤戒欲，心归冲漠。开元之末，因《无逸图》朽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后既无座右箴规，又信奸臣用事，天宝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11) 宋璟禁恶钱，是其执政期间的重大举措，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且对唐朝经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璟力主此事，无可厚非，但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引起民怨沸腾。宋璟为相，坚持姚崇“十事”中提出的基本国策，不赏边功也是一例。《新唐书·宋璟传》曰：“璟为宰相，务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职。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逾年，才授右武卫郎将，灵佺恚愤不食死。”(12) 此即“十事”中“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的具体表现。所以姚、宋执政期间，虽然唐军力量强大，但从未轻启边衅。宋璟立身刚正，名闻朝野，其刚正与才干，深得时人推许(13)。同时为相的苏颋既对宋璟十分尊敬，又与之配合默契，这对“开元之治”的形成也有一定帮助(14)。
姚崇、宋璟两人为相的时间总共只有八年，他们凭借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杰出的行政能力，以及刚正廉洁的人格、对唐玄宗的耿耿忠心，深得玄宗的信任和朝野的拥戴，故在拨乱反正、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安定边疆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曰：“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15) 他们的继任者张嘉贞、张说、张九龄等亦堪称贤相，故“开元之治”得以形成。尤其是人们将姚崇、宋璟与天宝年间执政的李林甫、杨国忠对比时，愈益显出姚、宋的可贵。《新唐书》卷一二四赞曰：“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然唐三百年，辅弼者不为少，独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盖难矣夫！”杜甫《忆昔》诗中对“开元全盛日”的礼赞，元稹《连昌宫词》中将姚崇、宋璟与李林甫、杨国忠的对比，都是对姚、宋缔造的“开元盛世”的充分肯定。
姚、宋执政期间的社会大环境是相当稳定而宽松的，在他们的努力下，没有出现中宗末年那样的政局动荡。姚、宋关心百姓，姚“忧国如家，爱民如子”，宋被誉为“有脚阳春”(16)，从皇帝到姚、宋等大臣，都崇尚俭朴，力戒骄奢，中宗时太平公主之类奢侈跋扈的情形并未重现，各种文化建设也相继施行，群臣敢于直谏，皇帝从谏如流，这种局面，与“贞观之治”的前期颇为相似。
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盛唐诗人，生活上有保障，自信心高涨，对前途充满憧憬，具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条件，再加上初唐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准备，到此时已被充分利用，故盛唐诗人才能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李白《古风》其一)。唐诗高潮虽然在姚、宋时未能出现，但姚、宋为这一高潮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姚崇、宋璟不但是杰出的政治家，而且有较高的文才。姚崇“以文华著名”(17)、“弱冠补孝敬挽郎，又制举高第”(18)，张说称姚崇“黼藻弥焕”(19)，“黼藻”即华美的辞藻，泛指文才。《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四》均著录《姚崇集》十卷，已佚。《全唐诗》存其诗六首，陈尚君先生《全唐诗续拾》存诗二首，数量虽不多，但不乏名作，如《秋夜望月》云：“明月有余鉴，羁人殊未安。桂含秋树晚，影入夜池寒。灼灼云枝净，光光草露团。所思迷所在，长望独长叹。”(《全唐诗》卷六四)方回《瀛奎律髓》卷二二评曰：“欧公诗曰：‘元、刘事业时无取，姚、宋篇章世不知。’宋广平有《梅花赋》，姚元崇亦有此等诗，未可忽也。”(20) 还有人评为“调响、句工”(《汇编唐诗十集》)、“修洁”(《唐诗镜》)。《唐诗选脉会通评林》程元初曰：“‘桂含秋树晚’喻伤时迟暮之意。‘影入夜池寒’喻清虚寒苦之意。‘灼灼云枝净’申‘桂含’句，喻言时虽迟暮而性行光洁莹净也。‘光光草露团’申‘影入’句，喻言光明徒团于草露，无人知之。意多含蓄，故佳。”此诗当作于姚崇事业受挫，远离长安之时。诗中借秋夜望月，表达恋阙之情，文字雅洁，寄托高远。姚崇《夜渡江》云：“夜渚带浮烟，苍茫晦远天。舟轻不觉动，缆急始知牵。听草遥寻岸，闻香暗识莲。唯看孤帆影，常似客心悬。”中间二联不仅对仗工整，而且写出一个从不觉到暗识的过程，静中有动，耐人寻味，不知王维“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是否有得于此。《唐诗归》钟惺评曰：“字字是夜渡江，‘寻岸’二字，非身历不知其妙。”谭元春评：“人人历此景，然非有静思妙手，不能出而为诗。”周珽评姚崇这两首诗云：“极静，极细，极响。”(《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姚崇身为大臣，经常参加朝廷的一些唱和活动。如圣历二年(699)武后幸汝州，与武三思、姚元崇、苏颋、薛曜等宴于州南之流杯亭，赋诗凡七首，李峤为序，殷仲容书，刻石，可惜姚崇诗已不存。圣历三年(700)武后与群臣游于嵩山石淙，赋七言律诗一首，太子李旦、李峤、苏味道、姚崇、阎朝隐、崔融、徐彦伯、沈佺期等人有和作，姚崇诗名为《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姚崇还有《故洛阳城侍宴应制》、《春日洛阳城侍宴》、《奉和圣制龙池篇》(以上三诗见《全唐诗》卷六四)、《奉使蒲州返辔奉答圣制》(见陈尚君《全唐诗续拾》卷九)等应制诗，还有一首《五言过栖岩寺》(《全唐诗续拾》卷九)，除了《秋夜望月》、《夜渡江》和《五言过栖岩寺》外，均为应制、侍宴之作，表现出初唐后期宫廷诗歌占主导地位的特点和姚崇的大臣身份。姚崇之文，《全唐文》存一卷，《全唐文拾遗》补一篇，陈尚君先生《全唐文补编》补四篇(其中有三篇与《全唐文》重出，但更为完整)。
宋璟也有一定的文学修养。《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其文集十卷，已佚。《全唐诗》存其诗六首，《全唐文》存其文十八篇。颜真卿说他“文包风雅”，“公七岁能属文，一遍诵《
鸟赋》。……八九岁时，尝梦大鸟衔书，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惊寤，犹若下在胸间，自后藻思日新，襟怀益爽。……相国苏味道为侍御史出使，精择判官，奏公为介。公作《长松篇》以自兴，《梅花赋》以激时，苏深赏叹之，曰：‘真王佐才也！’”(21) 宋璟调露二年(680)举进士(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刘禹锡曰：“尝闻昔宋广平之沉下僚也，苏公味道时为绣衣直指使者，广平投以《梅花赋》，苏盛称之，自是方列于闻人之目。是知英贤卓荦，可外文字，然犹用片言借说于先达之口，席其势而后骧首当时。”(22) 皮日休《桃花赋序》曰：“余常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之体。殊不类其为人也。”(23)
宋璟被苏味道赏识的诗歌《长松篇》今已不存，《梅花赋》今存，见于元人刘埙《隐居通议》卷五，《全唐文》卷二○六所录文字与之大体相同。但今存的《梅花赋》肯定是伪作，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已经有所考辨(第307—308页)。这里再补充几条材料。苏轼《牡丹叙记》：“然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心石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今以余观之，几托于椎陋以眩世者，又岂足信哉！”(24) 李纲《梅花赋》并序：“然广平之赋，今阙而不传。”《四库全书总目·梁溪集提要》：“集中有《补宋璟梅花赋》，自序谓璟赋已佚，拟而作之，其文甚明。元刘埙《隐居通议》所载璟赋二篇，皆属伪本。明田艺蘅《留青日札》乃称得元鲜于枢手书璟赋，急录传之，枢之真迹旋毁。核其文句，大抵点窜纲赋，十同七八，其为依托显然。”(25)
宋璟之诗，今仅存六首，有四首见于《唐诗纪事》，这六首诗中有两首是唐玄宗先赐诗给宋璟，宋璟与玄宗唱和的，还有两首是应制之作，一首是迎驾之作，可见其诗基本上都是与唐玄宗有关的。我们举一组唐玄宗与宋璟的赠答诗为例：
赤帝收三杰，黄轩举二臣。由来丞相重，分掌国之钧。我有握中璧，双飞席上珍。子房推道要，仲子讶风神。复辍台衡老，将为调护人。鹓鸾同拜日，车骑拥行尘。乐聚南宫宴，觞连北斗醇。俾予成百揆，垂拱问彝伦。(唐玄宗《左丞相说右丞相璟太子少傅乾曜同日上官命宴东堂赐诗》，《全唐诗》卷三)
丞相邦之重，非贤谅不居。老臣慵且惫，何德以当诸。厚秩先为忝，崇班复此除。太常陈礼乐，中掖降簪裾。圣酒山河润，仙文象纬舒。冒恩怀宠锡，陈力省空虚。郭隗惭无骏，冯谖愧有鱼。不知周勃者，荣幸定何如。(宋璟《奉和御制璟与张说源乾曜同日上官命宴都堂赐诗应制》，《全唐诗》卷六四)
据《旧唐书·玄宗纪》，张说由右丞相迁左丞相，宋璟由吏部尚书迁右丞相，源乾曜由右丞相迁太子少傅，在开元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旧唐书·宋璟传》云：“十七年迁尚书右丞相，与张说、源乾曜同日拜官。敕太官设馔，太常奏乐，与尚书都省大会百僚。玄宗赋诗褒述，自写与之。”唐玄宗诗中用一连串的典故来赞美三人，如用汉高祖刘邦的三大功臣张良、萧何、韩信来比喻张说、宋璟、源乾曜等人，又分别将他们比作黄帝时、汉光武帝时的贤臣，希望他们三人能帮助自己处理朝政，而玄宗本人可以垂拱而治。张说、宋璟、源乾曜等三人都是玄宗的元老重臣，此次亦非任命他们为实际的宰相，而主要是一种荣誉，故玄宗的诗写得十分客气。宋璟的和诗一是赞颂玄宗的诗为“仙文”，二是表达自己的感激与惭愧之情。全诗相当工稳，显示出一定的诗才。纪昀评此诗为“风力绝高”(26)。
宋璟还有《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官乐游园宴》、《奉和圣制送张说巡边》、《奉和圣制答张说扈从南出雀鼠谷》、《蒲津迎驾》、《送苏尚书赴益州》等诗，从现存作品来看，宋璟还是颇有诗才的。
由于姚、宋二人的十卷本文集已经亡佚，我们现在无法见到他们诗歌的全貌，但他们并非粗鄙不文的俗吏，则是确信无疑的。
与宋璟同时为相的苏颋是开元前期的著名文人，苏颋(670—727)，字廷硕，苏瓌之子。年十七举进士，授乌程尉。中宗神龙中，迁给事中，加修文馆学士、拜中书舍人，当时其父同中书门下三品，父子同掌枢密，时人荣之。景云中，苏瓌去世，苏颋袭封许国公，起复为工部侍郎。玄宗时擢中书侍郎，与紫微侍郎李义对掌文诰，号为苏、李，玄宗认为可比苏味道、李峤。开元四年与宋璟同时入相，开元八年同时罢相。“自景龙后，与张说以文章显，称望略等，故时号‘燕许大手笔’。”(《新唐书·苏颋传》)唐玄宗对他说：“朕每见卿文章，与诸人尤异，当令后代作法，岂惟独称朕心。”(27)《全唐诗》存其诗两卷，多应制奉和之作，这也是由其朝廷重臣的身份决定的。《唐诗品》评曰：“许公天命英标，夙年妙悟，遭时丰豫，大启菁华，凡宴赏览游，靡不应制。虽君臣道合，侪辈同声，足以成其令节，而祥麟威凤，世所罕睹，盛时气候，亦可想见之尔。或曰：绮丽太胜，音节太缓，许公安得而辞焉？予解之曰：诗有六义，颂声独扬，非浑厚不足以庄其体，非藻丽不足以华其节，视之郁积感思之言，其尚异矣。识者谓许公有宫调，其殆此乎？”其诗如《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东望望春春可怜，更逢晴日柳含烟。宫中下见南山尽，城上平临北斗悬。细草偏承回辇处，飞花故落舞筵前。宸游对此欢无极，鸟弄声声入管弦。”(《全唐诗》卷七三)杨慎《升庵诗话》云：“唐自贞观至景龙，诗人之作，尽是应制。命题既同，体制复一，其绮绘有余，而微乏韵度。独苏颋‘东望望春春可怜’一篇，迥出群英矣。”(28) 许学夷《诗源辩体》评“宫中”二句为“初唐佳句”。苏颋的一些边塞诗写得也不错，如《边秋薄暮》：“海外秋鹰击，霜前旅雁归。边风思鞞鼓，落日惨旌麾。浦暗渔舟入，川长猎骑稀。客悲逢薄暮，况乃事戎机。”(《全唐诗》卷七三)周珽曰：“首二句见边秋，中四句见薄暮。‘边风’二语情景妙合，‘思’、‘惨’二眼可悲，‘浦暗’二语喻筹边共事之臣，相时势辄多退避。收句用意凄楚，秉忧国之责者，可玩戎机为轻小，不思顺时一奋其志哉！‘况乃’二字有味。”(《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同饯阳将军兼源州都督御史中丞》云：“右地接龟沙，中朝任虎牙。然明方改俗，去病不为家。将礼登坛盛，军容出塞华。朔风摇汉鼓，边马思胡笳。旗合无邀正，冠危有触邪。当看荣还日，及此御沟花。”(《全唐诗》卷七四)李梦阳评云：“博识宏襟，雄才雅调，具见此作。”(《唐诗选脉会通评林》)《汾上惊秋》云：“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全唐诗》卷七四)亦为佳作。《删定唐诗解》评云：“急起急收，而含蓄不尽，五绝之最胜者。”《唐人万首绝句选评》云：“大家气格，五字中最难得此。与王勃《山中作》运意略同，而此作觉更深成。”
总之，当时朝廷的重臣姚崇、宋璟以及苏颋，不仅擅长文章，而且能为诗歌，这肯定有助于诗坛的繁荣。他们执政期间，唐诗虽然尚未发展到高潮，但此时经济繁荣、政治开明，为诗人的成长提供了极为理想的外部环境。如李白读书大匡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学剑术，遍干诸侯”、“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李白为苏颋所赏识，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此事当发生在开元九年。开元十三年出川，李白在江陵，遇司马承祯，作《大鹏遇希有鸟赋》。高适此时仍在读书漫游，积累生活经验，他“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自远”(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少濩落，不事生业。家贫，客于梁宋，以丐求取给”(《旧唐书·高适传》)。开元七年，高适年二十，初游长安，不遇，复归宋州，作《别韦参军》诗云：“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欢乐弥寰宇。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王昌龄约于此时游历河南、河北、河东并一度客居太原(见胡问涛等《王昌龄集编年校注·前言》)，他开元十五年举进士。王维已为岐王府属，随王在岐州，有应教之作，如《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池应教》等，逐渐在诗坛崭露头角，《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息夫人》等名作皆成于此时，他得公主之助，夺得京兆府解头，亦发生在此期间。有了这些基础，开元九年王维才考中进士，从此步入诗坛与政坛。开元十四年，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举进士。杜甫此时处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的学习期，岑参开元七年五岁，已开始读书，其《感旧赋序》称“五岁读书”。可见姚崇、宋璟所营造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丰厚的物质基础，使得这一批诗人自信心空前高涨。加上此后数年间，张说、张九龄对文人的礼遇，盛唐这一批诗人终于脱颖而出，领袖诗坛，唐诗达到“声律风骨始备”(殷璠《河岳英灵集序》)的境界，他们的诗歌，也最终形成了“盛唐气象”。
姚、宋时期的诗歌创作成绩算不上丰厚，姚崇执政之初，宫廷仍为诗歌创作的中心，这种情况在开元二、三年尤其明显。姚崇等人作于开元二年的《享龙池乐章》就是一例。《唐会要》曰：“开元二年闰二月，诏令祠龙池。六月四日，右拾遗蔡孚献《龙池篇》，集王公卿士以下一百三十篇。太常寺考其词合音律者，为《龙池篇乐章》，共录十首。”注云：“紫微令姚元之、右拾遗蔡孚、太府少卿沈俭期、黄门侍郎卢怀慎、殿中监姜皎、吏部尚书崔日用、紫微侍郎苏颋、黄门侍郎李义府(按：当为李乂之误)、工部侍郎姜晞、兵部郎中裴璀等，更为乐章。”(29)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曰：“《唐书·乐志》曰：‘玄宗龙潜时，宅隆庆坊，宅南坊人所居，忽变为池，望气者异焉。故中宗季年，泛舟池中。玄宗正位，以坊为宫，池水逾大，弥漫数里，因为《龙池乐》以歌其祥。’”(30) 这次活动的目的当然是为唐玄宗登基制造舆论，但规模宏大，群臣献诗竟多达一百三十首，可谓盛况空前。举左拾遗蔡孚所作第二章为例：
帝宅王家大道边，神马龙龟涌圣泉。昔日昔时经此地，看来看去渐成川。歌台舞榭宜正月，柳岸梅洲胜往年。莫言波上春云少，只为从龙直上天。
开元二年六月，袁晖擢左补阙，与蔡孚、张九龄同在谏垣，有诗唱和。《全唐诗》卷四九张九龄有《与袁补阙寻蔡拾遗会此公出行后蔡有五韵见赠以此篇答焉》；本年秋，苏颋、李乂、崔日用、张九龄、卢怀慎和同在朝，有诗唱和，酬赠的对象还有陆余庆、裴知柔等人。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李乂观灯，有诗，苏颋和作。冬十月，苏颋扈从凤泉，途中与崔泰之有诗唱和。十一月，苏颋扈从骊山汤泉，有诗呈李乂、崔泰之、马怀素。卢怀慎从至骊山汤泉，望秦始皇陵，作诗，张九龄有和作(31)。
开元二年，十九岁的孙逖中进士和贤良方正科，登科后授山阴尉，在山阴与贺朝(贺九)、万齐融(万八)等当时吴越间的著名文士相唱和。
开元三年至八年，朝廷先后命褚无量、马怀素、元行冲等主持整理内库图书，不少诗人被召进京城，如韦述、袁晖、齐澣、王珣、吴兢、王湾、卢僎、陆元泰、徐安贞等人，这些人多有诗传世，如开元七年闰七月，王湾在修书学士任，有诗《闰月七日织女》。这一批文人在整理秘府图书的过程中，得以博览群书，增长见闻，促进交往和友谊，他们有的成为知名的诗人(如王湾)，有的成为著名的学者(如吴兢、韦述)。这一批人才的成长，为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作了很好的准备。
开元前期，京城存在着一个以岐王李范为中心的文学圈子。《旧唐书》卷九五：“(李)范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与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篇题唱和，又多聚书画古迹，为时所称。时上禁约王公，不令与外人交结。驸马都尉裴虚己坐与范游宴，兼私挟谶纬之书，配徒岭外。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皆坐与范饮酒赋诗，黜庭琦为雅州司户，谔为山茌丞。”又曰：“郑繇者，郑州荥阳人，北齐吏部尚书述五代孙也。工五言诗。开元初，范为岐州刺史，繇为长史，范失白鹰，繇为《失白鹰诗》，当时以为绝唱。后为湖州刺史。”郑繇的《失白鹰诗》云：“白锦文章乱，丹霄羽翮齐。云中呼暂下，雪里放还迷。梁苑惊池鹜，陈仓拂野鸡。不知寥廓外，何处独飞栖。”阎朝隐文章擅一时之美，张说评云：“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大唐新语》卷八)《旧唐书》本传曰：“朝隐文章虽无《风》、《雅》之体，善奇构，甚为时人所赏。”阎朝隐存诗十五首。他的《鹦鹉猫儿篇》引起后人广泛注意。《唐诗归》钟惺评云：“自首至尾全用作文排比法成诗，奇甚。正理奇调。”谭元春评云：“忽然起止，雷霆风雨，确然陈诉，忠臣仁人，非以诗文为戏，乃一肚皮奇趣正理，触物摇动耳。千古而下，皆有感于斯文。”《王闿运手批唐诗选》：“不伦不类，转以见奇。”张谔今存诗十二首，《国秀集》选五首，多为在岐王门下时所作。如《岐王席上咏美人》：“半额画双蛾，盈盈烛下歌。玉杯寒意少，金屋夜情多。香艳王分帖，裙娇敕赐罗。平阳莫漫妒，唤出不如他。”(32) 此诗颇为香艳，近乎梁陈宫体。又如其《百子池》：“旧闻百子汉家池，汉家渌水今逶迤，宫女厌镜笑窥池。身前影后不相见，无数容华空自知。”(《全唐诗》卷一一○)谭元春评云：“美人诗不在艳语，而在艳情，如此诗则情语俱艳矣。语艳亦非龌龊浓词也。”(《唐诗归》)其《九日》诗更是获得广泛好评：“秋来林下不知春，一种佳游事也均。绛叶从朝飞著夜，黄花开日未成旬。将曛陌树频惊鸟，半醉归途数问人。城远登高并九日，茱萸凡作几年新。”(《全唐诗》卷一一○)钟惺评云：“字字流，字字艳，人亦不以为初唐七言律。”谭元春评云：“无赘语，无饰语，律诗至此圣矣。当以为法。”(《唐诗归》)“此诗幽不入寂，巧不伤雅，有自然之态。”(《唐七律隽》)刘庭琦诗，今存四首，《国秀集》选二首，如《从军》：“朔风吹寒塞，胡沙千万里。阵云出岱山，孤月生海水。次胜方求敌，衔恩本轻死。萧萧牧马鸣，中夜拔剑起。”(33) 是一首慷慨激昂的边塞诗。《奉和圣制瑞雪篇》：“紫宸飞雪晓裴回，层阁重门雪照开。九衢晶耀浮埃尽，千品差池贽帛来。何处田中非种玉，谁家院里不生梅。埋云翳景无穷已，因风落地吹还起。先过翡翠宝房中，转入鸳鸯金殿里。美人含笑出联翩，艳逸相轻斗容止。罗衣点著浑是花，玉手抟来半成水。奕奕纷纷何所如，顿忆杨园二月初。羞同班女高秋扇，欲照明王乙夜书。姑射山中符圣寿，芙蓉阙下降神车。愿随容泽流无限，长报丰年贵有余。”(《全唐诗》卷一一○)周珽曰：“‘埋云翳景’四句写雪，性情态度已极妙境。玩‘因’字、‘迟’字、‘先过’、‘转入’字，诚非精思曲拟不得有此。‘美人含笑’四句，亦无非形容雪之轻逸，有可即不可著景趣。至‘羞同’、‘欲照’二语，方出瑞意。结四句复直赋其所以瑞也。”(《唐诗选脉会通评林》)随着阎朝隐、刘庭琦、张谔、郑繇诸人被贬出朝，这个群体宣告解散。
开元前期，在长安的韦陟周围有一个诗人小团体，《旧唐书·韦安石传》附《韦陟传》：“开元初，丁父忧，居丧过礼。自此闭门不出八年，与弟斌相劝励，探讨典坟，不舍昼夜，文华当代，俱有盛名。于时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广平宋公见陟，叹曰：‘盛德遗范，尽在是矣。’”韦陟之父韦安石病卒于开元二年，故其闭门不出主要在姚、宋执政时期。与他唱和的王维等人后来都成为知名的诗人，均有材料可以证明他们此时在长安。王维此时在长安应举，奔走于岐王门下，且与崔颢、卢象等诗人交往。据陈铁民先生《王维集校注》，王维少年时的一些名篇多作于长安，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开元五年作于长安；《哭祖六自虚》开元六年作于长安；《赋得清如玉壶冰》题下注云“京兆府试，时年十九”，开元七年作于长安；《息夫人》、《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四诗都是开元八年在长安所作。崔颢在唐代与王维齐名，“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34)。崔颢的诗为《河岳英灵集》、《国秀集》等著名唐人选唐诗所选，其《黄鹤楼》一诗更享有盛名，其诗今存四十余首，《岐王席观妓》可见他也经常参与岐王的雅集，《寄卢象》一诗则说明他与卢有较深的友谊。卢象在唐代的诗名也不小：“始以章句振起于开元中，与王维崔颢比肩骧首，鼓行于时，妍词一发，乐府传贵。”(35) 其诗亦为《河岳英灵集》所收，且其诗多与王维诗相混，说明二人交往密切、风格相近。王维的《送綦毋潜落第还乡》，约作于开元九年，地点在长安，卢象的《送綦毋潜》亦当作于同时，此诗或可说明开元前期卢象曾在长安生活过，且与诗人们有较多交往。韦陟之弟韦斌的文才曾得到徐安贞、王维、崔颢等“当代辞人”的“推挹”(《旧唐书·韦安石传》附《韦斌传》)，亦当曾与王维、崔颢等人相唱和。可惜韦陟诗已不存，韦斌诗仅存一首，今天已无法考察他们唱和的盛况了。
众所周知，张说三度为相，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但其诗歌创作的真正高潮，却是姚、宋执政时期，此时他被贬出朝，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开元元年底，他因与姚崇有隙，贬授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开元三年，左转岳州刺史，开元五年，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开元六年，授右羽林将军、幽州都督、河北节度使。开元七年十月入朝，复授检校并州长史，兼修国史，敕赍稿于军中修撰。开元九年九月自并州入朝，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开盛唐诗歌风气之先的边塞诗与山水诗，均作于这一阶段。如作于相州的《邺都引》即不愧为盛唐名作，这首诗格高调远，慷慨悲凉，与“初唐四杰”风华流美的七古相比，面目已大不相同。张说在边塞任职达三年之久，此时手握兵权，心情还是比较愉快的，其诗中洋溢着豪迈的情怀。其《幽州夜饮》情绪起伏较大，前四句云：“凉风吹夜雨，萧瑟动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迟暮心。”可见其心情抑郁。后四句云：“军中宜剑舞，塞上重笳音。不作边城将，宁知恩遇深。”则转为豪壮之音。
《舆地纪胜》卷六九《岳州景物》下：“岳阳楼，《寰宇记》云：‘唐开元四年，唐张说自中书令为岳州刺史，常与才士登此楼，有诗百余篇，列于楼壁。’《岳阳风土记》曰：‘岳阳楼，城西门楼也，下瞰洞庭，景物宽广。’”(36) 张说的岳州诗现存五十余首，体裁包括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和五言排律，对唐诗所有的样式几乎都曾染指，这在初盛唐之交的诗人中是十分少见的。其诗的题材则有山水、游览、登临、抒情、咏史、赠答、送别、宴饮等，涉及生活面也相当广泛。张说曾将这些诗编为《岳阳集》。《新唐书·张说传》曰：“既谪岳阳，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其《岳州作》、《灉湖山寺》、《同赵侍御乾湖作》、《岳阳早霁南楼》、《岳阳石门墨山二山相连有禅堂观天下绝境》、《岳州观竞渡》、《五君咏》等均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张说在岳州期间，曾与赵冬曦、尹懋及张均(张说长子)游赏湖山，留下了一批山水佳作，如《同赵侍御巴陵早春作》、《与赵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楼》等。《唐音癸签》曰：“张燕公说诗率意多拙，但生态不痴。律体变沈、宋典整前则，开高、岑清矫后规。”《诗学渊源》评云：“初尚宫体，谪岳州后，颇为比兴，感物写怀，已入盛唐。”许景先(生卒年不详)开元初即与张说在相州相倡和，他于开元中任中书舍人、掌制诰，文词甚美，得到张说的称赞。《旧唐书·许景先传》曰：“自开元初，景先与中书舍人齐澣、王丘、韩休、张九龄掌知制诰，以文翰见称。中书令张说尝称曰：‘许舍人之文，虽无峻峰激流崭绝之势，然属词丰美，得中和之气，亦一时之秀也。”景先官至吏部侍郎，仕途较为通达。其诗今存五首，有两首是应制诗，在诗坛上无甚影响。赵冬曦(677—750)今存诗十六首，大部分是在岳州及朝中与张说赠答之作，特色不明显。王翰(生卒年不详)存诗十六首，有三首是与张说赠答的。其《凉州词》二首非常有名，七言歌行《饮马长城窟行》以古题写今事，并不比高适的《燕歌行》逊色。王湾(生卒年不详)存诗十首，除《江南意》(一作《次北固山下》)外，鲜有名篇，然此诗已足以使其不朽。孙逖(696—761)存诗七十余首，多为应制、应教、应酬之作，颜真卿称其诗“必有逸韵佳对，冠绝当时，布在人口”(37)，可能因其诗散佚过多，现在已很难见到佳作。韦述(？—757)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存诗五首，其中《春日山庄》写田园情趣较生动。王琚、宋璟路过岳州，也曾与张说唱和。
张九龄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人物。姚、宋执政期间，张九龄大部分时间都在朝为官，诗歌创作方面也颇为活跃，据顾建国先生《张九龄年谱》，九龄在此期间可以编年的诗就有六十七首之多，实际数字肯定要超过这个数目，因为有些诗是很难予以准确编年的。在当时的朝臣中，他的诗算是较多又较好的，虽然他的创作高潮是在开元中后期，此期可以算是一个次高潮吧。
我们再来系统考察一下开元元年至八年进士及第的情况。据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将中举人数及已知姓名者列举如下：开元元年进士七十一人，状元常无名，还有张子容、王湾、程南锐、赵子卿、赵自励、梁献、李日用、昔安仁；开元二年进士十七人，状元李昂，还有孙逖、于休烈；开元三年进士二十一人，有李诚；开元四年进士十六人，状元范崇凯，还有薛邕、史翙、李朏、张均；开元五年进士二十五人，有刘清、刘廷玉、刘嶷、王泠然、李蒙；开元六年进士三十二人；开元七年进士二十五人，有崔镇、苗晋卿、杜钑；开元八年进士五十七人，有苗含液。可考知姓名者共二十七人，如前所述，王湾、孙逖、王泠然、张均都是此期较为著名的诗人，张子容与孟浩然唱和，于休烈等人也有诗作传世，但此期大部分进士的作品今已亡佚，我们无法作进一步的研究。《封氏闻见记》卷三曰：“玄宗时，士子殷盛，每岁进士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渔夺，号之为‘棚’，推声望为棚头，权门贵盛，无不走也，以此荧惑主司视听。”(38) 所说的情况当包括姚、宋执政时期在内，由此亦可见当时的重文之风。
一批名作产生于此时，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王翰《凉州词》、王湾《次北固山下》(一作《江南意》)、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息夫人》、孟浩然《岳阳楼》(作于开元五年，用郁贤皓先生说，见其《唐刺史考·岳州》)、高适《别韦参军》、张说《五君咏》等。有两件诗人轶事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开元七年左右，王维经岐王援手，中京兆府解头之事；二是开元初年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长安“旗亭画壁”之事。虽然这两条记载都见于晚唐人薛用弱的笔记小说《集异记》，未可全信，但我们认为王维之事是有可能的(39)。据傅璇琮先生考证，王之涣等三人开元中在长安交往的可能也是存在的(40)。高适开元十年左右即与王之涣有交往(亦据傅文)，故事中又说三人“风尘不偶”，而王昌龄于开元十五年中进士，所以我们不敢断定此事发生在开元初，只是说存在这种可能。上述名篇的出现是唐诗杰作大量涌现的前兆，而这两则轶事，则表明当时唐诗已博得上至王公贵人，下至民间歌妓的喜爱，而且传播渠道广，传播速度快，这也是姚、宋开明政治催化的结果，这其实已预示着盛唐诗歌的高潮即将到来，诗坛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就在眼前。
姚、宋与盛唐诗坛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其一，姚、宋执政时期，政治开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为诗人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并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
其二，唐玄宗亲自参与创作，姚、宋积极唱和，但宫廷诗歌并没有形成垄断的局面(如齐梁时期)，反而对宫廷以外广大诗人的创作起到了激励的作用。
其三，姚、宋对当时的狂士诗人王泠然、王翰皆能容忍(41)，使诗人少了很多顾忌，能直抒胸臆，写出好诗。不久，李白、高适、杜甫等人敢于在诗中讥刺时政、揭露黑暗，这与他们成长的土壤及姚、宋政策的影响有关。
其四，张说被贬出朝，反而成就了其诗歌，他那些“得江山之助”的“凄婉”之作，正作于这一阶段。他的岳州诗，代表了当时诗坛的最高水平。张九龄此时在诗坛上也很活跃。作为本阶段诗坛的主角的他们，后来成为政坛的领袖，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其五，总的来说，姚、宋执政时期诗歌的艺术水平不太高，名篇佳作较少，老的一批诗人已经谢世，新一代的诗人尚未成熟。如李白、王维、高适正处在十二三岁到二十岁上下，刚刚开始诗歌创作，杜甫比李白小十一岁，岑参比李白小十五岁，还处于幼年时期。孟浩然虽然年龄较长，但此时仍然在“为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的阶段，尚未来到长安进入诗人的主流。我们曾以开元九年王维进进士及第作为盛唐诗歌高潮即将到来的标志，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此期大诗人尚未出现，盛唐诗歌高潮要在稍后几年才真正到来。但是一大批一流诗人的储备，一批名篇的出现，已经昭示了盛唐诗歌美好的未来。
注释：
①参看袁行霈《百年徘徊——初唐诗歌的创作趋势》，《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
②姚崇于开元元年十二月至开元四年闰十二月为相，被罢相时荐宋璟取代自己，宋璟于开元四年闰十二月至开元八年正月为相。
③参见《大唐新语》卷一《匡赞第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9页。
④《资治通鉴》卷二一○，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88—6689页。
⑤《资治通鉴》卷二一○，第6690页。
⑥唐人刘肃《大唐新语》的许多材料为《旧唐书》所吸收，足见其史料价值很高，该书虽未明确引用“姚崇十事”，但其叙述中，却点明了“十事”的要点，这段话可能是《开元升平源》的摘要。《新唐书·姚崇传》记载了姚崇所上的“十事”，赞曰：“姚崇以十事要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矣。”后世学者多相信此书为吴兢所作，且记载了姚崇的“十事”，如《郡斋读书志》卷二上：“《开元升平源记》一卷，右唐吴兢载姚崇以十事要明皇。”《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开元升平源》一卷，唐史官吴兢撰叙姚崇十事。”(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九五赞同此说)
⑦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3页。
⑧范祖禹评此事曰：“人君劳于求贤，逸于任人。古者畴咨佥谐，然后用之，苟得其人则任而勿疑，乃可以责成功，明皇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开元之治，不亦宜哉？”(《唐鉴》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宋本，第110—111页)
⑨见颜真卿《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颜鲁公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张说《广州都督岭南按察五府经略使宋公遗爱碑颂》(《张说之文集》卷一二，《四部丛刊》本)。
⑩《封氏闻见记》卷九《端悫》，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2页；颜真卿《宋公神道碑》、《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皆记此事。
(11)《全唐文》卷六九五，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第7131页。
(12)《新唐书》卷一二四《宋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394页。
(13)颜真卿《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中书令河东张公，杰出将明之材，独运庙堂之上。镜机朗澈，见事风生，求公规模，悉阅堂案。每至危言谠议，执正守中，未尝不废卷失声，汗流浃背。其为通贤所服也如此。”(《颜鲁公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这位河东张公，就是继宋璟为相的张嘉贞。
(14)见《旧唐书·苏瓌传》附《苏颋传》。
(15)郑綮《开天传信记》，《开元天宝遗事十种》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16)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华书局2006年版。
(17)《大唐新语》卷八：“姚崇初不悦学，年愈弱冠，常过所亲，见《修文殿御览》，阅之，喜，遂耽玩坟史，以文华著名。”(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1页)
(18)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文贞公碑(奉敕撰)》(《张说之文集》卷一四，《四部丛刊》本)、张说《神道碑》及杜牧《上宣州高大夫启》都说姚崇应的是“下笔成章科”，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定其事于仪凤二年(677)。
(19)张说《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文贞公碑(奉敕撰)》(《张说之文集》卷一四，《四部丛刊》本)
(20)《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二，方回撰，李庆甲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07页。
(21)颜真卿《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右丞相上柱国赠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铭》，《颜鲁公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
(22)刘禹锡《献权舍人书》，《全唐文》卷六○三，第6096页。
(23)皮日休《桃花赋序》，《全唐文》卷七九六，第8346页。
(24)《苏轼文集》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9页。
(25)《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5页。
(26)《瀛奎律髓汇评》卷二二，第907页。
(27)韩休《唐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上柱国赠尚书右丞相许国文宪公苏颋文集序》，《全唐文》卷二九五，第2987页。
(28)杨慎《升庵诗话》卷八，《历代诗话续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87页。
(29)王溥《唐会要》卷二二“龙池坛”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03—504页。
(30)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2页。
(31)这一段叙述文字，主要依据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
(32)芮挺章《国秀集》卷中，傅璇琮主编《唐人选唐诗新编》本，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7—248页。
(33)芮挺章《国秀集》卷中，第246页。
(34)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全唐文》卷三八八，第2987页。
(35)刘禹锡《唐故尚书主客员外郎卢公集序》，《全唐文》卷六○五，第6112页。
(36)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六九，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347页。
(37)颜真卿《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逖文公集序》，《颜鲁公文集》卷一二，《四部丛刊》本。
(38)赵贞信《封氏闻见记校注》，第16页。
(39)参阅丁放、袁行霈《玉真公主考论——以其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为归结》，《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40)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靳能所作王之涣墓志铭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65页。
(41)王翰事迹见《封氏闻见记》卷三《铨曹》、《旧唐书·王翰传》。王泠然事迹见其《与御史高昌宇书》、《唐会要》卷七五《藻鉴》、《旧唐书》卷一○○《王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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