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决定论：从恩格斯到当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决定论论文,生产力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用唯物史观去考察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把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引入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他们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又从生产中把生产力划分出来，把它当作规定生产关系和制约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决定性因素。“把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高度”的这种生产力决定论，使得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从而把社会主义学说由空想转移到现实的基础上，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联系以及最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具有了可靠的根据。
恩格斯把发现唯物史观归功于马克思个人。而在实际上，恩格斯不仅积极参与了这个伟大发现，而且始终一贯地坚持把生产力决定论广泛深入地用于阐明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资本主义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私有制的废除和公有制的建立，阶级斗争的产生、内容和消灭，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及在各种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力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等问题。
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说明，不仅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需要有生产力决定论；而且科学社会主义之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有生产力决定论作强大的思想武器：什么时候坚持和发展了生产力决定论，社会主义事业就兴旺，什么时候离开了生产力决定论，社会主义事业就遭遇挫折。
因此，在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之际，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来重新学习恩格斯关于生产力决定作用的一系列论述，就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一百多年来发展的认识，而且对我们正确把握当前我国和世界发展的大局，总结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解决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种种问题，也将有所启迪。
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变化、社会主义的未来
在现当代，特别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在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东欧在1989—1991年剧变解体以后，在人们观察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大局的时候，总得先对资本主义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未来作一番考察和估量。
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去进行考察和估量才能引出正确的结论呢？对此，早在19世纪末，恩格斯就用生产力决定论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榜样。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在经历了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之后，又经历了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是一场广泛地席卷了英、美、德、法、荷等许多国家而又空前深刻的危机。但是，在此期间，由于严重的危机和萧条加剧了企业之间、部门之间、国家之间的竞争，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引起了垄断组织的广泛发展，因而它又标志着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发展：德国在60年代就出现了萌芽状态的卡特尔垄断组织，在1873年经济危机以后，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更先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兴的重工业部门中广泛出现，乃至还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的迹象。
怎样看待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这种新现象？
西方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把国家垄断资本的出现看作是资本主义发生了质变，看作是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防止萧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力保障，使得经济周期的发生成为极其不可能的事情。
而恩格斯则坚持用生产力决定论就此作了两个方面的分析：
首先，他指出这是一种在生产力发展的迫使下，在资本关系内部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的现象。这是因为，在经济危机中，“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驽驭这种能力。另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例如以股份公司出现的社会化形式，就是它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7页）
其次，恩格斯又强调指出，国家垄断资本并没有解决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只是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和线索。这是因为，“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家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其他管理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8—319页），就是说，只有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这些冲突。
资本主义尔后的发展，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以后，它的周期性危机爆发得更加频繁，后果更加严重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恩格斯的分析是正确的，而西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看法则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又发生了许多变化，怎样看待这些变化？西方资产阶级说这些变化把资本主义引入到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的“新型文明”。反之，在生产力决定论看来，就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当代垄断资本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来说，它无非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激化的产物，即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矛盾的深化，迫使资本主义国家直接参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以缓和矛盾、延长寿命的必然结果。但资本主义的国家所有制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化的本质属性，而只是改变私有制的占有形式，使资本更加集中、更加社会化。从形式上看，它似乎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扬弃，实际上则反而加强了垄断资本的统治。而就80年代席卷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浪潮来说，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对资产阶级国家所有制的否定，实际上却只是对资产阶级国有经济的范围、程度和管理方式的一种调整。对于当代资本主义来说，国有企业在调整产业结构、缓和劳资关系、开发落后地区等方面具有不可忽视乃至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是资产阶级国家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物质基础。
正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资本主义虽然变得面目已非，但由于这种变化终究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的局部调整，它只能缓和、而远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当代资本主义本质依旧，因而，邓小平同志提出：“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而在1989—1991年间发生了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那样的严重曲折，西方资产阶级叫嚷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社会主义的时刻，邓小平之所以仍然坚定不移地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尽管“道路是曲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坚持用唯物史观、用生产力决定论去观察人类历史的命运，坚信归根到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这一基本矛盾的缘故。
二、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西方资产阶级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俄国取得胜利，既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切实际、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因为这不符合它的预期，又证明十月革命是人工的流产儿、病态的早产儿，因为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确实预计社会主义革命将在资本主义发达的一些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但与此同时，他们又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例如，在1874—1875年的《流亡者文献——五、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就指出，在西欧胜利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小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0页）。在马克思1881 年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的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1页）之后，恩格斯在1893年10月17 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件中，在1894年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写的跋中，又再三强调必须从和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联结上来考察俄国农村公社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还把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问题，由俄国扩展到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其他国家，指出这种缩短发展历程的道路“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上的一切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503页）
大家知道，在后来俄国爆发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者曾经叫嚷说“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为什么发现唯物史观、坚持生产力决定论的马克思恩格斯反倒认为在特定条件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呢？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应该如何观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如何坚持生产力决定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世界交往普遍发展的情况下，对于一个国家是否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总的前提的问题，是要从世界的范围来加以观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强调说，“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到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是以使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
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造成了一种特殊的主客观条件，使得俄国有可能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示范和帮助下，而是先于它们而进入社会主义，从而与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预期不尽相同，但这并非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误，而是由于时代的变化。
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怎样观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怎样坚持生产力决定论？
第一，仍然要从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的角度，从世界的范围来观察问题。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是一个实例。旧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俄国还要落后，为什么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后，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是因为，事情正如毛泽东所说的，“现在的国际环境，从基本上说来，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不容许”，现在它比过去“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72—673页）；“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1476页）为什么在实行改革开放，搞现代化建设的时候，中国仍然只能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呢？邓小平指出，那是因为，百多年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要说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障”（《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6页），“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是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第二，由于不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示范和帮助，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本身就要具有相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不是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都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即使在俄国，列宁也只是把十月革命的胜利，当作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于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特例来看待。他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人民呢？”“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程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1页）也正因为这样，早在1959年，毛泽东就针对生产力发展非常落后的一些非洲国家，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直接把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民族命运和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的作法，指出“整个非洲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跟着帝国主义走的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不是建立社会主义。在非洲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要犯错误”。（《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3页）80年代末，邓小平对莫桑比克总统说：“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而只是“确定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三、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废除、公有制的建立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过程却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在这些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就面对着一个怎样迅速发展生产力，怎样解决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问题。对此，重温一下恩格斯用生产力决定论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论述，对我们是极有教益的。
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把生产力决定论贯彻到底，一方面指出，“‘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所必须引起的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简明扼要的说法。所以共产主义者提出废除私有制为自己的主要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另方面，恩格斯又强调“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正象不能一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建立公有经济所必要的程度一样，……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17—219页）
这就说明，消灭私有制，建立和发展公有制，都要依生产力的发展为较移。这里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长短，则取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已经达到所必需的程度。
回顾十月革命以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往往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去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倾向。例如，斯大林模式的重要缺陷之一，就表现为先是不顾农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何，仅仅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出发去推行农业集体化，尔后又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过早地推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结构，而消灭其它经济成分。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过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急切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失误，甚至片面地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总是有赖于把生产关系改变得更加先进来为它开辟道路，而忽略了生产关系只有在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时才能起促进作用，反之只能招致破坏生产的结果这样的道理。实际上，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曾对此有所觉察，所以，毛泽东曾主张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再允许一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作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补充，并提出可以在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又搞资本主义；地下工厂可以合法化变为地上的，合法雇工；华侨投资的，20年、100年不没收等等。陈云在党的八大上的发言中，也提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等著名的“三主体三补充”的方针。只是因为尔后“左”的指导思想恶性发展，致使这些正确主张未能得到实现。
正是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邓小平强调指出，“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以后又提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初级的阶段”，“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第257页）由于在初级阶段上“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因而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
邓小平提出的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论断和决策，在实际上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同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超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把这样两件不同的事情有机地统一起来，解决了在这些国家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废除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问题，是对生产力决定论的重大发展。在邓小平提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论断以后，1987年11月10日的日本《读卖新闻》当即指出，“中国的‘初级阶段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也会产生刺激”，而对第三世界则“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这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多数都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地实现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四、生产力的发展与阶级斗争
马克思主义认为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认为阶级斗争是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历史的动力。但是，马克思主义又并不把人类历史的一切统统归结为阶级斗争。恰恰相反，在阶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始终坚持生产力决定论，认为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在决定着阶级的产生和消灭，并这样那样地制约着阶级斗争的内容。
关于阶级的产生，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
正因为这样，阶级的这种划分，“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因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
而且阶级斗争的内容，归根到底也是这样那样地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指出，“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所以，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没有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作过专门的论述，他们关于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阶级划分的产生和消灭，并归根到底制约着阶级斗争的内容的论述，却无疑为这个问题的处理和解决指明了方向。
然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过一种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去观察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倾向，这主要表现为原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发展趋势和消灭阶级的途径的估计上面。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苏联的实际出发，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无产阶级运用政权这个工具与已经失掉政权并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经过几次严重打击以后，阶级敌人纵然还有复辟愿望，但他们的力量愈来愈弱，这是阶级斗争的总趋势。列宁还认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灭的，但仅仅把阶级斗争当作主要手段，阶级同样不会消灭，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消灭阶级的根本途径。
然而，斯大林在阐述和发挥列宁思想的过程中，却把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从而引起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的思想，发展成为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化的理论，认为在消灭了剥削阶级以后，阶级斗争的范围反而更加广泛，规模更大，斗争更激烈：“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愈加凶恶，他们愈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作最后的挣扎”。（《斯大林选集》上卷第129页）与此同时，斯大林还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时阶级斗争的理论，过于简单化地概括为“通过无产阶级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来消灭阶级——这就是列宁的公式”（《斯大林选集》下卷第137 页）斯大林的这种理论为苏联的肃反扩大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我国，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去观察和处理阶级斗争问题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20多年的时期内，长期没有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由于在这时，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虽然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我们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却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因此，1956年举行的党的八大为此作出了正式决议。但在尔后，在国际上由于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而引起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冲击波，国内则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对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以后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用“左”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1966年以后，毛泽东更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到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确立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以后又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决定各项改革措施取舍和检验其得失的根本标准。十分明显，这是在生产力发展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生产力决定论的当代形态。
五、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历来把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新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当作社会主义的目标，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前提。
由于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俄国、中国等国家取得胜利，而资本主义制度则仍然支配和统治着西方发达国家。这样，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就面临着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这就是要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紧接着就提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一个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3卷第509页）而邓小平则在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时刻，在总结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大声疾呼发展生产力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极端重要性，把发展生产力规定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进而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起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从列宁到邓小平对发展生产力的高度重视，无疑是对生产力决定论的继承、发扬和重大发展。但在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决定论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在这里，不仅有“四人帮”在我国“文化大革命”中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胡乱批驳，而且还有一些西方学者的指责。
例如，法国的伽罗第在《社会主义的急转弯》一书第三章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中说，“马克思和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解放劳动力”，“斯大林歪曲了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把一切都归结到它的一个方面，即加速发展生产力”。（见《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2年第2辑第4页）
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马尔库塞在《反革命和造反》一书中，说现存社会主义国家把发展生产力放到重要位置上，是“把社会主义建设和资本主义进步束缚在一起”，是搞“生产力拜物教”，而不是“缩小人对劳动机器的屈从程度，重新组织以消灭异化劳动为目标的生产”。（见《工业社会和新左派》，1982年商务印书馆版，第81页）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系教授伊林·费切尔则在《社会主义还有前途吗？》一文中，批评“从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以及葛兰西）越来越把进步这一概念限制在提高社会共同物质生产力的范围内。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的目的仅仅是为将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他看来，问题的核心不是解放个人的生产力（从异化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生产力的增长。对于工业落后的俄国来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使生产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生产方式的质的不同则被搁置一边”，“仅就提出这项任务这件事来说，社会主义就失去了它真正的目标”，使进步“局限在消费领域里”。（见《当代西方思潮》，1988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第236—237页）
应当指出，西方学者把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对立起来而否定生产力决定论的这些说法统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事情正如恩格斯所反复阐述的那样，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同样的合乎人所应有的发展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71 页）也才“在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中间忍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忍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46页）总之，“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2页）就连西方学者一再提到的消灭异化的问题，那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它的“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页）在那种情况下，是根本谈不上劳动者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
六、以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但这丝毫不意味着生产力是唯一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其它因素都是消极、被动的。因而，当着这种历史观在19 世纪80—90年代遭到庸俗化和曲解的时候，恩格斯就出来全面地、准确地阐明生产力决定论的确切涵意。
例如，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观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而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又如，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说，“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同上书，第487页）
再如，在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 “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 卷第506页）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全面、准确地把握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论，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不仅因为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它方方面面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劳动解放的第一个条件，消灭剥削、异化、劳动分工，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而且还是在当前科技革命迅速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面前得到巩固和发展，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所必须采取的战略决策。事情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还谈什么优越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8页）“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4页）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1页）所以，“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好起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这一条，就稳如泰山”。（《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因此，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决不能搞“多中心”。
但是，以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又丝毫不意味着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唯一任务。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其它社会形态一样，也是经济建设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体，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要是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遭到了忽视、漠视，就必然会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乃至破坏的作用。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就必须坚持社会全面进步的方针，就是说，要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过去，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对民主的宣传和实行都不够，制度上也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未能建立起可以有效地防止个人专断、破坏法制的权力监督制度，致使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些社会矛盾，不必要地激化起来，酿成种种危机，另方面又使戈尔巴乔夫可以利用危机，独断专行地把苏联的改革，转到抛弃社会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去。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随着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及相应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参与管理国家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利，以及对权力进行民主监督的现实可能。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必须着眼于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是去照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形式民主那一套，酿成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因此，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和资产阶级民主区别开来，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要由物质文明为它提供物质条件和实践经验，但它又为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物质文明的正确发展提供有力的思想保证。无论在原苏联，还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靠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靠了共同的理想和铁的纪律，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的。反之，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解体，也首先是因为它们在搞多党制的同时，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听凭盲目推崇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任意泛滥，造成群众思想迷惘，失去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和信仰，特别是因为那里的领导层自身的社会主义信念崩溃和解体的缘故。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是“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154 页）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中，首先是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的问题。
我想，要是恩格斯地下有知，看到他所毕生坚持的生产力决定论，在他逝世后的百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的重大作用，特别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理论和实践中得到的创造性的发展，定会感到十分欣慰而含笑于九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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