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缘论文,理论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人类社会步入全球化时代之后，每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生活空间都被放大到整个全球范围，地缘政治与地缘战略不单单是关于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区域的学问，而是放大为整个世界地缘政治运动的学问。尤其是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公共问题的大量涌现，极大地改变了国际社会的基本生态，也改变了地缘政治的逻辑和规律。这一历史变迁要求地缘政治学积极开展理论创新，开展围绕国际社会新变化的新地缘理论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世界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密集网络，这些网络通过资本与货物、信息和思想、人员和暴力以及在环境上和生物上相关的物质（比如酸雨和各种病原体）连接起来。①从高级政治领域的军事安全问题（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到低级政治领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几乎所有问题，在全球化浪潮中都转变为全球公共问题，它对所有国家都会产生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的效应，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是18世纪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也不再是众多民族国家壁垒分明的国际体系，而是呈现为一种全新的形态，至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中是这样。“从广义上来说，我们已经从一个建墙把大家分割开来的体系，转入一个建立万维网将大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体系”。②不难看出，在全球化推动下，国际社会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今世界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原子撞球式”的“牛顿主义”世界，③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而是一个将人、社会、自然统一起来的有机整体。从整个星球的角度观察和理解社会事务，越来越成为新的世界观的重要视角。新的世界观更强调了“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发展，是“为了一切人和完整人的发展”，强调人类总体的共同利益。④在新的世界观统摄下，传统的地缘政治逻辑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发生变化，将推动地缘政治学向着什么方向发展？以及此种发展是否能够创造一种新的地缘文明形态？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亟待地缘政治学者做出明确回答。
一、全球化与地缘政治：
地缘理论的新形态
全球化是当今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的冲击。事实上，全球化的过程是一个相互矛盾、相反运动的双重力量发展并行不悖的过程：一种是分裂、冲突与无序；另一种是统一、合作和有序。詹姆斯·罗斯诺称之为一体化(integration)与碎片化(fragmentation)叠合的分合论(fragmegration)：当代世界政治变迁的动因包含着分散化和一体化两个同时起作用的趋势，这两个因素在当代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又分别指涉了全球化(globalizing)和地方化(localizing)的现象。当代全球政治的图景正是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⑤在罗斯诺看来，当代世界中全球化和地方化在时间上是共时性的(simultaneous)，在空间上是相互交叠的(overlapping)。⑥一方面，随着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全球公共问题领域的涌现以及公民政治技能革命性的提高，全球化的进展迅速而深入。另一方面，以众多的少数民族自治的要求、宗教和文化次团体的增生、形形色色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的出现为标志，区域化的趋势也日益突出。为此，罗西瑙得出结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一个充满动荡和变革的时代，世界政治经历了从“两极”到“两枝”的演变，出现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体系”与“多中心国际体系”相结合的“两枝”格局。⑦
著名社会思想家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则从文化的深层结构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在20世纪后期，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两重性过程的目击者和参与者，这个过程包含了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两者的互相渗透。⑧为此，罗伯森提出了一个全球地方化的概念(glocalization)，以此表明全球化过程中相互矛盾的力量并行不悖的现象。地方受着全球的影响，但地方也登上了全球舞台，这就是罗伯森所说的“在全球中的地方、在地方中的全球”。⑨依据罗伯森和埃德等学者的解释，“全球地方化”可被视为是一种借助全球化信息、技术、思想、资本、人才等要素快速跨国流动的推动，来协助建构及促进具多元性及特殊性之地方化发展的过程。在罗伯森看来，全球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化所造成的地方多元化，强调“地方根源”及“本土认同”对抗“西方印象和价值观”的全球化现象；强调“地方分权”及“区域治理”对抗国际组织或跨国规模的统治权能集中现象；强调“社区主义”对抗全球化带来的更抽象的疏离感。⑩总之，全球化是各种过程的复合，其影响是断裂，也是统一；它创造了新的分层形式，而且往往在不同的地区或地方产生相反的结果。全球化影响可能摧毁行为的本土情境，但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们会对这些情境进行反思性重组，全球化一词的使用，在各地反而导致了“对地方的重新强调”，冷战后各种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和所谓的新认同政治，都是全球地方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全球网络一体化和文化认同地方化的趋势，对地缘政治学产生了深刻的冲击，推动着地缘政治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全球网络一体化推动了全球性去领土化(deterritorialisation)趋势，尽管全球主义者深信不疑地把非领土化看作理解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的关键，(11)但全球一体化毕竟不能脱离领土而自由地浮在空气中，去领土化也无法实现“非领土化”，国家基于领土的权力依然根深蒂固，不可回避。因此，对于地缘政治学来说，“领土重要性的重新定位在千年临近之时或许是目前地缘政治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12)这一问题涉及地理空间重要性的理论问题，是新地缘学的一个立足点。同时，与全球一体化并行不悖的文化认同地方化则直接推动了“去中心化”(dencetralization)和区域性领土化(territorialisation)趋势，表现为区域化和区域主义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区域主义者在不否认全球性非领土化趋势的同时，更为强调区域性的领土化现象，认为“领土化依然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制约”，(13)“领土性和超领土性在复合相互关联关系中并存”。(14)区域化和区域主义分别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方面、从内到外和从外到内两个维度对国家领土权力进行再定义，逐渐重构国家主权的制度体系，成为新地缘学的另一学术支柱。不难看出，在陆地—海洋—内层空间和外层空间的基本地理逻辑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下，由于全球一体化和文化认同地方化的发展，使得地缘政治的内涵和逻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着地缘理论实现了新发展。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地缘学是全球地缘学而非国家地缘学
尽管传统地缘学并不排斥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分析，但其围绕的中心是从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作为国家之间的“屠龙术”而存在，赋予国家的权力扩张。在国家地缘学统摄下，一个国家追求权力增加的最直接手段就是获得更多的领土和人口，因为在农业社会里，财富的增长往往来自于劳动和土地，“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5)在工业革命之前，一个国家的国力主要来自于辽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社会财富的增长主要依靠农业和畜牧业，所谓的强国一般是那些幅员广阔和人口众多的国家，一个国家追求强大意味着必须发展强大的军队，征服更多的土地和人口，最大限度地增加疆土。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获得具有左右全局意义的战略要地成为一个国家的战略焦点，陆权地缘政治学由此而生。工业革命之后，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成为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来源，而资本的本性是扩张，而且获得更多的原料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在工业社会时代，工业强国的兴起往往取决于获取新技术和新能源、新资源和新市场。于是，强国战略一般是通过掌握海权以征服更多的殖民地满足资本要求，最终由于列强在世界瓜分势力范围不均导致大规模的战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获得战略要地并以此为屏障将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阻隔开来进而赢得战略优势成为传统地缘学的主导性逻辑。长期以来，地缘政治学成为一门国家学，为国家权力扩张和国防安全服务。
全球化的发展打破了国家垄断地缘政治学的格局，国家主权管辖的地缘空间已经不再风雨不进，地缘空间的网络化开始逾越领土边界的限制，包括全球互联网系统、通讯基础设施、网上虚拟空间、数据库、移动电话、信用卡、有线电视等，还包括一些跨国电子网络、电传网络、金融清偿体系、航空控制体系、公司交易网络、石油管道、铁路、公路以及政府之间的联系等的“全球网络空间”(global cyberspace)，正在逐步消解现代民族国家造成的国内领域和对外领域的严格界限。虽然全球网络空间距离麦克卢汉的“地球村”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已经足够表明现代民族国家在处理对外事务上必须进行转变。在全球化相互连接成为一体的时代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在确立自己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空间的时候，不可能置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空间需要于不顾，仍恪守传统的国家利己主义的思维，而是必须把本国的地缘政治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乃至整个世界的地缘政治结合起来，在全球地缘结构约束下，获取能够得到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认可的国家利益，并通过特定的地缘政治安排将此种利益巩固下来。于是，全球地缘结构不再仅仅是国家地缘学的前提，而是地缘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地缘结构的变化和国家地缘战略的变化呈现为一种互动关系。其中，地缘结构是有地理结构和国家间政治逻辑共同建构的，反过来又对每一个国家的地缘战略及其行为产生型塑性影响。
相比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新地缘政治学表现为一种新的地球意识，认为政治现象是全球多维人类整体的一部分。全球化时代的地缘理论关注的不再仅仅是国家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空间问题，而且要关注全球政治系统的空间结构问题。要研究全球权力的结构及其形态，尤其是权力的集中和分散趋势。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区分了旧地缘政治学和新地缘政治学，他认为旧地缘政治学侧重于分析领土的某一特定部分，国家注重其最大利益的专心追求，即使这些会导致对抗和战争，主张考察空间、权力和两者之间的关系。新地缘政治学则是全球性的，主张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是研究具有全球性影响的诸多问题的有效途径，没有一个区域问题的解决是孤立的。(16)因此，相比旧地缘政治学注重某一国家的局部地缘政治目的，全球地缘政治学以全球地缘结构为中心，注重从全球秩序关照区域地缘政治变动，从保护环境和克服各种全球性问题的角度考察国际地缘结构、形式与关系模式，是一种结构主义的地缘学。全球地缘学的此种结构主义特征，既有别于国家地缘学的单元特征，也区别于反地缘政治学、后结构主义地缘学以及后现代主义地缘学认为传统地缘政治学已经寿终正寝，应该完全解构地缘政治学的概念、逻辑和体系等极端观点。(17)总之，从地缘位置到地缘结构，是区分全球地缘学与国家地缘学的关键所在。
（二）新地缘学是多维地缘学而非一维地缘学
传统地缘学是一维地缘学，集中从军事意义上关注战略要地和地缘通道的“零和游戏”。这是由前工业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无论是陆权时代，还是海权时代，地缘政治学的落脚点都是获得具有重要政治和战略意义的地理空间，对于国家而言，获得这一地理空间的最可靠途径就是诉诸军事实力的武装扩张。拉采尔的生存空间论关于“空间有机体”、“生存空间”和“能动的疆界”等概念都是处于这种一维的逻辑，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赋予了国家扩张行为以弱肉强食和适者生存的铁律。(18)豪斯浩弗的“泛区”概念以及此后的众多地缘政治思想家地缘战略，与拉采尔的一维逻辑如出一辙，都是主张采取军事手段实现地缘空间的扩张，充满了对增量空间的勃勃雄心。然而，此种对增量空间的雄心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浪潮的冲击下日益遭受挫折。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看到，传统地缘政治学提出的“世界是由正在扩张和收缩的空间集团和领土单位组成”的基本假设已变得陈旧而过时了。在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相互交融的文明体系。(19)在这一趋势下，地缘空间的“非地理化”倾向日益明显，从军事上固然可以获得某一特定地理空间的主导权，但未必能够完全掌控该地理空间内的公众，他们通过经济网络、文化认同等渠道对政治权力进行着顽强的抵制。美国赢得了伊拉克战争，却没有赢得伊拉克和平，恐怖主义分子所发动的防不胜防的汽车炸弹令美军焦头烂额。同样，在美国本土，由于现代技术的扩散，包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已经对它形成了非对称的和超越时空的威胁，恐怖主义分子可以在美国强大国家安全盾牌眼皮底下发动一场非对称战争。(20)“9·11”事件证实了此种顾虑，向人们展示了地缘政治的新变化。
随着地缘空间的“非地理化”趋势日益显露，地缘经济、地缘文明和地缘安全一起，构成了新地缘学的学术载体。新地缘学是一种多维地缘学，涵盖了经济、资源、技术、安全、社会、文化等众多维度。尤其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政治的内涵和重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现代化发展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如何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创更加广阔的地缘空间，成为新地缘学关注的焦点所在。亚太地区出现的美国与众多东亚国家在保持军事同盟的同时，这些亚太国家比如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却纷纷加入有中国参与的亚洲区域主义进程，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地缘政治一维论。同时，以文化认同为主要内容的“软性政治”也日益引起有关各方的高度关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相互交融的趋势，也印证了地缘文明的兴起。(21)多维地缘政治学的兴起，使得地缘关系呈现为不同画面的交织，从不同的角度考察，看到的将是不同的地缘政治画面，地缘政治学更加复杂了。
（三）新地缘学是合作地缘学而非冲突地缘学
传统的地缘学（无论是地缘政治学，还是地缘战略学）都是以地理差异和政治差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地缘政治学基本理论的“二分论”(dichotomy)主脉：从最初的海权和陆权二分，到“大陆心脏地带”与“边缘地带”二分，到“核心区”与“边缘区域”二分，一直到地面空间与空中空间、地球空间与外层空间的二分等。(22)此种二分论成为传统地缘学发展前进的一个最主要的学术动力。在二分论指导下，一个国家为了追求国家政治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置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利益和需要于不顾，对地缘政治持一种片面的思维和逻辑，使得地缘学成为一种冲突升级乃至挑起战争的学问。即便是存在地缘安排上的合作，也不过是暂时的策略性利益交换，不仅无法保证持久，而且很可能成为下一轮战略博弈的导火索。因此，传统的地缘学最终无法摆脱为一个国家追求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扩张性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轨道。
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生态的变化，打破了传统地缘学二分化的坚强堡垒，地缘学成为政治权力在多维空间的合作游戏。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无法通过获得战略要地将自己与世界阻隔开来，即便占据了战略要地也无法获得具有政治意义的战略优势。“9·11”事件的爆发充分表明，一个国家即便控制了全球地缘政治的战略棋盘，也无法获得绝对的安全，更无法确保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稳居政治优势。此种局面的产生，意味着在传统的地缘政治棋盘中注入了崭新的时代元素，亦即地缘空间交互交叠和界限模糊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尽管国家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扩张领土和争夺势力范围的零和关系，而是在竞争中谋求可能的共同安全与繁荣。面对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网络格局，人们日益感到，“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稳定的地区和全球国际关系框架，需要国家间的协调与合作，需要共同应对所面临的挑战”。⑤这一问题要求地缘学做出理论创新，以适应现实社会提出的挑战。因此，全球化时代地缘学的发展和分化，不仅仅是地缘学内容的简单增加，而且是地缘学逻辑的更新和转换，更加注重追求通过地缘上的政治安排，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以及与其他社会行为体的合作创造稳定的秩序支持。总之，全球化时代的地缘学看重的是制度和规则的供给，重视规范和促进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合作互动，追求建立一个和平、发展和和谐的国际环境，为世界各个国家和众多社会行为体的和谐相处创造条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全球化时代的地缘学是一种新合作主义的地缘学，在逻辑上着眼于追求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多维空间中建立网络合作体系。地缘和平、地缘发展和地缘合作是如何可能的，成为全球化时代新地缘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科学回答，构成了新地缘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新地缘理论的变量与分析模型
目前，关于地缘政治学，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缘政治学依然根深蒂固，地缘战略对大国战略来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布热津斯基、亨廷顿是持此种看法的代表人物。在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布热津斯基连续写了《竞赛方案：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大失控和大混乱》、《大棋局》、《大抉择》等众多著作，从地缘政治角度对美国的地缘战略进行了思考和设计。布热津斯基从维护美国霸权出发，认为美苏关系“不仅是一个民主国家与一个集权国家的斗争，而且是两个大的帝国制度之间的冲突”。(24)为此，他帮助美国设计了一个地缘战略构想。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如何把美国的霸主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需要建立一种地缘政治框架，以顺应将来美国霸权衰落之后的世界情势。(25)于是，布热津斯基撰写了《大棋局》一书。在他的地缘战略中，欧亚大陆一直是地缘政治的轴心，认为德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美国地缘战略棋手，而乌克兰、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和韩国将是重要的地缘战略支轴国家，美国必须制定一项全面的、完整的和长期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旨在促进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多元化，“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国”以及任何威胁到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从而确保美国霸权地位牢不可破。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思想一以贯之，基本逻辑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变化的只是针对的战略棋手不同而已，传统地缘政治逻辑和理论贯穿始终。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终结和全球化的发展，传统地缘政治学已经寿终正寝，“已变得与‘传统的’政治地理学截然不同，这并非是因为其客观性的问题，而是缘于其内容、方法论和宗旨的真正差异。如果说地缘政治学确实值得冠以‘新’字，那么这个复合词的两部分实际上意味着其一贯所为。因而其实践的中心目的在于‘拯救地缘政治学之传统’，为此必须将之与国家及其政策分离开来”。(26)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约翰·阿格纽(John Agnew)和吉尔罗德·奥图泰尔(Gearoid O' Tuathail)。
约翰·阿格纽在其代表作《地缘政治学：重新想象世界政治》一书中认为，现代地缘政治学从西方的政治想象出发，型塑了西方想象的世界政治，此种政治想象认为，国家在国界外竞争权力，正式地或非正式地获取对较不发达地区的控制和追求全球主导地位。此种地缘政治观创造了具有西方谱系背景的地缘政治形态：(1)把世界想象为一个同质的整体；(2)时间被转化为空间，按照西方发达国家标准划分东方／西方、进步／落后、传统／现代等空间板块；(3)把世界看作是领土国家的世界，权力的空间性等同于领土性；(4)相互竞争的国家追求主导地位，结果导致国家军国主义、领土扩张主义、海外帝国主义和战争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27)阿格纽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确定性要么丧失，要么遭到质疑。
在阿格纽的基础上，奥图泰尔提出了“批判性地缘政治学”(critical geopolitics)，利用后现代主义的思考路径反思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缺失。奥图泰尔认为，地缘政治学并不是自然产生的，它是在不同的知识生产的场所由行动者所实践的。只有通过历史性和情境性，才能最好地理解地缘政治学的概念，因为地缘政治学涉及全球空间的书写，而这要求一种对知识探求的反普遍性的方法。这一方法拒绝把地缘政治学视为一个稳定的单维度和线性的概念，寻求发现全球政治生活中的复杂性，力图展现由传统地缘政治学所掩盖的地缘政治知识中的权力关系。奥图泰尔和德比在后现代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归结了批判的地缘政治学的五大特点：(1)地缘政治学是一个更加广泛的文化现象；(2)批判的地缘政治学特别关注国家日常生活中的划界实践和运作；(3)批判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地缘政治学不是一个单维体，而是一个多元体；(4)批判的地缘政治学认为对地缘政治的研究不可能做到政治上中立，它寻求打破客观主义的透视法；(5)在把地缘政治学定为“情境化理论”的过程中，批判空间和技术的地缘政治学也试图提出自身关于社会领土环境的理论。(28)总而言之，批判性地缘政治学以一种创造性和批判的方式来重新思考地缘政治学，以一种后现代主义的方法和视角来致力于地缘政治真理、知识和力量的可能性条件的研究，通过指出地缘政治学话语构建的本质转换了地缘政治的逻辑。但是，批判的地缘政治学并没有提出地缘政治学的替代性理论，因为它拒绝对确定性和客观性的追求，而一种替代性理论是必须追求确定性和客观性的。在后现代主义批判的视角下，现代地缘政治学的确定性和理论上的简约性丧失殆尽，地缘政治学回归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之中，偶然性、情境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成为地缘政治学的内核。
显然，对于全球化对地缘政治学带来的冲击，布热津斯基显得过于保守，使得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学毫无新意；奥图泰尔则显得过于亢奋，其批判一切的做法过了头，使得地缘政治学成为无家可归的学术流浪汉。两种极端的观点都没有揭示新地缘理论的真实面目，新地缘理论应当在“地缘政治不变论”和“地缘政治消亡论”之间寻找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学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替代性的地缘政治理论，就必须从最基本的变量分析和模型构建入手，分析新地缘理论的基本问题和解释工具。毋庸置疑，无论是传统地缘政治学，还是新地缘政治学，都是地理学与政治学相结合产生的混血儿。因此，和传统地缘政治学一样，新地缘政治学必然包括权力和地缘空间两个基本变量。如前所述，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新变化集中体现在“去领土化”和“去中心化”上，集中起来凝结在“地缘空间的非地理化”上，亦即全球网络空间得以形成。这一空间虽然广大无垠，但是其所产生的影响却十分强大，令每一个国家在角逐地缘空间的时候都不能回避其影响。因此，新地缘政治学必须将全球网络空间作为一个重要变量，纳入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框架。全球网络空间在一定时期内表现为特定的结构，故而我们用“结构”作为新地缘政治学的重要变量。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学的分析变量包括以下三个。
（一）权力是新地缘学的核心自变量
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地缘政治学之所以称其为政治学，必然与权力不可分割，是关于权力在空间中展开的学问。尽管新地缘政治学在权力的基础和形式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权力在地缘空间中展开的本质没有变。同时，批判性地缘政治学质疑的是国家的权力主体地位，并非质疑权力本身，他们主张权力主体应当多元化，除了国家和政府之外，学术团体、大众传媒等众多社会组织也有不同的地缘政治理论，是一个“超越特定的视角”。(29)因此，新地缘政治学仍然以权力作为核心自变量。
传统地缘政治学衡量权力的唯一手段就是军事实力，人口、资本、技术、组织、文化等因素只有被转化为军事实力后，在地缘政治学上才是有意义的。诚如葛剑雄先生所言：“中国古代国家的版图是打出来的”，不少西方学者也认可战争与国家疆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30)马汉认为，“海上力量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军事史。在其广阔的画卷中蕴涵着使得一个濒临于海洋或借助于海洋的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秘密和根据。”(31)杰弗里·帕克在分析国家的空间形态时，也明确指出：“战争创造了新的政治地图，它在一定时期内极准确地反映了权力分配的现实，而新地图能够维持多久则取决于它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反映现实。”(32)从瑞典的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和德国自然科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开始，地缘政治学就被赋予了一股凌厉的霸道之气，其官方用途主要限于战争与军事目的，在拿破仑的头脑里，坚信军事上最可怕的对手就是“二月将军”，亦即法俄交战时俄国恶劣的天气。在德国，尽管舆论界分为海权论和陆权论两派，但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却是两者共同的目标，区别只不过在于重点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还是强大的陆军。希特勒更是相信只有帝国的钢枪才会令其他国家臣服。虽然布热津斯基没有明说，但依然相信正是因为“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才使得美国能够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33)显然，在传统地缘政治学看来，面对特定的地缘空间，如果在军事力量上缺乏足够实力，在政治上的底气必然大打折扣。
然而，与传统地缘政治学不同的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政治学的权力概念被赋予更多的资源。毫无疑问，军事实力仍然是全球化时代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对于国家而言，军事力量国家化的趋势使得地方政府、非国家行为体根本无法提取军事资源，即使能够私下组成武装集团，也根本无法与正规军队相抗衡，充其量不过是警察抓小偷式的游戏。这一点可以从基地组织训练营与美国军队在阿富汗、伊拉克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对决中不难得出结论。但是，由于全球地缘化的发展，一个国家如果无法掌控技术、经济资源，无法获得本国民众、全球公民社会部门的合法性认同，其国家权力也必将受到损伤。比如美国尽管依靠军事实力赢得了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但美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却江河日下。2002年，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对44个国家38 000人的调查发现美国国际形象受损。(34)该中心在2003年春天美国对伊拉克战争打响后对20个国家、16000人所做的另一项调查发现，美国国际形象更是受到影响。(35)而四年前，美国的国际形象还比较不错。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项调查表明，78%的德国人对美国的政策持赞许态度。到2002年，支持率下降为61%，2006年春则为45%。在法国也出现类似的下滑，2000年有62%的法国人赞成美国的政策，而在2007年则降为43%。欧盟民调处调查发现，许多欧洲人将美国与伊朗等同，视之为危险世界的国家。特别是在英国，美国最可信赖的欧洲盟国，美国也被视为最具有威胁性的国家，甚至比伊朗和朝鲜更邪恶。2003年欧洲在伊战前上百万人的大游行是最好的例证，连CNN的评论员也不无担忧地称，欧洲“仇美一代”正在形成。(36)美国国家形象的下降，大大影响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号召力，使得美国尽管拿下了伊拉克，但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却并未根本改善。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新地缘学必须充分考虑基于技术、经济和文化认同的权力基础，最大限度地占据技术和经济的制高点，赢得地缘关键区民众的政治认同，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掌控全球地缘政治形势的走向。
（二）网络结构也是新地缘学的重要干扰变量
在传统地缘政治学视野中，地缘位置是研究的起点。尽管麦金德、斯巴克曼等早期地缘政治学家都已经站在世界全局的角度研究地缘政治问题，意识到了存在着陆地—海洋、心脏地带—边缘地带的地缘结构因素，但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对待。在他们眼里，此种结构是一个常量，亦即麦金德所说的“地理惰性”。(37)正因为地缘结构是不变的常量，决定了不同地缘位置的国家必定采取独特的地缘战略，英国等岛国偏爱海权论，德国等内陆国偏爱陆权论等，都是基于海陆二分的地缘结构从不同国家政治需要出发得出的理论。
随着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发展，此种海陆二分的地缘结构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一个不变的结构。从地理学角度而言，地球表面及其内外层空间的结构分化并没有发生具有地理学意义上的结构转型，但是从政治学角度而言，技术的变革使得地缘结构成为可变的因素。比如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地中海作为沟通东西方咽喉的地位；飞机的出现开辟了内层空间，打破了海陆二分的结构；战略导弹和通讯卫星以及其他太空飞行器的出现，进一步打破了海陆空的地缘结构。更加复杂的是，资本驱动商品、人员、技术等在全世界流动，为地缘结构加入了更多的可变性。在全球化时代，地缘结构已经转变为一种网络结构，此种网络结构既具有物理意义上的地理构成和技术构成，也包括信息流动和思想流动的虚拟构成，所有这些构成因素以不同的方式和排列组合规则在地缘空间中存在，这就使得如何判断某一地缘空间的政治重要性变得异常复杂。一句话，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学再也不能忽略地缘结构之上的网络结构变量，新地缘学也以网络结构为其最为鲜明的特征，甚至直接可以称之为网络结构地缘学。
图1
（三）地缘空间是新地缘学的因变量
特定的地缘空间是新老地缘学共同的因变量。尽管新地缘学更加强调不同领域和不同维度的网络结构，但这些网络结构都共享同一个载体，那就是特定的地缘空间。比如从技术领域来看，尽管技术开发与流动所形成的网络千变万化，但都会集中于某一特定的地理空间，比如美国硅谷高科技产业区和加利福尼亚多媒体产业区、日本筑波(Tsukuba)、韩国大德(Daedok)、德国Baden Wurttemberg地区产业群、中国北京的中关村等，这些地区由于高新技术的存在，在地缘政治上变得格外重要。从经济地理来看，欧盟、北美和亚太三个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使得三个地区的政治意义在不断攀升。从世界能源网络来看，非洲—中东—波斯湾—中亚—马六甲海峡—巴拿马运河一线，成为获得能源的关键区域。因此，对于某一国家来说，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需要和网络结构一起，将对同一地缘空间形成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判断。
如果将上述三个变量整合起来，新地缘学就是包括国家、政府、政党、政治家在内的众多政治行为体，在不同层次的全球网络结构约束下，围绕不同区域空间展开竞争与合作，最终构建特定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的活动、关系和过程。新地缘学的分析模型就是特定的政治行为主体基于不同利益和要求，在综合平衡网络结构基础上，确定地缘空间的政治价值，进而通过调集不同权力资源，获得合法性利益目标（见图1）。
三、新合作主义地缘学
新地缘学变量及其分析模型的确立，打开了人们思考全球化时代地缘学的广袤空间。沿着不同政治行为体的目标，就可以发现全球化时代地缘学的基本逻辑运动。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进步，世界各国都必须顺应这一主流，并积极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共同建设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是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普遍要求，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如果从时代的主旋律出发，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学至少应该包括和平政治学、发展地缘学和合作地缘学三个组成部分。和平地缘学考察的是政治权力在地理空间（陆地、海洋、太空）的展开规律，力图确定不同地理因素对一个国家政治权力（主权和安全）的价值和意义，其核心是为一个国家谋求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提供保障。发展地缘学关心的是政治权力在经济空间（经济区域、资源分布区域、技术密集区）的展开规律，力图确定不同地理因素对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及其发展的价值和意义，其核心是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提供战略主动权。合作地缘学关注的是政治权力在文明空间（宗教分布区、民族和种族聚居区、社会文化认同区）的展开规律，力图确定不同地理因素对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开展广泛合作的价值和意义，其核心是为一个国家塑造良好的合作局面创造条件。上述三个组成部分看上去似乎平行并立，实际上三者之间是相互影响和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关注政治权力的不同实现形式在不同空间内的意义，共同服务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利益。
（一）和平地缘学
地缘政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主要考察地理因素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价值和意义。不过，地缘政治学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呈现为不同的形态。比如早期的地缘政治学不过是政治地理学的别称，近代以来地缘政治学逐渐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战略，20世纪40年代开始地缘政治学被纳入了现实主义的理论流派，成为人们分析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视角，20世纪70年代之后，地缘政治学又被纳入国际结构理论的视野，成为国际结构分析的重要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兴起，使得地缘政治学又被赋予了广泛的、综合的、多元的文化和社会建构内涵，地缘政治学回归到其历史性、社会性和文化性之中，偶然性、情境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成为地缘政治学的核心。(38)纵观地缘政治学思想史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地缘政治学既是严肃客观的知识领域，又是具有价值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的事业。正因为地缘政治学集政治性和学术性于一身，使得地缘政治学的发展呈现为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统一，尽管人们由于对纳粹主义和侵略政策的恐惧而竭尽全力地排斥地缘政治学，但地缘政治学又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始终与人们如影随形。
批判的地缘政治学和后现代主义地缘政治学对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批判尽管十分彻底和全面，但它们都没有抓住全球化时代赋予地缘政治学的时代元素，使得他们的学说如同“没有根据地的游击队员”，在理论发展和学术建设方面乏善可陈。因此，要想抓住全球化时代新地缘政治学的核心，必须牢牢把握全球化时代赋予地缘政治学的崭新元素。
与传统地缘政治学相比，新地缘政治学最大的特征在于整个地缘空间的公共性大大加强，地缘空间不再也无法成为某一个国家垄断的私有物，而必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的平台。需要提请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个人、跨国公司、政党、利益集团、大众传媒、非政府组织等新的行为体在全球事务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大，不容低估。诚如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所言：“全球治理曾经被认为主要是由国家间关系构成的，但现今却不仅涉及国家和国家间的范围，而且包括了非国家组织、公民运动、跨国企业、学术团体以及公众舆论。”(39)这些新行为体对国际事务治理的介入，引发了复杂的持续变化，此种变化既包括有支持治理的条件，也包含否定治理的条件。无论如何，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传统的国家中心治理或由国家中央政府垄断国际事务治理的结构模式已经遭受严峻的挑战，“与政府统治能力下降相适应，变动着的国际体系中强有力的全球化将寻求建构并发展新的政治结构”。(40)通过对国家统治体系的结构，全球治理将建构一个由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威结构组成的，既在国家之内，又高于国家，既通过国家，又超越国家界限之内的新体系。由跨国界的多元行为主体推动的跨国发展进程要求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制度。(41)在此种既定条件下，任何一个地缘空间都无法回避来自众多行为体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企图垄断该地缘空间的努力都将受到其他行为体强有力的挑战，由某一国家单独控制特定地缘空间的治理成本大幅度上升。
受地缘空间公共性和某一国家单独控制地缘空间成本上升的影响，赢得地缘战略支点的权力争夺也转变为对地缘战略支点的公共治理。比如中东地区是决定当今世界政治走向的地缘战略支点，向来是玩家云集和纵横捭阖的敏感区域。从历史上来看，任何一个国家企图单独控制该地区的努力都失败了，甚至少数国家的强权联合也无法做到控制这一地区，中东地区最终只能由该地区的全部国家在国际社会（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参与下确立相应的公共制度格局。在全球化时代，中东地区如此，中亚地区也是如此，朝鲜半岛更是如此。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真正控制地缘战略支点。因此，新地缘政治学的核心议题转变为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围绕地缘政治的热点问题寻求公共权威的性质、关系和实现形式。在构建地缘公共权威的过程中，国家尤其是超级大国依然是主角，非国家行为体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同时，新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也存在着层次分化，既有全球层面的地缘政治学，也有区域层面上的地缘政治学，还包括国家层面上的地缘政治学。无论是哪一个层面上的地缘政治学，其共同的核心是为地缘战略支点和特定地缘空间确立具有合法性的地缘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二）发展地缘学
全球化时代地缘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地缘经济学的兴起。冷战结束，地缘政治的两极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纯粹为争夺生存空间而进行的领土扩张观念日趋过时，一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政治关系与军事对抗的态势不断发展。“冷战后时代”在西方兴起的从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角度去认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新学科，就被称为地缘经济学。它主要是以地理要素为基础，从地缘关系出发，探索如何通过运用经济手段来实现国家利益以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爱德华·卢特沃克在所著的《危机中的美国之梦：如何阻止美国变成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和如何赢得工业霸权的地缘经济争夺》中谈到“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利益，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成为国家之间争夺的焦点，地缘政治角逐正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角逐”。(42)
根据地缘经济学，由国家提供或引导的产业投资资本等同于传统的战争要素“军火”；国家支持的产品开发等同于“武器”的变革；国家支持的市场干预取代了在国外军事基地的“外交影响”。具体讲，私营企业每天都在为纯粹的商业利益而奔忙，如投资、市场研究和产品开发、开拓市场等，但是，当国家出面支持或指导这些相同的经济行为时，它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经济行为，而是地缘经济学。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大公司，而在全球市场进行竞争时，经济资源和经济利益已经成为国家权力组织部分和对外政策的目标，这便是世人所公认的地缘经济学。我国学者普遍认为：这种以经济利益和经济关系取代军事对抗和政治关系作为国际关系主轴的理论被称之为“地缘经济学”。
总之，地缘经济学兴起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就是发展成为左右国际政治走向极其重要的因素，当今国际竞争日益成为综合国力之间的竞争。于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的区域和决定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地区就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战略要地，比如作为世界能源产地的中东——波斯湾地区、运输能源的关键海峡和半岛、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以及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全球各大都市，都成为受到各国高度关注的地区。为此，地缘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就围绕这些左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展开合理有序的竞争，并有效应对各种危及这些关键地区的各种风险和挑战，进而在综合国力竞争中获得主动权。
参照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的说法，在地缘经济时代，世界新的大棋局中，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利益成了棋子。新的棋手中，一方为美国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大国，另一方则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大国凭借其现有的经济优势，以各种经济手段（包括人才、科技、资本投资、贸易、市场、跨国公司、信息技术等等）为谋略，旨在维护或谋求世界经济霸权或大国优势的领导地位，进而赢得来自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主动权，为其本国国家利益服务。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情势下，货币就是“核弹”，股票变成“重炮”，汇率成为“暗器”，各国间易爆发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金融大战。由此观之，当今世界在地缘经济领域中的竞争一点也不比在地缘政治领域中的竞争逊色。
（三）合作地缘学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全球性与地方性并行不悖、一体化和碎片化共同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前进的过程。一方面，随着发达的交通和通信技术覆盖世界，跨国公司遍布全球，世界空间正在缩小，人类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越来越紧密，以至于“地球一村，世界一家”，“处于区域和全球流动过程之中的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已经卷入了密集的跨国协调和规制之中。”(43)另一方面，差异化、多样化和多元化又日益成为全球化时代的特征，除了传统的阶级差异、意识形态差异外，“文明的冲突”、民族分离主义、族裔政治、女性主义、同性恋群体、新宗教、恐怖主义、网络组群、生态运动等日益崛起，人们又不得不面对更加紧张的多元文明、复杂差异和社会断裂而产生的深刻矛盾和频繁摩擦。
随着亨廷顿挑起的“文明冲突论”国际大讨论的兴起，关于地缘文明的研究也成为全球化时代地缘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面向。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受制于特殊的文明和文化，各个国家均有自己奉为神圣的“精神家园”和价值评价体系，每当看到与自己不同的异国情调和异族风俗时，“我族”意识十分强烈，并导致看问题的立场和方式存在很大的差别。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分化”：一是自主主义，发展中国家为争得自己的权益，维护自己的利益，同干涉本民族的强权作斗争；二是干涉主义，一些发达国家，凭借自己的“权力优势”，奉行“上帝的使命”，以“全球人道主义干预”为幌子干涉其他民族的内部事务，有的借口民族同源性，大搞“泛民族主义”，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从文化上来看必然有占主导地位的共同体文化和非主流的边缘文化的区分，国家一般是主体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在从地区走向国家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自己民族本身的民族权利，在这里也发生了“两个分化”：一是落后的少数民族追求民族自治的民族分离主义；二是主体民族为实现国家整合的民族同化主义，努力把少数民族纳入主体民族的框架中。无论承认与否，此种互动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不过，世界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当然，强调世界多样性并不等于否定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存在某些共通的内容，特别是在全球化推动下，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也具有趋同倾向。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44)哪一种文明也不可能不与其他文明接触，而且不仅仅是接触，而是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各民族分享相同的社会经历，获得共同的社会信息，彼此的民族成员相互交错、混居、通婚，这一切都使原有的民族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5)这种时空环境的彼此接触，经济生活的相互依赖和社会生活趋向统一，民族成员的日益交错以及精神产品的民族国际交流，都是对民族局限性、狭隘性和片面性的有力冲击，各个民族日益在共同的舞台上互动前进，各民族的历史成了真正的世界史。
地缘文明学就是针对文明多样化和政治学的趋势，在承认文明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积极构建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兼容并蓄、取长补短的世界地缘文明秩序。事实上，抛开文明自我的运动不论，文明的结构和地缘结构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特定的文明群落往往集中聚居于特定的区域，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核心国家和地缘空间，如何借助地缘空间的安排为特定的文明确定必要的朝圣区域，且建立多元文明和谐相处的世界文明秩序，是全球化时代地缘文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
与传统的地缘学相比，新合作主义地缘学有三个基本特征。
一是开放性。传统的地缘学坚持独占的、排他性的思维，过于强调片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权力的提升，以一种先入为主的方式将地缘关系人为地撕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如某一半岛或者海峡一旦被某一国确立为地缘政治的战略要地，就被该国视作独享的垄断物，绝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此种思维在冷战期间表现为冷战思维，在国际社会中呈现为“狼与狼对立”的紧张关系。在此种思维主导下，地缘政治沦落为服务于某一国家自私追求的“侵略学问”和“战争学问”，为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略战争张目，这也是地缘政治学最终被打入冷宫的重要原因。新合作主义地缘学则摒弃了此种撕裂地缘关系的片面思维，而是将地缘关系确立为一个开放的平台，坚持以合作的存量为基础，更加重视不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在特定地缘关系上的合作增量。无论是具有地缘政治意义的战略要地，还是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地缘经济区，抑或是影响文明和文化认同的地缘文明区，新合作主义的地缘学都坚持将这些地缘关键区视作开放的空间，寻求对这些关键区的共同参与治理，消除引发有关各方各种猜忌的障碍，实现共同的安全、和平和国际形势的稳定。
二是竞争性。新合作主义的地缘学强调以合作求和平，以和平谋发展，并不意味着无视在地缘关系上的竞争。事实上，如果不存在竞争，所谓的地缘关键区就不足以成立，有关各方也不会在这些区域形成合作。正是特定的地缘区域对于有关各方极其重要，这一区域才具有地缘上的关键地位，有关各方的竞争就不可避免。问题的关键是，与传统的地缘学相比，新合作主义的地缘学的竞争在形式、方式和表现上有了根本的变化。传统地缘学的竞争是一种恶性的竞争、无序的竞争和没有规范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导致国家之间的直接对抗和尖锐冲突，大多以爆发战争而告终。新合作主义地缘学的竞争性是一种合作中的竞争，是一种有序的竞争和规范化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往往是有关各方在竞争中都获得了收益，区别只不过在于获得收益的多少而已。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新合作主义地缘学的竞争是一种带有激励效果的竞争，是平衡性和不平衡性的统一。
三是制度性。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新合作主义地缘学都努力寻求建立治理地缘关键区的制度和机制，建立能够约束有关各方的共同行动准则。极而言之，即便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地缘关键区拥有绝对优势，按照新合作主义地缘学也必须建立相应的治理制度，并努力在平等协商和积极对话中获得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尊重。由此可见，新合作主义地缘学的制度性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必须建立针对特定地缘关系的制度和机制，即便这一制度是一种非契约性的制度，是一种强者的垄断性制度。在新合作主义地缘学看来，对特定的地缘关键区来说，有制度要比没有制度好，只要确立了制度，有关各方就确立了合作的存量，有助于确立地缘竞争的行为约束底线；第二，地缘制度和机制必须具有合法性，不论此种合法性的程度有多高。当一个国家在特定地缘关键区的制度无法获得有关各方的合法性支持，自己又无力维持这一制度和机制的有效性时，这就意味着该地缘制度和机制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要求对制度和机制进行改革和重构。总之，通过将制度因素的引入，传统的地缘学被纳入了制度变迁的轨道。
总之，新合作主义地缘学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棋盘，使得地缘学的核心问题从有关各方在特定地缘关键区的权力博弈转换为有关各方在特定地缘关键区的共同治理，地缘学的基本逻辑也从“国家追求权力—争夺地缘关键区—确立地缘优势—面对其他国家的权力挑战—陷入地缘冲突和战争”的悲剧循环，转变为“国家追求和平、发展和合作—竞争地缘关键区—确立地缘制度—地缘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地缘制度的改革与重构”的良性循环。这一良性循环符合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代表着地缘学发展的未来。
四、小结
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发展，为现代地缘政治学注入了新的变量，地缘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然而，面对地缘政治学的新发展，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地缘政治的基本逻辑在全球化时代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地缘政治仍然是权力在地缘空间中的辐射范围，仍然遵循着权力政治的逻辑，只不过权力的资源基础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另一种看法认为地缘政治已经寿终正寝，现代地缘政治学的各种确定性逻辑已经丧失殆尽，偶然性、情境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成为地缘政治学的内核。上述极端保守和极端激进的看法都是失之偏颇的，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学必须在两种看法之间寻找自己的学术立足点。
区别新老地缘政治学的关键在于理解全球网络结构的概念。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发展，为地缘政治学提供了“网络结构”的新颖事实。与地缘结构在一定时空内保持相对不变的常量特征相比，网络结构的发展使得全球地缘结构转变为一个不停变化的变量特征，这一变量的引入成为地缘政治学不可回避的干扰变量。因此，新地缘学以全球网络结构作为其最突出的特征，使全球化时代整个地缘空间的公共性大大加强，地缘空间不再也无法成为某一个国家垄断的私有物，而必然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参与的平台。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也转变为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围绕地缘政治的热点问题寻求公共权威的性质、关系和实现形式，因此，我们亦可将新地缘学称之为新合作主义地缘政治学，地缘政治学的这一变迁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走向是内在一致的，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
注释：
①参见罗伯特·O·基欧汉、约瑟夫·S·奈：《导言》，见约瑟夫·S·奈、约翰·D·唐纳胡主编：《全球化世界的治理》，王勇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②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何帆等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13-18页。
③John Arquilla,David Ronfeldt.The Emergence of Noopolitik: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Santa Monica Calif.et al:Rand,1999.pp.34-35.
④参见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张宁、丰子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⑤James N.Rosenau.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Explor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99.事实上，早在1983年罗斯诺就提出了这一概念。参见James N.Rosenau."Fragmegrative" Challenges to National Security,in Terry Heyns ed. Understanding U.S.Strategy:A Reader,Washington,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1983,pp.65-82.
⑥James N.Rosenau.Along the Domestic-foreign Frontier:Exploying Governance in A Turbulent World,p.79.
⑦关于冷战后全球政治的动荡状态，参见 James N.Rosenau.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N.J.: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
⑧参见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4页。
⑨Roland.Robertson.Glokalisierung:Homogenit
t und Heterogenitt in Raum und Zeit,S.192-220 in Ulrich Beck (Beck):Perspektiven der Weltgesellschaft,Frankfurt/M.1998.
⑩参见李永展：《全球化大趋势下的地方永续经营》，http://e-info.org.tw/reviewer/yjlee/2002/yj02031901.htm.
(11)David Held,Anthony McGrew,David Goldblatt,Jonathan Perraton.Global Transformation: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Cambridge:Polity Press,1999,pp.7-9; Ngaire Wood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in Ngaire Woods,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ization,Basingstoke:Macmillan,2000,pp.1-19; Jan Aart Scholte.Globalizati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Basingstoke:Macmillan,2000,pp.2-3.
(12)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刘从德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213页。
(13)Ian Clark.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169.
(14)Jan Aart Scholte.Globalization:A Critical Introduction,p.8.
(15)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陈冬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42页。
(16)参见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79页。
(17)Gearoid O' Tuathail.Unstanding Critical Geopolitics:Geopolitics and Risk Society,in Colin S.Gray and Geoffrey Sloan eds.Geopolitics,Geography and Strategy,London:Frank Cass,1999; Gearoid O'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 Gearoid O' Tuathail.Critical Geopolitics:The Politics of Wringting Global Spac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18)Friedrich Ratzel.The Territorial Growth of States,in G.R.Sloan ed.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1890-1987,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8,p.26.
(19)参见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第56页。
(20)Klaus Dodds.Geopolitics in A Changing World,Prentice-Hall,2000,p.97.
(21)参见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22)参见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中的中国选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23)苏浩：《地缘重心与世界政治的支点》，《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4期，第56页。
(24)布热津斯基：《运筹帷幄：指导美苏争夺的地缘战略构想》，刘瑞祥、潘嘉玢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89年，第7页。
(25)参见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0-282页。
(26)Gearoid O'Tuathail,Simon Dalby 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
(27)John Agnew.Geopolitics:Revisioning World 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Loutledge,1998,p.1,pp.11-85.
(28)Gearoid O' Tuathail.Postmodern Geopolitics? The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and Beyond,in Gearoid O'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eds.Rethinking Geopolitic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8,pp.24-26,2-7.
(29)Gearoid O' Tuathail.Understanding Critical Geopolitics:Geopolitics and Risk Society,p.108.
(30)参见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31)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2-3页。
(32)杰弗里·帕克：《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第100页。
(33)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第31-33页。
(34)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What the World Thinks in 2002,Washington D.C.: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2002,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rint.php3 ? ReportID=165,February 13,2003.
(35)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America's Image Further Erodes,Europeans Want Weaker Ties But Post-War Iraq Will Be Better Off,Most Say,Washington D.C.:Few Research Center,March 18,2003.
(36)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Report,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June 3,2003,Washington D.C.:Pew Research Center,2003,p.19.
(37)参见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林尔蔚、陈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62页。
(38)参见孙相东：《地缘政治学：思想史上的不同视角》，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第20页。
(39)卡尔松、兰德尔：《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赵仲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1995年，第3页。
(40)Pieerre De Senarclers.Governance and the Crisis in the Poltics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Mechanisns of Regulation,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No.155,1998,pp.102-103.
(41)De Alcantara,Cynbthia Hewitt.Uses and Abuses of the Concept of Governance,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No,155,1998,p.111.
(42)E.N.Luttwak.The Endangered American Dream:How to Stop United States Becoming A Third Country and How to Win the Geo-economic Struggle for Industrial Suprema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3,pp.305-327.
(43)戴维·赫尔德：《世界主义》，转引自戴维·赫尔德、安东尼·麦克格鲁编：《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导言，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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