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第一人”——兼评李大钊研究的一个流行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第一人论文,观点论文,起点论文,李大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简称“历史起点”问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简称“第一人”问题)，原本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颇有影响的新观点，该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源自李大钊的思想，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在此，“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的研究呈现合流之势。笔者旨在揭示“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的实质及其关系，兼评“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的“李大钊说”。
一、“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的传统主流观点
从20世纪40年代起，“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在党内理论界皆有定论。中共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历史起点”问题的“中共成立说”和“第一人”问题的“毛泽东说”一直以来都是理论界的主流观点。
“历史起点”问题的“中共成立说”最早出自毛泽东的论述。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①
“第一人”问题的“毛泽东说”源于延安时期新哲学会重要成员张如心的有关论述。张如心在1941年3月至1942年2月期间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系列文章，他把解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毛泽东的卓越贡献密切结合起来。指出“(毛泽东的著作)创造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模范例证……是我党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典型著作”②。在张如心的论述中，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的作用和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1941年8月，艾思奇在《抗战以来重要思想评述》一文中同时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以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文章指出：“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就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开始。”③艾思奇在总结抗战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时，把毛泽东的贡献摆到了突出位置。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④显然，艾思奇的论述支持了“历史起点”问题的“中共成立说”和“第一人”问题的“毛泽东说”。
在延安整风时期党的文献中，曾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重要的文献有两篇。一篇是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另一篇是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两篇文献也都同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以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前者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⑤后者亦明确指出：“我们党从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⑥从这两篇党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起点”问题的“中共成立说”和“第一人”问题的“毛泽东说”在延安整风时期是党内的普遍共识。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理论界，“历史起点”问题的“中共成立说”和“第一人”问题的“毛泽东说”仍然是主流观点。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杨献珍曾指出：“毛泽东同志是我党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说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最杰出代表。”⑦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龚育之也指出：“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实际上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⑧
二、“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的“李大钊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展开了热烈的学术争鸣，各种新观点纷纷出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所谓“李大钊说”，即认为李大钊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并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源于李大钊论述的相关思想，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
“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的“李大钊说”源自1996年程明欣、原村所写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一文，该文认为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倡导者⑨。刘瑛撰文明确指出“李大钊是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第一人”⑩。王素莉明确把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相联系，她说：“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看，它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合一的，即首先来自于李大钊所主张的从中国‘实境’出发实行‘根本解决’的思想中。”(11)
“李大钊说”的核心观点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该观点认为李大钊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但是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其主要的逻辑依据在于，1919年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的相关论述符合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其二，该观点认为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李大钊的相关论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这样一来，“历史起点”问题和“第一人”问题就被看作同一个问题。例如，程明欣于2011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和“第一人”问题再认识》一文的标题及其内容都明显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了。
“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的“李大钊说”是李大钊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交叉融合的结果，这个观点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流行观点，并产生了相当影响。许多学者纷纷著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还有学者的博士论文系统研究了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学术界还有许多相似的说法，例如说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12)，“最早探索者”(13)，“李大钊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14)，李大钊“初步孕育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15)，等等。
三、“历史起点”问题与“第一人”问题的实质及其关系
学术界围绕“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展开的学术争鸣表明有必要深入探讨这两个问题的实质及其关系。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和“第一人”问题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开端，“历史起点”问题侧重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即最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为之作出最杰出历史贡献的人，“第一人”问题侧重于研究领袖人物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程和实践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传统主流观点分别从实践进程的角度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这正是准确把握了“历史起点”问题和“第一人”问题的不同性质。而前述“李大钊说”把“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都归于李大钊，貌似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实则是完全混淆了“历史起点”问题和“第一人”问题的不同性质。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具有滞后性，它不可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完全同步，两者之间会有一个滞后期。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至少应该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研究中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混为一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鲜明标志。李大钊在中共建党时期曾经提出过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的实践中去的思想，但是，包括李大钊在内的党的早期领导人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形成深刻的、完整的、统一的认识，他们都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这说明李大钊尚未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许多学者认为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笔者认为这是对李大钊文章的误读。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从理论工具性功能的角度初步揭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固然同它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深入研读全文可知，“世界化”才是李大钊这篇文章的基调，这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特色相一致；而这与强调文化民族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迥然不同。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角度，可以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和“第一人”问题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开启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出现，也就是说，只要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不管这个主体是否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都将不可避免地开始。就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是同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李大钊是中共建党时期的杰出领袖，他在1919年前后的思想和行动是中共建党时期的重要内容，可将其视为“中共成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若以李大钊的相关论述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则是一方面犯了以部分替代整体的错误，另一方面又模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问题也应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高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一分子，一个特殊的分子。“第一人”问题的实质是评价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之一分子的领袖个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作为个体本身不仅应该具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意识，他更应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最杰出代表。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应当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最高层次和完全意义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杰出代表。基于这个判断标准，只有毛泽东堪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这是因为：(1)毛泽东于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2)毛泽东是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最杰出代表；(3)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相比而言，李大钊堪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我们也应当充分重视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中的某种先驱作用，但是，若称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人，则有点言过其实。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5-796页。
②张如心：《论创造性的学习》，《解放》1941年第131、132期合刊。
③《艾思奇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2页。
④《艾思奇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50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52-953页。
⑥《刘少奇选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6页。
⑦杨献珍：《沿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3日。
⑧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上)，《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
⑨程明欣、原村：《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河北学刊》1996年第2期。
⑩刘瑛：《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湖湘论坛》2001年第1期。
(11)王素莉：《李大钊“根本解决”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学习时报》2006年4月10日。
(12)李彦林：《李大钊“根本解决”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13)王东、刘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中国教育报》2007年9月25日。
(14)邵南征：《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理论月刊》2009年第11期。
(15)孔朝霞：《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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