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特大城市地域扩展与用地效益的初步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论文,效益论文,我国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01)02-0053-04
在我国城市地域扩展与农村争地是一突出问题。一方面，城市化使城市地域扩展不断加速，仅“八五”期间，我国因城市地域扩展每年净减耕地266000-400000ha[1]，另一方面，城市用地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粗放经营。本文通过对我国1997年130万人口以上的21座特大城市（淄博因资料不全，未作讨论）的地域扩展和100万人口以上的34座特大城市用地效益进行初步分析，探索我国特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与土地集约利用对策。
1 我国特大城市地域扩展的特点
城市地域扩展是城市化的外在表现，是城市非农产业集聚和人口膨胀的必然结果。从表1中可看出我国大城市的扩展具有如下特点：
1.1 起步晚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市化在建国以后才刚刚开始。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始于工业革命，盛行于本世纪初，英国1850年城镇人口的比重已达50%以上。我国至1952年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重庆、南京、大连和武汉等11个。
1.2 扩展快
尽管我国城市化起步甚晚，但特大城市地域扩展的速度很快，在1952-1997年的45年间，除上海、沈阳两老工业基地外，我国所有特大城市的建成区年平均增长速度均在10%以上，有的高达50%以上（如兰州为56%）。至1997年21座13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均超过100km[2]。
1.3 不平衡
受每个城市向心力、离心力和自然因素产生的阻力影响，按照城市地域扩展倍数的区位商(W[,b])和扩展速度的区位商(W[,s])（见表2），可将我国21个特大城市地域扩展分为如下类型。
表1 我国13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地域扩展状况
Tab.1 The regional expansion of the metropolis with population over 1300000 in China
1.3.1 迅速发展型。其特征(W[,b])>1，(W[,s])>1。属于此类型的有天津、广州、重庆和大连。从1932年至1997年的65年间，城市地域扩展11.10-41.30倍，平均每年扩展2.85-5.38km[2]。
1.3.2 较快扩展型。其特点是(W[,s])>1，(W[,b])<1。属于此类型的城市有北京、上海和哈尔滨。从1932年至1997年的65年间，城市地域扩展5.87-7.51倍，平均每年扩展2.84-6.51km[2]。
1.3.3 一般发展型。其特点是(W[,s])<1，(W[,b])>1。属于此类型的城市有西安、成都和长春等11个城市。从1932年至1997年的65年间，城市地域扩展9.91-33.96倍，平均每年扩展1.48-2.44km[2]。
1.3.4 缓慢发展型。其特点是(W[,s])<1，(W[,b])>1。属于此类型的城市有济南、南京和武汉。从1932年至1997年的65年间，城市地域扩展7.00-9.41倍，平均每年扩展1.56-2.66km[2]。
2 我国特大城市用地效益分析
2.1 特大城市地域扩展的相关分析
城市地域扩展是城市化的结果，美国地理学家布莱恩·贝利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清华大学谢文蕙（1980年）对153个国家和地区的大量统计资料分析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Y[,1])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X[,1])存在相关：Y[,1]=16.44LnX[,1]-72.14，相关系数R=0.92[3]。北师大程连生（1993年）对我国1989年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城区面积(Y[,2])与城市固定资产(X[,2])进行过分析，求得回归方程：Y[,2]=17.80+1.44X[,2]，R=0.896[2]。本文依据我国1998年城市统计年鉴资料对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建成区面积(Y[,3])与第二、三产业产值(X[,3])进行相关分析，得出回归方程Y[,3]=39.579+2.6252X[,3]，R=0.70693。可见城市建成区面积大小与城市化水平、固定资产和城市产出之间都具有较好的相关性，一般说来，城市建成区面积愈大，其产出值将愈高，反之亦然。
2.2 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用地效益评价
本文以我国1998年城市非农业人口100万以上的34个城市的建成区面积、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为依据，求出每个城市单位建成区面积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区位商(W[,c])（见表3），可将我国特大城市用地效益分为三种类型。
表2 我国特大城市1932-1997年地域扩展区位商表
Tab.2 The regional expansion ratio of metropolis with population over 1300000 in China(1932-1997)
表3 我国100万人口以上城市单位建成区面积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区位商表
Tab.3 The regional ratio of the increment of the built-up per-square kilometer of the seoond and third industry of the metropolis
2.2.1 效益较好型。其特征为W[,c]>1，属此类型的城市有北京、上海、沈阳、南京、武汉、广州、西安、成都、济南、青岛、杭州、石家庄、徐州、福州、南昌。其城市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为3.06-6.49万元／km[2]。
2.2.2 效益一般型。其特征为W[,c]在0.7-1.0之间，属此类型的城市有天津、重庆、西安、长春、大连、郑州、昆明、长沙、鞍山、乌鲁木齐、淄博。其城市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为2.13-2.91万元／km[2]。
2.2.3 效益较差型。其特征为W[,c]<0.7，属此类型的城市有贵阳、齐齐哈尔、吉林、抚顺、包头、唐山、兰州、太原、哈尔滨。其城市第二、三产业增加值为0.84-1.69万元／km[2]。
2.3 特大城市规模扩大与用地效益偏低原因分析
从总体上看，我国特大城市土地产出效率与世界特大城市相比，差距甚大，即使较好的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土地产出率也不及东京的10%（见表4）。其主要原因如下：
表4 中外特大城市土地产出效率比较
Tab.4 Contrast the output of the land of Chinese and other countries metropolis
2.3.1 土地利用粗放。由于我国传统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实行的是无偿、无限期、无流动的划拨方式，导致大部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据测算，我国城市土地3-5%处于闲置状态，40%处于低效利用状态[4]。尽管自1988年推行土地有偿有限期使用制度，但更大部分仅限于城市新增土地，据粗略估计，目前每年城市土地“增量”约占城市土地“存量”的4%左右，其中“存量”土地基本上都是通过行政划拨手段分配给企业、单位或个人；在城市“增量”土地中，通过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城市土地仅占每年城市土地“增量”的1%左右[5]，而且出让价格与土地价格相比明显偏低。
2.3.2 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在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体系中，各种功能的土地配置比例是影响结构效率的重要因素。由于过去“先生产，后生活”观念的指导，城市土地配置在很大程度上偏向工业用地而削减了生活用地及公共设施用地的比例，商业用地不足使第三产业依赖于其它用地，不能形成规模效应。工业区与住宅生活区混杂布局，造成了土地利用效益低，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另外，我国城市产出科技含量不高，也是影响城市土地产出效率偏低的又一主要原因。
3 我国特大城市土地合理利用方向探讨
3.1 宏观战略对策
首先要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土地有偿使用，运用市场机制，公开、公正、公平对土地进行配置。其次，要严格执行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强化城乡结合地区基本农田保护区耕地的保护，通过制定科学的土地利用规划，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避免土地利用过程中的短期行为和外部不经济现象的发生。再次，合理进行土地置换，积极推行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在城市化日趋发展的今天，城市土地利用应从满足城市基本功能需要转向城市土地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因此，在新的经济发展条件下，进行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就必须进行土地置换，即在不增加城区现有土地使用面积的情况下，对原有的土地进行第二次开发或内涵开发，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用地结构，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第四，实施旧城挖潜改造，充分利用土地空间，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造旧城区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方面，也是提高城市土地综合效益的有效途径[6]。土地立体化利用，目前特别应大量开发的是地上和地下空间，谋求城市多层次的空间利用。
3.2 微观战略选择
第一，对于效益一般型特大城市，考虑到其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用地条件，应以现有的城市建成区为依托，从严适度渐进发展，利用城市规划的手段，优化土地配置，合理调整用地结构，以土地置换为主要方式，以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为重点，走集约型城市用地道路。
第二，对于效益较好的特大城市，按照特大城市发展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综合效益提高的要求，以提高城市整体质量为重点，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在全国建立2-3个现代化国际城市[7]。
第三，对于效益较差型特大城市，既要加强对土地利用总量的宏观调控，严格控制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大，又要以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为切入点，合理调整土地利用结构，配置城市各种用地，使城市用地真正做到由粗放型向“内涵挖潜”的集约型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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