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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弘扬传统文化，研究近现代名人的学术课题中，弘一大师李叔同，无疑已成为一个传奇式的热点。近再读有关弘一大师的传记、著述和电视剧，见千篇同一的论点却都到他出家入佛门时为止，并均异口同声称为“看破红尘，超脱凡俗”。这一论点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即我们应当怎样来以历史的和辩证的观点来研究它，拟应成为再思考的问题之一。
与佛教相同的影响深广的基督教，一千多年来一直以“只字不改”之福音书来讲述耶稣行神迹拯救世人罪恶的故事。然探索历史上真正耶稣的事，却也只是近二百年来的事。据骆振芳先生考证， 来玛鲁斯（H·S·Reimarus）是第一个以历史观点来研究耶稣的人；因为他的许多论点与教会的观点不同，所以他关于耶稣研究的著作在生前不敢发表，而是在他死后由莱辛（Lessing）发表的。 当然我无意将李叔同与耶稣相提并论（俩人之性质也是截然不同的），只是就俩人都有着的传奇色彩，而世人又都以传奇为本，以己之模糊心理硬是随意地将其拔高神化这一点上（认为李叔同的出家入佛，是一种超然常人的脱俗精神），来说一点相异的看法。
李叔同成为弘一大师后，是超脱尘世了吗？否！他进入佛门的动机，在于“去庙里长期研究佛经，从佛经里理出人生最上乘的理路”（与夏丐尊语）。他入了佛门，依然是以在俗之世人的精神，执着地整理佛籍，传播佛道，这首先就是一份沉重，而这沉重相对超脱来说，就是一种入世延续的另一种表现。何以见得，可从佛籍本身之性质来印证。佛籍作为一种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文物性质的东西，它更是一种入世的教育——以己之训诫（人生观），创建自成一体的学说，去教诲世人，影响社会，走一条跟随佛祖（自己）的道路。佛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不可能完全与世隔绝而不食人间烟火，更主要的由于它“普度众生”之神圣宗旨，便注定是要与世人共生的。为此，在历史上它有爱国主义精神，保护传统文化的壮举，但也有迎受皇命册封，争夺权势之欲。以此再来看耶稣，他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18 节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句话表明耶稣是人，是入世的人而不是神，他毫无保留地坚持犹太律法，坚持道德标准说。所谓“天国”实是另一种人世而言。我们的弘一大师何尝不是这样。他在寮房墙上写的“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便是佛即是世的最好的说明。他病重尚为厦门第一次运动会写会歌：“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国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猖狂！／请大家想想，切莫彷徨。”这种置身儿童们的乐趣之中，以热血青春和着雄健的步代，豪迈的旋律去歌唱，去抒情……真可以说完全是将自己置身于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那种境界中去，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忧国忧民的入世者的形象。这种入世的方式，正似一位伟人一样，他坚持反传统，但实施他的政治谋略的方式却仍是典型的传统，只不过传统给换成一个新鲜名词而已。
入佛门是一种理性的认识，它与现实环境不可截然割裂，因为人之自身的理性精华，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存的新思考。就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而言，我以为要变存在之被动为主动，时间便是促成它升级的积极因素。变自然的人（生命）为社会的人（精神），将自身与世界紧密相联又自创见识，即是由存在而上升为生存的一种精神升华，而时间便是升华这种精神的阶梯。社会上确有这么一类人，他们不适合在这个庸众的世界上随波逐流，但不没有呼风唤雨的本领（权力）去扭转他们超俗的意志与欲望，于是，他便以大众相悖的行为方式，去试图探求和创建一种新的规范，这是寻求的使然，也是无奈中生发的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
李叔同入佛门的另一传奇之谜在于，他并非是因人生失意或者遭受大波大难而遁入佛门，而是在于家资万贯，风流倜傥，于各类艺术集一身之佼佼者的人生辉煌时刻悄然遁入空门，这就难怪会成为千古一谜。但要解此谜，并不在于猜，而仍得从其自身的生存延续性上，即思想的超验意义上去找到可能的答案。苦将其走入佛门前后断然分割而论，恐只能获得浮面的形式意义而已。珠宝的珍贵，在于它的有几千万双眼睛的挑剔和随时遭受的掠夺性。李叔同的风流倜傥的首屈一指和集各类艺术于一身为众人所仰慕之时，亦正是他越来越不被社会所理解和宽容的最危难的关头。历史的证明就是这样：艺高必孤，艺大必迫。知识赋予人能力，在于他能自觉地去思考，如何面对现实，逐步在实际生活中战胜原有的我，又能以公开之形式去实践和升华新我的生存哲学。聪颖过人的李叔同当然敏悟到了这一点，但他又并非是一个政治家或社会改革家（就像徐志摩虽师从罗素，但他天生的秉性是诗人，所以他的归宿只能是涅槃），于是，以踏入佛门之举来卓然超群出大众之俗世生活方式，来为新的生存哲学树一新的入世的标志，岂不是入世之延续？自然，此举价值是留待同代人和后辈人去思索，而非为人之楷模，也是必然中事。退一步讲，如果他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感到绝望（无出路）而入佛门，那便真正是一条没有出路的出路，与平常人看破红尘出家是毫无质的区别了，其哲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只会退回到“存在”的地步。然弘一大师决不是消极厌世者，这可以从他为僧仍与内山完造进行文化交流和其他忧国忧民的言行中得到佐证。走入佛门含有无可奈何，但自觉地意识到胁迫，主动地去化解这些胁迫，这是一条生命链的延续过程，最后又能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正是新的入世所取得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因为佛缘的最高含义在于救人，而救人必然是入世的举动，正像上帝要救人而将耶稣道成肉身，作为一个普通木匠的儿子，这是现实的社会性，又是深奥哲理之最基本的阐释。上帝的《圣经》，离开了普通老百姓与之浊世的生活就将毫无价值可言！
心灵的概叹是对人生的小结，佛界的门槛又连着浊世的尘土，为此，弘一大师圆寂前的绝笔才会是“悲欣交集”，而且悲字放在欣字之前——这是一个入世新人真正的心声：回顾他以前的丰业，对着他艰辛耕耘的新一方境地。
于此，我们再来回首看本文之标题的提出，弘一大师的超脱，是李叔同从他母体和社会中接受和成长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磨难后，在佛门中又有了新的增长点。只有这样，作为李叔同的这一个具体历史人物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才会不陌生，而作为弘一大师的他，在他的言行里所隐藏的又被逐渐在发见的新的入世精神来说，才又会与我们相亲近。
当然弘一大师入世的新方式是深沉的，那在于他的批判理性对于现实的批判有了一种新的方式，当他意识到不可能有一种万能的方式来缓解他与现实与社会的矛盾，便选择了佛门，这既是他从小深受家庭文化熏陶（父亲与母亲信佛特别虔诚）的缘故，也更显示出了他学术品格和审美（距离）意识之独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