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理论的本土研究：内涵、挑战与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本土论文,内涵论文,策略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本土研究的内涵
“本土”(indigenous)一词有许多的含义，可以指示“属于某个特定地点”、“自然生存”或“在世界范围通过原住民确认祖先的人”等很多意思[1]。TSUI[2]将“本土研究”定义为“使用本地的语言、本地的研究对象和附有本地意义的构念对本地现象进行的科学研究。这些研究旨在检验或构建能够解释、预测本地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特殊现象或相关现象的理论”。LEUNGK等[3]对本土研究的定义则更广泛，建议任何针对本土概念或采用本土视角的研究都可以被称为本土研究。李平[4]也指出，但凡涉及某个独特的本土现象或现象中的某个独特元素，并且以本土视角探讨其本土性意义以及其可能普适性意义的研究，便是本土研究。
当然也有人认为，任何研究都是本土研究，因为它总是根植于特定社会文化情境(无所谓中国、美国或巴西)的，得到的都是应用范围有限的地方性知识[5]。这样的认识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混淆了本土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差异，这二者的差别常常使本土研究很容易被误用，特别是当被本土以外的研究者所使用时[6]。当非原住民的研究者过多地将本土研究和猎奇、资料收集等功利性目的相结合时，会使这样的本土研究被当地人所反感和抵制。例如，在人类学研究中，毛利人经常抱怨自己是世界上被研究得最多的人，但是他们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7]。这样的现象在当前中国管理研究领域里同样存在。如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许多本土研究人员都批评“本土研究”已经成为了外来研究者在中国收集数据的一个借口和工具，他们对本土数据的收集与猎奇性的电影拍摄或新闻报道并无区别。通常我们并不会将美国学者针对美国企业所做的研究称为本土研究(尽管可以称之为区域研究)，因为本土研究往往是与主流研究相对的，这并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含义。主流研究(针对美国或西方企业的研究)的情境被视为默认的和有共识的，产生于该情境的理论拥有更强的合法性，研究者无需在理论情境方面进行很多的解释和说明。相对而言，本土研究针对的是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很熟悉的情境，研究者需要花很多精力去解释他们的研究情境，这导致本土研究的结论在得到主流范式认可时面临更多的合法性危机。
TSUI[2]将情境化研究分为两类：考虑情境的研究(context-embedded research)与具体情境的研究(context-specific research)。考虑情境的研究即把组织的情境因素(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法律)作为预测变量或调节变量，探讨这些因素对于组织因变量的影响。这类研究把从文献中得出的概念模型作为出发点，引入情境因素，对现有理论进行扩展。具体情境研究是针对某具体情境进行的研究(如中国管理研究)，通常是在单一国家或者单一文化中进行的，此类研究的结论往往是地方性的。然而，这两种研究方式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考虑情景研究的结论(如价值观)可以作为促进具体情景研究的重要元素，反之亦然[4]。尽管这两种研究范式的目的和路径大不相同，但只要开发独特和新颖的本土视角并能够产生独特的构念或理论解释本土现象都可以纳入本土研究的范畴。
BARNEY等[8]进一步将中国情境下的研究分为两类：中国情境管理理论(theory of Chinese management)与中国管理理论(Chinese theory of management)。所谓“中国情境管理理论”是在中国情境下对西方理论的使用、验证和拓展，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能够应用于其他情境的理论，其研究目的是发展普遍性的理论。进行此种类型的研究也称为“客位研究”[9]。与之对应的“主位研究”[9]，即用中国本土构念解释本土现象得出的理论即为中国管理理论。此类研究针对中国的管理现象，研究的结论只能应用于中国情境，研究的目的是理解中国管理者所面临的管理问题。由于本土研究范式的不同，产生的理论既可能是中国情境管理理论，也可能是中国管理理论。同时，在本土研究中，针对中国管理情景而有意地去创立理论有可能造成大量平庸甚至错误的理论，因此，即使我们的研究通过深描、洞察，呈现了中国情景，也不能确定随之而来的一定是中国管理理论的创立[10]。
虽然高度本土的理论将导致全球研究共同体的分散化[11]，但根据我们的理解：首先，所有的社会理论都是由本土知识形成的，都是研究者根据自身所得而非其本质如何来构建理论的结果[12]。其次，无情境约束的理论并不比情境化理论更具有科学价值[13]。经典的社会学理论经常体现出自相矛盾的价值观，例如WEBER对社会宗教潜能的定位与DURKHEIM完全相反[14]，但这些理论是有价值的。此外，这些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在经历了社会演化之后很可能更体现出其本质[15]。正如VAN DE VEN[16]提出的，稳固知识常常来源于一些对立的理论或方法，并且对这些理论的证明不一定是一致的，甚至可以是相互矛盾的。因此，不论本土研究产生的理论是何种，本土研究都有利于地方性知识的革新[17]，也有利于全球知识的累积[18]。
中国本土化的管理思想是根植于我国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之中的，研究者必须采用本土化价值观才能真正理解[19]。由于缺乏科学范例的指导，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管理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概念到概念的(没有强调创新和规范)。在过去10年间，受美国学术界的影响，我们使用的概念、理论越来越美式化，研究选题都是来自西方情境下的概念或现象，但欠缺了对中国的文化、结构和制度环境的考虑。在引进美国学术标准的同时，也引进了美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由于我国综合国力与美国相距甚远，也就导致我国的管理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显得更为严重[20]。另外，在外文刊物上发表论文的制度要求(商学院考核和激励目的、项目结题评估目的)使这个情况更加糟糕。像管理学这类社会科学应该强调本土研究，不仅是因为在有限的本地财力支持下，本土研究更应为解释本土现象与问题而服务，而且是由于社会科学尊重事实、价值观和多样性的本质特征相一致的要求使然。我们应鼓励管理研究的异质性，发展本土理论、模型与研究体系，而非只是修改或应用对本土情境不敏感的西方管理理论。因此，本土研究在当前变得尤为迫切。
2 中国管理本土研究面临的挑战
本土研究的理论与情境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从方法论的观点考虑，情境既是理论的起源又是其发展环境。若考虑理论构建过程中的情境因素，本土研究的认知论也是与情境相关的。事实上，“没有任何形式的研究是无价值观限制的或者所谓绝对公正的，换言之，任何形式的研究都是价值观嵌入的[13]”。因此，对中国管理的解读，不能离开情景[10]。
本土情境对方法论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本土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方法和素材。例如，不同于西方人“非此即彼”的信念，受“阴阳”哲学的影响，中国人喜欢用“两全”的信念处理矛盾[21]。这样的辩证思维给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方法来“用新概念解释熟悉的现象”[13]。此外，在研究中通过将本地视角与其他文化视角相对比，也可能会有崭新的发现[4]。更进一步，FANG[22]提出，所有文化体现为矛盾的价值观之中那些能够被共享的部分，因此当前文化的差异是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辩证矛盾关系引起的。这样的辩证矛盾分析方法也被应用于组织层面[21]、个人层面[23]。事实上，这就是“中国管理理论”[8]的内涵。这样的研究也符合《美国管理学会学报》特刊即将讨论的主题“西方与东方：新概念和理论”：“……要挖掘东方的经验现象及其文化、哲学和广泛的知识传统来建造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健壮和更加‘强大’的管理领域……”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存在很多优秀的哲学思想，学者们可以将这些传统知识应用于研究之中[22]。例如，Ⅺ等[24]受中国和谐哲学的激发，提出了本土的“和谐模型”作为处理人际关系和客观环境的战略分析框架。基于我国文化对人际关系的关注HO等[25]提出了“基于关系的方法论”来研究中国人的社会心理。
第二，当关于本土研究的论文提交给西方学术刊物时，这种情境相关性可能会影响论文的评审过程，特别是对那些基于新想法或新方法的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能否被接受，取决于“在当时以及读者自身的文化情境下，这个理论所能引起的共鸣程度”[15]。研究者秉承的认知论是部分基于其文化价值观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决策时既更倾向于依赖直觉而非客观事实或数据[26]，也更倾向于统筹思维而非分析思维[27]；而西方的传统经验是“眼见为实”。在研究家长式领导(华人社会的典型领导模式)这个议题时，受辩证思维影响，中国学者更容易接受权威、仁慈和德行3个维度共存的现实。但这点常常引起西方学者的质疑[28]：一个领导者如何能够同时拥有这3个看似矛盾的特征？家长式领导所表现的仁爱行为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心理还是一种冲动？家长式领导的3个维度是相关构念还是独立构念？AYCAN[29]承认，这种相互矛盾的构念不易被西方人所理解，因此他们很难认同家长式领导的理论。学术群体是由具备相似信仰、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人员组成的[30]。要进入西方学术圈，研究者有时需要将他们的本土问题转化为“已建立的”西方理论或模型以便评审者理解。因此，如上文所述，本土研究在得到主流范式认可时面临更多的合法性挑战。一旦决定将本土研究推广到其他区域，我们必须在情境描述和解释上花费更多努力。就像给外国人讲一个中国的神话故事时，首先需要对故事的情境、背景及意义而非故事本身进行讲述，甚至在这方面花费比故事情节本身更多的时间。由于本土研究的情境相关性，本土研究的学者有时也需要有耐心，采用循环渐进的方式传达信息[31]。
在本土研究中，一个新奇或自相矛盾的发现常意味着构建一个新理论的可能[32]。这里，WILSON[1]的看法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仍然用家长式领导作为例子：家长式领导理论是植根于传统的男权家庭体系、儒家垂直管理思想以及长期的王权统治[33,34]。然而，近期在美国商业环境下的跨文化研究也发现了家长式领导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对情感型组织承诺的积极影响。这是否意味着家长式领导理论并非一个本土构念，而是一个和变革型领导相同的、具有普遍性的领导模型？在回顾组织理论演化的历史后，WALSH等[35]呼吁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将组织作为历史、文化、制度以及政治因素影响下的一个因变量而非自变量。中国人、组织都继承了许多复杂的、甚至互相矛盾的传统文化要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显示，至少有5个正统的文化观念(孔子思想、佛教思想、老子思想、道家思想与孙子兵法)至今仍在积极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这些价值观或信仰有的是相互矛盾的，但中国人却能很好地在同一时间秉承这些看似矛盾的观念[36]。文化活动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它能同时影响个体、群体以及组织的行为[37]。对这种多文化共存情境下的研究还很少，需要我们在未来更多探索。
本土研究也面临方法论方面的挑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范式，我国的管理研究发展缓慢。然而，在过去的10多年间，通过向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的学习，我国的管理研究取得了较快发展，OLS、SEM及HLM如今成为我国管理研究领域的时尚范式。然而，这些定量化的实证研究方法在检验理论方面有较强的说服力，在建构本土理论方面的作用却相对较小。为此，应该更加重视定性、案例研究的方法，但这方面目前国内研究者并不擅长[38]。更实质地讲，希望借助中国情境来证伪西方理论的企图在方法论上是不可能的[11，16]。因此，本土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辨伪西方理论，重要的是促进中国情境的科学知识和实践知识的建立[39]。就像郑伯埙所构建的家长式领导理论[40]，只有本土研究才能更加精确地解释中国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我国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论尚未成熟，对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目前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研究”，而非“如何为全球知识做贡献”。
3 中国管理本土研究的策略
学者的中心任务就是研究，以促进学科的发展并为这个学科专业领域的实践带来启示[39]。一个好的理论是最实用的[41]。不幸的是，目前许多研究(不只是在我国)常常既没有促进理论发展也没有为实践带来启示[16]。研究者的最终目的往往是希望能够建立普遍性知识，尽管刚开始是在进行本土管理实践的解释和地方性知识构建。当研究者希望自身的研究能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管理产生重要影响时，争取“学术话语权”变得至关重要[42]。郭重庆[19]指出，中国管理在应对外来管理学时要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中国本土化研究的兴起正是中国学者从“照着讲”向结合中国情境的“接着讲”的转变。“接着讲”的要点在于中国情境变量，这不仅要求研究者采用主流规范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语言，研究选题也要能够引起其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的兴趣，其次在情境沟通方面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要让中国情景能够被其他学者所理解。最后，理论的发展离不开实践的支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优秀跨国企业的崛起必然引发西方学者对中国情景研究的热潮和心理认可。因此，中国管理理论成为具有全球影响的普遍性知识，必然要经历被西方主流学术界认可并逐渐将其替代的过程。
正如谚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言，认识论是科学获取知识的前提。任何研究和思考都是价值观嵌入的，因此，本土研究无法也无需回避价值观的影响，应该将文化、价值观和行为作为研究的主要部分[7]。这些因素必须在研究过程澄清，在结果讨论中得到重视并最终以适当方式和能被理解的语言传达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者[7]。因此，采用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研究方法论将更有利于本土研究。
就研究方法的哲学观而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秉持一种观点，认为管理理论是客观存在的，等着我们去发现。但目前，我们越来越多认识到以上观点的局限性：其实管理理论往往是由研究者和实践者共同创造和建构的，他们的认识和价值观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知识发现，没有什么理论是与价值观无关的[16]。基于以上认识，一个投入型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将有助于我们发展更加可靠的知识[39]。
3.1 投入型学术研究模型的基本内容
VAN DE VEN[16]提出“投入型学术研究模型”，通过投入型学术研究，研究者可以显著提高知识创造的可能，同时它也为本土研究提供了一个具有建设性的研究方法[17]。所谓投入型学术研究，其实就是一种共同参与式的研究方式，类似以往所谓的行动研究，它能够获得关键利益相关者对某个特定情境下某些问题的看法，这将从本质上改变我们对研究者与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定义。这里所谓利益相关者是指资助、参与此研究或对此感兴趣的人。他们也是本土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他们往往更了解此研究的本土价值及本土环境[6]。研究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投入交流后能够更好地建立共识，以分享和评估对方的知识[16]。由于每个人都是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纪律的产物，我们不可避免地都是从有限的角度来审视某个议题。当所研究的议题超出个人能力限度时，投入型学术研究者可以通过探索这些关键利益相关者观点的差异以得到更深刻的共识，这类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比单独研究的学者所得出的结论更加令人信服。由此，应注意以下3点：
(1)要阐明本土研究的学者在投入型学术研究中的身份 投入型学术研究者是集体学习过程的参与者，对自身的知识贡献要谦卑，并且在不断地反省自身对此研究看法的同时要尊重其他参与者的贡献。这并不意味研究者在知识创造中没有扮演一个重要的、独特的角色，而是研究者没有创造知识的专属权。在充分尊重利益相关者基础上，当进行投入型学术研究时，应该将自己定位为问题解决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问题的解决。
(2)本土研究还需要一个方法论 在投入型学术研究模型中，地方性知识是研究者开发具有普遍性理论的基础。研究者需要深入研究特定情境下的特殊现象，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看法结合起来以得到关于此情境的地方性知识(用来理解此情境下的特殊现象)。通过对这类地方性知识的抽象化、应用以及提炼，研究者构建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构建过程中，研究者既要找到更为一般的现实案例作为抽象化理论的支撑，又要了解所得到的普遍性理论的使用边界以及该理论如何应用于所研究的特殊情境。在与利益相关者交流的同时，研究者可以观察他们的行为并分析他们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做事，然后在问题解决阶段给他们一个“深层解释”[16]。
(3)本土研究的投入型研究模型需要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 基于投入型研究模型的方法论，研究者需要接触许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相关专家、目标受众等)并协调处理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甚至矛盾，因此研究者在此模型中需要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作为支撑。同时，当研究者希望自身的研究成果能够被国外学术群体所接受时，需要和国外学者接触，就研究成果的根植情境进行跨文化沟通，从而在更广泛的文化环境中检验和推广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因此，投入型研究可以帮助研究者包容本土化价值观与国际主流的文化价值观，建立具有跨文化解释力的、更具有一般性的组织和管理理论，所得出的普遍性知识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的结合体。
投入型学术研究模型通过问题形成、理论构建、研究设计和问题解决4个过程，将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理论的获得结合在一起(见图1)[16]。
图1 投入型学术研究模型
(1)问题形成过程 从实际情境出发，通过5W和1H确定研究问题[43]。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与经历并了解这类问题的人员进行交流，并根据这个问题的普遍性及边界条件回顾相关文献。
(2)理论构建过程 通过开发或修改得到理论(用来解释此情境的研究问题，此理论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个过程既要回顾已有的相关理论，也要结合与相关学科专家的交流。从本质上看，所有理论都是本土的，并束缚于理论的开发地及当地文化，因此，理论构建必须经历创造过程、阐释过程，并确信得到的普遍性理论能够解释所研究的问题。
(3)研究设计过程 收集实地证据，对所构建模型进行比较。大多数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个阶段都是有效的。但在特殊情境下，需要对这些研究方法与研究设计进行修正，修正意见主要来源于对研究方法论有丰富经验的专家以及那些为研究提供支持、提供数据的本土人群。
(4)问题解决过程 与研究受众进行沟通、解释，并将实地发现集中应用于对研究问题的解释。本土研究的目标受众是本土的利益相关者和相关学术群体。由于这两个群体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假设”及沟通方式，在与每个群体沟通时都需要发展相应的地方性知识。研究者与目标受众的地方性知识差距越大，越需要进行沟通，以便理解和利用研究发现。最初的沟通方式主要是书面报告和简介，此后可能是解释报告意义的会谈，最后是为了化解观点冲突而进行的协商。
3.2 一个研究举例：家长式领导
如前所述，本土的投入型研究需要采用自省的、尊重的态度对待原住民，将文化、价值观作为研究方法论的一部分，同时结合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交流。家长式领导理论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家长式领导理论的发展是一个集体研究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时，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SILIN[44]对台湾私人公司进行了长达1年的研究后，发现集权、教化式领导等一些独特现象。作为国外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似乎超出SILIN的知识。之后，REDDING[34]对72位华人领导者(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WESTWOOD等[45]对一些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领导者的研究支持并扩展了SILIN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揭示了华人社会领导行为的一些特殊现象，当然，把这些问题和现象进一步发展为情境嵌入型的理论，正是郑伯埙和他的同事的贡献。
郑伯埙的研究始于对一个台湾鞋厂领导的观察。这位领导者的行为表现出SILIN等[44]发现的特点，但同时其管理绩效又是很高的。基于西方理论对领导行为的判断，这似乎是离经叛道的。然而，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敏感性，他意识到此现象在华人社会的普遍性，并开发出家长式领导的理论构念[40]。为了证实以上理论猜测，郑伯埙[46]实地访谈了18位家族企业领导者和24位高层管理者，概括出家长式领导的结构和理论。进一步，樊景立等[33]充分阐述了在华人社会情境下的家长式领导构念的文化基础和领导者与其下属之间的行为互动原理，发展了该理论的框架和测量方法。接下来华人社会的很多实证研究逐渐证明了以上理论的有效性，并将家长式领导理论和变革型领导等西方理论进行了比较[40]。
综上所述，家长式领导理论的发展是国内外研究者、实践者、研究资助机构等共同努力的结果。当然，以上本土化理论在得到西方主流学术界认可时曾经并还将面临很多困难[28]，这样的困难主要源于不同文化背景导致的认识差异。家长式领导作为一个能够被普遍认同的理论构念，还需要国内外学者进行很多深层次、跨情境的沟通。近期一些国外研究者在华人社会之外验证了家长式领导理论的有效性，这无疑将极大地促进该理论的进一步普及和推广。
3.3 本土研究的评价及其应用困难
本土研究的评价与其他研究的评价标准都是相同的，简单而言，就是严格性和相关性[47]。由于情境相关的特点，本土研究需要使用一个明确定义的情境来描述研究议题(问题形成)，并将他们的研究发现嵌入这个特殊情境中(问题解决)。限于上述的研究困难，本土研究更应该将本土研究问题的选择放到首位。同时，在本土研究中开发本土理论主要面临3个方面的困难：
(1)对矛盾的妥协 一个理论的“精华”部分是多维的：最好的理论是将理论与方法相结合，而这种结合经常需要对相互竞争的价值观进行妥协[15]。在投入型学术研究中研究者将面临更多的矛盾，得到很多利益相关者的不同意见，甚至来自方法论专家的意见可能与研究者本身的理解相矛盾，研究者必须科学、妥善地化解这些矛盾。
(2)国内社会的制度约束 目前，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申请和绩效考核、商学院的奖励制度及年轻教师的职业晋升中，国外期刊论文变得越来越重要[48]。如前所述，本土研究在这方面得到国际主流学术群体的认可会面临更多的困难，这会影响年轻学者从事投入型本土研究的兴趣。
(3)学术界的制度约束 从更普遍意义而言，是否接受一个理论受“在当时读者自身的文化情境下，这个理论能引起的共鸣程度”的限制[15]。目前，采用投入型学术研究模型并未成为本土研究的主流范式，其自身还需要研究者不断在本土情境下检验和接受。
4 结语
做本土研究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9]。尽管本土研究面临着合法性和方法论方面的挑战，但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社会转型时期的本土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为避免管理研究中的“同质化倾向”[49]，研究者应该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对待不同文化情境下的研究，既要发扬美国式的“务实”主义精神，也要继承德国式的“批判”主义传统[50]；或者在未来，还有中国式的辩证主义思维。
如前文所言，理论和情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情境很多时候是理论合法性的来源。我们很难设想尼泊尔、锡金的某项本土研究发现能够突然有一天成为管理学的主流，但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在日本，并在未来有可能在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中出现。我们身处在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很大的国家里，这也是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契机。我们期待中国本土管理理论的发展，期待它在解决本土化问题和创新全球化知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致谢 本文的很多观点是在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Andrew Van de Ven教授的讨论中逐渐形成的，部分内容已经反映在为“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期刊撰写的一篇评论性论文(“Indigenous Management Research in China from an Engaged Scholarship Perspective”)中。感谢Andrew Van de Ven教授，我们也感谢第5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对本文初稿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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