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专门编敕机构——详定编敕所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所述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K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7)01—0014—08
详定编敕所也称详定敕令所、详定一司敕令所(简称“编敕所”、“敕令所”、“敕局”、“一司敕令所”)，是宋代的专门编敕机构，“以删立法令为职”，[1] 6462即从事“编敕”工作。由于宋代的律书《重详定刑统》(《宋刑统》)在宋初修撰成书后，未再从事重修工作，而代之以连续不断的编敕，因此编敕也就成为宋代经常性的立法活动。对于编敕所的研究前人在有关专著中有所涉及，① 但未见专文论述，因此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详定编敕所创立的时间和背景
关于编敕所设立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是《宋会要辑稿》刑法1之3记载，《大中祥符编敕》是由编敕所上进的；同书刑法1之4又载：“天禧元年(1017年)六月七日，编敕所上《条贯在京及三司敕》共十二卷。”而《大中祥符编敕》始修于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进呈朝廷。[1] 6454也就是说编敕所设立于1013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1014)三月丁未条、四月丙寅条、六月辛酉条均记载了编敕所的活动。可旁证《宋会要辑稿》的说法不误。二是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认为宋初律敕的删修属大理寺，“逮天圣编敕，始有详定编敕所，别命官领之”。[2] 592著名学者王应麟的看法与此相同。[3] 784而《天圣编敕》于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五月诏修，天圣七年(1029年)六月进呈朝廷。[1] 6449—6450也就是说敕令所开始设立于天圣五年(1027年)。
上述两种说法看似有矛盾，但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会发现二者所说的名称并不相同，前者为“编敕所”，后者为“详定编敕所”。考参与《大中祥符编敕》的编修是判大理寺王曾以及翰林学士陈彭年等人，所设之官只有删定官和详定官，机构简单，而建议编修《大中祥符编敕》的则是判大理寺王曾，说明他们并没有跳出宋初由大理寺负责编敕的模式。而“详定编敕所”设立后所修的《天圣编敕》，由宰执大臣提举管勾，作为领导机构，下面又有详定官和删定官，是政府直接领导下的一个机构。所以李心传特别强调“别命官领之”，说明详定编敕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这也是“踵修《十三朝会要》”，[4] 12948精通本朝故事的李心传把“详定编敕所”作为本朝敕局开始的原因。而事实上，以后的“编敕所”或“敕令所”前面均有“详定”、“重修”或“详定重修”及“编修”的字样。除简称外，没有仅仅称呼“编敕所”或“敕令所”的。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编《大中祥符编敕》时已经有编敕所，但这个编敕所仅仅是附属于大理寺的一个编敕机构。只是到了编《天圣编敕》时的详定编敕所，才真正是一个由政府直接领导的独立编敕机构。
宋初的编敕主要是补律所未备，以《宋刑统》作参照进行刊修，补其未备，删其重复，除去一时之权制，到柴成务《咸平编敕》“准律分十二门”，[5] 923至仁宗《天圣编敕》始有“丽于法者”，对大辟、流、徒、杖、笞、配隶等皆有增附，突破了编敕不附刑名的旧制，实质上是对《宋刑统》作了修改，所有这些皆在律令之外。[4] 4963编敕从不附刑名到附刑名，反映了编敕工作重要性的提高，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需要编修的敕条也是逐年增多。而大理寺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本身工作繁杂，显然已经不能再兼顾日益繁重的编敕任务，详定编敕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详定编敕所的演变过程
详定编敕所在编《天圣编敕》时设立，神宗时称为“重修编敕所”，[1] 6452“详定重修编敕所”，[1] 6453，[5] 7390中间因修诸司敕式和一司敕式，又改名为“详定编修诸司敕式所”，[1] 6453，[2] 592“详定一司敕式所”。[1] 6453哲宗元祐年间，“改熙丰之法，则又以重修敕令所为名”。[2] 592哲宗绍圣年间称为“详定重修敕令所”，[1] 6455—6456徽宗大观年间，一度改为“详定一司敕令所”。[1] 6460
南宋绍兴修敕时，仍以“详定重修敕令所”为名。[2] 592，[1] 6465而绍兴末年，财政困难，朝廷讨论削减机构，减少开支，由于敕令所官吏猥多。赏费亦滥，所以首当其冲。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八月甲戌，御史建议：“敕令所见修吏部法，乞催促投进外，官吏尽罢，今后遇特旨编法，临时委刑部或大理寺官编修，应内侍充提举承受等官及三省吏人供检并罢。”得到朝廷的批准。[6] 3051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六月癸卯，朝廷正式下诏“并敕令所归刑部”。[6] 3182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甲午(孝宗已即位，未改元)，由于要修《高宗圣政》，吏部侍郎徐度请求复置敕令所，得到朝廷的批准。但此时的敕令所仅仅编修《高宗圣政》，并不编撰法律书籍。乾道四年(116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乙酉，汪大猷上言：“建炎后，续旨凡二万条，前后殊不合，请删修为书，俾吏不得肆。”要求恢复敕令所进行编敕，得到朝廷的批准，“乃以重修敕令所为名”。到乾道六年(1170年)十一月十九日乙未，又以详定一司敕令所为名。但敕令所的规模大大减小，比以前“官减三之一，吏胥减三之二”。[2] 593—594
淳熙十五年(1188年)六月，林黄中认为当时所修的条法没什么用处，并建议对“京西、两淮未了条法，仍令日下删修结局。捐不急之官，省无用之费，不为无补”。得到孝宗皇帝的肯定，六月三日戊辰罢敕令所，限一月散局。[2] 594—595，[4] 690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夏，工部侍郎潘景珪言：“法令一书，久不删润。”于是复置“详定敕令局”。这年的四月庚寅，差详定官一员，删修官三员，五月癸丑始立局名。[2] 595，[7] 22
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二月六日丙辰，“复置提举、同提举，仍以编修敕令所为名。”[2] 595，[7] 69
理宗景定三年(1262年)七月“辛巳，诏敕令所重修《吏部七司条法》”。[8] 2380这是见于文献记载宋代敕令所的最后的活动。度宗以后由于时局的动荡，未见有敕令所的立法活动。“度宗以后，遵而行用，无所更定矣。”[4] 4966
编敕所的一般情况是：“差朝臣提领编敕，事已则罢。”[1] 2445“遇修书则置局，书成则罢。”[1] 6475加上经济原因的废罢，则编敕所的活动有所中断，但由于宋代编敕频繁，加之对敕令修改等原因，编敕所的中断时间均不太长，基本上是一个常设机构。
大致以神宗中期为界限，该机构的演变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可称为“编敕所”阶段，后一个阶段可称为“敕令所”(或敕式所)阶段。这主要是因为编敕体例改变而造成的，神宗《熙宁编敕》以前，仅仅是把与刑名相关的宣敕按《宋刑统》十二律的名称分别加以编撰，仁宗《天圣编敕》开始编入刑名敕，对“令”则以“附令敕”的形式编入书中，对于“格”、“式”则单独编书。而神宗锐意变法，“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把原来的律、令、格、式改为敕、令、格、式，并对它们的含义进行区分解释，[4] 4964编敕体例随之发生变化，开始以法律形式敕、令、格、式四大部分进行编纂。同一条宣敕，可能包括两个或四个方面的内容，在书中就编入相应的部分。“编敕所”随之也就变成了“敕令所”。
三、详定编敕所的组织结构
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编敕所有自己的一套组织和运行规则。
详定编敕所组织构成示意图：
从编《天圣编敕》起，编敕所的领导则为提举管勾和同提举管勾，提举管勾由宰相担任。同提举管勾则由执政大臣担任，南宋时，由于避高宗皇帝赵构之讳，提举管勾只称为提举，同提举管勾称为同提举。下面以编修全国性的综合编敕为例，列表说明之，见表1。
元丰编敕时，由神宗亲自主持，未设提举之官，所以到元祐编敕时，就出现由吏部尚书苏颂主持的怪现象。徽宗修政和敕令时，命尚书左仆射何执中为提举，同知枢密院事王襄同提举。何执中鉴于元丰修敕时，轻重去取一出神宗笔削，未设提举官，上奏要求寝罢自己提举敕令之名，请徽宗刊削。徽宗命“以兼领为名”，同提举王襄改为“同兼领”。南宋时恢复了以宰执大臣为提举同提举的旧例。并且在乾道年间，“置提举官二，以属宰相。同提举一，以属执政”。[2] 594提举官的设立，表明了朝廷对修敕工作的高度重视。
提举官下面设有详定官，早在编《淳化编敕》时，就设有此官。编敕所建立后因之。“以侍从通法令者充”。[9] 151，[1] 6452他们实际主持敕令所的编修工作，对删定官送来的初稿进行裁定。见表2。
从上表可以看出，详定官基本上由侍从官员担任，人数在2到5人之间。南宋章如愚说：“旧制一员，宣和中七员，靖康减(为)三员。”[9] 151—152然而，宣和元年(1119年)五月十九日，中书省反映臣僚上奏说：“一司敕令所上下官属，无虑三十余员，而详定官居半”，这些详定官“类多中台长贰或侍从官领宫祠者兼之”。[1] 6463可知当时的详定官15人以上，但大多为兼职。这年的十二月，尚书省曾建议“详定官今后以三人为额”。[1] 6463但可能并未执行，直到靖康元年(1126年)，当时的详定敕令所才把详定官减为三员。[10] 556南宋时，除详定官外还有同详定官。根据《宋会要辑稿》刑法1记载，南宋在修《绍兴敕令格式》及《淳熙条法事类》时，均是详定官1人，同详定官1人。乾道六年(1170年)，设“详定一，从官为之”。但“视曩时官减三之一”。如果按此比例计算，以前的详定官要有3人。光宗绍熙设详定敕令局时，详定官仍为1人。[2] 595
详定官下面还设有删定官，此官在真宗《咸平编敕》时就已出现，编敕所设立后因之，见表3。
由上表可以看出，北宋时删定官并没有定员，多者7人，少者1人(元祐编敕成书后，受到奖赏的官员除提举官苏颂外，其他还有13人，从担任的官职看，删定官居多[5] 9940)，一般选差在京的职事官担任(元丰编敕时，未见有详定官，而从删定官大多由侍从担任来看，可能二者合一)，但品阶一般要低于详定官。宣和元年(1119年)十二月，尚书省建议删定官以10人为额，得到皇帝的批准。[1] 6463南宋章如愚认为，“旧删定(官)无定员”。绍兴十二年(1142年)，“复置删定官，以三员为额”。[9] 152而李心传则记载，乾道六年(1170年)删定官为5人。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复置详定敕令局时，删修官为3人。[2] 593—595
在编敕所，提举官和详定官是领导者和定稿者。神宗熙宁四年(1070年)曾下诏：“编敕所应删定官众议有不同，即各具所见，令详定官参详，如尚未安，申中书裁下。”[5] 5355大量的具体工作则由删定官去做，工作是十分繁重的，所以从嘉祐编敕时，对删定官采取二年为任，五年为二任(宋代官员一般三年为一任)的奖励办法。到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十月十九日，详定编敕所建议：“乞自今应删定官，每月各修敕十条，送详定官，如二年内了当，不计月日，并理为任，如有拖滞，虽过二年，亦理一任。”[1] 6456，[5] 5260—5261实行严格的奖惩制度。这种制度在元丰年间仍然在执行，元丰三年(1080年)五月十五日，详定重修编敕所上奏说：“奉诏月具功课以闻，缘参取众议，研究义理，及照会抵牾重复遗略，正是难立课程之时，乞免奏功课。”然而神宗下诏不许，仍令中书立式。[1] 6353元祐元年(1086年)十一月壬午，尚书省奏请：“门下、中书后省并详定重修敕令所删定、检阅、点检文字使臣，并依在京职事官禁谒法。”[5] 9542得到朝廷的批准。良好的制度需要由人来执行，同样的制度在不同的政局和情况下效果是不同的。“大抵嘉祐敕必出于士人之手，故士人喜观之，前政和修敕时，详定官一时贵人，漫不省事，删定官多贵游子孙，故政和敕皆出于文吏之手，故文吏喜道之。”[11] 452—453南宋时，删定官“于行在职事官内差兼”。[9] 152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元月下诏明令：“今后敕令所删定官差曾任亲民，参用刑法官。”[1] 6466但到孝宗时，“故例，删定官多以选人为之，往往未尝通练古今，明习法律，经历州县，一切受成于吏手，书成牴牾，言论驳杂，辄复更定，间有至局旬月，未尝笔削一字，适遇进书，亦得改官，遂为宰执周旋亲故之地，失当时建局命官之意矣。”[2] 594
神宗编《熙宁编敕》时，除设有以上官员外，还设有检详官、对点官、编排官。编《元符敕令格式》时设有校勘官。编《元祐详定敕令式》时设有检阅官、点检官。编《政和重修敕令格式》时设有承受官。[1] 6452，6454—6455，6460
除正式的官员外，每次编敕还有一定数量的胥吏，负责敕令所的日常事务及文字的检索和抄写工作。如供检文字，掌寻检、供应编敕所所需的诸朝前后续降文字。[1] 2446法司，掌编敕所需条法等查检。地位次于供检，职事相近。如供检或法司有阙，“即将试中刑法人依名字(次)差充”。[1] 2445，2447编修文字，参与整理业经删定官删修的文字，由令史、书令史等文书吏充任。[1] 2445，2447书写人，誊清抄写本所修订的文字。[1] 2445书奏，置于详定官下，专一只应详定官行遣事。[1] 2445，[12] 98—99
敕书修成后，一般由提举官或同提举官领衔上奏朝廷，参加编写人员均可得到升官、减磨勘、赐银绢的奖励。
四、敕令所的职能
敕令所是一个以编敕为主，兼及其他功能的一个机构。宋代的编敕有所谓的“海行敕”，即可通行全国的编敕，如《庆历编敕》、《绍兴重修敕令格式》等；有一司敕，即某个部门的编敕，如《宗正寺敕令格式》等；另外还有一州、一县、一路、一务敕，如《淳熙一州一路酬赏法》。
敕令所主要编修海行敕与一司敕。宋代发布的“宣敕”一般是对特定的人和事而发，为一时的权制，开始时并不具备普遍和稳定的法律效力。这样的宣敕称为“散敕”。《唐律·断狱》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此为《宋刑统》沿用)要使这些“散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则必须通过“编敕”这一立法程序。宋代则是在这些宣敕(或称“续降”)积累到一定数量后，由某一大臣建议，皇帝下诏组织人员进行编敕。所谓“纲条既繁，则必建局命官，一加删定。”[13] 370下面以全国性综合编敕为例说明编敕所是如何编敕的。
第一，对这些“散敕”删除重复。因为这些“散敕”中，有一些是不同时间对同一事情而发，所以要进行删除重复的工作。早在咸平编敕时，“凡敕文与《刑统》、令、式旧条重出者，及一时机宜非永制者，并删去之”。[5] 922编《庆历编敕》时，“擿除重复”，“数敕而申一事者，并文示简”。[14] 289编《嘉祐编敕》则要“存其便安，汰其重复”。[13] 370编《熙宁编敕》是“删除烦复”。[15] 457编《元祐详定敕令式》则“文有重复者，削除之”。[16] 480
第二，是除去一时之权制和旧文中过时的条文。很多“散敕”是针对某一特定的事或人而发，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意义，所以也要删除。一般来说，新编敕时，旧敕中的适用条文被新敕吸收，而旧敕中的一些条文，由于时代的变迁，环境的改变，已不再适用，也需要删除或修改。如乾道六年(1170年)十月十五日，宰相虞允文上言：“伏见乾道新书系将诸处录到续降指挥计二万二千二百余件，除合删去外，今于旧法有增损元文五百七十四条，带修创立三百六十一条，全删旧文八十三条，存留指挥一百二十八件。”这里“合删去外”，就是指的一时权制。“全删旧文八十三条”，[1] 6471—6472则指的是旧敕中的过时条文。
第三，对所编敕条进行必要的加工润色。由于续降宣敕有的言辞冗长，有的逻辑不周，有的语义不明，都需要对其润色。如编《庆历编敕》时对续降的宣敕要“周所未详”。“言某月日敕详定者，则微加修润”。[14] 289《嘉祐编敕》则“参旧文而发新意”。[13] 370《元祐详定敕令式》则认为“义欲著明，理宜增损”。并且对“意有阔略者，润色之”。[16] 480—481上文提到虞允文说的“乾道新书”，“于旧法有增损元文五百七十四条”，也是对所编续降指挥宣敕的加工润色。
第四，创立新的条文。编敕官发现续降和旧敕对某些方面规定不够或者是空白，就根据具体情况，创立新的条文，以弥补不足。《庆历编敕》首开先例，大概是仿照《宋刑统》，“臣等参详新立者，是众议建明，务合大中，庶全体要”。[14] 289《嘉祐编敕》则“禁当立，则特为之条”。[13] 370《元祐详定敕令式》有：“今来敕令式内，事有未备，与删定官等同共讨论，具为条目者，即以庆历故事，注曰：‘臣等参详新立’。”[16] 481上文谈到虞允文提到“乾道新书”有“带修创立三百六十一条”，也是新创立的条文。
第五，按照一定的体例，对敕条进行编纂。编敕所创立后，每次编敕体例，均在以前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如《庆历编敕》“因事标目，准《律》制篇”，准《律》制篇是学习《咸平编敕》，即按照《唐律》12门进行编纂，而因事标目，是于每门中分立细目。又“每敕系年……其言某年月日敕者，则尽如原降；言某年月日敕详定者，则微加修润；言臣等参详新立者，乃是众议建明。”每敕注明时间，便于法官了解敕条创立年月。又“先卷发例，省烦文也”。创立在卷首立凡例的办法，借此精练正文部分。[14] 289《嘉祐编敕》在继承《庆历编敕》的基础上，首先把《庆历编敕》于每条正文后附注颁布时间的形式，改为注于目录之中，以使正文更加简明。然后，是对《宋刑统》所附敕及参详条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取其现今可行者”，逐门收入《嘉祐编敕》。[13] 370
神宗《元丰敕令格式》在编敕体例上作了重大改革，把原来各种法律规范混而为一的编纂体例，改为按敕、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分类编纂。并对这四种法律形式下了定义：“设于此而逆彼之至曰格；设于此而使彼效之曰式，禁其未然之谓令，治其已然之谓敕。”[1] 6458这次编成《元丰敕令格式》“以刑名为敕”，依《唐律》分篇，自《名例》至《断狱》，分12门，12卷。“以约束为令”，自《品官》至《断狱》，分35门，50卷。“以酬赏为格”，格分等级，不分门，5卷。“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如表、账籍关牒和符檄之类，不分门，5卷。[5] 8254，9912从此，编敕必分敕、令、格、式，“著为成宪”。[1] 6458《元祐详定敕令式》是站在反变法的立场上编修的，它删去了《元丰敕令格式》的“格”。又在每门之内分立类目，以消除《元丰敕令格式》因没有分门而在“检用之际，多致漏略”的弊端。又仿照《宋刑统》的体例，收辑出编敕内“余条准此例”64件，别为1卷，以备检索。[16] 481哲宗亲政后，锐意恢复新法，当时所编《元符敕令格式》又恢复了被《元祐详定敕令式》所删除的“格”。而徽宗时期修成的《政和重修敕令格式》，其“条目甚繁”而“文简”，[11] 452文风发生了改变。
南宋时基本上是沿袭《元丰敕令格式》的编纂体例。然而到孝宗时，为了提高检索法条的效率，防止漏检，又在“敕令格式”外，创立了“条法事类”。对这类书分门进行编纂，每门之下又分许多小类，每小类则按敕、令、格、式，旁照法，随敕申明的顺序进行编排，在正文中，如有特别的法律术语，则以小字加注进行解释。之后，按照这种体例分别改编《淳熙重修敕令格式》、《庆元重修敕令格式》、《重修淳祐敕令格式》，编纂了《淳熙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淳祐条法事类》三部条法事类，三书与原《敕令格式》内容完全一致。
第六，听取众人意见，对编敕进行修订。如《天圣编敕》在修成未雕印前，“令写录降下诸转运发运司看详行用。如内有未便事件，限一年内逐旋具实封闻奏”，[1] 6449以便敕令所修正。《进嘉祐编敕表》云：“臣等又以四海之广，独见莫周，虽当局之勤，谓所思之已至，及约情而用，或在理以犹差。必欲成本朝之善经，固当合天下之公论，首祈博访，亟奉俞音，果众说之毕伸，亦寸长而备采。”[13] 370元祐元年(1086年)五月十七日，敕令所建议：“应官吏民庶等，如见得现行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并许陈述。”从之。[1] 6454编《进元祐编敕》时认为：“古之议刑，必询于众。”因此对“四方士庶陈述利害，参酌可否，互有从违”。[16] 481《熙宁编敕》修成后，提举王安石等人上奏请求：“新修编敕，虽已经审刑、刑部、大理寺、殿前马步军司等看详，尚虑事理未尽，欲更送中书、枢密院再看详签贴，及付在京刑法司、律学官吏等，各具所见，申中书，送提举详定官看详，如当改正，即改正刊印颁行。”从之。[5] 6006此后大致形成了这样的惯例，开始修敕时，令臣民对将要删修的敕条指出“有未尽未便合行改正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编敕修成后则“必下之逐路监司”和各职能部门，审覆可否。改正之后，然后施行。并采取奖惩措施，鼓励人们议论法条的得失。[1] 6451，6459—6460，6464，6472南宋修敕时，相沿无改。
编敕所除编纂法条外，还兼有以下职能。(1)创立新法。前文提到，编敕所在进行编敕时，有权根据实际情况，直接创立新的法律条文。平时也享有立法权，如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四月，详定一司敕令所言：“擅借转运司钱物及借之者，干系官吏，各徒二年。”从之。[5] 11819再如“敕令所奏：‘诸州以公使酒馈送出本州界者，以违制论，以公使见钱、金帛、珍宝遗人，准盗论，知而受之，坐赃论。’以言者请立法也。”[6] 1663(2)因事立法。熙宁年间，宗室赵世居因藏图谶之书而谋反，对此，神宗“诏送编敕所立法以闻，其后立法：‘私有图谶及私传习者，听人告，赏钱百千。’从之”。[5] 6403(3)请求修改法条。如元符元年(1098年)七月，详定一司敕令所言：“乞删去因强盗杀人者不用犯时不知律敕条。”从之。[5] 11905(4)对有关立法进行审查。如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六月己卯，“诏在京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编敕修讫，并上中书，在京一司敕送检正官，余送详定一司敕令所再详定”。[5] 6210同年的七月丙辰，“诏诸房创立或删改海行一司敕，可并送法司及编敕所详定讫，方取旨颁行”。[5] 6224
五、余论
在我国封建社会，皇帝是最高的立法者，所谓“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17] 2659宋代编敕的法源也是出自皇帝的诏令，然而，在以皇帝的名义发布的诏令中，除极小部分是皇帝本人拟订的外，绝大部分是各职能部门及臣民们建议或申请，经过皇帝首肯后而发布的。
事实上，皇帝发布诏令有一套相当严格的制度，正常的程序在北宋前期，皇帝的命令发出后，首先，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如果认为不当，可以封还词头；给事中可以进行封驳；台谏官可以进行弹奏；宰执大臣要签署。即使下发到执行单位，执行官员认为不妥，也可以“执奏”。神宗元丰官制改革后，“命令之出，尚书省勘会，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封驳，若有不便，有司得论”。[5] 11120当时人认为：“制敕不由门下，及省审，书读不备，则不成命令，其经历之司，必不敢放过，被受之人，必不敢当。”[5] 8951—8952当然，也有皇帝在个别时候，不经过有关部门，直接下诏给执行部门，即所谓“内降”或“内批”，但在当时被讥讽为“斜封墨敕”，并被认为“不足效也”。[4] 12247由于在宋代由中书(政事堂)与枢密院分执文、武二柄，所以“圣旨、札子、批状，中书颁降者，悉名曰‘敕’；枢密院颁降者，悉名曰‘宣’”。[5] 6995编敕所的职责就是在这些宣敕达到一定数量时，听取臣民的意见，对其进行删修，即删其重复，去其抵牾，周其不全，补其不足，使其上升到常法的地位。编敕修成后，听取众人意见，无异议后雕版颁行。由此可见，编敕所是宋代立法链条上的终端环节，如果把皇帝通过中书、枢密院下发的宣敕比作原料的话，那么详定编敕所就是把这些原料加工成产品的工厂。
需要指出的是，详定编敕所并不是宋代惟一的编敕机构，一些部门法往往是自己编纂的。如元丰三年(1080年)“六月十八日，武学上新修敕令格式，诏行之”。[1] 6453再如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五月二十七日，“礼制局编修《夏祭敕令格式》颁行”[1] 6462，而“修军马敕则属枢密院”。[9] 152神宗变法时的“制置三司条理司”，之后的“司农寺”也是当时的编敕机构。只不过详定编敕所是贯穿两宋的编敕机构，有时还对一些部门法进行审查。
详定编敕所以编敕为主要职责，所以在当时被列为书局，南宋高宗时“修书局凡四：曰日历，曰玉牒，曰实录，曰敕令所”。[6] 2960宋代的修书之官为清显之官，是宋朝储才之地。敕令所也是如此，因此，“删定官于职事官中班高职清”。[1] 2447“所置删定员，率资历未可登他曹，则于此乎储之，士得优游其间，敛身于防益，明习国家宪令，以适于务。”目的是“谨法度，广贤才”。[18] 91吴自牧也认为：“敕令所……专为详定编修诸司敕令，盖谨法度，广贤才耳。”[19] 72正是看到了删定官美好的前途，朝中高官纷纷把自己的亲故安排到编敕所，所以政和修敕时，“删定官多贵游子孙，故政和敕皆出文吏之手”。[11] 452南宋孝宗时，“除授浸轻，初不问其能否履历”，[1] 2447“遂为宰执周旋亲故之地，失当时建局命官之意矣。”[2] 594所以在很多时候，并没有起到培养人才的作用。
详定编敕所设立后，从制度上保证了宋代定期与不定期进行编敕，宋代的全国性综合编敕从《天圣编敕》开始都是由敕令所编纂的。根据笔者考证，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有19部，如果再加上内容重复的三部“条法事类”，则有22部。[20] 而其中《天圣编敕》以后的全国性综合编敕均在编敕所或敕令所完成，有17部之多，其他海行敕与一司敕的大部分也是由敕令所编纂，甚至一些州县敕也是由敕令所编纂的。根据李心传统计，南宋高宗一朝编敕，“通海行法为二千六百二十卷有奇”。而孝宗朝，“自乾道以后，新修之书又为三千一百二十五卷……而一路别法已修者一千二百余卷不预焉”。宁宗庆元以后的编敕也是“编帙浸繁矣”。[2] 593—594因此，详定编敕所的编敕功绩是巨大的。可惜，大量的宋代编敕今大多已失传。宋代全国性综合编敕，今天还残存有《庆元条法事类》35卷半。一司敕今天还残存有南宋所修的《吏部条法》一部。《庆元条法事类》后还附有《开禧重修尚书吏部侍郎右选格》2卷。其他还则散见于《宋会要辑稿》、《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有关宋代典籍之中。
对法令的编纂在详定编敕所出现以前，要么是由司法机构如大理寺、刑部官员来完成，要么是朝廷临时指派官员完成。宋代以后仍然如此。近代西方社会有所谓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政权运行体制。宋代出现独立的编敕机构，虽然与此相比，相去甚远，但仍然是我们值得关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新气象。
注释：
①如王云海主编的《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郭东旭的《宋代法制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以及国内出版的一些法制史教科书，对此都有所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