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与位相：“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的境遇——兼及中国日本文学教育孕育期相关问题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文学论文,境遇论文,中国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31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0)02-0090-(08)
中国的日本文学教育史的理论体系既是过去时、完成时，亦是正在进行时、一般现在时，更是将来时——既通向过去，又面向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到源头，对日本文学越界中国的进程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体系中之位相作“我们从何而来”的设问，就必然与“我们在哪里”，乃至“我们往何处去”等命题天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回溯学科教育史，1920年代周作人等前贤为日本文学学科之建立筚路蓝缕的垦拓固须高度评价，但若忽视了晚清的思想资源，自然不免受到“没有晚清，何来五四”[1](P1-19)式的诘问。必须承认，在“我们从何而来”的探讨中，晚清仍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伊藤虎丸指出“中国文学在我们日本人眼里变得索然无味，是进入近代以后的事”，[2](P3与此相对的是，同处汉文化圈、在国人看来本是同源同质的“日本文学”何以在19、20世纪之交被知识界他者化，其后又作为外国文学科目在教育体制中进进出出、名存实无，直至1920年代才得以在大学课堂站稳脚跟，是中国日本文学教育史研究必须直面的重要命题。
关于“我国近代的日本文学介绍与研究”的相关问题之探讨，王晓平在《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中已着先鞭，[3](P405～423)亦使笔者颇受启发。而本文的着眼点虽与王著略有交叉，但论述范围与旨趣实有不同。因此，在进入讨论前，笔者需交代的是：文中打引号的“日本文学”特指作为学术专门、及现代教育制度下学科意义上的日本文学。
一、同源同质：汉学视域中的“日本文学”想像
晚清的“日本文学”想像究竟是何种图景？让我们从“于东瀛政教图经言之凿凿，如在目中”、“深协觇国采风之旨”(李鸿章语)[4](P1008)的《日本国志》入手展开探讨。写就于1887年、付梓于1895年的《日本国志》所参引者多为1877年前后的资料，尽管不是最新情报，但这部百科全书式著作却打开了国人全面认识日本的第一扇窗。全书14卷中未见“文学志”项，与现代意义上“文学”相关的问题，仅作为日本语言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在“学术志”中有零星论述：
(前略)日本古无文字而有歌谣，上古以来口耳相传。汉籍东来后，乃借汉字之音填以国语，……(言汉字之难，略——引者)。自草书平假名行世，音不过四十七，点画又简极易习识，而其用遂广。其用之书札者，则自闾里小民、贾竖小工，逮于妇姑慰问、男女赠答，人人优为之。其被之歌曲者，则自朝廷典礼、士官宴会，逮于优人上场，妓女卖艺，一一皆可播之声诗，传之官弦。若稗官小说，如古之《荣华物语》、《源语》、《势语》之类，已传播众口，而小说家簧鼓其说，更设为神仙佛鬼奇诞之辞，狐犬怪异之辞，男女思恋媟亵之辞，耸人耳目。故日本小说家言，充溢于世，而士大夫间亦用其体，一述往迹，纪异闻。[4](P807～808)
——(卷三十三·学术志二)
虽未明言，但从以上论述中不难发现黄遵宪对日本民族语言、文学的价值判断：假名的使用者难登大雅之堂；以此写就的“物语”文学作为“稗官小说”，只是些耸人听闻的“奇诞”、“媟亵”之辞；而此种文体对正统士大夫来说只能间或用之，“纪异闻”。除物语外，日本民族文学的典型文类，如和歌、猿乐、戏剧和落语等今天视之为俗文学、民间文学者则沦落到作为“歌舞”娱乐之一种在“礼俗志”中寻找位置，已不属学术讨论之范畴，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子。而相形于对日本汉学的高度关注(见“学术志一”)，戏剧、小说、和歌等日本民族文艺实在难入黄氏法眼。王宝平的考证证实《日本国志》关于文学的论述(指“学术志二”)部分引用了村濑之熙的《艺苑日涉》(1807年)。[5](P135)后者作为主张恢复儒学面目、主张研读经典的古学派硕儒，重汉学而轻本土文学本就不足为奇；加之其时西方的纯文学概念尚未传入东方，中日两国尚未以此“认识装置”来剪裁、评估本国文学，如此看来，黄氏的认知不难理解。
而在另一部同时期成书、并同样参引了《艺苑日涉》等日籍、清末日本考察的集大成之作《游历日本图经》中，笔者却发现有“日本文学”的条目。[6]这部兵部官员傅云龙奉旨出游归国后编撰的游记所收资料均为1886年日本官方统计资料，距著者赴日仅早一年，可谓当时的最新资料。[7](P3)该书分上、下两部分纵论“日本文学”。第一部分内容上由“学派源流”和“日本文表”两部分构成，概述了日本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源流，并详述语言文字的发音规则，约可与黄著之“学术志”作同一观；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学下”。此部分在内容上实则是日本学校教育情报的汇编，而何以名之“日本文学”？这使笔者不由得联想到另一本小书《文学兴国策》。1872年，日本驻美外交使节森有礼将美国各界著名人士关于日本教育改革的13封信函等汇编成Education in Japan一书，翌年在华盛顿出版；1896年，林乐知和光绪朝进士任廷旭又将其译成中文，本可译为《日本教育》的该书最终被名之为《文学兴国策》。[8]龚心铭在为此书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也以文学指称教育。由此可见，在清末部分知识分子看来，日本教育即为“日本文学”(对此，陈平原也有过相关论述，[9](P6-8)兹不赘述)。由于黄、傅的官方身份，所撰述者作为驻外报告书多将呈送高层参阅(参见吴振清为该书撰写的前言)，并在民间公开出版，其对“日本文学”的认知和论说之于中国政界、知识界的影响不难估量。
将视线转向民间知识分子。1882年，俞樾编注的《东瀛诗选》洋洋40卷，但所摘选者皆为江户时期的汉诗。1879年文人王韬赴日考察四月，受到了包括天皇府宫内侍读重野安绎、冈千仞和中村正直在内的日本著名汉学家、学者们的追捧，汉诗唱和成为王氏与日本文界交游的主要方式，从其归国后著成的《扶桑游记》中足见其在日所受之礼遇。在《小湫村诗钞序》中，王韬指出：“方今日东之以诗名者夥矣，类皆探源汉魏、取法唐宋，以自成一家，而能以奇鸣于世者实罕。”[10](P299)在他看来，中日语言、文学同源同质，相形之下，日本诗文尚逊于中国。滞日期间，虽偶入剧场戏园，耽于女色的紫铨先生无暇、似也无意关注日本的民族戏剧。晚清学者李慈铭直至读到儒学家物茂卿的《萱园随笔》，“乃知由语言不通，言声各别”，[11](P1033)但似也不愿深究。实际上，俞樾自不待言，黄、王“重汉轻日”的文学观背后亦有不识日文(两人与日人交流亦赖口译和笔谈)的隔膜，难以发现日本文学不同于汉学的异质性其实也不难理解；从另一个侧面而言，“日本文中夹着汉字是使中国人不能深彻地了解日本的一个障害”。[12](P15)中日文学的“同源同质性”仍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学提不起兴趣；而其结果是，在他们眼里，日本在汉学之外无文学。
然而，在国内学习日语并从事过日语教育、又曾旅日五年之久的著名学者王国维以日语接触了西学，但却并没有为日本文学的越境创造出契机。归国后的王氏醉心于欧洲诸国(尤其是德国)文学、哲学研究；而对日本文学却几乎只字不提。王氏的抉择代表了近代中国的另一种文学观——西方文学至上主义。所谓“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13](P36)但王国维眼中的文学圣人多为欧美文豪，“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狭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13](P36)相形之下，“日本文学”似乎不值一提。论及此中因由，静庵先生的西学志趣固然首推其一；事实上，曾移居日本的经历本可为王氏理解彼邦打开一扇窗，但恰因其选择了日本的汉学研究中心京都，这扇窗又不幸被关闭了。认为近代以前，汉文学是日本文学之正统，日本知识分子亦多为汉学家，恐怕不会有人反对。但日本汉学家在促进了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的同时，也妨碍了中国文人、学者对日本全面、客观的认识，铸就了国人错误的日本观。诚如吉川幸次郎所指摘的：
中国学者到日本来时，出来接待的是什么人呢？是日本的中国学学者。而中国学学者，大致是专心于中国研究的，对于日本反而不十分了解。不仅不十分了解，而且有些人对《源氏物语》这样的东西似乎还会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所以，与这些人接触的中国人，一方面，无疑地，对日本人的汉学修养十分的佩服，但是，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们“原来如此，日本文化简直就是中国文化的直译”的感受。[14](P155)
而这种文化体验，导致“……不仅在没有固有文化这一点上产生了轻蔑感，而且，还带来了第二种轻蔑感。即既然日本文化是受中国和西方影响而形成的，它与本来的中国和西方文化相比，用中国和西方的尺度来衡量，必定较原物逊色”。吉川所言固然不虚，但在战时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因种种未知原因，吉川氏未能言及的传统中国文人根深蒂固的华夷心态或许才是最重要的因由。尽管晚清的西学风潮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清末主流文坛，但直到1930年代初，陈衍还对钱钟书赴西洋读文学大惑不解：“文学又何必向国外去学呢？我们中国文学不就很好吗？”[15](P90)或如石遗先生坚守中国传统文学之径路，或似静庵先生追摩西方文学的脚步，日本文学在汉学与西方文学的夹缝中陷入了尴尬的境地，难以引起国人关注，遑论进入中国的教育体制。
二、学术转型期的“日本文学”：何谓与何为
如果说“日本无文学”代表了晚清中国知识界日本文学观的主流，那么这一观念在维新派知识分子那里开始逐渐转变，康有为、梁启超恐怕就是其中为数不多的有代表性的异端。1897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出版了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为清王朝以敌国日本为典范进行的文化重构、推进近代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参考书目。据孙家鼐呈递《遵旨议复编书局折》称，该书目“业已晋呈御览”，由此可知《日本书目志》已成为清廷政治统治的参考文献。[16](P262)是书分生理门、理学门、宗教门、图史门、政治门、法律门、农业门、工业门、商业门、教育门、文学门、文字语言门、美术门、小说门、兵书门15卷，收图书7725种，其中康氏所加按语109条。如果说，对比之下文学类书目按语之寡暗示着维新派重实学而轻虚学的价值取向；那么另两个问题的解答则显然没这么简单：一、“图史门”与“文字语言门”中包含了若干今日视为“文学”者；二、“文学门”和“小说门”在康南海的书目体系中得到了奇妙的并置；而与按语数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两门所收书目之多(分别为903种、1056种)——计占书目总数的1/4强，若加上“图史门”、“文字语言门”所收日本古典文学部分，比例更巨；“小说门”书目更在所有门类中遥遥领先。通过对以上诸问题的探析，大致可对康有为的日本文学观作出若干推想。
首先，“图史门”与“文字语言门”分别有不少标明出自《日本文学全书》第×篇的作品。如“图史门”之“日本史”中的《太平记》、《平治物语》、《平家物语》等皆在此列。而“文字语言门”中有此标注者更包括了《伊势物语》、《方丈记》、《枕草子》和《源氏物语》等“和文学一百八种”。此外，在“图史门”的“传记”中，还包括了《日本文人传》等标记源自《通俗文学全书》之类者。村田雄二郎推断康有为的信息中介极可能是日人古城贞吉；[17](P29)沈国威更推测该书目“直接取材于日本书肆的图书目录”。[18](P56)以上种种毕竟只是推断，确切的信息来源及日本书目分类原貌今已殊难确认。沈氏认为“在分类排列上，康有为并没有做实质性的改动。如将‘家政学’并入‘政治门’等不见于日本图书目录的做法也不是康有为根据图书的内容做出的改动，而是康氏想当然的结果”。在文学与史学、语言学的划界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但这显然不是“想当然”即可解释的。对此，沈氏曾有“不知是原材料如此，还是康有为另行放入的”之惑。分析起来，1903年大町桂月曾撰文批评过当时从事日本及中国文学史撰写的人，“竟全不知文学、文学史为何物。有文学史著者视文学家为历史学家、亦有视文学家为长于文章之士，还有视文学家为古典文学家或语言学家者、将文学与史传、文学与哲学混为一谈者”。[19]近代学术转型期，日本文坛对“文学”理解的纷乱可为“原材料如此”提供依据。当然，“康有为另行放入”亦非不可能，因为笔者认为，小字标识应是照搬了日籍刊行时的原状，康氏亦可能出于对日人文学分类的不完全认同而作了若干调整。综上，最可能的情形是：原材料大致如此，康氏不过作了个别调整和改动。不管确切情形如何，至少译介者对此分类的认同态度(无论积极抑或消极)无须论证。
那么，“小说门”情况若何？此中除《好色一代男》、《世界未来记》和《鲁敏孙漂流记》等古典、近代小说和西方的翻译小说外，还包括了《大盐平八郎传记》等传记作品。正牌的“文学门”内，康氏将日本文学分为文学、作诗及诗集、诗集、新体诗、歌学及歌集、俳书及俳谐集、俳人传记、俳谐集、戏文集、唱歌集、俗歌集、戏曲(义大夫稽古本附)、谣曲本、脚本、习字本、习字贴小学校用及“往来物”。问题是，在康有为眼里，“小说”与“文学”的边界在哪里？在“小说门”后附按语中，康氏指出：“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在“文学门”外另立“小说门”可见康氏眼中小说的相对独立性，而将小说视为讲解精深之“文学”的捷径不外是在“纯文学”观念东渐的背景下，前者向文学正宗方向的游移。受传统文学观念影响，康有为认为真正的“文学”约等于“经义史故”，这与王韬所谓“文学”乃“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之论趋同。[20](P31)另一论据来自于“图史门”“传记”的按语：“日本文学，德川后乃启山林，传记寥寥哉！”[16](P321)对归为史学的文献作出文学论断亦合乎传统文人对文学的理解。而康氏那218字的“日本文学”言说则近于缩微版日本学术流变史。[16](P420胡小石在其执笔的《中国文学史》中，要求学界“认清纯粹文学之范围”，并指出“中国人自来哲学与文学相混，文学又与史学不分。以致现在一般编文学史的，几乎与中国学术史不分界限。头绪纷繁；了无足取”。[21](P4~5)前述黄遵宪将“日本文学”置于“学术志”加以讨论，以及康有为文、史、学术的淆乱等种种名、物乖离、错位、边界模糊皆可视为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注脚；其根源则在于学科观念的缺失，如刘永济所论“名不立者义不彰，虽心知其意而语焉不详。此所以终多混淆也”。[22](P21)张君劢亦曾指摘中国传统学术中“概念”之缺位：“既不知有概念，即不知对于一个概念而下定义。不知下定义，则此概念与彼概念之不同，无由辨别，此学问与彼学问之分界，亦无由界定。……然有下定义之习惯后，自然发现此概念与彼概念之不同，此学术与彼学术之不同，而引起种种辩论，种种新意见、新观点。”[23](P79)康有为的界分显然是大象无形、似乎不证自明的中国传统“文学”认知与有着自身规定性的西方近代“文学”概念间的无言之辩和折中处置，而成因则在其日本源头。
据长谷川泉考察，明治3年至5年，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已在《百学连环》一书中赋予了Literature之日译词“文学”以近代意义；[24](P550)而将西方文学论介绍到日本最重要的先驱者还是福地源一郎，他于1874年发表的《论振兴文学》、《论文学之必要》等文都是重要的启蒙论说。德国学者沃尔夫冈·舒蒙尼(Wolfgang Schamoni)通过对比日本1850年和1890年出版的出版年鉴中的条目，呈现了明治文学改革前后的文类格局的变化。原本植根于传统的社会制度并单独传承的和歌、汉诗等各种文类，在1890年的文类地图中，纷纷被整合进按照西方文学的三分法而来的诗、小说、戏剧的目录之下，而在它们之上，则是一个更为纯化了的“涵盖性文类”——文学。舒蒙尼所呈现出的这种文类的解体与重构的整合过程，实际上正是明治日本的近代“文学”观念兴起的轨迹。[25](P3～4)面对这一嬗变，日本传统知识分子亦有大感茫然者，其中，夏目漱石的困惑极具代表性：“余少时曾嗜读汉籍。虽修读时间甚短，于‘左国史故’中，余冥冥里得出文学之定义，漠漠然觉文学即如斯者也。窃以为英国文学亦应如是。果如斯者，则余终生习之亦不后悔。余只身进入并不流行之英文学科……毕业时余脑中不觉有仿佛被英国文学欺骗之不安之念。”[26](P76)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曾感叹：“文学、文艺二词，本为中国所固有，并非起于西洋文化输入之后，而使用的方法，向来很暧昧，含义颇多，自从作为英文Literature的译语后，概念益觉含混。”[27](P11)在大町桂月们的批评和纠正下，日本最终选择了西方的“认识装置”，“明治20年代所建立起来的‘国文学’无疑是在‘文学’这一观念之上被规定被解释的”。[28](P12)西方纯文学观念的东渐，从内涵到外延彻底颠覆了日本知识界传统的文学观念，并以日本为媒介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转型。尽管中日两国都曾出现过各种纷争、坚守，但东亚传统之“文”终究未能逃脱被西语Literature之日译词取代的历史命运。不论在原本的日本书目中情形如何，在康南海的学科框架中，中国传统文人眼中非文学正宗的谣曲、戏文和脚本等均被置于正牌的“文学门”内，其对“日本文学”的再发现、再认识显然是以纯文学这一新式认识装置加以审视、认定的结果。这似乎也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康有为对经由日本舶来的西方纯文学观念之认同。无论如何，《日本书目志》的近代化学科分类对“日本文学”学科化的先驱意义是值得重视的。
在“小说门”的按语中，康有为曾强调小说“治化风俗”的现实功用，梁启超大倡政治小说之动机大抵与此同调，此已为学界共知。当然，日本文学中可引以治化风俗的资源非止小说一端。1906年吴荫培身负考察日本教育之任赴日游历。在其《丙午扶桑游记》中，作者记载了令其深为震动的在日观剧体验，[29](P770)在其归国上奏的奏折中亦捎带论及了日本戏剧改良及其对中国启示，而论述思路竟与梁启超如出一辙：
戏剧改良概仿东西国形式也，借古人以自镜，下流社会易生感情，戏剧之影响最速，日本演剧学步欧美，厥名芝居由文学士主笔，警察官鉴定，幕场所演皆忠孝节义有功名教之事，说白而不唱歌，使尽人能解也。夫演戏一事，日新月异，中国梨园子弟诲淫诲盗，积习相沿，今者京沪各处竭力改良而求工于声调之中，妇孺岂能共喻？似不如仿日本例，一律说白，别建舞台，一切剧本概令警部臣鉴核并调查。东西国形式大加变更，其从前歌曲者别列一班，不必搀混。此事虽甚微细，社会感人关系实大，故并渎陈。[29](P764)
昔日为黄公度们所不屑、难登大雅之堂的异域文学资源——日本小说和戏剧，到了19、20世纪之交，一跃成为中国社会教化的重要工具之一。面对“文学工具论”的大行其道，王国维曾抱怨：“……又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故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13](P21)静庵先生矛头之所向显然是康、梁、吴们。后者其实不无反击的理由，因其引入日本文学资源的出发点本就不在求“学术之发达”，而只在“治化风俗”。梁启超自不待言，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也本就只“待忧国者求焉”，而未必是学者。可以说，“日本文学”作为目的并未引起晚清知识界的注意，但作为手段却已受到相当的瞩目，相关作品的译介热潮顿起。此时期对“日本文学”“心不在焉”的导入，为后来作为目的的、现代教育体制下“日本文学”学科之生成创造了氛围、准备了条件。最重要的是，观念虽未大变，资源已先进来。
三、文学教育之眼：对“进与出”的追问
然而，社会教化与学校教育终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在康、梁等人的倡导下，清末中国曾掀起过一股日语教育、日本文学译介的热潮，甚至在学制改革中，日语也作为教育部门官方规定的外语必修、选修科目进入中小学堂和大学堂，民间日语教育也颇成规模，但这些并未成为“日本文学”进入中国课堂的直接诱因。伊藤虎丸认为“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大多选择哪种外语，便可以显示出这个国家的文化是以哪个方向为目标的”，[2](P2)并通过日本近代西语教育的发达和汉文教育的衰退的对比论证此说。但以此逻辑来推证清末日语教育繁盛背后的文化指向恐怕是行不通的。如果说，近代以降，日本的全盘西化使“东学”的中国忽视了其文学、文化自身的价值；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勃兴却并未马上引起国人充分的关注，除周作人等极少数人，在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日本文化仍难脱“直译文化”的恶名。直至1920年代，周氏仍感叹“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不值得一看”。[12](P13)涉及文学教育领域，晚清日语教育受到的高度重视与日本文学教育的缺位形成了奇妙的断裂和错位；而若将此置于清末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予以考察则更显有趣。
众所周知，晚清经历了两次重要的教育改革，其成果即为“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加之体系并不完备，“壬寅学制”实际上并未落实，但却使“外国语言文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近代高等教育体系中得以确认。而在中国日本文学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03年张之洞、张百熙与荣庆三人联合制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尽管位列最后，“日本文学门”还是与中国文学门、英国文学门、法国文学门、德国文学门、俄国文学门一起在“文学科”中获得了位置。而通过与《教育考察记》中所记载日本学校之科目、课程设置比对，不难发现“癸卯学制”对日本学制的描摹。不仅如此，在该章程下，“日本国文学门”所开设课程及课时亦有详细规定，堪称我国日本文学教育史上第一份“大纲”，兹列于下(表1)：
在这份课表中，我们看到了“日本文学”学科进入中国教育体制的最初面目，较之于今日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等可谓粗疏至极：除格式统一的主课外，不分科目，补助课与其他国别文学均无条件统一；教材尚赖“外国书籍”。抱着对前贤同情之理解，不妨将视线转向另一问题——该章程的实际贯彻力。1910年3月，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除医科以外，其余七科均正式开办，但各科分门比原计划大为减少。笔者推断，“日本文学门”即在裁撤之列。尽管尚未见直接证据，但日本文学学科在1913年1月公布的“大学规程”中，[30(P710)被梵文学和意大利文学取代却是实情。1917年公布的《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中，又在此基础上增设了“西班牙文学”，而“日本文学”却依然芳踪不见。[31](P392)直至1920年代，周作人几凭一己之力在北大创办了“日本文学”专业前，该学科在中国教育体制中隐身遁形。设若从未进入，亦无探讨的必要，“既进再出”的波折背后，显然潜藏着历史为吾辈留下的追问空间。首先，显见的是国内西学至上主义者的否定，代表人物便是王国维。1906年2月，王氏便撰文对“癸卯学制”中的学科设置提出了异议，涉及“文学科”中的外国文学专业设置，王国维提出“此科可先置英、德、法三国，以后再及各国”。[31](P13)这无异于对各“国别文学”作出的价值分层，排斥日本文学和梵文学的主张坐实了前述王氏的文化倾向。其次，对日本学制“照猫画虎”背后潜藏的种种复杂亦不容忽视。尚小明指出：“吴氏(吴汝纶——引者)回国后，将在日本的听讲记录及与日本人的谈话记录等辑为《东游丛录》一书，呈送张百熙，以供采择。此书在当时影响很大，‘成为新教育的指针’。”[32](P50)翻阅清末赴日教育考察记，触目者尽皆主客双方对于理化光电、政治、法律诸学科教育的观察、思考与探讨，关乎“文学”者寥若晨星，巧的是，吴汝纶在与加藤弘之的谈话中即有所涉及。加藤在论及文学之现实功用时承认“以贵国三千年之文明，文学一事，由来争长他国”。[7](P383)19、20世纪之交，日本文坛对中国文学固不乏批评声音，但作为赴日考察的官员们听到的却是对自家的肯定，况且听者又是对最高决策者有着直接影响力的要员。而要员虽把握方向，但“当时学制起草者，皆日本留学生”(蒋维乔语)，包括担任吴汝纶访日期间翻译的章宗祥等。故此，“其内容实际上已在相当程度上寓含了章宗祥等人对日本教育制度的理解与取舍”。[32](P43)依梁容若的说法，“中国学生的留日，最初是以学军事、法律为主，以后是教育，最后则倾向于自然科学。以研究文学哲学为目的东渡的人，为数极少。就是研究文学、哲学的人，也多注意于日本转贩的西洋文学、哲学，很少研究日本文学、哲学的”。[33](P29)留日学生在日及归国后的活动对学制制定之影响的大小、程度虽无从坐实，但影响的存在无法否认。
四、余论
中国学校的日本文学教育迄今已历80余载的风雨历程，总的说来，颇有些先天不足，后天畸形。毋庸讳言，如果说英美文学研究的繁盛是拜英语的全球霸权地位所赐，那么，除在抗战时期特殊历史文化语境下的病态繁荣外，中国的日本文学教育、研究很少获得与语言教育相匹配的地位，即便在日语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语种的今天。目前官方公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日本文学”(750.5120)仅是“东方文学”(750.51)覆盖的一个下位学科，在“辈分”上低俄、英、法、德、意、美诸国文学一级便是明证。不否认80年中日关系的阴晴冷暖极大地左右了中国日本文学教育的发展进路，但是，这一命运在近代中国日本文学教育的孕育期便已先天注定也是不争的事实。从汉学视域中本无所谓的同质性存在、“日本教育”的同义词；到作为治化风俗的异域文学资源，在观念未大变前提下的积极导入、学术转型期学科分类的粗制，再到晚清教育改革“照猫画虎”的得失权衡中“无—有—无”的进出，“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知识界、教育体制中的位相与境遇始终是在与汉文学、西方文学同异高下的对比中被规定、被决定的。一方面，日人对汉文学之尊崇强化了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自信”，“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文化成见在中国又大有市场，两者叠加，决定了“日本文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尽管如此，近代学术、教育转型中关于何为“日本文学”、可否/如何进入“教育”的种种探讨、纷争与尝试仍然为1920年代后中国日本文学教育的逐渐成型(包括学科的建立、本土化教材的编撰等文化事件)积累、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可能——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是也。当然，这一切在另一个层面上，又为我们理解中国文学、学术、教育的近代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