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昌到成都——对第三代诗歌杂志《非非》生产的社会学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昌论文,成都论文,社会学论文,非非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非非”参加“中国诗坛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并获得巨大声名之前，《非非》创刊号和《非非评论》第一期就已以“非法出版物”形式相继产生，并以寄赠方式传播到了部分诗人和学者案头，从而引起纷纷议论，获得了“追求一种新的文化价值”① 之类的评价。这使得“非非”发起人周伦佑所在地西昌和纸质“非非”生产地成都，与国内读者发生了更为频繁的联系。一九八六年八月底至九月，周伦佑和杨黎就“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周伦佑处平均每天收到读者来信四十封左右，此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七年）。周伦佑和蓝马忙于给索要《非非》的读者寄赠刊物、解答读者在信中提出的与非非主义有关的各种问题”②。若稍稍注意一下“没有合法的刊号”这一前提，那么，在“读者来信”和“解答问题”这种带有鲜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色彩的现象背后，“非非”活动的复杂、“非法”的生产方式，以及这些状态和方式隐含的意义，也就很容易成为问题所在。
有关“非非”的种种物是人非，在诗人们的回忆中被不厌其烦地一再述及，这种不停的自我追忆其实也是一种有趣现象。如果暂时撇开对其原因的探析，这些回忆也就成为了考察《非非》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重要参照。埃斯卡皮指出：“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③ 若由此来关注“非非”诗群活动，那么，在西昌与成都之间隐含着什么样的交流圈，《非非》究竟有着何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它与合法刊物的运行有何差异，与彼时单位制度之间有何矛盾，也就成为了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进行考察的主要问题。正如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在谈及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时所说：“此种研究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发现通常支配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的规律，而在于把握一时的，或者可以说是历史的现实”④，这里的考察也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特殊的“历史现实”。
一、从西昌到成都：《非非》的创办与印制条件
一九八六年“非非”创建时的筹谋场景，诗人吉木狼格有如此叙述：“他（周伦佑）说‘非非主义’不应受地域的限制，我们要约成都的杨黎、尚仲敏一起干。《非非》上作者的覆盖面要广，如重庆的何小竹、李亚伟，杭州的梁晓明、余刚等。这是一个周密的计划，实施也要周密，《非非》没有合法的刊号，蓝马建议出刊前一定要小心，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一切准备就绪，周、蓝带上稿和筹集的经费神秘地离开了西昌。”⑤ 周伦佑等“神秘”前往的地方是成都，他们由此展开了西昌与成都及其他城市之间的“非非”活动。但是，八十年代时西昌至成都要在火车上蜷缩整整一夜，他们为什么要舍近而求远呢？
不妨先考察一番“非非”主帅周伦佑文学活动的圈子。在印刷《非非》之前，周伦佑的活动重心就已从西昌转移到了成都，后来加入“非非”圈子的许多诗人也已走马登台这座城市。八十年代初，“成都的文学氛围很浓，成立不少文学社团，经常举办各类讲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在这样的氛围里交流彼此的诗学感悟或者华山论剑”⑥。在一九八四年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成立前夕，盆地中具有前卫性质的诗歌圈子，也大都把活动中心放在了成都。周伦佑一九八三年借调到《星星》诗刊编辑部做见习记者，由此进入成都诗人圈并逐渐获得了发言权。他与黎正光、廖亦武一起号称成都诗人“三剑客”，“三人在一九八三年秋天召开的‘四川省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对主流文学观念的公开挑战，使盆地窒闷的空气开始流动”⑦。周伦佑接着参与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组建，并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职务。尽管诗协内部事故连发，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解散，周伦佑的交往圈却由此得到扩展，并获得了一些象征性的名义和资源。在后来的“非非”活动中，他就多次借用“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介绍信，以促成刊物变为铅字。一九八五年，周伦佐、周伦佑在成都开始“走访讲学”，商定“先到川师，再去重庆，然后顺江而下去武汉、南京……随后北上安徽、北京”⑧，这种视野的形成与成都的既有氛围也不无关系。可以说，成都对周伦佑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使得他在筹谋“非非”之时，就有了“不受地域限制”、“覆盖面要广”的远见。
除开成都，周伦佑在西昌也一直有着活动圈子。其妻后来说道：“他在四川及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文学活动也更多地转到了成都，但也并没有疏远西昌的朋友，只要回到西昌，他仍然是朋友们的中心。”⑨ 早在“文革”期间，周伦佑与后来的“非非”核心人物蓝马（王世刚）等人就相交莫逆，还一度准备编印刊物《钟声》，“并为这事与周伦佐、王世刚、刘建森等多次商量，叫王世刚、刘建森想办法弄油印机；并专程为这事到成都与黄果天商谈”。事虽不成，在他妻子心目中却有着“可以看到十年以后诞生的《非非》杂志的雏形”的意义。一九八○年周伦佑在《星星》诗刊发表《致母亲》一诗，西昌诗友就大受鼓舞，常来周家席地座谈。其妻回忆：“那个时候，我们位于医院的简陋宿舍经常是高朋满座。”但是，西昌毕竟偏居横断山脉南麓，距成都五百多公里，彼时仅为蕞尔小城。这个“一年中，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人们可以在月光下看书”的美丽“月城”，在一般人甚至本地人心目中，“是一个远离文化中心的封闭的小县城”。周伦佑妻子就有如此言说：“我清楚他一个人在西昌那种偏僻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文学探索的艰难，我支持他走出西昌成就自己。”⑩ 一九八八年，在西昌创办民刊《女子诗报》的晓音也有类似说法：“这所城市的人都把省城当做天堂。像《非非》诗刊主编周伦佑一样，我与女诗人小林带着两百张报纸乘车到成都发送。”(11) 这种真实的“双城记”，可谓点画出了两个城市在文学版图中的不同位置。每当周伦佑从成都返回西昌，聚集交谈的朋友也是“更需要从他那里了解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更希望分享他的诗作和理论思考带给他们的振奋”(12)。从诗人圈子和文化氛围来看，西昌毕竟远逊省城成都，这无疑成为了周伦佑创刊《非非》时“神秘”前往成都的原因之一。
费孝通分析中国社会结构时认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3)。这种观点对于单位体制中的人际关系来说，无疑也是切中肯綮。在传统单位社会中，个人生活总是处于“熟人”眼目下和“亲密无间”的邻里社区中，缺少一种隐私性的安全感和自由空间，周伦佑对此可谓深有体会。为避免被人发现，他曾将自己“文革”期间的诗稿，转来转去地藏于图书馆木楼梯之下，真是费尽心机。一九七七年，因“反动言论”而被身边“朋友”检举，他又遭遇了“隔离审查”。其妻说得十分明白：“我们（伦佑和我）因为思想与现实体制的冲突，再加上行为的不合时宜（我在医院就与‘右派’结交，并且在爱好与衣着上显得与众不同），所以无论平时怎样刻意压抑自己，在单位上总是被领导和群众视为‘准敌人’，如我所工作的西昌地区医院的书记就明明白白说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这其实就是说你已被他们划到‘阶级敌人’一边了。”(14) 周伦佑在西昌农业专科学校做了多年图书馆管理员，身陷单位“熟人”关系和邻里罾网之中，这显然不利于他在此地大展拳脚来进行“非非”活动。可以设想，即或《非非》侥幸印刷成功，在“熟人”关系网络的控制下周伦佑也是难以遁迹。民刊《女子诗报》在西昌印刷一期后，就再也“没有一家印刷厂敢承印”，以致在绵阳印刷第二期之后回到西昌，在下火车的同时，“就收到文化局召我去谈话的通知，结果第二期《女子诗报》有一多半给没收了。回到单位，单位领导也找我谈话。”(15) 晓音的如此回忆，也算是一个具体的旁证。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成都作为省会城市领跑于潮流，大幅度增加着流动人口：“一九八四年日平均流量为二十七万人，一九八五年为三十五万人，一九八七年猛增到五十三万人”(16)。发展“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经济联合体，建立各种经济网络”，“以流通为突破口，加强城乡商品交流”，也使得脱离于传统单位的个体经商人群日益增多，成都地区几年间发展起来的城乡个体商户就达“七万五千多户”(17)。“城市生活中的各种力量，诸如汽车、混杂性等，对于邻里，对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总起来看，可以说是破坏性的和瓦解性的。”(18) 这种走向开放化的城市格局、多层次的人群结构和多元化的经济形式，对传统意义上的“熟人社区”关系构成了强力冲击，这也为《非非》等刊物的“非法”印制提供了某种掩护和更多可能。此外，周伦佑在西昌能够利用的印刷资源也远远不及成都。一九八三年成都市“报纸、杂志、图书出版量分别达到了五点四亿份、三千七百万册、三百四十三万册”，而西昌市该时期“报纸、刊物发行份数达一千多万份”(19)。暂时不去探讨这种差距的形成原因，也不难见出两地八十年代印刷资源的多寡。两相对照，周伦佑等人将“非非”重心从西昌移往成都，可谓因势使然，《非非》生产由此也才可以获得更大的可能。
二、成都内外：《非非》的“异端性”生产
合法刊物的运行有着相应的规定和程序，它由相关部门审批、执行、检验和管理。一九五二年《期刊登记暂行办法》指出：“各种期刊发行前，应由主要负责人具函向当地出版行政机关领取申请登记书及申请登记表，逐项据实填明，申请登记；经受理之出版行政机关呈报上级机关核准并发给登记证后，方得发刊。”刊物发行被明确归入管理。一九八五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安部关于加强报刊出版发行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示：“承印报刊的印刷厂，必须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后，方可开业。对承印未经批准登记的报刊的印刷厂，要分别情况予以查处。”这也即是说，印刷厂不能接受未经批准的报刊的印刷业务。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通知》指明：“除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出版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出版物，违者属非法出版活动。”继而新闻出版署、公安部、司法部等十二个部门联合发出相关通知，再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相关措施连连不止(20)。显然，《非非》自问世之日，就已属于“非法出版物”。
事实上，一九八六年前的周伦佑就已失去了创办“合法出版物”的可能。周伦佐、周伦佑到成都、重庆和武汉等地“走访讲学”时，因讲演言论被认为涉及其他问题，很快遭遇了“禁令”，相关部门对两人做了全面调查。周伦佐就此谈到：“省上有关方面综合我在川大讲学的反响，感到问题严重，立即传令全省高校：禁止接待我们讲学”，“我们已经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人”(21)。仅隔一年之后的《非非》，显然难以成为“合法性”刊物，也就不可能按照正常编印程序来运行。那么，《非非》究竟采用了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又关联着怎样的历史现实呢？
一九八六年，周伦佑等人在西昌决定组建流派，“名字就叫非非主义，同时编印一本铅印刊物，刊名就叫《非非》，想办法在成都印刷”(22)。到成都杨黎家编选稿件时，周伦佑两次找诗协第三任秘书长钟鸣开具“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介绍信，并以此来规避印刷中的阻力。《非非》创刊号借用了“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现代文学信息研究室”这一不存在的单位虚名，由在“印刷方面有熟人”的敬晓东持介绍信，悄然送往成都银河印刷厂排印，印数二千册。在单位代表国家意识来具体管理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时期，介绍信由于象征着合法身份而显得异常重要，周伦佑显然明白此道。尽管出现了所谓“内容变故”，但在“补救”之后，创刊号终于七月三日呱呱坠地(23)，且一色铅字印刷。湖北诗人南岸稍后于成都见到该期，就有如此感受：“当时，地下民间的诗刊均以油印为主，而铅印是很少见的，这给我们一种新奇。”(24) 在周伦佑等因经济原因先后仅提出五百本后，留在印刷厂的刊物在七月中旬“被有关方面收去”。同年三月四日，国家出版局、国家工商局、公安部已“就严厉打击非法出版活动作出部署”，显然，《非非》会遭遇到不可避免的严厉打击。这种策略性的生产方式，从一开始也就带上了强烈的偶然性色彩。之后的《非非》也不可能在同一印刷厂发排，它不得不以“打游击”的方式转移地点，以便寻求印刷部门存留的缝隙。
紧随其后，周伦佑、蓝马从西昌再奔成都，紧锣密鼓地展开《非非评论》第一期的编印。周伦佑后来写到：“八月十八日。《非非评论》第一期由非非诗人陈小蘩联系送往成都百花坛中学校办印刷厂排版付印，印数一万份”，“八月二十八日。《非非评论》正式出刊，形式为对开大报，共四版”(25)。在这简短的文字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生产过程。陈小蘩执教成都市百花坛中学，在西昌与周伦佑见面后主动应承联系印刷事务。但她当时并没意识到其中的“严重性”，她“想都没有想就说：我们学校就有印刷厂，我回去联系”。印刷厂厂长与她曾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两人之间正为熟人关系。在她“竭力担保”、诗人们有意掩盖具体内容、持有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介绍信的情况下，厂长答应印制并“只收我们成本价”。陈小蘩后来回忆，周伦佑“非常警惕，只说印一些内部刊物”，“老周一开始就强调‘保密’，只说印‘评论’，‘非非’两个字都是最后才叫工人找字钉补上去的，在厂里我们不大敢说关于‘非非’的事”。在印刷好后，周伦佑刻不容缓地运走《非非评论》，但相关部门很快就追查了此事。陈小蘩对此写到：“冯厂长阴沉地对我说：‘你们走后，下午主管部门的人就来了，为私印你们的东西，查我们印刷厂。’”(26) 不过，该期报纸毕竟印刷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熟人”关系。正如李汉林所分析，“中国单位社会中的关系，直接的，是为了在相互间社会互动过程中建立起一种由熟悉到信任的基础；间接的，则是通过熟悉和信任的第三者对请托者产生的亲切和信任的情感，进而实现行为的目标”(27)，这个意义上的“单位社会”，使周伦佑在西昌对“熟人”关系加以规避，在成都却又加以了利用。
鉴于已有的两次“非法出版”刚完成就遭遇了收缴和追查，诗人们决定将第二期《非非》和《非非评论》的印刷转移他处。带上编好的稿件，他们从西昌出发前往重庆，因为那里有诗人朱鹰的女友，通过“熟人”可能联系上印刷厂。但重庆最终只落实了《非非评论》第二期，《非非》第二期的印刷不得不回转成都。恰在此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展开，“从各方面传来的信息得知：非非主义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理论界的主要表现之一受到了中央有关方面的点名批评”。在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艺部和《文艺理论与批评》编辑部在河北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以及随后以文件形式下发的一位副部长的会议发言中，“非非主义被当做‘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理论中的主要表现之一”，受到了点名批评(28)。此前的三月二十九日，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这是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的精神，端正新闻舆论阵地思想政治方面而采取的措施”(29)。西昌的民刊《山海潮》就因一篇诗论，被认为是“一九八七年西昌市文化界的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而不得不停刊(30)。这样一来，《非非》生产必将会遭遇更大的阻力。
不过，通过对“身份象征资源”和“熟人”关系的充分利用，《非非》又一次侥幸地获得了印刷机会。成都诗人陈亚平，“主动要求帮非非同仁解决《非非》第二期的封面锌板制作，并代为联系印刷厂”，其母亲时为《四川日报》出版部办公室主任。他利用这一“身份资源”敲开制版车间主任的大门，从而获得了《非非》封面的金属铅板，并联系上朋友所开的在野印刷厂，使得《非非》第二期于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完成生产。过去的某些“关系也是特殊性的（particularism），因为互动双方一旦建立起了熟悉、亲热和信任的关系，原则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有了关系，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了。原则只是对那些没有关系的其他人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和权威”(31)。“特殊关系”在此减轻了印刷阻力，周伦佑对此也更多地加以了借用。在深夜十二点取出《非非》，并“以几何学般紊乱的线路，至次日凌晨，将《非非》二期像宝藏一样，隐匿在这座黑夜之城的某点”之后，他就有意切断了这条生产线以保证安全，以致多年后才成为非非中坚的陈亚平不无伤感地回忆：“至今，我都不知道，书藏在哪个角落”(32)。陈亚平对印刷厂还有如此叙述：“厂长是我的一位朋友，他的印刷厂由我替他取名为‘在野印刷厂’。”(33) 随意的私人代为取名，很难发生在传统体制形式下的印刷厂，这表明新的经济因素在八十年代中期已经出现。
这种变化，也间接促成了此后的两期《非非》生产。一九八四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如此内容：“在企业中实行以承包为主、权责利相结合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在企业的生产指挥和经营管理上，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短暂的经济失衡和热烈讨论后，承包责任制在一九八七年已普遍推行，且“随着指令性计划控制范围的缩小和市场作用的扩大，各种经济主体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日益活跃起来，谋求本地区、本企业和自己个人利益的动机日益加强”(34)。可见，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城市经济构成多样化，个体承包经营方式更多出现，个体承包者对经济利益的偏重也越来越明显。依凭如此大舞台，《非非》第三、四期又跃跃欲试，准备登场。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共青团四川省委发出公函，再次强调一年前撤销“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事实，要求周伦佑等停止以该名义编印《非非》、《非非评论》(35)。这样，在本地印刷《非非》难度再增，诗协幌子难以再打，周伦佑、杨黎、蓝马三人一九八八年只好离开成都，取道重庆，泛舟东下宜昌，通过该地诗人南野联系上了个体承包印刷厂。该厂负责人“当时承包了葛洲坝水电工程局印刷厂，是承包人兼厂长”，于是“当即谈好价钱，将两期《非非》的稿件送检字车间检字排版”(36)。“承包人兼厂长”无疑更青睐于经济利益，放松了对印刷物本身合法与否的审视，夔门之外的周伦佑等人，也就还可以将早已失效的“介绍信”递给印刷厂的“马虎”门卫。于此期间，周伦佑还与“武汉时代科学研究院·文化书院”院长朝晖交好，获得了盖有该处公章的介绍信，以便“前往你处组稿（四川、湖北、湖南、上海等地）”之用。尽管当时流动人口增多，单位关系松动，但在“双轨制”犬牙交错的转型时期，持有介绍信必然会获得不少便利，周伦佑自然知晓这点。第三、四期《非非》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八日同时下线，诗人们取出刊物马上寄赠各地，随后自带部分回川，将其余寄存宜昌。这个“承包人兼厂长”不久就因此被罚款，对该印刷资源的使用也只得就此打住。不过，在四川印刷阻力加剧之时，《非非》通过转移地点、继续使用介绍信的方式，也算是在新的经济氛围之下实现了一次墙外开花。
《非非》第五、六期的编印，在一九八九年八月至一九九一年十月期间中断。其间，杨黎等人虽在成都编印两期《非非诗歌稿件集》，但都只打印四十册，影响甚小。一九九一年十月后，周伦佑在西昌积极筹划《非非》复刊号，并准备再次使用异地印刷资源。他取道重庆顺江东下，“在武汉印刷《非非》复刊号受阻”，继而辗转西北兰州，得到诗人叶舟等的大力协助，在一九九二年九月十九日终于出刊。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非非》第六、七卷合刊号也于兰州完成，此次印刷波澜不兴，实在是与一九九二年后的社会状况相关。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确，“姓资姓社”问题已然大大脱敏，《非非》“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帽子自然渐次褪色。在有关期刊、印刷事务的政策中，“非法出版”字样的出现频率大大下降(37)，对《非非》这种民间文艺刊物的管理已然放宽。复刊号“非法”印刷后好几个月，诗人叶舟才“因协助周伦佑编辑和联系印刷《非非》杂志而被甘肃省兰州市有关方面询问”。此后，《非非》生产要考虑的问题，更多集中在了经费方面。在诗人陈亚平等想法解决大部分经费之后，二○○○年《非非·特刊号》、二○○一年《非非·流派主义专号》、二○○二年《非非·体制外写作专号》等，相继在香港新时代出版社付梓。
若返身回顾《非非》这一“非法出版物”的生产历程，其“异端”色彩十分鲜明，它既与合法刊物运行大相径庭，又与一般民刊手抄、复写等方式相去甚远。在这一“异端”背后，它既有自身的策略性、投机性、偶然性，又包含了印刷不合法、印制地点不固定、意识形态挤压等特征。此外，它体现了单位社会中“熟人”关系、“介绍信”、“身份资源”的存在和影响，而这一切背后，它还紧密联系着八十年代以来社会结构、经济形式、思想意识的诸多变化。而从文学生产这一面来看，它无疑给当代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因素和影响。正如周伦佑所说，“‘非非’是作为‘异端’出现在中国诗坛的。不管是作为一个现代诗歌流派，或一种艺术思潮，它都在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印迹。当它在自我变构中再次展开自己时，检视它的过去，对于深入了解当代诗歌艺术、探索其发展历程，都是十分有益的”(38)，社会学角度审视下的《非非》生产，对于了解当代文学发展的复杂性也同样十分有益。
三、生产周边：《非非》与单位社会
若再扩展一下考察范围，一种文学事实得以发生的其他因素，如经费组成、作家身份变化等，也就会成为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都隐含在《非非》生产周边且与之紧密相关。在合法刊物生产过程中，主管部门会规范刊物性质、设置编辑队伍、规定发行方式，并分配相应资金和工作场所。这些“单位社会”的条件，《非非》显然并不具备。那么，在诗人们繁复动情的回忆中，《非非》生产“周边”的经费、单位矛盾等又是怎样展开的，又关联着何种“历史现实”呢？
其实，《非非》的历次生产都面临着经费的问题，这也是八十年代民刊共同的难题。在周伦佑妻子的回忆中，《非非》创刊时的经济组成大致如此：“《非非》创刊号的印刷费用，伦佑承担了大部分。我们家里因为伦佑一九八五年下半年外出稍微少一些而有了二三百元的存款，这次他又要我全部取出来给他，并去向四弟借了三百五十元凑足六百元寄给杨黎作为印刷刊物的费用。”(39) 显然，《非非》启动之时采用了自家积蓄加亲友借款的经费方式。但在这种民刊常有方式之外，《非非》又巧妙地将作者圈子拉了进来。周伦佑等决定请“外地作者每人赞助六十元寄杨黎处”，最后“外地作者寄到杨黎处的助刊费（共计有八百多元）”(40)。当杨黎混乱的经费管理导致无钱从印刷厂提取《非非》时，另一中坚蓝马又从后方西昌“筹集了二百五十元钱”。而《非非评论》第一期的经费来源，更有意思：“主要部分来源于读者索购《非非》创刊号收入的工本费，不足部分由周伦佑写信请西昌的一位朋友李永惠（杜乔）赞助汇来的一百元补足”(41)。当然，肯定不能把这视为商业行为，但“工本费”带来经济上的回馈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再生产，这无疑又带上了一种商业运转色彩，从而使之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民刊经费方式。
不过，这毕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经费问题。在以后的编印中，周伦佑也总是提及印刷费用，如《非非主义编年史纲》所记：“一九八七年二—三月。开始筹集印刷《非非》第二期所需资金”，“一九八八年五月。一边多方努力筹集印刷《非非》第三期、第四期所需资金”，在一九九二年筹划复刊号时“西昌两位朋友……为周伦佑解决了外出的路费和部分办刊经费”等。可见，经费主要还是来自非非诗人，尤其是周伦佑的筹集和朋友赞助，这一状况直到二○○○年才得以改变。该年三月，陈亚平加盟四川汇城广告文化公司，并说服该处拿出经费印刷《非非》，这才相对地解决了经费问题，使后几卷《非非》在香港新时代出版社得以鱼贯而出。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经费来源已包含明显的商业运作成分。当时，陈亚平“建议公司拓展的方向，应专注于文化产业”，认为“只有周伦佑，只有他出面，才能驾驭这个一般人不可能实现的世界，他是中国文化界的一面先锋旗帜”(42)，而周伦佑出面的前提是该公司提供《非非》的出版经费。《非非》于此完成了一次经费方式上的转变，尽管其本身仍以纯文学的形式断续呈现，但它凭借的“后方”已不再是“西昌”。
周伦佑因“非非”活动与单位产生矛盾，并辞职成为非单位人的身份变化，也反映了二十世纪“单位社会”与《非非》生产的关系问题。在单位体制中，“一方面，单位最早作为就业场所迅速演变为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总体性整合的组织化体制，并伴随着组织不断的扩展而制定出一系列的法规细则；另一方面，社会成员随着这些法规细则的不断扩张和控制密度的加大而日益依赖于既定的狭义制度，从而使单位组织日益成为支配中国公民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广义制度”(43)。单位在八十年代担负多种功能，它既是个人生活、日常工作、福利分配的场所，又是教育、管束，甚至惩罚个人的权力体现。周伦佑创刊《非非》时，正手持西昌农业专科学校的“铁饭碗”，而“作为一个图书管理员，需要的是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地上好每一天班”。但在此之前，周伦佑就不属于“本分”之人，他常常被“邀约到成都参加各种讨论和聚会”，“由西昌往返成都的火车便成了他的活动走廊”。此后，更是四处奔走，甚而长时间潜伏成都、宜昌等地。其妻如是说：“他需要的‘时间’只能靠请病假或事假来实现。可是请假多了随便在哪里都是单位领导痛恨的事情，况且伦佑的假期还经常要超过时间，他的事情没办完不可能丢下回来，就只得我硬着头皮再去给他续假。幸好我过去在医院工作，熟人关系多，只能赖着脸求人帮忙开病假条。”(44) 这种方式自然不会一直奏效，单位规则最终难以忍受这种破坏行为。
一九八七年六月，周伦佑完成《非非》第二期印刷返回西昌，“农专党委以周伦佑未说清楚外出所为及原因为理由停发周伦佑工资”(45)。因印发“非法刊物”，他受到“单位社会”的管制也越来越严重。西昌农专党委七月召开大会，凉山州宣传部来人宣读四川省出版总社作出的停止《非非》、《非非评论》的编印和发行的文件，周伦佑被学校宣布离职审查。之后，校方和图书馆多次公开拒绝批准周伦佑外出活动。他不得不面临最后的选择，要么放弃单位，要么放缓甚至放弃“非非”活动。随着企业制度改革的推进，单位人事制度也出现了一定变化，长时间离开单位者可采取“停薪留职”形式，但每个月得向单位缴纳几十元劳动保险金，这也是周伦佑经济上不堪的重负。一九八八年三月，他最终不得不以辞职方式丢掉了这个“铁饭碗”，这对于八十年代的人来说“非同小可”(46)。尽管该时期多种经济方式已出现，但单位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及其福利待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依然颇具吸引力。周伦佑与单位之间的冲突以“辞职”结束，他将更多时间投入了《非非》生产。“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原有的统治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出现了大量的市场化因素和自主性因素，因而，依赖性结构的机制与过去相比有了变化。市场化因素和自主性因素导致社会组织和个人相对于国家的直接统治有了一定的选择性，并且有了通过替代性资源获得独立性的可能。”(47) 事实上，这一可能在八十年代初就已显露微光，杨黎于一九八四年就从单位辞职并办了一间“书店咖啡店”。这也即是说，在单位之外，周伦佑通过其他方式也有可能获得生存资源。一九九四年十月他就应聘到《滇池》杂志驻成都办事处任编辑部主任，二○○○年又加盟四川汇城广告文化公司。可见，周伦佑前后身份的变化，其实正与社会转型、单位矛盾相互关联，这些关系也多层面地影响到了《非非》生产。
一九九二年《非非》复刊号出刊，周伦佑对此十分感慨：“这次跨省大行动途经四川、湖南、湖北、河南、陕西、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宁夏、甘肃十省一市，历时五个月，行程超过二万五千里，其艰辛程度，若非亲历，是很难体会得到的。这样的办刊经历，不仅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世界出版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48) 暂时不去评骘这里的一些用语是否准确，《非非》在当代文学历史长河中呈现出的复杂状态，在此也可以感知。韦勒克、沃伦在谈论文学外部研究时强调：“倘若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单纯当做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作一种社会文献，这类研究似乎就没有什么价值。”(49) 这里的考察，也并非是将“非非”活动单纯看成社会的“镜子”或“翻版”，而且也不愿给出一个简单的因果式结论，但有一点却十分肯定：《非非》既不同于合法刊物，又不仅仅限于民刊的生产方式、经费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它背后关联着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意识转变、单位制度影响等，都使之多方面呈现出了八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复杂变化，它的自身发展也在当代文学的生产中，构成了新的方式和可能。可以说，从建昌古月到锦官芙蓉，从《非非》创刊到跨越世纪，“非非”活动发生的“城市”以及这一文学事实的每个阶段，都在文学社会学视角的审视下呈现着另外的丰富。
注释：
① 1986年7月13日，《诗歌报》第3版整版转载《非非》创刊号作品，编后强调：“其内容、其形式、其价值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已超出我们常说的诗的概念和语义范畴，而力求上升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去追求一种新的文化价值。”
② 周伦佑：《非非主义编年史纲（下）》，见周伦佑、孟原主编《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135页，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
③ ［法］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第31页，王美华、于沛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④ ［法］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艺术与社会学》，见张英进、于沛编《现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第130－131页，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⑤ 吉木狼格：《我与非非》，见杨黎《灿烂》，第542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4。
⑥ 陈小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诗神—我的非非主义写作历程》，见《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26页。
⑦ 周伦佑：《异端之美的呈现——“非非”七年忆事》，《诗探索》1994年第2期。
⑧ 周伦佐：《穿过重重阴霾而呼啸的生命之箭——八十年代“流浪讲学”纪事》，《非非》第9卷，第420页，香港，香港新时代出版社，2001。
⑨ 周亚琴：《西昌与非非主义》，见《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61页。
⑩(12) 周伦佑、孟原主编：《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65～66、61页。
(11) 晓音：《在风雨中前行——女子诗报如是说》，《诗歌月刊》2007年第3期。
(13)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5、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4) 周伦佑、孟原主编：《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59页。
(15) 晓音：《中间代诗人访谈系列之晓音篇》，《诗歌蓝本》2005年第1期。
(16) 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成都流动人口》，第7页，成都，成都出版社，1990。
(17)(19) 崔新桓等编著：《四川城市经济》，第79、83、86、79、356页，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18) ［美］E.W.伯吉斯：《邻里工作可否有个科学基础？》，见［美］帕克等《城市社会学》，第150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20)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第23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21) 周伦佐：《穿过重重阴霾而呼啸的生命之箭——八十年代“流浪讲学”纪事》，《非非》第9卷，第434页。
(22) 周伦佑：《非非主义编年史纲（上）》，见《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127页。
(23) 周伦佑：《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非非》的创刊时间，一般都知道是1986年5月4日……《非非》创刊号的准确出刊时间应是1986年7月3日。5月4日是蓝马从‘五四青年节’便于记忆这一角度信笔写上的。”
(24) 南岸：《失去记忆的记忆（1984－1995）》，www.536000.com/bbs/display.asp? title_jd=138493,2009-2-12
(25) 周伦佑：《非非主义编年史纲（上）》，见《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133页。
(26) 周伦佑、孟原主编：《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36、38页。
(27) 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第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8) 周伦佑：《非非主义编年史纲（上）》，见《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136页。
(29)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第237页。
(30) 发星：《四川民间诗歌运动简史（1963－2005）（未定残稿）》，诗家园网，www.sjycn.cn/sjycn/article_269_5740_1.shtml.2007－03－13。
(31) 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第30－31页。
(32) 陈亚平：《经历：从前非非到后非非》，见《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19页。
(33)(36) 周伦佑、孟原主编：《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16、146页。
(34) 马家驹主编：《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考察》，第73、80、89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35) 周伦佑：《非非主义编年史纲（上）》，见《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137页。
(37) 刘杲、石峰主编的《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部分年份“非法出版”字样出现次数：1986年，1次；1987年，14次；1989年，3次；1991年，5次；1992年，2次；1993年，2次；1994年，0次；1995年，0次；1996年，1次；1997年，1次。
(38) 周伦佑：《异端之美的呈现——前非非写作纪事》，《诗探索》1994年第2期。
(39) 周伦佑、孟原主编：《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66页。
(40) 周伦佑：《非非主义编年史纲（上）》，见《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128、130页。
(41)(42)(44) 周伦佑、孟原主编：《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133、20、65－67页。
(43) 杨晓明、周翼虎：《中国单位制度》，第352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45) 周伦佑：《非非主义编年史（上）》，见《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139页。
(46) 周伦佑、孟原主编：《悬空的圣殿：非非主义20年图志史》，第68页。
(47) 李汉林：《中国单位社会：议论、思考与研究》，第11－12页。
(48) 周伦佑：《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见《非非》第9卷，第8页。
(49)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第112页，刘象愚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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