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数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旧体制的影响，造成了民族地区投资不足和质量差。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同时还应作好投资条件的改善工作；解放思想，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多渠道、多形式筹集资金，努力提高投资质量；加强管理，增收节支、开源节流，提高效益，增加民族地区自身积累和建设资金的投入。
关键词：民族地区 投资 体制改革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物产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既关系到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又关系到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还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四十多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帮助支持下，在发达地区的大力支援和各族人民的努力奋斗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已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如果放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大环境中，用开放性思维作横向比较，将发现惊人的差距。这种相对落后性与民族地区的“地大物博”极不相称。投资问题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为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分析这一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
资金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对贫穷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来讲尤其显得更加重要。多年来民族地区在投资问题上，最突出的是投资总量不足，需求缺口较大，资金供需矛盾尖锐，使丰富的自然资源不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不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为例，这里资源十分丰富，仅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就占全省总量的24.8%，达3729万千瓦，且落差大，流速急，水量稳定，开发价值高。但由于缺少投资，至今开发量仅占理论蕴藏量的0.2%。康东经济开发区的全面启动，共需资金20多亿元，至今到位的还不到十分之一。这必然使民族地区“人在山里穷，宝在山里烂，端着金碗讨饭吃。”造成民族地区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由于历史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使民族地区投资条件较差，投资风险大，限制了资金的投入。民族地区历史起点低，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加之地处边远，自然地理条件恶劣，造就一个良好的投资条件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投资条件较差的主要表现，一是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以四川民族自治地方的情况为例，在交通上，距中心城市平均距离达700多公里，除凉山彝族自治州六个县有铁路通过（其中一个县通航空）外，其余49个县只通公路，而且至今还有200多个乡（镇）不通公路，占乡（镇）总数的12.4%。已通的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存在着公路密度低，覆盖面程小；公路技术等级低，质量极差；公路联网程度低，路网残缺；公路抗灾能力弱，通过能力差；运输装备陈旧，适应性差；运输站点布局不齐，设施简陋等问题。在邮电通讯上，存在着设施简陋落后，很多地方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摇把子”电话机；数量少，普及率低；职工业务素质低，工程技术人员缺少；邮电通讯能力差，邮件不能及时传递，时效性差，通讯很不通畅，1988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平均每天有250张长话销号、退号。能源本应是少数民族地区一大优势，但开发度极低，致使能源紧张。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地方1995年末电力装机容量10.1万千瓦，而负荷高达18万千瓦，超负荷近80%。二是广大劳动者素质不高，特别是科学文化水平不高，观念落后。目前，文盲半文盲的劳动者还占三分一，“考不起，分不进，留不住”的人才流动趋势，使民族地区严重缺乏有理想、有文化、懂技术、会管理的干部队伍和科技人才。人们普遍缺乏变革意识、时间意识、效益意识、竞争意识、商品意识、民主意识、责任风险意识、开放意识、法制意识等新观念，与此相反，自然经济观念、小生产观念、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却较为浓厚，根深蒂固。三是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低，投资的配套工程差。在社会化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都要以较好的配套工程为前提和基础，特别是相关的企业群体和市场体系。相关企业群体指相互联系、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企业群，市场体系指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总和。民族地区配套工程差，突出表现在相关企业群体和市场体系均不成熟，除地州县府所在地外，一般没有这些配套工程，企业不仅数量少，规模小，而且不配套。市场不仅网点少，规模小，设施简陋落后，而且单一，消费品市场占绝对统治地位，除少数地区外，根本谈不上技术市场、资金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市场体系严重残缺不全，功能不能发挥。
民族地区投资条件差，投资风险大，回报率低，投资吸引力必然弱化。一些企业和个人仅管有良好的投资愿望，但考虑到较差的投资条件既不能保证投资顺利实现，又不能保证企业建成后能得到良好的经济效益，所以也就只好望而却步。一台湾商人就是因此而停止了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南坪县的数百万元的投资。
第二，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地区起点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差。突出反映在财政收支失衡，赤字包袱重，居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低下。以四川民族地区为例，至今属国家和省定贫困县有35个，占63.6%，财政困难。甘孜藏族自治州四十多年来财政平均自给率仅有26.24%，呈现“补贴财政”、“吃饭财政”。到1995年底，财政赤字已达两亿多元，8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吃饭。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自身显然没有多少资金积累，投入到建设事业中去。
第三，经济体制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全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国家一直作为投资主体，以财政和银行信贷两个主要渠道来完成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投资。其运行的基本模式主要是：内地以利税形式将其创造的一部分国民收入上缴国家财政，由国家财政以补贴的形式形成民族地区的资金流入；民族地区受主观和客观条件限制，往往不能充分运用这些资金，于是以财政性存款等项目积存于银行，形成存差，上缴上级银行，由上级银行通过借款等形式弥补内地贷差，与能源、原材料等的价格差一起形成民族地区资金向内地回流。这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突出特点是高度集中，全国一盘棋，否认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它一方面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财政实行“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统收统支管理，国家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以及政策照顾，使民族地区拥有了一批以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的工业企业，从而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民族地区无法得到其他投资来源的补充，资源的开发只仅仅依赖国家财力的有限分配投入。这种“财政靠补贴、投资靠中央”的投资基点不是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自身需要，而是以全国经济一盘棋的总体发展需要为转移，使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和原材料工业成为重心，产品大多按计划统配和调拨，价格低于价值，大量利润随产品一道转移到内地，在本地形成的积累沉淀不多，加之“条块分割”，民族地区资源开发照顾地方利益不够等问题，使本来就不足的财政投入就更少了。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既是经济实体，又是一级行政管理机关，按照党和国家的民族金融政策，为民族地区开发建设注入了不少具有财政扶贫性制裁的信贷投资，并在计划、规模、期限、利率等方面实行了“级差优惠”，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民族地区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投资风险大，资金增值能力弱，信贷投资的经济效益低，因而形成总体上对资金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内地发达地区相比，尽管民族地区信贷投资并不排除一些局部和某些项目具有对资金的有效需求，且投资经济效益低与社会效益好并存，但从整体投资效应看，仍然不能否认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着“级差效益”，致使银行虽有资金，也因畏惧风险而求稳少投资或不投资。加之民族地区人们的观念陈旧保守，不同程度存在着不敢使用银行有偿投资的思想，造成民族地区另一个重要投资渠道也出现不良状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掀起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的热潮，改革任重而道远，目标还远远未达到。在新旧体制交替之际，投入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短期内不可能得到解决。从财政体制看，全国先后进行了以增加地方可支配性财政收入，扩大地方管理权限为总趋势的改革，使各地经济利益相对独立化和明确起来，并在财政上给予民族地区一定程度的照顾。这一改革一方面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等原因，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自身积累不足，财源狭小，自给率低，改革的效力不仅未能从根本上改善民族地区的财政状况，而且在某些领域与方面还加重了负担。主要表现在：基数核定不尽合理；原有的财政优惠力度削弱，如民贸三照顾名存实亡、民族机动金和预备费难以体现、补助递减逐步增少乃至取消等；在征收能源基金、购买国库卷、国家借款、控制基建规模、“拨改贷”等都实行“一刀切”政策；税收减免，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工资改革等政策支出都实行“上面出点子，下面拿票子”，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短时间无法摆脱低水平的“吃饭型财政”的状况，财政可用于建设的资金很少，不仅不能对建设周期长、资金密集型项目的开发建设进行投入，而且对已建设起来的企业资金需求也无法满足。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后，尽管新税制确立了扶持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的指导思想，但具体规定尚待完善，配套措施尚待建立，民族地区在短期内显然不能彻底改变财政资金投入不足状况。银行信贷情况也一样。金融体制的改革，使各专业银行有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和一定程度上的信贷自主权，依照国家规定的业务范围独立行使职权。以银行同业拆借为主的短期金融市场和以债券为主的长期金融市场发展起来，在此基础上整个金融市场逐步发展成熟起来，市场机制在金融行为中的作用明显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地区由于基础好，投资回报率高，凭借自身经济优势可以筹集到大量的银行信贷资金。民族地区却无此经济优势，加之信贷资金的总体供求矛盾较大，而政策性贷款又影响银行自身的经济利益，从而造成本来就缺乏建设资金的民族地区，越穷越贷不起款、贷不到款的被动局面。每当国家宏观调控、紧缩银根时，也不可能考虑民族地区是否起步晚、超规模借贷、存大于贷等特殊情况，往往是“一刀切”下来，内地“切”在建设的尾巴上，民族地区却“切”在建设的脖子上，使每轮经济发展周期中，民族地区都要丧失许多信贷有效投资的机会。《商业银行法》颁布后，银行信贷投资按照“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原则运作，投入产出和经济效益原则成了支配资金流向的基本因素，这将在客观上加大民族地区争取信贷资金投入的难度，在短期内无法缓解信贷资金供求矛盾。
八十年末以来，国家生产力的战略发展布局及其相应的不同区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民族地区投资的不足。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要求出发，国家实施了非均衡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把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经济大区域，并实行从东部逐步向西部推进的发展战略，以经济效益优先原则，先对沿海东部地区实行投资和政策双倾斜，使国家有限资金集中使用，取得最大效益。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但会使以民族地区为主的西部地区不能获得与东部地区同等的国家投资，从而拉大相互间的发展差距。这一问题将在较长时间中伴随国家战略重点的西移而逐步获得解决。
第四，民族地区干部和群众，尤其是有关领导思想不够解决，主观努力不够。建国以来，党和国家一贯高度重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为此作了不懈努力，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措施，颁布了《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有关法规。民族地区完全应该借此东风，利用当地资源优势，争取更多的资金投入，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多年来受传统旧思想影响较深，“等、靠、要”思想较重，怕这怕那，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缺乏应有的市场经济新观念和开拓创新精神，致使不少有效投资机会失去。
民族地区投资问题，除突出的投入数量不足外，还存在着明显的投资质量差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不够，决策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好赶潮流，从而导致投资结构不尽合理，重复建设，浪费较大，使投资不能发挥应有作用。商品经济的常识告诉我们，市场、资源、效益是经济建设项目成败的关键，市场是前提，资源是基础，效益是目的，选择投资项目必须以“有市场、有资源、高效益”为标准。民族地区投资项目的选择却往往忽视这一标准，造成投资的质量不佳。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情况为例，位于汶川县境内的阿坝州铁厂从五十年代末以来，已走过两下三上的历程，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白白浪费，正是投资决策随意性的结果。近年来全州各县纷纷在内地建窗口，仅在都江堰和成都两地兴办企业就达130多家，另还建干休所100多个，总投资五亿多元，约占全州“八五”总投资的20%。我并不反对在内地建立“窗口”，因为“窗口”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赶潮流，重复建设，盲目投资，不仅不能发挥应有作用，而且还会进一步加剧建设资金的供需矛盾，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投资结构上，“八五”期间农业固定资产投资仅占全州总投资的1.4%，而第三产业投资却占30%以上。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相对应是十分原始落后的农业。九十年代初还有四分之三的耕地无任何灌溉措施，正常年景自然灾害面积也高达近20%，草地三分之一严重退化，总产草量下降50%，载畜量超过理论载畜量的30～40%，牛羊个体户肉量只有1960年的60%左右，农技服务不成体系，支离破碎。邓小平同志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我们一定要牢记小平同志的指示，注意调整投资结构，加大农业的投入。
第二，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重数量、轻效益的倾向，投资的粗放经营较为突出。投资的质量主要表现在效益上，这也是投资的目的。四十多年来民族地区大量资金投入建立起一个个企业，但“广种薄收”，或“只种不管”，突出反映在企业管理不善，内部生产力诸要素配置不合理，能力难以发挥，经济效益低下，企业亏损严重。1994年甘孜藏族自治州预算内工业企业的亏损面高达67.4%。“没有企业想企业，有了企业怨企业”，多么强烈的反差！这种缺乏有效作用的投资对民族地区发展能有多大意义？！
造成民族地区投资质量差的原因主要是旧体制的弊端。长期来，投资决策者有制订规划、选择项目、确定投资方向的权力，有处置建设项目人、财、物的权力，但却没有承担有关投资问题的责任。决策错了，也仅仅是由公家代他交一次“学费”而己。同样，企业管理者有对企业人、财、物管理之权，却无承担企业问题之责，企业亏损照样拿工资，这个企业干不好，到另一个企业照样当厂长。投资上的责、权、利脱离，监督失控，加之觉悟不高，能力有限，质量差也就必然之事了。此外，民族地区投资条件差，生产成本高，投资风险大，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为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索解决投资问题的出路。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出路主要是：
第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进一步深化改革。小平同志指出：“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可见改革正是解决民族地区投资问题的根本途径。因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企业行为主体化，市场体系完善化，交易过程规范化，市场管理法制化。它能激励企业和生产者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能推进生产社会化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能促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能较好地调节社会生产。进一步探化改革，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彻底解决民族地区的投资问题：一是能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包括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资源优势是物产和自然资源优势，包括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水力资源、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旅游资源等，具有突出的稀缺性、名优性、商品性、增值性、竞争性和经营开发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国家统一管理，统一安排生产，统一分配产品，违背价值规律。这不仅造成“利益流失”严重，自身建设资金积累不多，投入也少，而且投资渠道单一，资源无法形成经济发展优势，投资吸引力缺乏，投资必然不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价值规律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这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利益流失”问题，还极大增强了资源优势吸引投资的能力。政策优势是指民族地区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将比内地更有招商引资吸引力。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自身特有属性把责、权、利有机结合起来，使投资决策者、企业管理者和劳动者既有强大的内在动力，又有强大的外在压力，从而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加之市场经济在清除传统旧观念，提高干部和群众素质上有着特殊作用，这就从根本上为保证投资质量奠定了坚实基础。由此可见改革才是解决民族地区投资问题的根本出路。
第二，从实际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遗余力抓好投资基础工作，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这一基础工作主要有：认真进行资源调查，作好资源开发的规划和可行性论证；大力加强能源、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投资条件；大力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教育、科技和文化事业，不断提高干部和群众素质，积极推进思想观念的转变，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加强对现有企业的整顿改造工作，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布局生产力，逐步形成以企业群体为基础的经济开发区；从实际出发，充分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权力，制订和完善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政策和法规；等等。
第三，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策略，多方筹集建设资金。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我们必须按照小平同志的教导精神来解决民族地区的投资问题，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彻底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勇于探索，敢于试验，用好用足用活《民族区域自治法》，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多渠道、多形式筹集建设资金，包括：坚持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选择一批有影响的大中型建设项目，纳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规划中，争取国家开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入；大力推进建设项目股份制，调动各方面的投资积极性，吸收各种资金共同投资建设，同时积极组建多种形式的共同投资基金，为社会公众提供广泛的投资机会；充分用好用足用活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各种照顾资金和对口支援政策，并进一步向国家争取支持；采取灵活的优惠政策，引进区外资金，特别是积极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国外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千方百计加大向上争取资金的力度，争取上大项目建设，以此为中心，建设各种类型的经济区，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协作；千方百计搞活金融，大力组织储蓄，增加信贷规模，各极组织债券发行，吸引各方投资；深化改革，整顿现有国家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包括：对亏损中小企业的拍卖、租赁，转让企业产权等，盘活国有资产，增加建设资金的积累；等等。在多渠道、多形式筹集建设资金同时，必须大力加强投资项目管理，不断提高投资质量。
第四，从实际出发，努力开源节流，不断开辟新财源，增加本地区财政收入，积累建设资金。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民族地区投资问题的解决，关键也是要靠自身的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真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努力推进本地区的发展，增强自身造血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