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经济结构扭曲原因析——兼与林毅夫等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经济结构论文,原因论文,林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改革开放前，中国产业结构严重扭曲，林毅夫、蔡肪、李周三位学者就产业这一问题的原因提出了他们的解释。本文将对此寻找一种新的合乎逻辑的解释。
林毅夫等认为：“在中国建国后年处的发展阶段上，资本是稀缺的要素，而劳动力十分丰富。如果由市场来诱导产业结构的形成，由于劳动力价格较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成本较低，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比资本密集型产品更具有竞争力。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生产者会将资源投向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热衷于采用节约资本和使用劳动的技术。以图1所示，这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表现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适宜的生产组合点在E点上，即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没有扭曲的相对价格的切点上。生产OY[，0]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和OX[，0]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产品。由于超越阶段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人为扭曲要素价格，资本反倒成为一种相对便宜的要素，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将其配置到给予优先发展权的重工业部门，就抑制了具有比较优势的轻工业部门的发展（这种抑制表现在图1中的Y[，1]A线）。结果，实际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由原来的CEAD缩小到受限制的Y[，1]AD。形成的产品生产组合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的A点，相应的劳动密集型产量为OY[，1]，资本密集型产品产量为OX[，1]。
由图1可知，压抑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的静态结果，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损失一个ea的绝对量或ea／eo的相对量。国民收入的减少就意味着可供投资的剩余的减少。假设国民收入按一定的比例用来投资，则减少的投资额会按一个乘数效应进一步减少总投资。”
概言之，林毅夫等认为政府利用行政手段扭曲了生产可能性曲线，在轻重工业品贸易条件（两种商品交换比例）不改变的情况下，强制地使合理的生产点E移向了实际生产点A。从而扭曲了产业结构造成产出上的损失。这种损失经乘数效应大，长期而言，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认为，这种论说技术上不严密，观点也值得商榷。
首先，从技术角度，对生产可能性曲线切割是不合适的。生产可能性曲线表示的是在一定的资源条件下，一种商品的产量一定时，另外一种商品的最大可能产量的曲线。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的每一点都表示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它的推导来自埃奇活斯（edgeworth）箱形图，对应沿着契约曲线的产量组合，并且不同的技术假设可以导出不同形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如果将林文中修改后的生产可能性曲线Y[，1]AD还原成埃奇沃斯箱形图中的生产契约曲线，有两种可能的表示方法（如图2）。一是假定轻工业是单一要素（L）产品，则B′C′对应着图1中的Y[，1]A，剩下的劳动力O[，2]－B′和全部资本用来生产重工业品。由于轻工业品的产量曲线是固定的，因此重工业在B′C′O[，3]O[，2]区域中产量最大点A生产都意味着要素K的绝对闲置。轻工业品不可能是单要素产品，也不可能存在资本要素的绝对闲置，这种图示不成立。另一种表示方法是假定轻工业品的等产量曲线不改变，轻工业品的生产安排沿BAC线展开。可以看到图2中Z点对应于图1中的Z点，这意味着在此一点两种工业采用了相同的要素组合，而到了BZ段，则意味着轻工业是资本要素密集型产业，而重工业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而在BGO[，2]区域中，重工业品的等产量线与BAC线没有交点，表明图中的Y[，1]AL线存在缺口，重工业在这一区域中任一点安排生产都存在着资源绝对闲置。总之，要素价格比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要素绝对数量的变化，由此将生产可能性曲线由原业的CEAD缩小到受限制的Y[，1]AD，在技术上是不合适的，它也违反了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定义。
其次，林文在图1中明确表示，轻重两工业的生产组合由E[，0]点移到A点，轻重两工业产品，贸易条件并没有发生变化。这种图示不符合实际情况，虽然笔者至今没有发现关于轻重工业产品价格扭曲的定量研究，但这种扭曲确实存在。中国政府为了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实行了低工资价格，与之相对应的是降低消费品价格。消费品中除农产品外，其他则是轻工业品。这样的目的就是要使更多的利润留在重工业部门，以便重工业部门的积累，实现重工业的长期发展目标。因此，在当时中国，轻重工业品的价格是向重工业倾斜的。
（二）
中国正是这种情况，中国要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面临的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就是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认为当时中国的现代部门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这就刺激了政府对重工业的强烈需求。又由于错误理论认识和其它因素影响，中央提出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建设的重点，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础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是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际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
总之，中国中央政府作为计划经济下的理性人，有着对重工业的特殊需求，这种需求反映到社会总需求上，就扭曲全社会的效用曲线，进而改变了重工业与轻工业品的价格比例。回到图1，就会发现，在扭曲的新的价格（贸易）条件下，生产安排点即贸易条件与生产可能生的切点自然而然由E移到了A点。在价格条件对重工业倾斜的情况下，政府选择了新的生产点，同时在新的价格下，政府为了追求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最大，进一步加大了对重工业的倾斜，这一点在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的行为上尤为明显。中国中央政府的计划职能远没有苏联计划部门的功能强，在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上处于相当的混乱状况。如果农轻重的价格比例（贸易条件）倾向于农轻产业，那么地方政府在这两个产业会有所偏好，因为这样既满足了人们的生活需要又创造了高的产值，后者在计划经济情况下是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重要考核指标。但由于价格的扭曲，地方政府在价格的指导下，不约而同在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甚至乡镇工业也呈现出向重工业倾斜的态势。林毅夫等由于没有注意到轻重工业的贸易条件的改变，也就是没有注意到国内总的消费偏好及需求力量的改变导致价格改变，进而导致产业结构扭曲这一点，在解释生产点从E点向A点转移过程的问题存在着困难。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他们不自觉地借用了开放经济中小国贸易模型，并随意地假定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改变了生产可能性曲线，结论自然差强人意。
综上所述，我们就可以重新就中国传统产业结构的扭曲作一个完整的图解（图3）。首先，假定中国处于封闭经济状态下，中国政府是一个不过份干预经济的小政府。那么，全社会的效用无差异曲线主要由普通老百姓的需求决定，在此图中沿OE[，0]线向外展开。那么，在一个没有强政府干扰的情况下，中国轻重工业将按E[，0]决定的位置进行分工生产，中国国民的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U[，0]。但是，刚刚建国时的中国政府却由于种种因素对建立以重工业为基础的工业体系有强烈的偏好，这个偏好外化为一个强有力的需求者出现在中国产品市场上，改变了中国全社会效用无差异曲线的展开方向。使原来沿着OE[，0]线展开的表示着国民福利的效用无差异曲线簇扭转到沿OE[，1]展开的效用无差异曲线簇，轻重工业品两者的贸易条件也随之改变。这作为一种指导资源配置的信号，进一步使产业结构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点还是安排在E[，0]点，那么用普通国民的效用曲线衡量达到了效用最大点，即U[，0]效用水平。用强政府下的国民效用曲线衡量似乎达到了U′[，1]水平，高于O′[，0]水平，但是由于中国处于封闭经济状态，也由于扭曲的价格，并不能按照此贸易条件进行国际交换实际在U′[，1]消费，那么其实际效用在强政府国民效用曲线簇中仅相当于U′[，2]水平，显然低于在E[，1]点生产的U′[，0]水平。同理，如果在E[，1]点生产，则意味着在强政府效用曲线簇中达到了最高效用水平U′[，0]，用普通国民效用簇衡量，似乎可以达到U[，1]水平，但由于中国处于封闭经济状态，不可能通过交换实现A点消费，所以A点只是虚幻不可实现的，那么实际达到的只是U[，2]效用水平。因此从结果上看，中国政府对产业结构的选择是基于不同的福利标准。如果它以全体国民的福利为全中国的最高福利，它的理性选择点是E[，0]点。但如果它有着强烈的自身偏好，并且影响需求和全社会效用标准，它将选择在E[，1]点生产消费。这一点有着很强的欺骗性，在心理上更容易让政府决策官员和老百姓接受。因为E[，1]点生产，相当于有了of的轻工业品产量，在感觉上产生多生产了轻工业品的幻想。虽然相比较而言，而重工业品计算的生产总值数量有所下降，但重工业品的实际产量却增强了。中国当时根本无法进行轻重工业品的交换，实际的重工业增加和名义上的轻工业品增加已经使中国政府和民众很满足了。这样就有力地说明了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按照资源自然配置的结果选择生产点，而愿意选择具备强烈倾向的生产点。在长期经济建设，压制农业、轻工业，最终导致严重的经济畸形，这是中国政府所选择的传统产业经济结构安排最终失败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