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各阶层收入差距的现状
（一）五分法系数情况
用五分法计算，即以20%的高收入者与20%的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相比较得出倍数。这一系数的最低值为1，系数越高，表示收入差距越大。这种方法有利于进行收入差距的分层分析，但不利于反映各个阶层收入差距的总体变动情况。俄罗斯采用五分法计算时，通常是以20%的低收入者与20%的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相比较得出倍数，因此这一系数的最高值为1，系数越低，表示收入差距越大，反之越小。从俄罗斯官方统计数字来看，在全国货币收入总额中，20%的低收入者所占的比重已由1991年的11.9%降至2001年的5.9%，降幅达50%。20%的高收入者所占比重已由1991年的30.7%上升到2001年的47%，增长50%多。收入差距系数由1991年的0.39变为2001年的0.126。根据官方资料，第五组的最富有居民与第一组的最贫困居民的收入差距呈下降趋势，但不明显（见下表）。
（二）十分法系数情况
俄罗斯在采用十分法计算时，通常有两种相反算法：一是以10%的低收入者与10%的高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相比较得出倍数，因此这一系数的最高值为1，系数越低，表示收入差距越大，反之越小。二是按国际通用的以10%的高收入者与10%的低收入者的平均收入相比较得出的倍数。这一系数的最低值为1，系数越高，表示收入差距越大。在居民分层严重的情况下，十分法更利于收入差距的分层分析。从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来看，在1992～1999年全国货币收入总额中，10%的低收入者和10%的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系数1992年最低，为0.125，1994年最高，为0.066，以后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0.077～0.072之间的高位。以10%的高收入者与10%的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进行比较，收入差距在原苏联（20世纪80年代）一般在3～5借之间，1991年为4.5倍，1992年为8倍，1999年超过13倍（见下表）。2002年10%的高收入阶层占居民总收入的46%，而10%的低收入阶层占3.4%，收入差距达到13.5倍。这一比值超过国际公认的10:1的安全警戒线。
（三）基尼系数情况
基尼系数，也称基尼集中率。在测量群体内收入差距的方法中，基尼系数运用得最为广泛。基尼系数是以一个数值来反映收入分配差别总水平。基尼系数越大，表示收入分配差别越大，反之亦然。在理论上基尼系数的最低值为0，最高值为1。一般认为，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之间为比较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之间为差距较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从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来看，1991～1999年基尼系数1994年最高，为0.409，1991年最低，为0.260，其他年份接近0.4（见下表）。收入差距不太明显。基尼系数能非常方便地反映出收入差距状况，这是国际上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主要原因。但必须强调，基尼系数存在不足之处。一是不能反映个别阶层的收入分配变动情况。从基尼系数本身无法判断哪个阶层的收入份额上升或下降了多少。如果不同阶层的人口比例相同，而收入比例即相对收入地位发生对换，则基尼系数不变。二是对低收入阶层比重的变动不敏感。例如，当从高收入阶层转移1%的收入给低收入阶层时，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重变动率一般较大，但以基尼系数来表示，这一变动却往往很小。从实际情况来看，俄罗斯居民收入差距已较大，上面提及的十分法和五分法以及下面有关部分的分析能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居民货币总收入情况
资料来源：《俄罗斯统计年鉴·统计汇编》，莫斯科2000年版，第141、155页；（俄罗斯社会—经济形势》，2001年第12期，第225页。
（四）个人财产差距情况
作为居民个人或家庭可支配资源的收入，一部分作为消费需求用于开支，另一部分是作为收入流量沉淀的财产。俄罗斯改革以来，个人财产增长较快，但分布极不均匀。以金融资产为例，金融资产向构成“权力精英和大资本所有者”的极少数居民集中的趋势较为明显。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1996年对全国居民储蓄存款的专门调查结果显示，1996年52%的居民拥有1%的储蓄存款，而2%的家庭集中了53%的居民储蓄存款；5%的富人群体掌握73%的全部储蓄存款，80%的外汇储蓄存款。富人家庭人均储蓄存款高达1.61亿改值前卢布（约折合3万美元），而穷人家庭该指标为12.4万改值前卢布（约折合22美元）（注：Сбережения населе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ИСЭПН РАН．М．，1997.）。2002年俄罗斯居民银行存款增长迅猛，存款总额达10463亿卢布，10%的富人掌握33%的全部存款，而10%的穷人只有2.1%。
二 如何从公平角度看待目前的收入差距
俄罗斯收入差距的拉大过程中存在较严重的不公现象。主要表现在：
（一）工资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多
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显示，1990～1999年人均月工资增长3倍，2000年增长20.9%，2001年——19.8%，2002年——34%。从动态角度来看，月平均工资（按1991年价格计算）1991～1999年下降62.6%，1999年仅相当于1991年的37.4%，1998年和2000年实际工资与实际货币收入之间的差额仅相当于1991年总收入水平的17.6%和10.7%。从贫困人口比重看，货币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居民比重1992年最大，达到497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3.5%。以后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和绝对数下降。1993～2002年分别为4690万人、3330万人、3660万人、3270万人、3070万人、3500万人、4380万人、4230万人、3980万人、309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1.5%、24.4%、24.7%、22.1%、20.8%、23.8%、29.7%、29.1%、27%和21.5%。总体上看，同激进改革第一年（1992年）相比，贫困人口比重有所下降。但是，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计算结果与官方公布的数字相差较大。例如，1995年官方统计数字为24.7%，科学院估算为40%。统计结果差距大的主要原因在于，科学院的数字包括老人和孩子。俄罗斯贫困人口中包括近25%的6岁以下儿童，33%的7～15岁儿童和20%的成年人（注：俄罗斯有关专家认为，老人和孩子境况恶化的社会是不平等和没有前途的。儿童的贫困使国家失去未来的一代，意味着俄罗斯基因储备的损失。参见С．Любимцева：《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й спрос 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на внутреннем рынке》，Экономист，2002.No 5.c.49.）。从最低工资水平来看，俄罗斯的这一指标有恶化趋势。不同国家的最低工资标准虽不尽相同，但总的原则是一样的，即不能低于最低生活标准。俄罗斯虽然强调，最低工资是保证最低生活标准的最有效手段，但因其不能保证最起码的生活需要，最低工资已失去应有的社会经济意义。最低工资与最低生活标准的比率从1993年的0.21降至2000年的0.065。2001年最低工资增长2倍，但仅相当于1993年水平。最低生活标准与月均货币收入的比率在177%（1999年）与238%（1994年）之间浮动。2000～2002年上述指标有所改善。如果最低生活标准很高、贫困人口数量下降，这个动态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俄罗斯最低生活标准较低，贫困人口比重稳定在20%～30%的高位，说明居民收入差距仍很大。
根据收入不同，俄罗斯居民群体大体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富人阶层，占居民总数的12%。其中，2%为极富有者（大银行家和金融寡头），3%为以采掘部门为代表的骨干企业的所有者，7%为上述部门的经理人员和管理人员。第三组为最贫穷者，占65%。其中，40%在贫困线以下，25%收入不超过最低生活标准的2倍，10%为社会“底层”。后者主要是单身老人、残疾人、多子女家庭、失业者、单身母亲、难民、被迫迁移者及许多知识分子。第二组为其余的23%的居民。这是国家极力想造就的中产阶层，但是称其为中产阶层是有条件的，因为该组的经济特征与其称谓不完全相符。
（二）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力度不够
工资收入比重下降，资产收入上升。工资收入在俄居民个人总收入中的比重已从原苏联时期的75%降为1992年的69.9%，1999年的35.2%，2000～2002年继续下降。同时财产和经营活动收入比重上升。1970年为4.6%，1980年为6.9%，1990年为12.9%，1992年为9.4%，1999年为20.1%，2001年财产收入比重下降至5.6%，而经营活动收入比重增至16.1%。对于俄罗斯大多数居民来说，工资收入仍然是其生活来源，所不同的是，这种工资收入具有新的特点。其一，工资收入已从不同所有制的经济主体中领取；其二，工资来源多样化，除基本工资收入外，还有第二或第三职业工资收入；其三，工资常常拖欠。截至2002年年初，拖欠工资累计达348亿卢布，比1998年增长9.8%。其中各级预算拖欠46亿卢布。
（三）地区之间、部门之间收入差距不容忽视
俄罗斯地区收入差距，如果从不同地区看，1996年取得平均工资的人员的最低比率是3.4%，最高比率是6.6%；取得低于平均工资水平的人员最低比率为53.6%，最高比率为66.3%；高于平均工资的比率则分别为30.3%和40.2%（注：转引自《东欧中亚研究》1997年第1期，第86页。）。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只能部分地反映工资收入的差距，实际上地区工资收入差距已达到3倍。2002年俄罗斯所有联邦主体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均呈增长态势，其中29个地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8个地区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1个地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收入密切相关的地区间人均消费差距为9倍（2001年为11倍）（注：参见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Сценарные условия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2004 год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06 года》，2003年4月23日，http://www.economy.gov.ru//preliz.230403.html.）。与其他类型的收入差距相比，行业收入差距更具有突发性。1991年、1995年和1997年，工业与农业，体力劳动（以运输为例）与脑力劳动（以教育为例）及非生产部门（信贷、金融与保险）与生产部门（以农业为例）之间收入差距分别为1.33倍、1.91倍、1.86倍；3倍、2.76倍、5.5倍；3倍、2倍、4倍。尽管缺乏近几年数字，但可以肯定，上述部门之间收入差距仍很大，理由是，大部分亏损企业中，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和机器制造业（尤其是军工企业）仍占较大比重，另外，反映教育部门收入情况的许多知识分子落入社会“底层”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四）灰色收入数目可观
灰色收入是指官方未计算的和未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活动收入。一般认为，灰色收入包括非正规经济的收入、地下经济的收入和虚假经济的收入。灰色收入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一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0%。有的国家如秘鲁的比重超过50%。在原苏联时期（20世纪80年代末），灰色经济占10%。俄罗斯改革以来，通过从事地下非法经营、腐败、贩毒、诈骗等获得巨额收益的居民、政府官员和犯罪集团人数虽然只占人口比例的极少数，但是这种通过各种不正常手段所攫取的收入却占居民新增收入量相当大的比重。俄罗斯政府总理卡西亚诺夫认为，灰色经济的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1999年为25%～30%，2000年为20%，2001年为18%。而俄罗斯有关专家普遍认为，该比重虽有所降低，但目前仍在30%～35%之间（1999年以前为40%）。由于灰色经济的大量存在，企业和个人把大量的资金用于投机活动或转移到国外。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资料显示，1999年10%的富裕居民与10%的贫困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为13.9倍，而有关专家认为差距高达26倍（注：С．Любимцева：《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й спрос и преддоженме на внутреннем Рынке》，Экономмст，2002.No5.c.37.），理由是差额中大量的灰色收入未统计在内。灰色收入的存在是导致实际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 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一）收入分配机制发生变化
不同分配机制的选择，实际上是对“公平”与“效率”两者进行选择的过程。分配机制主要是指社会产品应该向谁分配，原因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即保障性分配）为主的收入分配模式，经济效率是靠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来保证，而社会公平原则是借助社会消费基金来实现的。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而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劳动报酬。按劳分配的最大优点是，劳动者地位的平等，有利于整体福利的增加。按劳分配的缺点，一是非劳动力要素的公共占有，使这部分要素不能由于所有权投入取向来自然达到有效配置，需要计划的绝对科学，而这一点又是极难做到的或不可能一直做好。二是非劳动力要素公共占有要以高度发达的社会大生产为条件，这是它的时间局限性。这就决定了按劳分配对于社会资源配置、生产要素的合理选择等方面作用甚小。
1992年以来，俄罗斯的分配机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分配方式的现实形式是按照要素投入（即效率性分配）取得报酬，即根据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技术和企业家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取得相应的报酬。要素分配最大的优点是，能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使其达到效率最大化，从而促进经济总量的增长。缺点：一是参与分配者的公平不等于要参与分配者的公平，参与分配过程中，以要素促进作用的大小来获取相应的收益，无疑合情合理，但关键是要素所有权的获取同时也是参与权的获取，要素本身不能解决每个行为主体的公平问题。二是整体效率的提高，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等于或带来每个成员所得福利的增长，相反，在俄罗斯恰恰是拥有绝大多数要素的极少数所有者的福利大幅增长。
（二）经济自由化的影响
这方面的问题，一是激进改革产生不平等效应，导致收入不平等现象严重，其中资本账户自由化产生的不平等效应尤甚。二是贸易自由化扩大了工资差别。三是放松金融管制使金融资本投资回报率增加。资本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对以资本收入为主的居民有利，对以工资收入为主的多数居民不利，提高了居民贫困率，这在1999年前的俄罗斯表现尤为明显。
（三）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不同的工业化历史进程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工业发展机制。西部地区工业化起步较早，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东部。二是西部是改革受益的地区。市场经济给欧俄部分的人们提供了更大、更多的发展机会，社会中的精英和巨富大多集中在这一地区。同时，广大的极北、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资源丰富，但气候条件恶劣，劳动者工资相对较高，而物价也高，因此实际收入水平呈恶化趋势。近几年来大批居民的“出走”便是明证。三是由于地理位置不同，两地区工业化所能获得的外部资源和外部推动力也不同。西部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已形成发达的对外经济联系，获得了比东部地区优越的聚集资金的环境，外资投入和出口带动成为西部地区工业化加速发展的强大拉力。目前，仅欧盟在俄罗斯外贸总额中就占有35%的份额，在外资投入中占64%。东部地区由于位置偏远，其邻国大多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国家（日本、韩国除外），所以东部地区缺乏西部那样发达的对外经济联系，缺乏外资投入（远东的萨哈林州除外）和出口带动（远东出口多，但多为转口贸易，而且波动大）。四是要素潜力差异，西部地区由于资本和劳动力相对丰富，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率相对较高，人均收入高于东部。
（四）私有化的影响
俄罗斯的私有化方案是遵循西方的产权理论设计的。西方产权经济学中著名的“科斯定理”认为，产权是市场经济激励机制的核心，明晰的产权有助于经济的增长和财富的创造。俄罗斯实行的私有化尤其是证券私有化，从理论上说，这种方法体现了国有资产应归全民享有的思想，有利于迅速改善经营和增加投资。但由于它的私有化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私有化首先是一种社会制度，并非一般的运行机制，在市场机制未经发育的情况下，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财富和资本流向极少数人，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这种社会财产分配的不公首先表现为收入差别。主要是出现了暴富的“新俄罗斯人”，另一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其收入仅能维持基本生活。
（五）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弱化
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上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这两个途径来实现的。2001年以前俄罗斯按累进原则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初税率定为7级，最低税率为12%，最高为60%，1993年后税级减少为6级，最高税率降到30%，最低为10%，1997年最高税率依然是30%，最低税率上升为12%。实行累进税率要有一个前捉，即收入要有足够的透明度，但俄罗斯收入的透明度还不够高，从而限制了累进税率在收入再分配上的效果。例如，俄罗斯近两年储蓄率保持在30%～33%的水平，而投资率只有17%左右，说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不畅，资本外逃比较严重，国家税收流失严重，暴露出收入申报制度不健全的弱点。为了使高收入公民诚实申报实际收入，从2001年起，俄公民不论收入多少均需缴纳13%的统一所得税，并将所得税起征点由原53万卢布改为10万卢布，对超高收入者还规定一个免税线，应该说，这种由累进税率改为比例税率的征收办法也是不完备的，具有过渡性。因为这种办法不能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转移支付制度是俄罗斯在收入再分配上发挥功能的又一途径。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低收入群体，是政府在社会福利保险、贫困救济和补助等方面的支出。俄罗斯从1994年开始实行转移支付制度，其资金来源是联邦的地方财政援助基金。转移支付制度是一种有效的收入调节手段，但因转移支付规模小，其作用有限。
四 结论
如何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问题。经济学界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最初的看法是，对高速增长、形成储蓄、投资、发展生产来说，不平等是必然的，日益增长的贫困会自我根除，而不平等程度较高的经济将发展更快。其中“库兹涅茨假说”影响较大。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在经济增长初期，不同居民群体之间收入分配有“恶化”趋势，即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趋势；而在经济增长后期，在收入分配方面会出现好转，即在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相对公平。理由是，在经济增长初期，经济增长主要靠现代经济部门，就业人数受到限制，而生产率和劳动报酬相对较高，因此，在经济的现代和传统部门就业的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很大。
在转轨初期，俄罗斯大多数学者认为，要保证经济增长的高速度，各居民阶层的收入分配相对不平等是其必要条件。这种观点受“库兹涅茨假说”和货币主义观点影响较大。这种发展模式的经济前提是，少数居民的高收入是形成投资现代经济部门的储蓄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如果高收入居民将投资生产，而低收入居民将收入用于消费，那么在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和储蓄之间存在直线依赖关系的条件下，收入分配中虽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但是这种经济将以比缺乏这种不平等条件的经济更快的速度发展。当通过税收和社会转移支付开始从高收入居民向低收入居民进行收入再分配时，这将导致国民收入和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最大化，而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前，收入再分配的尝试只能引起经济增长的下降。目前，俄罗斯国内普遍认为必须放弃经济改革初期的指导思想。缩小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减少贫困已成为财政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不能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看作不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目标，应该同时兼顾。在经济转轨条件下，必须确定经济发展的类型，即经济增长速度和高低收入居民分配水平之间的最优关系。换句话说，“就是要确定能通过改善大多数居民物质状况的途径来保障经济增长的最优速度”（注：Г．А．Ахипов：《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социалъного раэвития как Фактор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в процессе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Вестн．Моск．Ун－сер．6.Экономика，1999.No.2.c.28.）。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应该不是完全依靠市场改革和经济中的无限民主化，不是一味追求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建立能够保证最贫困居民阶层的收入快速增长的正常经济条件。为此“必须改变国家地位，实施积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注：С．Любимцева：《Потребительский спрос 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на внутреннем Рынке》，Экономист．2002.No.5.c.48.）。
笔者认为，俄罗斯过去的收入分配基本上是保障性分配（即按劳分配），追求平均主义，其结果是牺牲了效率，改革后，收入分配机制的功能从保障性分配转向效率性分配（即按要素分配），但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已经很严重。这表明，在俄罗斯只依靠市场本身的社会性和社会转移支付来保障收入分配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采取这种模式将导致（实际上已导致）的不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而是生产规模的下降（俄罗斯近三年来GDP增长20%，但增速递减，GDP远没有恢复到1990年水平）。公平与效率，就其抽象性来说，是永恒的命题，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价值观念。公平，体现平等、正义、人权等基本理念；效率，是现实的利益、效果。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本质上属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公平与效率从逻辑上说，不是一对矛盾概念，而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但在一定情况、一定条件下往往产生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协调得好，相得益彰；处理失当，矛盾激化。所以公平与效率又是辩证的关系。在经济与社会转型时期，对改革与发展问题的决策，采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正确的。但从目前看，俄罗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超出了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短期内采取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可行的。对处于经济转轨中的俄罗斯来说，体现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至关重要，这是保证经济增长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不同居民群体的收入分配和经济状况不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在高速或低速增长条件下都可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居民收入差距
与经济发达国家居民不同，俄罗斯高收入居民不愿把大部分收人投资俄罗斯经济，而是以储蓄或消费形式（进口消费品）流向国外。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投资率与储蓄率严重背离，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外流资金达数千亿美元便是有力证明。另外，纵容富人的“贪欲”会产生极其消极的社会效应。一是居民的低收入和低生活水平会降低其经济活力和职业素养；二是居民健康恶化，人口死亡率上升和生产率下降，导致人的生理退化。因此，建立在高收人和低收入居民群体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基础上的发展战略，导致的不是国家经济潜力的增长，而是下降。俄罗斯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1999～2002年经济分别增长3.2%、8.3%、5%和4.3%，但经济基础仍很脆弱，如工业产值1999年和2001年只相当于1990年水平的49%和57.6%，农业产值仅相当于58.3%和66.1%。
（二）俄罗斯经济从生产规模下降和GDP减少转向增长，其增长速度不会高（上面已有数字说明）
原因很简单，处于贫困线以下占全国人口约30%的居民群众，其消费规模急剧下降、健康状况恶化、受教育程度降低，导致劳动资源减少。因此，国家采取面向增加收入，特别是提高这部分生活最没有保障居民的收入的社会经济政策，是保证经济以更快速度发展的必要前提。
（三）增加生活最没有保障居民的收入能提高国民对国内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低收入阶层对基本消费品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消费需求对收入的弹性最大，收入的每一单位提高都可能产生较大的消费需求。扩大内需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必要条件之一，能促进国内资本的形成，提高城市居民的就业水平，同时相应提高各居民阶层的收入水平，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必要条件。2002年俄居民月平均收入和实际可支配收入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分别增长34%和8.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这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有利于个人消费的措施分不开，这就是明证。因此，“快速降低贫困水平与稳定的经济增长完全一致”（注：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1990.p.52.）。
（四）对处于转轨中的俄罗斯来说，较为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对社会经济稳定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改革实践证明，不同居民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使许多受教育程度很高、但收入较低的居民阶层对改革的抵触情绪加大，尤其是拖欠工资使主要以工资收入为生活来源的低收入居民生活越发困难，给人们心理造成严重失衡，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使许多居民纷纷投入抗议示威的浪潮中，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反过来，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马诺夫所说，“当极度贫困与极度富有同在时，社会紧张只能增长并超越其临界点。反落后和反贫困不只是道德责任、人类团结问题……它威胁国家的存在、社会的稳定和国内的和平”（注：В．Манов：《Реформа в пост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обществе．Опыт Балгарии》，Экономика，2000.c.52～53.）。
总之，经济高速增长与减少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不是互相排斥的社会发展目标，而是互为补充的因素。要解决贫困问题，必须从经济、政治、社会、人口等方面寻找原因。收入分配是涉及全国的重大问题，只能在国家的积极参与下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已达成共识，“消除（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任何一个原因能为降低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程度、缩小贫困范围做出巨大的贡献”（注：М．Тода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раэвитие》，пер．с англ．－М．：ЮНИТИ．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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