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双向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我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306(2015)02-0001-12 一、引言 2014年11月9日，习近平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他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有三个不同于过去30年的特征：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逐渐退出非传统宏观经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减速，调整风险和经济脆弱性逐渐暴露时，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进入新常态后的中国经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举，正成为其重要特征。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这为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指明了方向。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在1985年以前还比较少，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之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美国金融危机以后尤其迅速。2012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FDI。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3年世界投资发展报告》显示，[1]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84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有史以来首次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①加快发展企业OFDI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结构调整的迫切要求，有助于中国更加主动地利用境外自然资源、科技资源和带动出口；[2]发展企业OFDI是中国经济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并正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政策关注的重要问题。鲁桐认为，中国支持OFDI发展的政策力度有待加强。[3]桑百川对如何支持中国企业发展OFDI进行了讨论。[4] 1979-2013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13937亿美元。从1993年开始中国FDI流入量就在发展中国家中位居第一，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有助于弥补中国国内投资不足和实现技术外溢。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积极效应显示出了递减趋势。杨柳勇和沈国良指出，在中国工业投资中外商直接投资有60％分布在产品过剩突出的消费品行业，对国内投资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5]中国社科院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认为，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低价出售土地使用权，以及企业不承担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导致环境恶化等，使得中国政府背上了高坏账、高能耗、高污染等宏观成本。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增速已经逐渐放缓。2008-2012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为3.8％，2004-2008年为8.8％，2000-2004年为8.3％。[6] 二、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复苏与调整 美国金融危机后，世界范围内的宏观经济政策逐渐进入正常化的调整阶段。随着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全面复苏，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及欧元区重债务国家曾经被掩饰的经济脆弱性会逐渐暴露，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将重新回到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格局。 未来3-5年，美国经济的稳健复苏势头有望持续，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逐渐进入正常化轨迹。自2008年年底开始的美联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2014年开始逐渐退出，在2015年中期有可能提升政策利率水平，逐渐恢复货币政策正常化。由此而来的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利率中枢有向上移动的压力，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有贬值压力，金融市场脆弱性增加。 随着美国经济的平稳复苏，未来美国宽松政策的退出大致分为四个步骤(参见图1)。第一步是减少每月的资产购买量。按照每次减少100亿美元、一年召开8次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计算，自2014年年初起八次会议之后，即2014年11月初，恰好将QE购买额度削减完毕。第二步是停止资产购买但维持低利率政策。资产购买规模在2014年11月减少为零以后，这一阶段也随之到来。第三步是改变长期低利率政策，正式结束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市场预期美联储首次加息可能发生在2015年年末或2016年年初。如果失业率提前降低至6.5％以下，提前加息也有可能。第四步，美联储将会致力于逐渐实现其资产负债表正常化。在首次加息后1年即2016年，美联储可能会考虑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 截至2014年11月，美联储总资产超过3万亿美元，资产结构由危机前的短期、中期国债为主，转变为以长期国债、抵押支持证券(MBS)和联邦机构债券为主。美联储不太可能主动抛售资产，而是让所持债券自动到期。[7]若如此，美联储将在2015年保持资产负债表不增不减的状态，因其几乎不持有2016年之前自动到期的国债和MBS资产，也就是说，资产负债表收缩将在2016年开始。
图1 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的可能时间安排和分阶段实施 根据IMF的估计，流入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证券投资在2013年新增了1.1万亿美元。2010-2013年间这些资本流入占新兴市场国家GDP的比重均值达到2％，过度流入的长期资本规模高达4700亿美元(参见图2)。[8]
图2 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的过度债券资本投资(占发达经济体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 Consolidated Portfolio Investment Survey(CPIS); JP Morgan；and IMF Staff Calculations.引自Lachman,Desmond,2014.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面对超量的国际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减少其对本国国内货币市场的影响，但收效甚微，新兴市场国家的本币对外汇率经历了普遍升值。此外，大量资本流入引起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债券利率大幅下降(参见图3)，在资本流入相对更多的墨西哥、波兰、南非和土耳其等国家利率下调尤其明显。全球范围内流动性宽松引起的大量资本流入导致了新兴经济体资产价格膨胀和银行体系杠杆率显著提升。
图3 证券资本流入与新兴市场国家本币债券利率变动 资料来源：Bloomberg,L.P.; CEIC Data; Haver Analysis; 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Database; and IMF Staff Calculations.引自Lachman,Desmond,2014.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图4 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脆弱性 资料来源：IM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a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引自Lachman,Desmond,2014.International Impact of the Federal Reserve's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大量资本流入对新兴市场国家可能的负面影响是对其长期经济增长前景蒙上阴影，尤其是当资本流入发生大规模逆转时，这些国家的经济脆弱性会显著增加。在图4中，纵轴表示2010-2012年间相关国家经常项目余额占GDP的年平均比重，横轴表示扣除GDP增长率之后的实际信贷增长。 图4中的右下区域列出了2010-2012年期间存在经常项目逆差且信贷过于膨胀的国家，比如脆弱五国中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巴西在面临资本流入逆转时，其货币会出现大幅贬值、甚至引发本国国内资产泡沫破裂。2013年5月，当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提出将考虑逐渐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印度卢比出现了对美元的大幅贬值，而不得不实施资本流出管制措施(参见图5)。[9]
图5 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前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际汇率变动 资料来源：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随着世界范围内主要发达国家的非传统货币政策逐渐退出，世界经济的重心将重新回到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那里(参见图6)，随之而来的将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欧元区重度负债国家经济与金融的深度调整。这会影响到这些外围国家国内金融秩序，也会影响到国际资本流动走向和国际贸易格局，更为重要的是会影响到国际经济新规则形成和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
图6 不同类型国家FDI流入规模变动趋势 说明：单位为10亿美元。 资料来源：UNCTAD，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4，Global Investment Trend. 2013年，世界范围内的FDI流动重新恢复到了上升趋势。当年全球FDI流入规模为1.45万亿美元，较2012年增加了9％。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均有显著增长。同期，全球FDI流入存量也上升了9％，达到255万亿美元。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对2014年、2015年、2016年的全球FDI流入规模的预测值分别为1.6万亿美元、1.75万亿美元、1.85万亿美元。增长主要得益于发达国家经济稳健复苏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该地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脆弱性增加，以及政策不确定风险和地区冲突风险上升，这些国家的FDI流入量会有减少。因此，未来几年的FDI增长部分将主要是流入发达国家，同时发展中国家的FDI流入仍将维持高位水平。[10] 三、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逐渐退出后的世界经济发展趋向 (一)国际经济规则进入深度调整期与中国积极参与主导权和话语权竞争 国际经济新规则将会不断推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经济活动主导权和话语权竞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世界贸易组织有被边缘化可能，过去数年达成的部分国际经济规则有成为僵尸规则的可能。 现代版的“三个世界”格局将初步形成，由相近发展水平国家领导的区域经济合作空前加强，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出现。近年来，金砖国家地位的上升以及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增强，正改变着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世界经济正在向多极化、非极化方向发展。[11]以美欧等发达国家为第一世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为第二世界，以其他国家为第三世界的国际经济格局将持续数年。 未来3-5年是国际经济规则深度调整时期。以美欧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新规则谈判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积极参与，使全球经济规则趋向不确定性增加。美欧等发达国家和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试图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新型国际经济规则，这种规则竞争将在以后数年长期存在。美欧等发达国家致力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试图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多层次双边和区域贸易投资协定，启动并主导了一系列贸易和投资谈判，[12]其中最为主要的有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多边服务贸易协定(TISA)、美国2012年双边投资协定范本(BIT)等。 (二)价值链分工深化导致国际分工秩序重新洗牌 国际分工正在由货物商品生产的分工向服务和知识商品生产的国际分工拓展。美欧再工业化战略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各国对现代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竞争成为焦点，高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步伐加快；服务业梯度转移不断强化，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全球开放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国际服务贸易正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2014年年底，全球国际分工格局受跨国公司主导。在成熟的制造业中，发达国家控制研发、品牌以及销售网络等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处于制造业低端。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新一轮产业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控制者，通过关键技术、产业标准、产品标准等控制了产业的高端价值链。 基于国际分工的国际化企业推动了资本和劳动要素在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进入到了要素国际化阶段。其中的资本国际化程度最高，其次是高端人才资源国际化。企业国际化已超越传统的国际贸易形式，跨境投资和参与价值链分工构成了当今国际化企业活动的主体内容。由国际化企业主导的价值链分工深化，推动了全球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迅速发展。 几乎所有国家在利用自身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分工的同时，正在努力提升本地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争取将高端价值链留在本地发展。美国在2011年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旨在重振本土制造业，重塑国家竞争优势。它并非简单地将外移工业重新转回，而是要在国内发展更为高端和先进的制造业，鼓励科技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美国制造业协会明确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四大目标：第一，从现在到未来，美国要成为世界上最优越的制造中心和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地方；第二，拓展全球市场，未来美国制造商的市场要扩大到95％的国外顾客；第三，美国制造商要拥有符合21世纪经济需求的劳动力；第四，未来美国制造商要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创新主导者。美国实现“再工业化”的措施包括：运用新的技术、信息和互联网的优势对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重新定义并整合发展，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劳动效率，降低单位劳动成本。[13] (三)全球经济保护主义逐渐替代贸易保护主义 以全球经济再平衡为名的国际经贸冲突日益增多，全球经济保护的核心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支撑本国经济利益及其相关产业和行业的技术创新。企业按照市场规则在国际范围内广泛参与竞争的同时，面临更多的投资和贸易壁垒。 全球经济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以一种持续失衡的状态运行。全球经济失衡不只是贸易失衡，还涉及全球金融、投资等失衡。[14]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要求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承担起更多的全球经济治理义务，正以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名义实施新的贸易和投资保护。 这种国际经济保护主义不仅体现为进口国政府对传统产业的保护，还体现为对新兴产业的保护；不仅体现为制造业领域的保护，还体现为服务行业以及科技领域的保护；不仅体现为产业和产品的保护，还体现为融资和投资方面的保护。[15]这种国际经济保护主义既限制商品流动又限制生产要素的流动，不仅影响到某个特定产品的贸易，更多的是对整个生产过程产生影响。 四、新常态下中国发展双向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 (一)新的竞争优势正在取代传统优势，中国利用外资结构变化显著 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重要优势。[16][17]经过30多年发展以后，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从国有经济向非公经济转移的速度开始放缓，规模开始缩小，出现了总量过剩和局部短缺并存的劳动力供求新格局，劳动要素成本上升长期化。此外，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人口老龄化、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环境恶化、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水平不高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中国过去数十年参与全球经济活动依赖的生产低成本优势难以持续。 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1978-2013年，中国的人均实际GDP年增速约为8.7％。在经济总量上，中国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经济比重约为11.5％，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量达3.8万亿美元，占全世界份额的11.05％，排名世界第一。当劳动力成本等优势逐渐丧失时，已经形成的在世界范围内举足轻重的发展中大国经济体量、快速增长的人力资本、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成长的市场容量、过去发展所产生的产业集聚以及大幅改善的法治环境和政府管理体制，正成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新优势。 在过去数年特别是1990-2004年，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与中国资源的匹配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中国内地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资本形成、政府税收等的贡献正趋于稳定，中国引进国际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逐渐趋缓，存量外资在中国内地自东向西、自南向北的梯度转移速度加快。②增量外资进入区位从珠三角和长三角逐渐扩散到渤海湾地区，从东部沿海地区逐步扩散到中西部地区；进入行业逐渐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部门，采取独资形式的外商直接投资多于合资和合作形式。[18]随着新的竞争优势逐渐形成，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正逐年提高，结构更加合理。 (二)以内需扩大为支撑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收益正在形成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体量已经接近国际经济体系所能吸纳的极限。中国的出口产品规模和占全球市场的份额不可能无限制增长。近年来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受国外需求的约束日益明显。大量出口增加了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人民币汇率、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宏观层面的制度性摩擦也明显增多。 居民收入增长和内需市场扩大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构成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新的红利来源。[19]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必将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第一，从利用别人的市场转向利用自己的市场；第二，从低级要素利用转向高级要素吸取；第三，从被动适应全球化竞争转向主动创造全球化战略机遇。 (三)中国亟须调整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 中国发展方式转型不仅是国际环境推动使然，更是国内环境倒逼的结果。随着劳动要素成本上升等情形出现，中国亟须从“数量、价格”的传统比较优势向“质量、效益”转换，形成新的竞争优势。[20]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引进外资竞争正从以前数十年来与发展中国家竞争，转向与发达国家竞争。 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高速增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本土企业的竞争优势与海外资源的有效配置。这里的资源既包括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也包括人才、知识等专有资产。前者主要在发展中国家，后者主要在发达国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由追求总量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侧重内涵质量提升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的大趋势，是中国经济社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伴随这种变化的将是中国政府职能、经济结构、产业政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 (四)新常态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市场拓展效应相对明显，而制度创新效应不足。通过发展双向直接投资，有助于化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实现发展方式转变，也有助于通过扩大开放和加强引导国际秩序变革的能力来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劳动成本上升、劳动保护加强、土地成本上升、环保成本上升、能源使用成本上升、优惠政策取消等投资环境变化会限制资源依赖型和劳动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但特别有利于技术先进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美欧“再工业化”战略，发达国家宽松货币政策退出，以及国际范围内的投资规则变动，这些都增加了中国进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难度，但也有利于中国从利用外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转型为更多地利用外资进入的制度创新效应。 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一直大于对外直接投资流出，其对外投资水平相对低于全球平均水平；随着人均GDP水平进入邓宁(J.Dunning)所说的FDI第二发展阶段后期并逐渐转入第三阶段，③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会快速增长。 竞争优势转换和发展战略调整正推动中国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21]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中国企业收购当地企业或实施战略合作提供了绝好的机遇。以资金实力或金融支持为前提，传统加工贸易模式中从事代工的中国企业通过收购发达国家品牌和技术所有者，而向价值链高端挺进无疑将成为其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有效途径。 当然，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也使得中国整体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有所增加，新的制度推出、双向直接投资的发展、境外扰动传入渠道和复杂度增加等，对中国政府部门的服务和管理能力、中国基础设施承接能力和现有经济园区的功能整合，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风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 此外，中国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和探索，将不得不在内部经济均衡和外部经济均衡之间进行权衡，进一步吸引外资将不得不在外资进一步进入和本地幼稚企业发展之间进行权衡，并受到已有存量外资结构固化的影响。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境外人员的人身安全风险、境外资产被征用、本地资金外逃风险以及跨国境经济纠纷增加风险。 五、新常态下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对策 (一)中国发展双向直接投资的主要目标 1.发挥双向直接投资的制度创新功能，探索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和制度安排；获取金融市场人民币利率完全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全面开放金融、医疗、文化等产业；为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提供依据和蓝本。 2.加大现代制造业中高端价值链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力度，允许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到更多的现代服务业部门。金融、保险、期货、医疗、教育、文化、旅游、建筑设计、展览等行业的引进外资争取有新突破，将世界范围内的跨国公司总部尽可能多地引入中国。支持本土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拓展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和地区分布，培育中国本地的跨国公司，争取更多的中国本地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 3.全面构建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和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框架和服务支持体系。依据竞争中立原则，梳理已有制度法规条例，根据劳动标准、环境标准等完善已有的外资超国民待遇条款；建成有利于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融、税收、信息、培训等相对完善的支持体系，在境外主要地区广泛建立中国本地企业联络处和办事机构。 4.对现有的各类经济园区进行结构整合，通过对存量外资实施全面检查，对现有外资企业中不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进行清理和调整。就存量外资对本地的经济贡献进行评估，分类别树立外资企业典型，提高外资经济的本土化程度。 (二)中国发展双向直接投资的总体思路 在实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战略时，我们应坚持探索和构建有助于中国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的制度基础，达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目标。通过全面提升引进外资质量和积极支持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外资企业本土化和本土企业国际化。具体来讲，中国今后数年的双向直接投资发展应做到以下“四个坚持”。 1.坚持探索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有生产关系中的部分上层建筑会逐渐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只有对其进行改革才能满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强调发展双向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可持续发展，着力点是推动涉外法律体系、政府管理方式创新。通过发展双向直接投资，探索新时期开放型经济发展经验，特别是探索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路径，完善金融市场的境内外资源配置功能。 2.坚持双向直接投资发展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服务。实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本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相结合的“双向直接投资”开放战略，应着力于巩固中国传统优势产业，培育新兴战略性产业。在发展双向直接投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存量外资对中国本地企业中间投入品需求所产生的联系效应，发挥现有外资企业对中国本地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现代化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溢出效应。在此过程中，需要加大现代服务业增量引资力度，坚持金融服务等敏感性行业“先对内开放再对外开放”的开放模式。 3.坚持以中国本土企业竞争力提高为目标发展双向直接投资。经济竞争力的核心是企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是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坚持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联动发展，目的是实现外资企业本土化、本土企业国际化，全面提升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为此，需要强调内外资国民待遇，并通过规范外资企业的市场行为，维持外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本土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有序竞争。 4.坚持控制对外开放风险。在发展双向直接投资时，需要坚持以风险可控为前提，重点是防范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过程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产业结构失衡和产业空心化风险；保护境外人员和资产安全，[22]不断提高政府和企业及整个社会对全球经济冲击扰动的应对能力。 注释： ①2013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927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31.5倍，年均增长41.7％。 ②从区位分布来看，1980-2000年，中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中87.9％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共占66.8％(何兴强，2008)，而2000年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商务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课题组(2004)发现，外商投资企业向沿海地区中较落后地区转移的现象非常明显，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主要是出于地理位置、综合成本、资源优势、政策支持等因素考虑；国家商务部2012年的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在东、中、西部地区的金额分别为925.13亿美元、92.87亿美元和99.16亿美元，分别占中国年度实际利用FDI总额的82.8％、8.3％和8.8％，与早期相比向中西部地区加快转移明显。 ③邓宁(Dunning)的五阶段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表明，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等于对外直接投资额减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与该国人均GDP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将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人均GDP低于1500美元的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几乎为零，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第二阶段，人均GDP在1500～7700美元之间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相对较少，但本地的投资环境改善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负值，且绝对值有增大趋势；第三阶段，人均GDP在7700～22000美元之间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外资输入规模同时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依然表现为负值，但绝对值有缩小趋势；第四阶段，人均GDP超过22000美元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明显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明显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趋势。2013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6807美元，根据Dunning的对外直接投资五阶段理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第二阶段，即随着国内企业竞争力(垄断优势)增强，企业对外投资活动将逐渐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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