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技术产业两种模式的比较研究——美国企业家型公司与日本大公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日本论文,美国论文,大公司论文,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以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为实例，指出一项技术进入成熟期后，其技术发展的轨道相对确定，从而使长期投资成为可能；而技术本身日趋复杂，使资本设备投资和R&D投资的费用不断增加；随着主导性技术范式的形成，竞争从产品设计竞争转移到了成本，价格和性能的竞争，渐进工艺创新的经济意义超过了产品创新，大规模制造技术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日本多元经营、垂直一体化的高技术大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与美国企业家型的高技术公司相比，更适应成熟期技术的要求，因而在处于成熟期的高技术领域（如DRAM元件）的竞争中占了明显的上见。
关键词：技术范式 企业家型公司 大公司
一、引言
随着硅谷在70年代的崛起，“硅谷现象”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注意。硅谷及麻省128号公路等地区发展高技术产业的经验成了世界各国建立高技术园区的直接动力和榜样。
然而，无情的现实却是，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受到了日本强有力的挑战，以半导体为例，美国在世界半导体市场及半导体设备市场上所占份额不断下降，而日本所占份额则不断上升。
与美国高技术领域的“企业家创业神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高技术产业的主力几乎都是多元经营、垂直一体化的大公司。那么该如何解释日本的成功呢？
二、当代技术范式形成之后…
在1987年美国国防科学委员会对25项微电子技术所做的美日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主要是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SRAM)，存储技术，逻辑元件技术，光电子技术，硅材料和砷化镓材料等领域领先于美国，其中DRAM.SRAM，存储技术等属于进入成熟期的技术（即技术范式已经形成），而光电子技术属于“综合创新”技术。在高度创造性、知识密集、设计密集的微处理器和专用逻辑电路领域，美国仍保持领先。（见[7]）
一项技术在其技术范式形成而步入成熟期后，有着如下特点：①主导技术设计已经定型，竞争从设计竞争转向价格、性能等方面的竞争，大规模制造技术及通过“学习效应”来降低成本在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②技术日趋复杂精细，安置专用资本设备的投资和研究与开发的费用越来越高，而技术前景的相对确定也使得长期投资成为可能。③在技术创新方面，工艺创新的重要性超过产品创新，上一代技术创新与下一代创新的连续性相当强。
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只有适应了上述特点的要求才能在成熟期的技术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技术成熟期，曾经做出过重大技术发明的公司与后来的“模仿公司”相比，并不必然地享有竞争优势。[8,9]
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DRAM技术的情况，该项技术在技术范式形成后，其发展轨道为：4K→16K→64K→256K→1Mb→4Mb。
从进入集成电路市场所需的投资来看，投资额逐年递增，其中，1977年是从大规模集成电路LSI进入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的转折点，而1989年则开始向“极超大规模集成电路(UVLSI)”进军，所需的投资额在这2个转折点有跳跃式增加。同时，为推动DRAM技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R&D投入也相应地不断增加。
从进入DRAM市场的公司来看。在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4K→16K)，企业家型公司在技术创新中起了重要作用，Intel和Mostek这二家美国公司在推出其最新的DRAM产品时，尚处在公司的起步阶段。然而这种优势并没有能保持下去，从64K DRAM开始，大公司开始在技术创新中居统治地位，这一情况在256K DRAM后表现得越发明显，创新主体成为NEC，日立.AT&T等大公司（日本的Oki公司是其中一个例外，但它所占市场份额很小）。尽管美国的两家企业家型公司Micron公司和Vitelic公司分别在64K阶段和256K阶段挤入DRAM市场，并坚持到了1Mb阶段，但它们在技术上的重要性和在市场上所占份额与大公司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10]
可见，进入成熟期的技术从资金、工艺知识和组织结构等方面给企业家型新创公司的进入设置了重重障碍，技术进步的接力棒也相应地传到了大公司的手中。
三、日本大公司与美国企业家型公司的对比
日本大公司的组织特点是垂直一体化，经营方针则是多元化，很少单纯依赖一种产品的销售。如表3所示，表中日本公司的半导体销售额在公司总销售中所占比例，一般都低于10%，仅有NEC公司略高(17.8%)。这6家日本公司在日本半导体产品的总产量中占了80%，在半导体产品的总消费量中占60%，在计算机的总销售额中占80%，在通讯设备的总销售中占80%，在电子消费品的总产量中占50%。[11]而美国的企业家型半导体公司的半导体销售额在公司总销售额所占的比例均超出69%（TI和Motorola公司已非典型意义上的企业家型公司）。美日两国在世界半导体市场上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多元经营、垂直一体化的日本大公司与美国企业家型公司之间的较量。那么，这两种公司模式在实际运作中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稳步前进与大起大落
世界半导体市场经常出现周期性的市场波动，当半导体生产部门因此而遭受损失时，日本公司可以利用其它部门的赢利来支持半导体生产部门，从而减少风险。财阀体制下与大公司关系密切的日本银行也能向半导体生产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这样一种长期的投资战略非常有利于半导体生产的发展。例如，当1978～1979年间半导体市场出现衰退时，日本公司反而加强了对存储元件技术的投资，到1978～1979年市场回升时，日本在16K DRAM元件的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已从以前不到5%跃升至40%。同样，当1985～1986年间半导体市场出现严重衰退时，日本公司并没有放松对半导体工业的投资，资本设备投资在销售额中所占比例仅从1984年的35.8%（35.08亿美元）下降到1985年的33.8%（29.6亿美元），1986年市场跌入谷底时，这一比例仍高达21.8%（25.86亿美元），结果到1987～1988年市场复苏时，日本公司完全主宰了1Mb DRAM芯片的世界市场。[12]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企业家型的半导体公司在市场波动面前显得非常脆弱，一旦市场衰退，需求减少，这些公司在资金上便捉襟见肘。它们应付危机的典型方法通常是：降低产量，削减资本设备和R&D投资和解雇工人。例如，在1985～1986年的衰退期，美国半导体的资本设备总投资在总销售额中占的比例，从1984年的21.5%（30.1亿美元）下降到1985年的16.8%（17.89亿美元）和1986年的8.7%（9.9亿美元），1985～1986年间，美国半导体公司共解雇工人65,000名。很多公司由于资金困难而退出市场，例如，著名的Mostek公司由于资金问题于1985年宣布破产；Fairchild公司也因为资金困难险些被富士通公司收购（后来美国政府被迫出面干预）；另外一大批美国中小型半导体公司纷纷退出通用型存储元件（如DRAM）市场，转向投资小、知识密集、设计密集的专用集成电路领域。（见[11]）而正是在1989年，日本在世界半导体市场上所占的份额(45%)首次超过美国(43.1%)。
2.相互协作与各自为政
半导体存储元件虽然是设计最简单的一种芯片，但由于它的需求量最大，因此它是检验半导体大规模制造技术的“试金石”。半导体芯片的生产率和成品率需要高度自动化的生产设备、检测设备，先进的CAD设计系统及半导体材料技术等多方面的密切协作来保证，而日本的工业组织结构为各个相关技术部门的相互协作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例如，日本第4大半导体公司富士通公司每年150亿销售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它生产的IBM兼容计算机，同时该公司还拥有日本两大半导体检测设备公司之一的Advantest公司22%的股份，拥有日本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公司-Fanuc公司-40%的股份；NEC公司也拥有日本另一家主要的半导体检测设备公司-Ando公司-51%的股份。[13]因此，日本的半导体制造公司与设备供应商和材料供应商之间可以相互支持，开展合作研究，交流技术信息，共同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这些合作还得到了日本通产省的大力支持。
美国高技术工业结构的特点却是条块分割。分割有二类，一种是水平分割，以半导体工业为例，它分割为5块：为外部市场生产的公司，仅供内需而生产的公司（如IBM.AT&T），集成电路生产公司，设计公司和转包制造商，其中多数是高度专业化的中小型公司，技术力量单一。另一种是垂直分割，从R&D到制造这一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分别为不同的公司所割据。以专用集成电路的生产为例，芯片的设计由专门的设计公司A来负责，芯片制造可能又是B公司的事了，组装则由C公司来完成，生产过程所需的测量、检验设备又是由其它公司所提供。只有LSI Logic等少数几家公司能进行集成化的生产。计算机工业与半导体工业之间也存在着垂直分割，除IBM、DEC、HP等几家大公司外，其余的计算机公司所需芯片都依赖于外部供应商。[14]Intel公司为了打破这一局面，开始用自己生产的微处理器生产微机和工作站，其它计算机公司对此怨声载道，作为报复，Intel公司最重要的客户之一，Compaq公司决定向Intel公司的竞争对手，NexGen Microsystems公司提供资金支持。[15]
过度分割的美国高技术工业结构使不同公司之间很难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公司之间空前激烈和过度的竞争，企业家、风险资本家们“一夜致富”的心态，使得每一家公司都希望利益归自己，麻烦给别人。在美国半导体工业中，半导体制造商与设备供应商和材料供应商之间很少有合作的传统，盛行的做法是“保持一定距离”，一旦发现价格更低的供应商，制造商们马上“另觅新欢”，“只要你的价格最低，我就买你的”。[16,17]在这种情况下，半导体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能及时反馈给设备或材料供应商；而设备供应商也不能根据制造商的要求来改进设备的设计。
为了降低集成电路的生产成本，美国半导体公司通常将集成电路的组装工作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如第三世界国家），美国公司出售的集成电路中，有80%是由第三世界国家组装的。[18]但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芯片的制造需要将设计、制造、组装和检测的全过程集成化，为了提高芯片的成品率，对制造和组装的自动化程度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时，美国公司的做法就不利于成品率的提高了，相反，日本的集成电路有90%是由自动化的设备组装的。（见[18]）而技术、组织结构单一的美国半导体公司在芯片集成自动化生产的昂贵的资本投资面前只好望而却步。结果美国公司生产的芯片在质量成本和可靠性上都竞争不过日本。
美国的计算机公司与半导体公司之间也缺乏相互支持。当芯片供大于求时，计算机公司迫使芯片供应商之间大打价格战，“谁便宜，我买谁”；一旦芯片供应出现紧张，芯片供应商毫不犹豫地哄抬价格。为预防短缺而先囤积芯片成了很多计算机公司的家常便饭，但这不但占用了流动资金，而且造成虚假的“需求信号”，刺激芯片生产，一旦芯片过盛价格下跌，囤积芯片的公司又将蒙受损失。（见[14]）
这样一个各自为政的高技术产业格局最后形成了一个极尴尬的局面：美国的计算机公司依赖从日本进品的芯片，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商不得不从日本公司购买设备，而美国半导体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又屡受日本公司重创。
美国高技术产业的另一个严重缺陷是硅谷、128号公路等地区的高技术公司与传统的消费品工业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美国的高技术公司很少生产民用电子消费品，另一方面，那些大型电子公司，如通用电气(GE)和西屋(Westinghouse)等，它们的高技术主要服务于军事部门。美国半导体销售总额中仅有6.4%流向电子消费品工业，半导体产品最大的用户是计算机、通讯和军事部门。（见[14]）这样，一方面美国的高技术公司失去了象电子消费品这样一些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美国的传统产业部门也不能及时地利用高技术来加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在1989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承认美国的电子消费品远远落后于日本，并且指出，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严重损害美国工业未来的竞争力和美国在电子工业中的领先地位。[19]
Intel公司曾一度涉足电子手表市场，但很快就退了出来，因为公司成员们发现他们不会同广大普通顾客而只会同电子行业的同行们打交道。（见[2]）这一事例不是孤立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的高技术公司只适合搞技术竞争而不适合搞推销竞争，反映出了追求技术的高精尖的美国高技术公司在企业文化上与传统产业的不同。而传统产业无疑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体会到了这一点，研究汽车与半导体产业之间公共关系的专家R.Palmer发现美国的半导体公司在同汽车公司打交道时缺乏耐心，处处显出一种技术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20]二者不能较好沟通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美国汽车电子化的水平大大落后于日本，因而影响了美国汽车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
相反，在日本多元经营的大公司中，高技术部门与传统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一方面，传统产业部门的赢利可以用来支持处于困难时期的半导体部门，另一方面，半导体部门生产的芯片也不断地被应用到传统产业部门中，生产出新的消费品，如：随身听，微型电视，CD唱盘，全自动洗衣机等。将芯片应用到机械制造中则诞生了机械电子学，日本人甚至认为“没有芯片的机器是不可想象的”。[21]由于不同技术部门之间的密切协作，使日本在诸如机械电子学，光电子技术，机器人技术等综合创新技术领域走在美国的前列。
3.稳定与分化
在有关美国高技术产业的文献中，“分化”(Spin-Off)大概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了。绝大多数分化公司是从现有公司中分化出来的，“你能做老板，我也能！”是那些另立门户的企业家的普遍心态，风险资本家则为这些分化行为提供了机会。
在技术范式尚未确定的时期，技术的各种可能性的前景还不确定，投资的风险相当大，各个新公司沿不同的路径去探索，将投资的风险分散化，有利于寻找最佳的技术途径，从而确立一项技术范式，例如通过60年代硅谷众多公司的探索而形成了集成电路这一技术范式。当大公司为保护既得利益而故意压制某项技术发明时，或因错误判断一项技术的前途而决定放弃时，分化公司通常能有效地推动技术进步，如Apple公司在个人微机上的巨大成功。但是当技术范式形成，技术发展的转道相对明确，渐进工艺创新的经济意义超过了产品创新后，公司分化互相拆台的恶果就突出出来了。
跳槽者（多数为跳槽小组）通常在母公司某项研究的市场前景初露端倪时，将一些关键的研究人员、工艺专家或市场营销人员拉出去另立门户，对原有研究进行商品化开发之后向市场推出新产品。母公司由于元气大伤无力还击，新生公司便一时独领风骚。新创公司的规模小，技术力量单一，经营思想也不可能马上转到规模经营上来，而竞争者已经开始向市场推出同类型的产品了，它的目光自然投向另外一个新的产品创新，这时又该它面临“分化恶梦”了。同时，市场每出现一次波动，就会有一批中小型公司被“抖出市场”，而这时，实力雄厚的日本公司就来收购这些破产的公司及其技术了。
日本大公司的“终身雇用制”则能够保证一支稳定的技术队伍，从而可以充分挖掘一项技术创新的经济潜力。半导体领域绝大多数重大创新都是美国人首先做出来的，日本人在引进这些技术之后又做了大量的渐进创新，从而在半导体大制造技术上超过了美国。日本在集成电路领域的专利超过了美国，这当中多数属于渐进的工艺创新，这些努力最后在生产率、成品率、市场占有率上都得到了回报。这些成就与日本公司有一支稳定技术队伍是分不开的。
70年代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美日两国在半导体领域内的大战却带给我们很多启发。“硅谷模式”并不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唯一模式，“小的也并不总是好的”。范式形成之前的技术与范式形成之后的技术有着不同的特点，相应也要求不同的工业结构和组织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当一项高技术处于萌芽时期时，产品创新层出不穷。各个公司分别沿不同的技术途径探索，最终目标是找到最佳的技术发展方向。一旦技术范式形成，技术发展的轨道相对说来明确化了，工艺创新的重要性超过了产品创新，通过大规模制造技术的改进，通过管理来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成为了首要的任务，这时就该大公司唱主角了。因为它们有雄厚的实力来进行长期投资，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来促进渐进工艺创新，并且有能力调动多种相关技术协作攻关。这从而提醒我们，在制订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特点，从而制订相应的战略和政策。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各种高技术之间及高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的互相依赖性，努力探索加强不同技术部门之间体制性联系的渠道和方式。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标签：集成电路论文; 半导体论文;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论文; 计算机的发展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日本工业论文; 美国公司论文; 芯片论文; dram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