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本哈根气候博弈与中国角色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本哈根论文,再认论文,中国论文,气候论文,角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备受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作为规模空前的一次气候谈判，来自世界19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和企业界的4.3万名代表参与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包括119位国家和政府首脑。各国领袖齐聚哥本哈根，为的是共同商讨《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国际社会协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后续国际制度安排，这些安排无疑会对全球气候安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也会对世界各国在维护气候安全背景下的发展模式进行约束或重新定义。然而，这次被形容为拯救地球的会议，却没能在“童话之国”编织令人欣慰的童话，唯一留给世界的是一份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
一、哥本哈根会议：预期与结果
根据2007年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3次缔约方会议通过的《巴厘行动计划》(Bali Action Plan)，2009年哥本哈根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将努力通过一份新的“哥本哈根协议”，以延续2012年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众所周知，《京都议定书》从1997年签署到2005年生效，前后经历了8年，考虑到协议的实施操作环节所耗费的时间，如果国际社会不能在2009年的缔约方会议上达成共识，那么在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将没有相应的国际气候制度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这必然导致人类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遭到重大挫折。正因如此，公约秘书处2009年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紧锣密鼓地安排了5次谈判活动，以期各方在多次对话中消除分歧，促成在哥本哈根大会形成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协定。
国际社会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落实2007年12月通过的《巴厘行动计划》，即：达成一个气候协定，就2050年的长远目标有一个共同愿景；发达国家在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排25%-40%；发展中国家采取适当减缓行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毁林。然而，由于各国在谈判中不同的利益诉求，构建未来气候制度的谈判几乎陷入僵局，把棘手的问题留给了哥本哈根气候大会。
实质上，哥本哈根会议充满火药味的背后，是南北两大阵营在多个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这些问题包括：是维持《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双轨谈判，还是按照一些发达国家的主张把双轨谈判合并成一条轨道，抛弃《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2013-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资金机制；以及各国减排行动“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三可）的实施方式等。这些问题既是谈判的焦点问题，同样也是构建未来气候制度的关键问题。
通过与会各方夜以继日的共同努力，大会在最后时刻终于达成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确立了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大致轮廓。《哥本哈根协议》的关键内容有三点：一是长期行动目标方面，维持了此前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不超过2℃的共识。二是要求发达国家在2010年1月31日前，补充完善其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每两年向UNFCCC提交一次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信息通报，受到资金和技术援助的减排项目及减排量则需遵守“三可”(MBV)等相关规定。三是资金供给方面，在有意义的减缓行动和透明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到2020年每年共同筹集1000亿美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和适应需要；在2010-2012年间发达国家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
《哥本哈根协议》显然没有达到国际社会的预期，也因此广受国际环保组织的批评。《哥本哈根协议》没有能够作为大会的决定获得通过，大会只是“注意到”有这样一份文件。这样一来，《哥本哈根协议》的性质、对哪些国家有约束力、有多大约束力甚至能否作为联合国的文件都成了问题。估计各国会出于不同原因对《哥本哈根协议》做出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表态。但《哥本哈根协议》毕竟达成了一些政治共识，对开启今后的谈判也具有积极意义。具体表现在，《哥本哈根协议》坚持并维护了《公约》和《议定书》“双轨制”的谈判进程，反映了各方自“巴厘行动计划”谈判进程启动以来取得的共识；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最大范围地将各国纳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行动，在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哥本哈根会议不是谈判的结束，而是新一轮谈判的开始。人们有理由对此次会议感到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至少，各国都亮出了底牌，也学会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不合理的预期，这会为后续谈判奠定一定的基础。2010年12月公约第16次缔约方大会将在墨西哥举行，由于哥本哈根协议中发达国家减排目标、国际合作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机制、与“三可”(MRV)相关的发展中国家适当的减排行动等议题尚待明确，通往墨西哥之路必定坎坷而艰难。
二、哥本哈根博弈：中国地位凸显
自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国际社会对全球变暖空前关注，希望各国切实拿出应对行动。加上世界各国媒体对哥本哈根会议召开铺天盖地的空前报道，国际社会对这次会议异常期待。这使得哥本哈根谈判不仅是政治性问题，也成为一种道德问题，拖后腿者将遭受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为了避免成为舆论谴责的对象和背负“历史罪国”的骂名，各国都力争抢占道德制高点，以转移舆论压力。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日本、新西兰、俄罗斯等发达国家相继提出了自己的减排承诺，主要发展中国家也不甘落后，提出了各自的自主减排目标。
回眸哥本哈根，谈判依然延续着三足鼎立的旧格局，即欧盟、伞形集团和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这三大集团相互制衡、共同影响谈判结果。欧盟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公约》生效之初，欧盟仅有12个成员国，1995年扩大到15个，如今已有27个。伞形集团形成于1997年，由9个国家构成，即：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冰岛、俄罗斯和乌克兰。伞形集团这一名称从何而来，至今尚无定论，该集团也从未对此发表过声明或解释。但一般的说法是，伞形集团国家在地图上的位置用线条连起来就像是一把伞，故此得名。七十七国集团成立于1964年，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中国多年来一直与之有良好合作。作为一个大的谈判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开始于国际贸易领域，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旧格局依然存在，但一些新的形势在哥本哈根也开始出现。首先，欧盟推动谈判进程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下降。欧盟多年来一直是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积极推动者，并自称为领导者。在清洁技术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情况下，欧盟未来减排成本日益增加。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欧盟在做出更积极的减排承诺方面变得十分谨慎，在哥本哈根会议中依然沿用其一年多前提出的目标，即到2020年比1990年水平减排20%，如果其他国家也同样付诸积极行动，则欧盟将减排30%。这一减排承诺只是达到IPCC报告提出的“发达国家到2020年比1990年减少25%-40%”的基本要求，因而谈不上积极。
其次，美中两国的谈判地位突出，成为主要焦点。美国和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具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国家，也是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年度排放均超过全球总量的20%，已然成为排放超级大国。全球减排行动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中两国的作为，这使得两国成为哥本哈根谈判的主要焦点。但是，国际社会对于美中两国的期待角度并不相同。国际社会希望美国停止拖后腿行为，承担起领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希望中国能够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施加压力，以推动全球气候协议的达成。正是由于推动全球气候合作进程的初衷，中国宣布了2020年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水平上降低40%-45%的目标，此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带着先入为主的怀疑与偏见，对中国的积极承诺说三道四。这在增加中国谈判压力的同时，也削弱了两大阵营之间本来就少的政治互信，从而影响了谈判的推进速度。
最后，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出现了不一致的声音。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内部存在诸多子集团，彼此间利益诉求差异较大。小岛国联盟关心的是海平面上升对家园的毁灭，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和非洲集团偏重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融资问题，石油输出国集团则关注全球减排行动对能源需求的影响等等。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小岛国联盟和非洲国家集团数次退出会场表示抗议，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利益的分歧使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在很多时候难以取得一致共识，削弱了集团的整体力量。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在哥本哈根的最大变化莫过于由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组成“基础四国”(BASIC)。基础四国的形成有助于协调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有利于凝聚和领导发展中国家，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发展中国家之间分歧的加大。
气候变化博弈的背后是经济利益，因此各方在谈判机制、减排目标、资金供给和透明性等焦点问题上角力颇多。因为这些问题涉及中国的原则立场和谈判底线，因此哥本哈根会议上中国与发达国家针锋相对，表现抢眼。
首先，《京都议定书》的存续问题。根据“巴厘路线图”安排，哥本哈根谈判是一种“双轨”机制，即《公约》框架下的长期合作谈判与《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后期承诺谈判。这种安排的好处是，既能将美国纳入谈判进程，又可以维持各阶段承诺的连续性与可比性。然而，哥本哈根会议一开始，发达国家就主张将谈判并轨，仅保留《公约》框架下的谈判，试图废除《京都议定书》。理由主要是《京都议定书》缺少美国的参与，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大国都不承担减排义务，而且议定书只涵盖了世界约三分之一的排放。实际上，巴厘岛气候变化大会以来，发达国家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有重大退步，双轨谈判变一轨的目的也在于要求发展中大国承诺强制性减排义务。在这个问题上，与会发展中国家空前团结，依据《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巴厘路线图”授权据理力争，使谈判继续按照双轨制进行。但小岛国家图瓦卢谈判代表提出，在已有的《京都议定书》之外，另建工作小组来商讨一个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全球协议，将所有国家纳入强制减排行列，否则将停止谈判。这让中国陷入矛盾和紧张的谈判之局。
其次，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目标。减排问题是气候谈判的首要问题。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的政治意愿是左右国际气候谈判的关键。欧盟的目标是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下降20%；如果其他国家做出可比的减排，欧盟将减排幅度提高到30%。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仅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而且还未得到国会批准。日本承诺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5%，但该目标是有条件的，哥本哈根会议必须达成一个有效和全面的国际气候协定。澳大利亚将单方削减幅度从5%提高到15%，如果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大国也大幅减排，则可以提高到25%。俄罗斯提出2020年将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至25%，但俄目前的实际排放水平相对1990年下降了34%，上述目标意味着未来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发达国家的中期减排承诺最明显的特点是不仅留有余地，而且以他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减排承诺为条件。根据各工业化国家所做出的减排承诺，到2020年工业化国家整体相对于1990年排放水平将减排5%-17%，距离IPCC报告要求到2020年在1990年水平上至少减排25%-40%的目标有相当大差距，不足以保证把全球温升控制在工业革命前2℃以内。①发达国家不仅中期减排意愿缺乏，而且在长期减排目标方面，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别制订了2050年人均排放目标。其中，发达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为2.67吨，而发展中国家则为1.44吨以下（来自于“丹麦草案”）。这种毫无公平基础、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的行为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震怒，也就有了中国代表在新闻发布会上点名批评欧盟和美国减排目标力度不够的一幕。
第三，资金供给和受援对象。资金问题是《巴厘行动计划》授权谈判的四个支柱内容之一。世界银行最新研究指出，发展中国家仅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上，每年就需要至少4000亿美元。然而，发达国家所作的供资承诺，都离公约要求相去甚远。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公开表示，中国坐拥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美国的公共资金肯定不会流向中国。欧盟首席谈判代表也紧跟美国，认为中国、印度、巴西等不需要额外的资金援助。在“丹麦草案”中，发达国家仅提出2010年至2012年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基金，也凸显分裂发展中国家阵营的用意。对于发达国家这种既保守又试图破坏发展中国家团结的做法，发展中国家予以嘲讽和抵制。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苏伟指出，100亿美元平均到全球，人均不到2美元，连买棺材板都不够。为缓解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发达国家相继提出一些新的供资承诺。其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突破性”地提出了发达国家的供资新目标：美国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到2020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这一目标虽然离《公约》的要求还有些距离，也没有阐述资金的具体来源，更没有说明美国将会出资多少，但它基本上算是发达国家的一个重大让步和会议的重大进展。需要提及的是，希拉里提出的新供资承诺也并非无条件的，前提是所有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减排行动都必须是透明的，尤其是发展中大国。
最后，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透明性与核查问题。在发展中国家行动问题上，《巴厘行动计划》虽做出安排，但包括《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在内的所有政治协议都没有要求发展中国家做出有约束性的量化减排承诺。这是分阶段谈判的一种制度安排。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相继提出了到2020年各自的减排承诺②，得到了包括大部分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在承认发展中国家减排承诺力度很大的同时，在自身没有新的积极承诺或让步的前提下又要求主要发展中国家做出进一步减排承诺。言外之意，主要发展中大国自愿减排的措施，必须置于国际整体减排框架下，需要接受国际核查，应是有约束力的。这样的要求挑战了发展中国家的底线。对于发达国家这种采取双重标准和违反“巴厘路线图”授权的做法，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提出：绝对不接受国际“三可”（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是自主自愿的行动；只有那些在获得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的行动，才应接受“三可”监督。中国表示，中国会坚守自己的承诺，其承诺不具有国际约束力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做得更少”。中国减排是自愿、自筹资金的，国际没有权利检查。实际理由是国家安全。
三、反思哥本哈根：中国角色的再认识
哥本哈根会议受挫，国际社会都在深刻反思。检讨这次会议，进一步思考和完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战略和方针政策，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中国是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按照国际能源署的能源统计，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在2007年已成为全球第一，人均排放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而且全球新增的二氧化碳排放约有一半源自中国。中国“树大招风”，由此可见一斑。国际媒体指出，中国在这次会议上展现的强势作风，见证世界新秩序的诞生。然而与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角色相比，中国的自信表现被视为负面。
1.“最好的自己”未必是他人眼中的好人
哥本哈根会议前夕，国务院会议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愿意通过自主的减排行动，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成功。正如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强调的那样，“中国自主宣布的减缓行动目标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同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我们言必信，行必果，一定要实现目标，甚至会做得更好，这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实际上，中国的碳减排承诺目标是具有挑战性的。中国人口众多，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始终没有停止。这就意味着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面临巨大压力和特殊困难。单单从城市化进程来看，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5%，按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率，需30年才能达到75%。也就是说，从现在到2040年，中国要增加城市人口4.5亿，相当于欧盟27国的人口。城市基础设施、住房、就业、消费、能源和排放需求不应低估。为支撑城市化进程，必须要有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同时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达到目前的减排水平，需要做出艰苦卓绝的努力。研究显示，要实现所承诺的减排目标，今后10年里中国每年需付出300亿美元的增量成本，这意味着每个中国家庭每年多出64美元的额外负担。③
然而，中国真心实意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相反，一种观点正在欧美国家扩散，指责中国“劫持”了哥本哈根会议。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2009年12月20日在《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他辩称，“我们未能达成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50年减少50%和发达国家减排80%的协议。这两项内容都被中国否决，尽管它们得到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这种非常不负责任的言论，既不符合逻辑，更不符合事实。
事实是，哥本哈根会议谈判未能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协议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对于2020年的中期减排承诺十分消极，并拒绝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美国要求别人让步，自己却什么也不付出。欧盟此前一直是国际气候进程的领导者和推动者，参加大会的策略原本是率先在减排上树立榜样，然而却因为没能推动其他国家效仿而沦为局外旁观者，自然免不了一肚子委屈。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50年全球排放总量减少50%和发达国家减排80%，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到2050年需要承担减少全球排放总量的20%，人均减排60%。至2050年，美国等人均碳排放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可以比发展中国家人均多排放2-5倍。而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大幅减排，放缓自身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到目前为止，尚无一个可靠方案提出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以帮助其实现向低排放发展的资金和技术。这必然遭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
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见证了中国的崛起，终于与美国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然而，正如媒体所言，“从哥本哈根会议中，中国必须汲取一个重要教训，即它可以决定做一个领导者，还是坏人。因为，当你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时，根本就没有做好人这样的事情。”④面临严峻的生态危机，中国的全球发展战略必须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前提，也需要一个和谐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深知此理，即便做不了好人，也要做“最好的自己”。
2.在联合国机制下维持发展中国家团结
在国际气候谈判方面，中国是一个积极的、活跃的、负责任的参与者，通常与发展中国家集团（七十七国集团）协调立场、采取一致行动。尽管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经济差异和不同的气候政策利益，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影响力有限，而发展中国家团结在一起就可以加强共同的谈判能力，影响谈判进程，促进集体经济利益。虽然代表“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发表立场声明的往往是轮值主席国的代表，但中国以其大国地位，通过艰苦的内部协调工作，实际上承担了发展中国家阵营领导者和协调员的角色。对于中国来说，开展全方位的环境外交，争取更多的盟友，可以增强自身的谈判地位，引导气候谈判的方向。
然而，发展中国家内部利益取向的多样化，使中国与“七十七国集团”协调统一立场难度加大。哥本哈根大会的最后一天，会议面临失败的风险越来越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和“基础四国”进行紧急磋商，最后时刻达成《哥本哈根协议》。对这种做法，不仅欧盟十分恼火，发展中国家集团也存在巨大分歧。发展中国家集团的主席、苏丹大使来到媒体中心，召集媒体宣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将不会接受这份强加的“协议”，里面既丝毫不能反映全球减排的雄心，也没有对最脆弱国家的关注。宁愿明年从头再谈。这一协议也遭到了玻利维亚、苏丹、古巴、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等国的坚决反对，表示这个协议是公约以外的协议，在公约和议定书下没有任何法律地位，不能够作为未来谈判或执行的任何基础。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反复表示，他绝对不会接受“从后门溜出来的任何协议”。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中国最熟悉的道理。中国已经面临与广大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都远不如它的发展中国家分道扬镳的险境。面对来自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中国可以“巴厘路线图”作为挡箭牌。而发达国家利用有限的资金援助分裂发展中国家集团的手段，却是中国最担心的。与害怕在减排的压力下失去经济发展机遇的中国不同，那些在现实中看不到改变贫穷现状的希望、被全球化经济不断边缘化的最不发达国家，更多地期望抓住气候变化给它们带来的难得的话语权，向发达国家施加压力，争取世界财富分配的天平向它们倾斜。正如“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阵营代表卢蒙巴在批评“丹麦草案”时所说：“现在已经为多边化打开了大门，不能再如以往那样，几个国家决定世界命运。”对中国来说，如果失去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仅仅意味着没有了援助，更重要的是要承受严格的减排目标对高速发展的经济的致命冲击。面对现实，中国已经不再期望从发达国家得到很多援助，而是坚守在减排承诺上给自己留有空间的底线。中国表示，理解并重视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国、非洲国家等的特殊关切，支持上述国家优先使用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并愿意通过南南合作、双边合作的形式为小岛国、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支持。
中国希望推进会议成功的心理，导致最后一步棋的偏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希望在联合国这个平台上公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联合国机制虽不完美，效率不高，但它是目前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机制和平台，尤其对应对气候危机这样的长期行为来说，不可替代。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永远是中国的优先选项。只有了解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需求，并在谈判中为它们的利益大声呼吁并监督落实，才能赢得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尊重，也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
3.低碳经济转型是根本大计
早在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出席八国集团同五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时就已指出，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博弈背后的实质是发展权益、发展空间和保护气候的旗帜之争。在国际气候政治旧格局萌生新形势的情况下，中国争取更大谈判空间、落实自主减排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发展之路。
中国正在走一条赶超型或压缩型的工业化道路，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绩，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面对环境污染、资源和能源短缺等硬约束，中国必须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才有可能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如果说低碳经济是全世界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其战略着眼点之一就在于以和平方式突破生存局限。通过低碳经济，中国在减少自身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同时，可以缓解在国际气候政治中的压力，减少在此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摩擦，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在此基础上，中国可以进一步推动全球气候合作进程，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从而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各国已达成共识，低碳经济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渠道。中国宣布碳减排目标，不能说没有国际压力，但更重要的是源自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虽然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也是能源消耗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因此，选择低碳路线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2010年要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充分显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与此同时，地方上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已次第展开。中国减少碳排放，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目前同时面对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和国际经济结构失衡，发展低碳经济既具有必要性，又有紧迫性。
注释：
①Fabian Wagner and Markus Amann,"Analysis of the Proposals for GHG Reductions in 2020 Made by UNFCCC Annex I Countries by Mid-August 2009",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 Analysis,September 19,2009.
②中国提出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将单位GDP的碳强度降低40%-45%；印度提出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碳强度降低20%-25%；巴西承诺到2020年相对基准排放情景减排36%-39%，其中重要措施是到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毁林排放80%。
③数字来自于媒体对中国人民大学邹骥教授团队研究报告的报道。
④Ailun Yang,"China Ended Up as a Useful Scapegoat",19 December 2009.See:guardian.co.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