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江流域民族村寨生计变迁及可持续路径探析*
——以侗寨洞脚为例
□李俊杰，申雯清
[摘 要]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民族村寨的传统生计方式与文化正发生变迁。以位于清水江流域的侗寨洞脚为例，认为民族村寨正由以传统农耕、狩猎与采集、山地畜牧、山地林业与贸易、手工副业以及其他生计所组成的传统生计方式，向着绿色生计、外出务工、乡村旅游等当代生计方式变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正为民族村寨的生计变迁指明了方向，民族村寨未来的发展之路将从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培育多方协同参与的乡村旅游业，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等方面推进。
[关键词] 民族村寨;乡村振兴;生计变迁;生计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生计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计文化。目前，国内民族学者基于田野调查对侗族地区的生计变迁展开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有社会变迁研究、传统生计体系研究、生计文化研究等，如杨庭硕对侗族生态智慧与技能的总结，[1]崔海洋对贵州黎平黄岗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解析，[2]罗康智对侗族传统文化中生计策略思考，[3]杨军昌对侗族传统文化与生计的当代变迁走向展望，[4]罗康隆对侗族生计的生态人类学研究[5]等。由以上文献综述可见，目前学术界的同仁更多关注的是侗族传统的生计模式，而较少地关注生计变迁的变迁历程与发展走向。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民族村寨的生计变迁历程是我们了解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参考。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是关于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由于地理和历史环境的原因，民族地区大都地处农村的偏远地区，探寻适合民族区域地情的民族生计方式与乡村振兴关系至密。因此，把脉当前民族村寨的生计变迁历程，思考未来的发展路径也尤为重要。侗族是一个居住环境较为独特、分布区域相对集中的民族，也是一个富有生态智慧和生态实践经验的民族，善于因地制宜、均衡利用自然产出生物产品并与自然保持一致，其独特的传统生计方式较为被学界重视。本文拟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笔者2016年8月至11月、2017年3月至4月和2018年10月前后几次前往侗寨洞脚村调查的田野资料，对清水江流域的民族村寨生计变迁及发展路径粗作思考，以期能提供一些民族村寨生计变迁的理论和实证补充，以求教于时贤。
清水江起源于贵州都匀的斗篷山，流经黔南州、黔东南州等地，干流全长514公里，流域跨湘黔两地，面积1.7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30余万人，其中苗、侗等少数民族占75%，① 沅江水系，贵州省档案方志信息网，http：// www.gzdaxx.gov.cn/ 404.html.文化上呈现出侗族、苗族、汉族等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特点，家族意识与国家认同感极强。[6]侗寨洞脚是位于清水江流域内的一个典型侗族村寨，行政归属于贵州省剑河县磻溪镇，共255户1 168人，土地总面积为9 402.15亩，耕地面积仅有446.51亩，② 资料为洞脚村村委会2017年提供。 大部分为林地，广袤的森林之中孕育的丰富多样动植物资源是山民们生活资源的必要补充。洞脚村山青水秀，植被保存完好，自然生态环境良好，再加上古色古香的吊脚楼、鼓楼和风雨桥等，宛若一幅清新典雅的古寨山水画，曾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和“魅力侗寨”。
二、侗寨洞脚的传统生计体系
(一)稻杂兼作：传统农耕方式
洞脚村作为清水江畔的山区侗寨，自古以来便以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为主，勤劳的洞脚人采用简单的农用工具和畜力来进行农业生产，并且养殖家禽家畜，繁衍子孙后代。
在洞脚村，两山之间是由河流冲积而形成的沼泽地，勤劳的洞脚先民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开垦土地，修筑田埂，把两山之间由河流冲积而成的沼泽地改造为如今的“坝子田”。由于山区耕地面积有限，四周山地中但凡略平整些的土地都被挖掘出来种植经济作物以维系基本的生活所需。在洞脚人的心中，田和土有着严格的界限，田是水田，主要是指“坝子田”，水田内主要种植水稻，而土则是指位于山坡处的旱地，用于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作物。
水稻是田间的重要作物，是生存的主要来源，由于洞脚山区冬季严寒，水稻一般一年种植一季，每年四月份(清明谷雨时节)左右下种，九月收成。在侗寨洞脚，稻田中形成的是稻鱼共生的复合生态系统，稻田兼养鱼苗，从而拓宽了生活物资的获取渠道，增强了抗拒自然风险的适应力。[3](之76～277)在旱地的耕种中，村民则是利用轮种与套种的耕作方式。山间的土地依照四季更替的循环而种植不同的经济作物。在与外界交流还不太方便、资金缺乏的传统农业时期，很多村民还留有蔬菜瓜果的自留种，而今，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蔬菜瓜果的种子都是通过赶集时在乡镇的集市上购买而来，很少有村民再留有自留种。
(二)传统遗风：狩猎与采集
村民们外出务工的地点主要为沿海珠三角和长三角一带的经济发达区。最初是由外地工厂来村寨招聘工人，胆大敢闯的人开始尝试走出大山。后来随着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多，人们纷纷依靠地缘及亲缘纽带去了解外界招聘信息。但实际上，外出务工的生计方式也让村民们饱尝艰辛，他们主要从事建筑业、制造业、纺织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建筑类行业往往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意外致伤致残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制造业和纺织业等则需适应高强度的劳动安排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并且村民们通常都居住在较为简陋的活动板房或廉价出租房里以节约开销。
以清洁机器人前进方向为y轴，横向方向为x轴，光伏面板的法线方向为z轴。将图1中各参数代入平面任意力系的平衡方程式可得：
(三)六畜并重：山地畜牧业
基于田野调查和分析思考，笔者认为侗寨洞脚的生计方式是在外部的强力推动下，在民族内部社会文化的积极调适中不断发生变迁的。
成联方：文学界是有这个传统，西南联大教作文的是讲师、助教，教文学史的是教授、副教授。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教作文，好像他当时就是讲师。
在洞脚，每家都养有牲畜和家禽，一般的人家每年至少养一头猪，一百斤至三百斤不等。一般过年时杀猪，是过年的必备物资，吃不完的肉还可熏制成为腊肉，这便是一年中肉质食物的主要来源。养牛与否一般是依照家里的具体经济情况而定，凡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都会选择牛作为耕田畜力或者直接出售成熟的牛以补贴家用。洞脚田地原为沼泽地，土地较为疏松，铁牛之类的机械并不适用，所以牛仍是田间耕作的主要劳动工具。羊是非常适合山地生活的，洞脚周边生长的各种草类和灌木正好成为它们的食物来源。羊不仅可以作为人们食物的重要补充，还可以作为洞脚与外界交换的商品，是村民收入的来源之一。洞脚人饲养的家禽主要有鸡和鸭，可自己食用也可外卖来补贴家用，由于缺乏专业的养殖技术和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养鸡往往不易存活，因此一般养鸭的农户数量较多。
(四)取利于山：山地林业与贸易
1.妇女制布与刺绣。勤劳的洞脚女人会自己种植棉花，自产的棉花用于制作布料。由于与汉族文化接触较为频繁，清水江流域北部方言侗族地区的服饰与汉族服饰十分相似。女性外衣大多为青色或深蓝色，右衽圆领，托肩彩色滚边，腰系彩色腰带并配有两条带幛。[9]男性外衣也多为青色或深蓝色，立领开襟，款式简单大方。
⑥施复亮：《“五四”在杭州》，方建文，张鸣《百年春秋 二十世纪大事名人自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500页。
(五)艺技资家：手工副业
由图1可知，FMA分解的中心思想是将机床制造加工这种复杂的综合运动(即功能)进行逐层分解，直至分解为一系列最基本的且不可再分解的动作单元，这类似于整机拆分成零件的过程，只不过前者是以机床的功能为研究对象，后者则是以机床的结构为研究对象。因此，整机的功能运动是否正常实际上取决于各个元动作是否会发生故障。
4.半工半农：“混合经济”的从无到有。半工半农的生计方式主要包括两种，一种为在自己村寨周边做些临时性工作，主要是维修公路、修建房屋等，这种工作以男性为主，女性为辅，男性劳动力的工钱高于女性。通常，男性主要从事重体力工作或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如搭建木屋房架等，而女性则是做搅拌水泥、挑砖、煮饭等协作事务。另一种为候鸟式务工，这种形式的特征是农闲时外出务工，农忙时则在家务农。最常见的工作有去广东、广西一带砍甘蔗。每年11月至次年的2月是两广地区甘蔗收获的季节，也恰好是村寨的农闲时节，于是许多村民邀伴结群前去务工。最初是外地人来招工，后来彼此建立了互信关系，招工者只需一个电话，该村的联络人便会组织召集本村及周边村的人员一同前往。务工通常是夫妻两人同去，工资以每日砍得甘蔗的实际重量来计算。砍甘蔗的地点会不断迁移，即砍完了一个村的甘蔗又立即奔赴下一村。路上的伙食和住宿需得自己想办法解决，务工者晚上会借住在当地的农民家里，女人们需要自己买菜做饭，同去的单身汉会来搭伙吃饭，不过需要缴纳一定的伙食费。为了尽快完成工作，劳动者们每天起早贪黑，即使是过春节也不休息。
木工是一种古老的行业。木匠以木材为材料，伸展绳墨、刨平材料，制作出各式各样的木质工艺品和家具用品。位于清水江流域的洞脚村，山林茂密、木材种类繁多，当地的房屋建筑材料便是就地取材，各类家具也由木材打造而成，这就需要大量的木匠对这些木材进行加工打造。在洞脚村是不乏各类能工巧匠的，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都掌握了一定的木工工艺，他们农忙时在家种田，农闲时则在周边村寨帮忙做些木工活计以增加收入。
(六)其他生计
侗族自古以来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使他们爱树、惜树，有着植树造林的优良传统，有“十八年杉”传统习俗和“林粮间作”种植技术等。洞脚村寨两边青山环绕，百年良木繁多，优质经济木材也多产自于此地，其树木的种类有红豆杉、银杏树、杉木、构树等，由于树木繁盛、品种较多，甚至当地人也无法统计出山林中树木的种类究竟有多少。山区的子民深爱大树，对于有一定生长年代的大树他们敬之爱之，只是砍伐自家山地里种植的经济林木出售用以补贴家用。出售的范围一般为本镇或本县内，村民们会事先联系好镇上有需要的木材采购商，谈妥价格之后再运送木材至镇上。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陆路交通不便且花费较高，人们便充分利用水运。每逢夏秋多雨之时，河流水位上涨，人们便把山间的经济林木砍下放入河流中，让之顺着水势流往城镇从而进行木材交易，通常一堆木材会有几个人跟随其后看管。因此，木材交易也成为传统生计的收入来源之一。
2.自制侗药。侗族村民在长期与各种疾病的抗争中积累了一定的治疗经验，进而形成了自己的医药学体系。在洞脚，传统侗族医药的传承往往保密的，药方由当地侗医根据长期的行医经验所得，仅传授给自家后辈中有学医喜好且能力较强的子孙，当然，本村的其他后人若想学习相关医药知识也可以，但要成为侗医的学徒，需在其家帮忙做事(一般为两至三年)才能习得。侗寨洞脚自古是医药不分家，通常村里的病人来找侗医看病，经由侗医诊治后亲自上山采集药材回来给病人服用，所用药物多数是自采自制。[10]
三、侗寨洞脚生计方式变迁及原因
(一)生计方式变迁
笔者通过对洞脚村村民的生计方式进行调查，力图从横向(职业分类)和纵向(不同时期的职业人数)两个方面把握村民的生计方式变迁趋势。如表1所示，洞脚的纯务农人数不断下降，外出务工的人数持续上升，并且公务员、经商、养殖等人数均有所提升，可见侗寨洞脚的生计方式正朝着多元方向发展。
表1 洞脚村1990～2018年村民职业统计(人)
1.绿色农业：传统农耕的变迁升级。目前，侗寨洞脚的绿色生态农业尚处于起步阶段，这是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之上而发展起来的山地农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体、以养殖业为补充，以保护山地自然环境为前提来提高产量。在农业的种植过程中，村民们尽可能地减少使用化学成分较多的农药及化肥，而施用无污染的天然农家肥，努力实现人与土地的和谐共处。农家肥料是由农户自己收集、加工或栽种的有机肥，主要由人粪尿、家禽家畜排泄物和绿肥等发酵而成。在种植方式上，稻田养鱼这种种养殖相结合的高效方式仍是村民最为喜爱的方式，不过种养殖品种在部分沿用传统优质品种的基础上又引用外来的新品种以增加产量。
3.3 本次实验人工授精的时间确定在下午三点以后，八点之前进行。因为这段时间种母鸡已基本产过当天的蛋，泄殖腔松弛，便于操作，可以保证精子顺利进入输卵管，人工受精率高；有硬壳蛋时要先翻出蛋后再输精。
2.务工经商：脱贫致富的重要方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释放。而改革开放后大量工厂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增了大量的工作岗位。于是，农村劳动力纷纷涌入城市。至今，外出务工已然成为提高农民收入、缓解农村人地矛盾的重要手段。[11]据笔者的调查，洞脚村外出务工人员2018年占总从业人数的47%，成为当地生计的重要来源。① 数据来源于洞脚村委会。
狩猎与采集是传统社会的主要生计方式，是当时人们获取食物、维持生活的重要生产活动，地处西南的侗族也将此作为生存于山林之间的必要谋生方式。狩猎与采集是侗寨洞脚的传统生计方式之一。在传统社会时期，几乎每家都养有猎犬，备有猎枪和捕猎工具。人们会在山林里挖掘陷阱，并设置木夹、木笼、索套等捕猎机关;或于山顶开辟“鸟堂”① “鸟堂”，即于山顶上，蓄一丛林，专供诱捕候鸟之用。 ，安置“粘膏杆”② “粘膏杆”，侗族捕鸟工具，于竹竿上敷着自制的“粘膏”，专用粘雀。 ，用“媒鸟”鸣叫或由人模仿鸟叫，诱使雀鸟被粘于粘膏杆上。狩猎是侗族成年男子十分喜爱的一项农事，他们有时会随带火枪和猎犬上山，见鸟就打，遇兽则射。每至深冬初春的农闲时节，中青年男子常常结队上山巡猎，且形成了较好的组织和规例，如推选出一位“召集人”③ 又称“公吝”，意为野猫之祖，亦可意为野兽之祖。 来召集和率领众人上山，统一指挥行动，平均分配猎物，主持祭祀仪式等。另外，在侗寨还沿袭着很多传统的捕鱼方法，如夜间手持火把、齿箭、刀叉等到溪中叉鱼，或在溪流上游放置“麻药”，人们在下游用渔笼或渔网捕鱼等。采集和田园种植则多由妇女承担，每逢春季，女人们会结队上山采摘笋子、蕨菜等，或下田间和溪沟里捞虾、捡螺、拾蚌等。[7](P18～20)
3.山地养殖业：绿色农业发展的重要补充。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在家务农的村民也在积极谋求更高效的生计方式，于是一定规模的山地养殖开始兴起。目前，洞脚村山地养殖的项目有稻田养鱼、水塘养鸭、山地养羊和山地养牛四种形式，畜牧产品主要销往周边的乡镇，最远的销往黔东南州凯里。目前，专门从事养殖羊的村民约有6户，专门从事规模化稻花养鱼的有6户，规模化养鸭的2户。② 资料据笔者2017年赴洞脚村调研整理所得。 但村寨里还是不乏因养殖经验缺乏而失败的农户，可见掌握先进的养殖技术是养殖成功的关键。目前，村里的年轻人已经开始使用互联网的销售平台来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老一辈人在养殖技术方面则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年轻人则更能娴熟地利用现代化工具提高劳动生存率，新老一代智慧与经验的交集共同推动着山区养殖业的发展。
诸暨市级便民服务体系主要以市公共服务中心为平台来搭建。市公共服务中心成立于2009年，通过整合原先分散在各部门和单位的行政职能和各种资源，分别构建了五个管理服务平台。其中，面向社会大众的是行政审批、应急指挥、社会服务三大平台，网络管理和效能监察两个平台则提供技术支撑和行政保障。
洞脚村寨和谐共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丰富的森林资源，这里盛产楠竹、白竹、水竹等。于是，心灵手巧的村民们将竹子制成了各种竹编制品以用于生活所需。竹制品主要经过起底、编织、锁口三道工序，以经纬编织法为主，还可以穿插各种技法。竹编工艺以水竹和楠竹为原料，制成鸟笼、鱼篓、虫篓、背篓、竹篮、竹筛、鱼筛、撮箕、饭盒等生产生活用品。编好的各式竹编工艺品往往会被村民拿至周边的乡镇集市上出售，卖得的钱用以换购生活物资。
5.乡村旅游业：渐已兴起的朝阳产业。秀丽的山景衬着层叠错的木制吊脚楼以及厚重的传统民族文化，无不体现着山区侗寨的独特魅力。洞脚之美，美在青山绿水的自然天成之间。每年农历七月半，村寨会举行盛大的九姓祭祖仪式，这吸引了一些游客和商人前来参观。但实际上，村寨的旅游业总体发展水平较低，以旅游业为收入来源的家庭屈指可数，目前被认为有开办农家乐条件的目前只有4家，通常以30元一个床位来收费，主要的项目局限于在农家住宿和吃土特产，并没有较高的附加值。① 资料据笔者2017年赴洞脚村调研时向村支书了解所得。
(二)生计方式变迁的原因
洞脚周边土地有限，且农作物的生长易受天气影响而不能保障生活的基本需求，这就亟需一种生计方式来补充生活所需，养殖家畜和家禽成为最好的选择。山间多草和灌木，这些自然资源是人类无法消化的，而牛、羊、鸭等家畜家禽却能以此为食，并将它们转化为奶、血、脂肪和肌肉，转供村民食用。另外，养殖业也能降低生存危险，因为农作物常会因气候原因而歉收甚至绝收，家畜家禽则为这些不可预测的灾害提供了对抗保障。[8](P80)
1.外部的强力推动。在地方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国家权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侗寨洞脚的传统生计在土地政策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改革开放后实施市场经济等国家政策变革的影响下发生的。农村大量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输出，外出务工成为了新的谋生之道。山林管理政策的变革使得传统生计中的山林贸易日渐消失。另外，国家对于发展传统村寨旅游的优惠扶持政策则给民族村寨带来了发展的新希望。
2.文化的自我调适。侗族人性格乐观且隐忍不屈，他们充分发挥自身文化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种内在努力是推进生计变迁的内在动因。侗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习惯与现代农业所提倡的绿色环保理念不谋而合，如侗族自古以来有稻田养鱼养鸭的习俗。侗家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而积极出仕，善于学习外界的先进文化并注重对孩子的培养，因此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另外，家族文化从小便根植于他们心中。因此，很多洞脚人即使走出了大山仍心系家乡的发展，反哺意识较强，这为村寨的后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四、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村寨发展走向
(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进民族村寨绿色产业的兴旺
农业，自古以来就是农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但现阶段农村的发展相对滞后，资源分布不均且农业收入低，外出务工成为农民的普遍选择，村中只剩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唯有乡村产业兴旺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地处农村地区的民族村寨仍需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以发展绿色农业为主导，培育山地养殖为补充，努力朝着生态农业的健康方向发展。贵州的民族村寨大多植被茂密，动植物资源丰富，无工业污染，是适宜发展绿色农业的处女地，这些生态条件较好的民族村寨可牢牢把握自身天然资源优势，在原有的“稻田养鱼养鸭”“粮林兼作”等传统生态农业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下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山间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发展种植、养殖、中草药等经济作物大有可为。再者，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变革传统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树立市场经济竞争观念，加强对农户种养殖知识的专业培训和对外营销的战略规划，使来自民族村寨的绿色农产品能真正走得出去。当然，只有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民族村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交通条件，提升民族村寨的教育水平和医疗设施水平，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市场和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才能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二)培育多方协同参与的乡村旅游业，建设生态宜居的民族村寨
工业时代在变革生产力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居住模式，然而在一些欠发达的地区因与外界联系不便，造成了自身封闭发展的现象，形成了富有地域或民族特色的乡土建筑和浓郁的民俗风情。[12](P113～115)而这些地方往往成为发展乡村旅游的理想之地。清水江流域的民族便是其中散落的璀璨明珠，它们以秀丽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民族风情吸引人们的眼球，有较好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先天条件。[13]清水江流域的民族村寨可结合自身传统文化和民居优势，积极利用国家提供的相关优惠政策取得资金和项目支持来改善本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旅游服务接待能力，发展乡村旅游。清水江流域遍布的民族村寨因民族和风俗的不同，彼此之间既有关联又有差异，这就需要开发者深入调查，按照景点的分布和民族文化的特点来整合旅游资源，构建高效率的旅游框架和网络系统，打造完整的旅游产业链。同时，建立各行政区协调机制，统一协调指导和管理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促进区域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三)充分发挥民族习惯法作用，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传统的民族村寨是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之上的群居聚落，群居生活势必会有各种矛盾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于是，一种为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生活行为规范往往以习惯法的形式呈现，侗族主要体现于侗约侗款中。传统的社会规范往往是以口头议定或碑文为主，这些规约通常是由村中德高望重的寨老与村民们共同商议而制定的，它是从保护村民的共同利益出发规定了村民社会经济生活各种行为规范，从而维护着村寨日常社会生活体系的正常运转。因此，在现代的农村基层工作治理中，可在遵循国家乡村治理基本原则的条件下，充分发挥民族地区习惯法的作用，将新订的规章制度融入传统的侗约侗款之中，以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传唱侗款，既能结合法治和德治的理念来健全村民的自治意识，又能使传统习俗在时代变迁中获得新生，从而构建和谐文明的乡村治理体系。
我国是一个水稻生产大国，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却较低。全国水稻机械种植水平为16.71%，而重庆地区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远低于全国水稻种植机械化水平，仅为7.69%[1]。机插秧技术的推广有利于突破制约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瓶颈”，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当前的农业生产效率[2]。水稻作为重庆的主要粮食产物，其过低的种植机械化水平严重影响到了其产量的稳定性。因此，本文针对影响重庆地区水稻种植机械化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插秧机在示范推广、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有利于插秧机推广应用的建议。
(四)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
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打工潮中，许多民族村寨的村民纷纷涌入北上广浙等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外出务工的过程虽艰辛却也打开了一条通往外界的渠道，不少村民有机会去到沿海一带学习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理念，开阔了眼界且提高了能力。村民们利用在外习得的知识回到家乡创业，成为乡镇企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因此，民族村寨应结合本地区的特色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好国家对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发展经商贸易与乡镇企业，从而增加民族村寨地区人们的就业机会，提高村民的经济收入。
[参 考 文 献]
[1]杨庭硕.侗族生态智慧与技能漫谈[J].大自然，2004(1).
[2]崔海洋.人与稻田——贵州黎平黄岗侗族传统生计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3]罗康隆，罗康智.传统文化中的生计策略——以侗族为例[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4]杨军昌.侗族传统生计当代变迁与目标走向[J].中央民族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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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lihood Change and Sustainable Path of Ethnic Villages in Qingshui River Basin——A Case Study on the Dong Village of Dongjiao
LI Jun-jie，SHEN Wen-qing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China )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 and culture of ethnic villages are changing under the impact of market economy.Based on a case study on Dongjiao，a Dong Village in Qingshui River Basin，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of ethnic villages consisting of traditional farming，hunting，collection，mountain animal husbandry，mountain forestry and trade，handicraft sideline and other forms have been transformed into modern livelihoods such as green livelihood，being migrant workers and rural tourism.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ut forward in the report of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livelihood changes of ethnic villages.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thnic villages will be promot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odern agricultural industry system，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with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parties，the support and stimulation of peasants'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the expansion of peasants' income channels，and the enhancement of basic work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ethnic villages;rural revitalization;livelihood change;livelihood culture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9)02—0170—07
*收稿日期 2019-02-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大调查与贫困陷阱跨越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8ZDA122)。
[责任编辑 陈 彪][专业编辑 王 岩][责任校对 蓝肖杏]
[作者简介] 李俊杰(1971～ )，湖北房县人，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区域经济。申雯清(1991～ )，女，湖南邵阳人，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经济理论政策。湖北武汉，邮编：43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