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地守望最后的家园——评张炜的《柏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坚定论文,家园论文,柏慧论文,张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已进入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激情为欲望所冰结，正义为妥协所瓦解，精神为物质所窒息，其结果是群体性的遗忘和逃避、迷乱和麻木，最终导致的是对心灵家园和精神阵地的弃逃。表现在文学上，则是无聊和颓废、浅薄和媚俗的普遍泛滥。文学成了缀在现实身上的一朵污暗的丑花。而使我们依然能够对文学保持乐观和信心的长篇作品，九三年有陈忠实的《白鹿原》，九五年的则是张炜的新作《柏慧》（刊载于《收获》九五年第二期）。
《柏慧》是一部优美、深刻的现实主义杰作。它不同于作者以往的两部长篇作品。它比《古船》更成熟、更尖锐、更彻底、更少了一些脱离人物实际的抽象。它比《九月寓言》在艺术形式上更为可取，《九月寓言》的沉闷的象征形式和颓堕的叙述方式，不仅阻滞着阅读，而且严重地影响着意蕴的传达。它也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不是纯客观的叙述和展示，情节和描写更多的具有象征的意味，人物的外在行为和性格特点也不是作者特别注重的，它更侧重于对人物心灵体验的宣叙，更侧重于展示人物对历史和现实的煎熬一般的反省和思虑，就这一点而言，这部作品毋宁说更接近美国的南方文学，更接近斯坦贝克。
这部小说由三封信构成，两封是对“我”过去的恋人柏慧的倾诉，另一封则是对“我”的老师胡师的叙说。以第一人称展开的讲述和剖白，把书中人物的悲惨遭遇和心路历程，深切而动人地叙述了出来，传达了作者对当代的历史生活、对当前的现实生活、对知识分子命运及时代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未来出路的深刻的反省，深广的忧愤和无情的批判。
一、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这部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激扬着一种彻底的、无畏的、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这种精神不仅表现在面对历史的时候，更可宝贵的是，面对当前的现实生活，作者的批判锋芒似乎更锐利、更有力。由于种种原因，敢于与现实生活正面遭遇和对抗的文学，在中国一向就很少。但张炜由于天性中具有的对侵犯、丑恶和苦难的敏感，由于长期形成的批判性的情感方式和思维习惯，却从来不回避，不妥协。他在这部小说中多处表明自己的心志：“由于我特殊的经历，特殊的血脉，我一直铭心刻骨地记住了：永远不要背叛和伤害，永远不要对丑恶妥协。”①“在今天，在这无边的喧嚣和全面退却、无情嬉戏的时代，也许有人会不约而同地询问：当年的那种敏感吗？那算什么？那不是有点可笑吗？……不，绝不！这就是我要说的。……它是人的一份命性和根据。……我们永远不会因此而后悔。我一生都要维护这种敏感。也许我长久的诉说都在维护它、维护一种神圣的真诚。”“我绝不‘宽容’。相反我要学习那位伟大的老人，‘一个都不饶恕’！”作者自始至终坚执着的这种精神，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无情剖析。
作者对当代历史的批判，是通过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揭示来实现的。这些知识分子具有高洁的人格和热诚的献身事业的精神，但他们的命运却很悲惨。他们总是受到另一群人——如柏老和瓷眼们——的迫害和打击。他们的功绩被抹煞，他们的研究成果被剽窃，他们的肉体被凌辱，他们的生命被剥夺。这些人中有“我”的外祖父，父亲、地质学院的老师、○三所里的导师、山地老师等。其实，无论是地质学院还是○三所，都可以当作象征来看，它们映现出的，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包蕴的是作者对中国当代可悲现实的批判。作者的勇气和深刻还在于，他通过知性和诗性相统一的叙述，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三所的“事实就是这么严重，就是在流血。而且这血直到今天还在流，流个不停……”而在“我”看来，要击穿和识别这个真相，并不需要特别锐利的目光，只要不是“超然而公正”的谦谦君子，只要不怯懦地逃避和旁观，就可以很容易地做到这一点。
作者写优秀知识分子的不幸和苦难，不仅是对造成苦难和不幸的历史现实的批判，而且还比照性地批判和谴责了当前知识分子的可悲现状：“经验和历史早就证明：历尽磨难的人心，肉体上仍然活着的人中，精神上依然活着的人是少而又少的，比想象和预料的还要少；更不要说恶意的背叛和跟从了。那些混迹学界的可怜虫，背叛比比皆是；他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助纣为虐。除此而外还有令人叹息的遗忘：忘掉了不快的一切，忘掉了昨日的血痕、尚未平复的伤口……他们极容易地就走进了今天的生活，步履轻松。”在“我”看来，“即便在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并没有太多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基本的、并不复杂的检验面前，很容易就暴露了自己的卑贱”，“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起码的洁净。首先是心灵的洁净，其次是专业上的造诣。污浊的人是不会有好的判断的，污浊是罪恶蔓延的根源”。
“我”的这些剖析和指斥，充分表现出作者张炜对当前知识分子的精神本质的深深的怀疑和对其人格现状的批判，其无情和深刻程度，可以与张承志相比。它还启示我们：心灵的现状，形成于特定的过程和环境，因此，只有深刻地反省历史，反思那些导致心灵裂变和精神异化的社会政治根源，才有可能为人格的发展和心灵的成长造成一个良好的环境，从知识分子自身来讲，只有拥有健全的人格和纯洁的心灵，才有可能避免成为一个“空心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二、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倾向
坚定的立场和鲜明的倾向，乃是一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本质构成的重要基元。丧失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正视现实的勇气的作家，往往没有坚定的立场和明确的倾向。他们态度暖昧闪烁其辞，不动声色中止判断。这样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其精神是萎顿的，其本质是虚假的，顶多不过是以小市民式的机智和圆滑，记录着鸡毛蒜皮的琐事和谨小慎微的心态。我们的文学中充满了这种在精神上已经被去势的伪文学。张炜是绝不愿与这样的伪文学同流合污的，他说：“我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我的一生都会专注于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的立场。在越来越多的人羞于谈论立场的时候，我却要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死死咬住它不放，一直到把它咬出血来。”如果说是否具有批判精神，是判断一个作家能否成为优秀作家的重要条件，那么，鲜明的倾向和坚定的立场，则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是作家对于生活的态度和评价的自然流露，是从作家的心灵和情感中自然而然地生长出来的东西，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倾向本身必须不仅存在在头脑里，却主要地必须存在在心里，在写作人的血液里；它主要地必须是一种感情，一种本能，然后恐怕才是一种自觉的思想——倾向非像艺术本身那样生发出来不可。读到或听到，甚至正当被理解，但没有被自己的天性所融化，没有受到人格印证的思想，不仅对于诗，就是对于任何文学活动都不是生产的资本。”②《柏慧》的倾向，正是从张炜的血液中心灵里流出来的，它为作者的情感所融化，深深地印着作者的人格印记。
在《柏慧》中作者始终站在备受苦难煎熬的知识分子一边，站在高尚、纯洁、朴实、善良的普通劳动者一边。他是底层人的代言人，替他们谴责不义和无耻的行为；他是他们的讴歌者，赞美他们身上近乎天然的淳朴和善良。他像托尔斯泰一样，努力剥去自己身上虚伪的缀饰，把自己融入大地，融入普通劳动者之间。他的爱憎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在他的笔下，人物从来都是作为对立的两个类别出现的：《古船》中的隋抱朴和赵炳、《秋天的思索》中的老得和王三江、《秋天的愤怒》中的李芒和肖万昌、《九月寓言》中的鲢鲅们和那些虽然没有公开亮相但却分明存在着的压抑力量。在《柏慧》中，善和恶、纯洁和卑污、苟且和坚持、城市和乡村、物质和精神、劳动者和非劳动者，自然和社会等二元因素的真实的对立和冲突，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而作者的态度、立场和倾向，也表现出空前的决绝、坚定和鲜明，正象斯坦贝克在《愤怒的葡萄》中所表现的那样。他始终站在四哥、响铃、鼓额及地质学院和○三所的那些正直的知识分子一边，愤怒地抨击和控诉邪恶势力对他们的家园、利益、成果乃至生命的侵犯和伤害。张炜的立场代表着正义。张炜的倾向显示了正义。这是一切伟大文学共同的立场和倾向。
三、诗性的议论和说教姿态
《柏慧》有优美的知性化风格和说教性特点。长期以来，我们给文学作品中的议论和说教作了很多的理论限定，有些观点是从强调诗性形式的重要意义出发来限定的，这虽然不无道理，但却无意中将诗性与知性对立起来，似乎任何纯粹的议论和说教都是与艺术形式的美感效果相对立的，这样一来，便使我们的小说中越来越缺乏那种深邃的能够提升作品意义的议论和说教。文学固然要通过形象的显示来感染人，但也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来感召人和说服人，更何况对于以创造和创新为生命的文学来说，没有人必须服从业已公式化的必须。事实上，在第一流的作品中，如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在妥斯陀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中，在鲁迅的不朽杰作中，我们都不难找到富于美感强度和哲理深度的议论和说教。他们的说教是一种真正的说教，而这种说教在张炜看来，“是一种质朴，是大写的人的声音。没有这种声音，就没有辉煌的文学。也恰恰是因为这样的朴实无华、毫无顾忌，这样的真诚坦荡和率直，让你感受到的是一个生命全部的复杂性和神秘性，是无限的空间。作家面对一个世界，神情冷峻，短兵相接，需要的是双倍于人的勇气和智慧。他的整个过程，总是深深地透出形而上的意味。……它最终还是由一个人的心灵是否博大来决定的。那是一颗伟大的心灵尽情关切和拥抱世界的结果。”③
张炜小说的议论和说教色彩是很浓的（尤其是《柏慧》），但绝不是空洞的、玄虚的，而是切实的，朴素的，直率的和饱含着激情的，它往往筑基于作者对时代生活的深刻体认上，筑基于自己的人生体验之上，是生活的沃土中生长出来的根苗，正因为这样，它们往往给人以冷水浇背的刺激和震惊，如：“现在的人出奇地冷漠。他们把什么都遗忘了。记忆对于人真是太累了，仿佛到处都能找到对记忆的摆脱。”“在竞争的时世上，从根本上讲，追求真实的努力会造成贫穷，因为朴素和无侵犯会导致贫穷。”“当一个行当，一个地方集体失去了最可宝贵的东西，比如对真理和正义的起码的一点热情，而陷入无聊百倍的境地时，它也就失去了神圣。”“人如果不顾一切不规避危险，追求自己的利益，满足自己的欲望，与动物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人性等于尊严和理想的同义语。如果一个时代是以满足和刺激人类的动物性为前提和代价的，那么这个时代将是一个丑恶的时代，掠夺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聚起粗鄙的财富，但由于它掠夺和践踏的是过去和未来，那么它终将受到惩罚和诅咒。丑恶的时代就是不留退路的时代。”
在一个疯狂的丧失原则和理想的物质主义时代，这些议论显得是多么可贵啊！它切中时弊，击中要害，仿佛一道道刺穿暗夜的强光，可以使那些盲目和疯狂的人们，更清楚地看一看时代生活的真相，从而好好冷静思考自己的时代，把握自己的人生。
别林斯基说过：“分析的精神，压制不住的研究的努力，强烈的充满着爱和恨的思想在今天已变成一切真正诗的生命。”④他还说：“只有理性之光才能够发展，加强照亮这些感情和感受，使之变为思想——如果没有理性，这些感情和感受就始终只能够是动物的本能，或者是带来人的毁灭的粗野的情欲，黑色魔鬼……”⑤深刻的议论和富有感染力的说教，赋予张炜的《柏慧》一种纯洁、峻急的情感色彩和强大的道德感召力，一种冷肃、猛烈的思想撞击力，从而使这部作品激荡着巨大的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思想力量。
四、直面当代的现实生活
每一个时代，大概都有两类文学，一类有主观的倾向，另一类则有客观的倾向，而在一个缺乏原则、自信和理性精神的时代，病态的纤弱的主观倾向的文学则占着上风，充斥文坛。这些主观的文学由外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由内容转向形式，从现实逃向过去，从而形成一个胆怯、脆弱、无聊、颓废的逃避文学景观。马尔克斯作为一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在同略萨的谈话中，曾毫不掩饰地对这种文学表示了强烈的反感，他认为这种作家“是在内心基础上创作，是纯粹的回避”，“就个人而言，我对这种文学不感兴趣。我认为一切伟大的文学都必须建立在具体的现实之上”。⑥“我认为一个作家伟大的政治贡献在于不回避他的政治信念，也不回避现实，而是通过他的作品帮助他的读者更好地懂得什么是自己的国家、他所在的大陆、他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我认为这是件重要的，积极的政治工作；我认为这是作者的政治作用”。⑦张炜也认为“现在的艺术变‘小’了”，⑧“一个人的内部世界拓展了，外部的宏大开阔却没有了。现在的作家尽写些异化呀，性呀，越来越深入到人的内部世界。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也是一种退步。现在的人连小猫眨眨眼也能写一部厚厚的书”。⑨确实，在我们时代的文学中，缺乏的就是这种勇于直面当代现实生活和具有自觉的社会责任感的客观型的作家和客观型的文学。张炜通过《柏慧》的创作，以实践证明了客观型文学的价值，进一步确立了自己创作的坚定的现实性品格。
在《柏慧》中，作者涉及到了当代现实生活很多方面的问题，诸如知识分子的苦难历史和可悲现状，农民的被搅扰缺少保护的现实处境，社会道德水准的普遍降低、理性规范和平等机制的普遍匮乏、追求短期经济利益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的尖锐矛盾，等等。对这些问题，他不仅敢于正视，而且还以愤怒甚至仇恨的态度，予以尖锐的批判和赤裸裸的揭示，从而为当代现实生活，描绘出一幅真实的图画。作者的真实描写，不仅显示了他的超人的道德勇气，而且还表现了他的深刻，可以见出他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了解的全面和认识的深广，可以见出他的包含了深切忧愤的“大悲悯”。
五、家园意识和执着的守护
深沉的家园意识和守护家园的执着、坚定的内在激情，构成这部小说的又一特色。
德国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诗哲诺瓦利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其实，一切热切地关注人类命运和关怀人类前途的人文学科，都无不如此，而文学尤甚。尤其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经受了技术理性的异化、遭受了极权政治和极“左”政治的搅荡的东西方现当代文学，更把目光集中到家园的寻找和重建这一根本问题上。
《柏慧》的家园意识是深沉而热切的。家园在这部小说中具有两重意义：一是抽象的精神意义上的，一是具体的地理意义上的。前者是精神家园心灵家园，是指心灵以良知、正义、勇敢、尊严、纯洁、爱心、真诚等神圣原则和绝对命令作为寓存的家园，并始终不渝地维护这些原则。只有立足于这些原则，人才成为人，人才能保持对苦难和丑恶的敏感，而这种敏感“是必须的，神圣的，它是一个人须臾不可离开的……它是人的一份命性和根据”。因此，人必须“固执地、坚牢地守住内心的那么一点——它是无形的，但是一个所能剩下的最后的珍贵”。小说中的“我”在尤利西斯式的辗转漂泊中苦苦追寻和守护的，正是这个神圣的精神家园。小说还通过徐吊出海避秦的传说，来与现时的精神溃败景观和丧失精神家园的可怕图景进行对照，试图以古人对精神家园的悲壮守护，感召人们，激发人们，唤醒人们（尤其是柳萌式的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家园意识。
家园的另一种意义是具体的地理意义上的，它大而言之是自然，小而言之是那个美丽、和谐的葡萄园。这种家园的意义绝不低于抽象的精神家园。而我们过去却一直犯着一个聪明的错误，我们自认为是万物的尺度，自以为人类的福祉只在于社会本身的改造和对自然的定然胜之的无节制的狂妄征服。其实，人类的命运，不仅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一个以正义和宽容为基础的高度秩序化和法理化的社会，更取决于我们能否以敬畏的态度善待自然，以诗意的方式栖居在大地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人类的许多根本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就此而言，自然是人的尺度和镜子，也是社会的尺度和镜子，而不是相反。被肆意践踏和污化的自然，恰好衡度和映照出人类的疯狂和无知、兆示着人类悲剧和不幸的不可避免，预示着家园的必然丧失。
对于自然家园的诗意描写，是《柏慧》最绚烂华美的部分之一。在作者的笔下，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对于“我”都象节日一样。大自然通过作者诗意的拟人化的描写，充满了生气，流溢着色彩，鸣奏着音乐，散发着芬芳，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微风抚摸着大地，梳理着万物，一切都是宁静的，和谐的，欢欣的。然而，这美好的家园正面临着威胁，遭受着亘古未有的侵犯和伤害。海上的钻井改变了海水的颜色，打鱼人被迫一再东迁；陆地上的矿井严重地毁坏着平原，土地下沉，海水倒灌，庄稼、果林、乔木树和郁郁葱葱的灌木，还有各种动物，都被淹没了。“洁白的沙子是构成海滩的最基本的东西，是我们立足的根据。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有人存心要移动和毁坏我们的根本。”对家园的疯狂侵犯和无耻剥夺，使得作者和书中的“我”万分愤怒：“如果海潮腾空，把我们大家一起淹掉，我一点不吃惊不怨怒。这是美丽的大自然的暴动。是正义。”儿童般纯稚的名叫大青的狗也被“他们”杀死了，这使得“我不敢长久地看洁白的小羊，聪慧的小狗与和顺光滑的鸽子”，“我从此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了，它必遭恶报，那恶报将是可怕的”。
张炜《柏慧》中对自然家园被毁弃的描写和控诉，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还具有哲学深度，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只要人整体地化入有目的自我决断之中，那么，就不仅人自身没有受到保护，而且物也没有受到保护。因为它们都变成了对象。”⑩他还说：“拯救的真正意义是指，某物自由地进入其现身之中。拯救大地远非是开发它耗尽它。这些只是对大地无限掠夺中的一个步骤。”(11)他认为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只要善良的赋予持续着，人便长久地成功地幸福地运用神性度量自身。……当诗意适时地出现时，那么人将人性居于此大地之上，即（如荷尔多林在他最后的诗中所说的）“人的生活”乃是“居住地生活”。(12)
张炜说：“一个艺术家真正深刻的使命感正是从关心人自身开始的。……他关注的始终是人类和生存的最大奥秘，是一代又一代人一次持续不断的漫长的接力。……我们总是要问这样一些字眼，那就是‘本原的’、‘始终的’、‘最后的’……(13)由对历史的批判，到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最后归结到控诉人类对自然家园的破坏，张炜一步一步逼近那“最后的”和“本原的”东西。“这越来越象一场守望，面对一片苍茫。葡萄园是一座孤岛般美丽的凸起，是大陆架上最后一片绿洲。你会反驳‘最后’这个说法，是的，但我相信这样的葡萄园不会再多出一片了。为此我既自豪又悲凉，为了我特别的守望，我母亲般的平原。”“我和我的朋友好像进入了最后的守望，正等待着一个结局。这使我想起莱夷人的撤退与固守，他们在面对狄戎进逼时的情形。”
张炜执着守护的家园，既是具体的大自然、葡萄园，他一伸手就可以感受到它们的气息与存在，又是形面上的精神性的，是高贵的人文精神，是宝贵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当着世俗性、市侩性和功利性侵吞着精神领土，熄灭着激情的火焰，污染着灵魂的纯洁，正是这些美好的精神引导着他，鼓舞着他，使他有足够的力量和信心，悲壮地守望最后的家园——文学的、心灵的和大自然的家园。
注释：
① 以下引文凡不注明出处的，皆引自《柏慧》。
②《别林斯基选集》卷二，P.430，时代出版社，1953年。
③张炜：《散文与随记》，P.209-P.210，山东文艺出版社。
④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册，P.535，人民文学社。
⑤《别林斯基选集》，卷三，P.543，上海译文社，1980年。
⑥《马尔克斯研究》，P.147，云南人民社，1993年。
⑦《马尔克斯研究》，P.179，云南人民社，1993年。
⑧张炜：《散文与随笔》，P.368。
⑨张炜：《散文与随笔》，P.369。
⑩海德格尔：《诗·语言·思》，P.118，文化艺术社，1991年。
(11)《诗·语言·思》，中译本P.136
(12)《诗·语言·思》，中译本P.200
(13)张炜：《散文与随笔》P.404-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