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桐城派散文影响深远，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桐城派将“雅洁”作为评判文章的重要标准。主要可以从桐城派散文的语言、文体和审美三方面来进行关于“雅洁”的讨论。
关键词：语言；审美；文体；雅洁
一、语言方面
在语言方面桐城派文章的“雅洁”主要体现在“气清词洁”和“词必己出”。
桐城文人多以教书为业，重人品，求文品。因此作品讲究“气清词洁”，要求用字遣词准确、清新。方苞在《古文约选序例》中提到：“《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及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薙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这就充分表明了桐城派对语言的严格要求。
由于古文要书写事实，不便说大话、空话，所以古文不能够歌功颂德，很多时候使得它不能够“尽意”。桐城派作家强调文章须“雅洁”，其中一方面就是要求在文章创作中能够做到词必己出、言能尽意。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提到：“文字是日新之物，若陈陈相因，安得不目为臭腐。”又说：“东坡文于前人事词一毫不用，以文不可用陈言也。”“词必己出”本是韩愈的观点，早在唐朝韩愈就提出“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以“词必己出”来代替“成言”，但桐城派作家说的更清楚些，他们认为不但不应该模拟秦、汉，剽窃马、班；而且也不应该模拟唐、宋，剽窃韩、欧。比如方苞在《左忠毅公逸事》中“因摸地上刑具”的“摸”字；姚鼐《祭朱竹君文》中“不可力眯”的“眯”字；梅增亮《陈拜乡诗集序》中“杀缚事实”的“杀”字，到现在还是口语。
从隋唐到明、清，朝廷制诰、大臣章表、官僚尺牍，尽是堆砌辞藻，滥用典故，这也就会形成方苞所说的“翰林旧体”。方苞提出：“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犹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例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在他看来，语录中语、汉赋、佛道之语都是不可入文的，因为语录中语是未经提炼的口语，藻丽菲语华而不实、流于形式；汉赋中语堆砌板重、缺乏生命力；隽语、佻语语失庄重，流于轻佻淫靡；佛道之语荒诞不经，这些都不符合“雅洁”的标准。在他看来，一旦失去简洁传神的语言，就必然不符合传统的雅正从而会使文章陷于繁重滞涩，这样的文章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
在要求纯净精炼、言不杂的同时还要言能尽意，这就对桐城派的语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也形成了桐城派文章的另一个特点：语言文字转折跌宕，以便写出层次较深的含义。
二、文体方面
在文体方面桐城派文章的“雅洁”主要体现在要求保持古文文体的纯洁性，避免文章陷入滞重繁涩的其他文体。
桐城派自称古文，本着“雅洁”的要求，主张文章内容的纯净。对于古文的定义，吕思勉先生解释说：“至唐韩、柳出，以古人说话之法——即文字未浮靡前之文法——说当时之话，而此运动乃告成功。然则，所谓古人者性质如何？论古文最要之义，在雅、俗之别。必先能雅，然后有好坏可说。如期不雅，则只算范围之外，无以评论好坏。故雅俗为古文与非古文之界限。”由此可见，吕思勉先生所认为的“古文”必然是“雅”的。吕先生又说：“古文可谓文言中之官话，他种文言犹文言中之方言也。率此义以为文，则文字能使后来之文易懂。因其用一时代、一地方之言语少；所用皆通行之语，犹之说官话者所以易懂也。”方苞对古文十分推崇，认为“艺术莫难于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数十人，则其艰可知矣。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犹不能以有立焉”。出于对“雅洁”的要求，方苞尤其强调文章内容的纯净，坚决不允许其他任何成分的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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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櫆在《古文约选序例》中提到：“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由此也可以看出刘大櫆对于桐城派文章的文体也是持有“雅洁”观点的，他认为只有文体方面雅洁，文章才能够澄清无滓。
宋人称古文为“散文”，例如南宋王应麟的《辞学指南》中把文体分为“散文”和“四六”，是与骈文相对而言，和今之与韵文对称不同，方苞使用“散体文”的概念，从文体上对散文加以规范，把文艺语体与非文艺语体区别开来，在文艺语体中又把散文与骈文、小说、诗歌区别开来，以此来保证散文文体的纯洁性。
三、审美方面
在审美方面桐城派文章的“雅洁”主要表现在其义理的醇正以及以儒家为主的审美眼光。其审美方面的“雅洁”其实也是桐城派文章语言和文体“雅洁”的结合与升华。
文章要达到雅洁，义理的醇正是其根源。方苞据此提出了“义法”。“义法”是桐城派对于文章风格的最高要求，由“义法”方苞提出了具体的“雅洁”文风的要求。“义法”的标准为“雅洁”，与清廷的“清真雅正”的风尚相吻合。“清真雅正”的审美标准，本是清廷对科举制艺的要求。梁章钜在《制艺丛话》卷一中说：“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喻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礼法兼备。”由此可见，“清真雅正”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开始于八股文人才选拔标准。在科举取士的文化环境中，时文考试成为读书人进身的主要途径，因此，由时文而形成的科举文化体系使得“清真雅正”的审美思潮很快便成为清廷文化政策的主导思想，并影响到清初整个文学生态。
方苞“义法”说也正是在当时程朱理学被社会正统所推崇的背景下提出的，所以其语言环境和审美眼光都脱离不了程朱理学，程朱理学作为当时最高的官方学说，和传统儒家一脉相承。
《诗序》曰：“雅者，正也。”“雅”和“正”联系在一起，即“雅正”。先秦的儒家认为“正就是中”，“不偏之谓中”，所以“雅”实则也是对先秦儒家以正为雅的美学传统的继承。《诗经》有六义，其中“雅”为宫廷正统乐调，均为王宫大臣所作，也经常被帝王在祭祀、朝贺、宴享时采用，历代儒家都把它奉为最高典范，认为其形式表现“典雅纯正”，内容表达“中正和平”。桐城派继承了儒家以正为雅的思想，方苞认为：“先王治助流政教，莫尚于乐，而声之邪正，其感各以类应，故雅、颂之声以导之，治定功成，礼乐兴矣。”在方苞看来声有雅正和郑淫之分，而郑淫这样的艺术显然是不能够进入文学的领域的。因为中国自古以来都讲究诗歌、音乐的政教功能，即要求诗歌、音乐必须具有教化人心的政治功用，它们必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够使得人民归顺。
秦汉以来，儒家道统的失落，儒家艺术的根本精神也随之衰落，审美标准变得世俗化和教条化，原始的儒家以正为雅失落为俗。所以桐城派从原始的儒家艺术精神出发，重新提出“以正为雅”。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雅洁”的提出也一定程度上融进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精神，后来演变成桐城派“经世致用”的思想。
“义法”是桐城派对于文章风格的最高要求，而“雅洁”是“义法”在文章风格上的必然体现。桐城派散文风格的形成与他们将“雅洁”作为判别文章的审美标准是分不开的，他们据此为准绳，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影响了清代文坛数百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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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任伟（1996—），女，安徽滁州人，安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
论文作者:任伟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9/4/22
标签：桐城论文; 古文论文; 儒家论文; 文体论文; 文章论文; 散文论文; 语言论文; 《知识-力量》2019年7月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