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人的全面发展”论述的统一性原则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全面发展论文,论述论文,原则论文,江泽民论文,统一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历来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所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江泽民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多处使用了“人的全面发展”概念，并一连用了六段话反复强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这在党的文献中还是第一次，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学习和贯彻江泽民同志“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不仅要深入研究这一论述所涵盖的科学内容，也应努力分析这一论述所采用的科学方法论原则。这是由于，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因此，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对江泽民同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论述作透彻分析，对于我们在思想上更全面、更深入地掌握这一论述形成的逻辑线索及深刻内涵，在实践上更科学、更自觉地贯彻落实这一论述的基本精神和具体要求，无疑是大有裨益的。江泽民同志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所运用的方论原则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其统一性原则上作点探讨。
一、人与社会的统一：在两者相互依存中构筑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基础
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观点，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途程中，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一直十分关注，并为之作出了巨大努力。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论述，对于激励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积极投身革命、改造自身，起了重大作用。全国解放后，在思想理论界也广泛开展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资料显示，自从1951年潘梓年等同志在《人民教育》上发表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术文章以来，我国教育界、理论界的众多学者，都曾从不同视角，以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这一问题论述的局部或整体内容为研究对象，努力探讨过人的全面发展这一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原意，其中不乏许多真知灼见者，为推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认真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受“左”的思潮及苏联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某些片面阐释的影响，我们对人的发展问题认识上也一度出现了偏差和失误。如片面强调精神的发展而忽视物质生产的作用，片面强调“红”而忽视“专”等。改革开放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很短时间里就在推进社会全面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也有些人片面理解经济建设就是“物”的现代化，而对“人”的现代化有所忽视；同时，有的人理解“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命题，往往误解为个人可以不受客观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提出所谓“绝对自由”的个性发展等。显然，这就失之偏颇了。从方法论上分析，也是与有些人孤立研究这一问题，割裂了个人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关系等思想上的片面性，分不开的。
实际上，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不仅几乎分布于他和恩格斯分别或共同撰写的各个不同时期的著作中，即差不多覆盖了他们三大理论范畴的所有论述领域，而且多半是在对各种问题的综合探讨中阐述的。这就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中不同时期的论述以及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提法，体现出具体性、针对性和内涵丰富性的特点。但是，从总体上综合研究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有两个方面是不能忽视的，这仅仅从被认为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形成的早期巨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可以看出来。一是个人“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发展”；二是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5、29、517、330、516、347页。）。可见，这里既讲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也讲了社会物质生产并包括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文化等相对个人来说的“前提和条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性地位。
历史表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条件。人是社会的人，人的生存和发展总要受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人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而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都离不开人的作用。人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力量，也是促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变革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人的发展问题，不仅要看到物质生产发展的作用，还必须看到人自身的重要作用。1986年9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人的素质是历史的产物，又给历史以巨大的影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的素质，必将使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使人和人之间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关系不断发展，使整个社会的发展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获得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这种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关系，成为我们努力提高人的素质，不断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思想基石。
这种强调人不能离开社会关系、注重人与社会同步发展并相互促进的方法论原则，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认真加以贯彻。他在讲“人”的发展时，不仅包括了个人，更多的还强调了“全国人民”、“城乡居民”、“人民群众”、“全民族”、“人们”等的发展。同时他又特别阐明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基础：“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他还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不但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而且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当好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伟大实践品格。
二、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两者协调与和谐中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实践促进了人类的出现，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化与对立。不过幸运的是，仍然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把人与自然协调统一了起来。马克思指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所以，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与自然自觉统一起来，在两者协调与和谐中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性。
当然，人与自然的自觉统一，不是如动物一样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人能够在实践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达到改造自然和支配自然的目的。但这必须以不违背自然规律为前提。自然界不同的物质层次具有不同的规律，人的实践又有近期效果与远期效果之别，人们往往在利用某个层次的自然规律取得了满意的近期效果时，却由于没有认识或忽视了相关层次自然规律的作用，而带来不良的远期后果。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例如，为争取一时的农业增产，乱砍滥伐，引起水土流失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给农业发展和人的生活带来了长期的不良影响，反过来又影响了人的全面而持续的发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早就提出这样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5、29、517、330、516、347页。）他还援引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了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这一悲剧在我国也多次出现过，1998年的特大洪水袭击事件的发生就是如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也已出现了一系列危及全人类生存及持续发展的“全球性问题”：人口的过速增长、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温室效应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等，都与我们忽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有关。
为了避免以后再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界看成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我们要科学认识物质的各层次、各系统的特殊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不能只注意自己实践行为的近期效果，必须预测到实践行为的远期效果。我们要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为自己以及后代子孙，创造一个与大自然协同一致发展的优美环境，达到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实现更美好的生活。为此，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着重指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改善公共设施和社会福利设施。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近几年来，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例如实行退湖还田、退耕还林、防沙治河等工程，获得了比较好的实际效果。这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也与汲取现代工业文明的经验教训结合了起来，促进了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提高了人的生存环境质量，维护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可持续性，表明我们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认识达到了相当深度与高度。
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在两者历史过程中展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性
人的全面发展是个历史的范畴，也是不断由可能向现实转化的实践过程。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他从历史过程的角度，阐明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所应遵循的现实性方法，即在坚持理想与现实的科学统一中，注重提高现实社会里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给人民以“看得见”的具体利益，藉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实实在在地向更高阶段迈进。
人们常常以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讲的是遥远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事，因此在当前讲人的全面发展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不是实在的现实。诚然，马克思、恩格斯的确说过：“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5、29、517、330、516、347页。）并认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的社会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5、29、517、330、516、347页。）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真正的现实。但是，只要我们对他们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运用系统的整体的方法进行研究，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不过仍然在强调人的发展是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因此，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把对人的全面发展有关的重要问题移植于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下展开，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从而夺取政权，乃是打破保护过私有财产的一切，消灭现有的占有方式“获得社会的生产力”，并“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集体财产”，从而建立起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91页。）的实际活动过程。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显然，作为共产主义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期，尽管还不具备人全面发展的充分条件，但并不排除一定程度上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因为对比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发生革命变革的现实的社会物质文化基础，已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向更高阶段跃升的重要条件。更何况，对人的全面发展也不能进行绝对的理解，它对现实中的个人而言，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这是由于始终存在着人的发展潜能的无限性同个人生命有限性的矛盾的缘故。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视角，江泽民同志从现实性要求出发，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在“七一”讲话中，从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三个方面，具体提出了当前我们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坚持的基本政策。他指出：在经济生活方面，“要尽快地使全国人民都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并不断向更高水平前进。坚持贯彻党的富民政策，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努力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不断改善人们的吃、穿、住、行、用的条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进医疗卫生条件，提高生活质量。”在政治生活方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伟大创造精神，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实现自己的愿望和利益。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要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这就使我们党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楼阁”，而是极其实在、极其具体的实践活动，是广大人民群众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参加得上”的现实过程。从而，必将大大激发全国人民努力发展自己的热情，不断使自己获得“现实需要的满足”。（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35、29、517、330、516、347页。）也正是我们党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当好“三个代表”的根本出发点与最终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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