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TA建成后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区域汇率协调机制的战略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汇率论文,中国论文,协调机制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77(2010)1-0013-07
汇率协调是指经济互相联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就各自汇率进行的协调与合作，其目的是为了维持相互之间汇率的稳定，并以此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自2002年中国和东盟签署正式协议，开始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下简称CAFTA）建设进程以来，中国与东盟经济联系日益密切。2010年，作为拥有19亿人口、近6万亿美元生产总值和4.5万亿美元国际贸易总额、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CAFTA如期建成。这使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应在中国－东盟现有双边金融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汇率协调机制。
一、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汇率协调机制的必要性
（一）汇率协调是中国－东盟区域金融合作的重要内容
从合作内容和进程的角度看，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非机制性的成员之间货币政策的协调；第二阶段是建立区域性危机防范和救助的机制；第三阶段是建立汇率协调机制；第四阶段是建立货币联盟。可见，区域汇率协调是中国－东盟金融合作的重要阶段和内容。并且，从现实来看，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汇率协调基本处于自发状态，地区汇率的稳定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因此，在CAFTA建成后中国和东盟经济联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推进中国－东盟汇率协调显得更加必要。
（二）汇率协调关系CAFTA内各国贸易、产业能否协调发展
汇率水平直接关系到一国贸易、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水平。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外向程度高，且主要出口市场都为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市场。此外，中国与占整个东盟经济规模70%以上的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盟四国由于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产业结构高度相似。因此，在这样的贸易结构和产业分工格局下，如采取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手段，将直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也对CAFTA内各国贸易和产业的协调发展构成挑战。实际上，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为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东盟四国被动或主动地采取了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手段。这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小冲击。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欧盟和日本的进口需求下降，给经济外向程度高的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构成了较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发生一些国家采取本币主动性贬值手段来维持出口和国内产业发展的行为。总结历史教训和面对现实问题，使我们认识到，中国与东盟之间只有进行汇率制度的协调，才能建立合理的区域产业分工和合作格局。
（三）中国－东盟双边经济关联度提高，使汇率协调更显必要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1997-200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从251.6亿美元增长到2311.17亿美元。投资方面，近年来，随着CAFTA建设步伐加快，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底，东盟国家对华实际投资520亿美元，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6%。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规模虽然还不大，但发展潜力巨大，增速很快。2008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达21.8亿美元，比上一年激增125%。随着中国－东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CAFTA的建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与投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政策溢出效应理论认为，各国之间经济政策具有外部性，并且各国经济联系越密切，溢出效应越大。在存在溢出效应的情况下，需要各国进行经济政策协调，提高共同福利。CAFTA建成后，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因此，基于政策溢出效应，中国应与东盟国家进行汇率等经济政策的协调，共同维护该地区汇率的稳定，使各国经济状况得到改善。
（四）CAFTA成员国经济开放度较高，迫切需要稳定的汇率
一国或地区经济开放度可用该国或地区对外贸易额与该国GDP之比来表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和东盟成员国经济开放度比较高。2008年，中国经济开放度为61%，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分别为379%、189%、134.9%、166%、124%，均高于100%。较高的经济开放度意味着对汇率波动较为敏感，因此迫切需要稳定的汇率。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汇率协调机制，则有利于维护地区汇率的稳定，避免各国之间货币的竞相贬值。
（五）中国－东盟汇率协调可降低目前各国过高的外汇储备水平
目前，由于缺乏有效的地区汇率协调机制，为保证本国汇率稳定，中国与东盟国家各自都保持了高额的外汇储备水平，使这些国家为维持汇率稳定的成本高昂。我们根据进口法计算了这些国家2008年的实际外汇储备和理想储备，结果表明，这些国家实际外汇储备都远大于理想储备。如中国理想储备为2832.72亿美元，过度储备为16700.62亿美元。东盟中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4国理想储备分别为323.11、390.92、151.05、446.07亿美元，过度储备分别为193.30、521.20、224.46、664.01亿美元。显然，如果中国与东盟建立一个有效的地区汇率协调机制，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目前各国过高的外汇储备水平。
二、中国－东盟汇率协调现状
在中国与东盟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客观需要进行中国－东盟之间的汇率协调。这种协调既可通过正式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也可通过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实行。
（一）无机制的自发协调
在中国和东盟缺乏正式的汇率协调机制或者制度安排的时候，中国和东盟之间的汇率协调可通过各国自发的行为来进行，本文将之称为汇率无机制的自发协调。这种汇率协调完全出于某些国家的自发意识，不具有机制的强制性特点。典型的例子一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东盟一些国家货币被迫贬值，而中国主动采取了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措施，这种自发的汇率协调避免了进一步的恶性贬值竞争的发生，对危机国和整个东亚地区经济的恢复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2005年7月21日，中国放弃人民币钉住单一美元的汇率制度，转而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这一变革立即对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制度安排产生影响——在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制度调整之后的一个小时内，马来西亚央行就宣布废除实行了7年之久的林吉特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即日起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并将林吉特汇率从过去多年维持的3.80调整到3.77的水平。
（二）软性的汇率协调机制（对话机制）
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地区金融合作机制取得了较大进展。首先，金融合作机制增加。危机后，在各国的积极推动下，地区金融合作机制增加到8个。其中，中国与东盟10国共同参加的地区金融合作机制有东新澳央行组织、“10+3”财长机制、亚太经合组织财长机制、亚欧会议财长机制。而中国与东盟5国共同参加的地区金融合作机制除上述四个之外，还包括东亚及太平洋央行行长会议组织。其次，地区金融合作机制的功能大大增强。原有地区金融合作机制的功能得到加强和拓宽之外，一些新设立的合作机制还增加了新的功能。这些机制主要围绕金融市场发展、基础设施建设、银行监管、经济评估及政策对话、危机管理、能力建设等六个方面来开展地区金融合作。这些地区金融合作机制，对地区及各国形势、政策进行分析、评价，对各国汇率政策具有一定的“窗口指导”作用，客观上起到协调各国汇率安排的作用。但是，这些金融合作机制通常以对话形式出现，大多体现在交流观点和看法、提出具体报告及政策建议上，缺乏强制性措施和共同执行机构，经济金融监测功能薄弱，预防危机的有效性不强，地区汇率协调的效率较低，作用不够明显。
（三）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协调机制（清迈倡议）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地区汇率的稳定产生了重大冲击。它使包括中国与东盟在内的东亚地区国家认识到，在国际资本大规模高频率流动的背景下，仅靠一个国家来进行危机管理、维持汇率稳定是无能为力的。而在危机预防和救助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存在很大缺陷。这说明，该地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有效率的地区性金融危机救助机制，以稳定危机国汇率，使原先各国的汇率平衡格局不被破坏。在此背景下，2000年5月，在泰国清迈举行的“10+3”财长会议就开展东亚金融合作的具体内容及形式进行了商议，签署了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按照该倡议，建立了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以保护各国货币免受投机性攻击，维护汇率稳定。在清迈倡议框架下，中国已与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四个核心国家建立了货币互换机制，互换规模总计达130亿美元。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又分别签署了800亿元人民币／400亿林吉特、1000亿元人民币／175万亿印尼卢比的货币互换协议。
清迈倡议建立了地区各国之间的紧急救援机制，对防范金融危机、维护地区汇率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其存在一些缺陷，使其在促进地区汇率稳定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组织结构方面，清迈倡议框架下建立的地区货币互换机制由一系列双边互换协议组成，意味着每个需要资金援助的国家面临着多轮的双边谈判。而一系列的谈判过程不仅难以保证救援的及时性，同时还蕴藏着个别国家拒绝履行双边互换协议的风险。正是因为看到清迈倡议地区双边货币互换安排的缺陷，“10+3”成员通过持续努力，促进其向多边化发展。2007年5月举行的第十届“10+3”财长会议同意建立外汇储备库，作为清迈倡议多边化的形式，由各成员国分别划出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建立区域储备基金，帮助危机国家和地区应对短期流动资金困难。随后在2009年5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10+3”会议财长发表的联合公报宣布，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将在2009年底前正式成立并运作。“10+3”财长已就区域外汇储备库的出资份额、借款方式和监督机制等所有要素达成共识，并一致同意尽快建立独立的区域监督机构，以监控和分析区域经济状况并支持区域外汇储备库决策。2009年12月，“10+3”财长和央行行长以及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正式签署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标志着总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如约正式成立。
三、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汇率协调机制的战略构想
当前，中国与东盟以及东盟内部各国之间虽然就汇率协调问题进行了一定的实践探索，但这种探索仍是初步的、局部的和低效的，因而极不完善。从目前和动态的约束条件出发，中国与东盟应在现有双边金融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汇率协调机制。立足当前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和金融合作现状，展望未来双边经济、金融合作发展前景，我们认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汇率协调机制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在短期阶段，完善风险监督和危机救助机制，开展汇率政策的磋商对话，促进地区汇率稳定；在中期阶段，在实现大中华区汇率协调和东盟国家汇率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和东盟钉住共同货币篮的汇率协调机制；在远期阶段，在大中华区、东盟分别建立统一货币区的基础上，进行中元和东盟元的汇率协调，维护两种货币的合理汇率水平，最终实现中元和东盟元的统一，建立中国－东盟统一货币区。
（一）短期：完善风险监督和危机救助机制，加强汇率政策磋商对话，促进地区汇率稳定
1.完善风险监督和危机救助机制
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体系脆弱，抗冲击能力弱，要避免金融危机在该地区的再次爆发和蔓延，维护地区汇率稳定，亟须在现有地区危机救助机制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提高危机救助的有效性。在清迈倡议建立的“10+3”货币互换机制的基础上，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建立在这个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一步。今后，中国和东盟在“10+3”框架下，应积极推动地区危机救助机制的机构化。即在建立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基础上，尽快设立一个独立的区域监督机构，以监控和分析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状况并支持区域外汇储备库决策。同时，它还要承担协调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政策协调的纪律约束、监督各国经济动向和国际收支状况的责任。也就是说，它将协调各国在危机预防、救援等方面的合作行动，建立防范和化解国际收支失衡及货币危机的正式制度框架。这样既能提高危机防范、救助机制的工作效率，又可以减少由于各层次合作行动脱节带来的摩擦成本。
2.短期的汇率协调方式：磋商对话
由于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等诸多原因，中国和东盟的汇率协调需要循序渐进，从浅层次开始，先易后难。在一定时期内先建立层次比较低的松散型的机制，并逐渐进行完善，以渐进的方式向高级阶段过渡。
在短期，应通过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对话磋商等方式来推进地区汇率的协调。在该阶段，对汇率协调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主要以政府间的磋商和政策协调为主，推动各国不断地对各自的汇率政策进行微调，使汇率政策运作尽量向“本国利益为主，兼顾地区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该阶段需要开展的工作内容包括：一是定期召开中国和东盟金融高官会议，对各国经济运行和汇率政策协调进行探讨。二是成立中国－东盟汇率协调专家小组，研究如何长期持续地建立和完善中国－东盟汇率协调机制，以便为中国－东盟汇率协调机制的长远发展确定可行的基本原则和模式。在设计这个机制时，必须从严肃性、客观性、灵活性、前瞻性等多方面结合的角度加以考虑，必须充分考虑到地区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客观现实，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又必须是严密的，经得起风浪冲击且在长期运行过程中不致因重大缺陷而停摆。
（二）中期：中国和东盟钉住共同货币篮的汇率协调机制
具体而言，实现中国－东盟汇率协调的中期目标可分为四部分进行。
1.大中华区的汇率协调
两岸四地（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联系日趋密切，特别是内地与港澳之间《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署，更是标志着两岸四地在建立机制化经济合作关系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目前，两岸四地实行不同的汇率制度。因此，在两岸四地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有必要推进之间的汇率协调。两岸四地汇率协调可在积极创造条件的基础上，分三步走。第一步：实施软“混合驻锚”一篮子货币区间爬行钉住方案。即根据两岸四地各经济体对外贸易地区结构，分别为其“量身定做”由中华货币单位和美元、日元、欧元等区外关键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事先确定区内各货币与该篮子货币的中心汇率及上下浮动区间，并允许在适当时候调整中心汇率。第二步：实施共同“混合驻锚”一篮子货币区间爬行钉住方案。即两岸四地逐渐协调各经济体混合一篮子货币中各关键货币的权重，直至最后根据区域整体对外贸易结构确定共同一篮子货币，进一步限制区内货币双边汇率波动幅度。第三步：建立中华货币联盟，发行单一货币。
2.东盟6国之间的汇率协调
东盟6国即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文莱。这些国家实际上构成了东盟经济的最重要部分。目前，这些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对外贸易量、引进FDI等分别占整个东盟10国的90%以上。并且，这6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接近、经济结合程度高（商品、劳动力、生产要素流动性高）、外部冲击方向和强度相似、汇率制度相似（即大体上都是钉住由美元、日元、欧元等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因此，这6个国家很可能在东盟甚至东亚地区最先实现汇率的实质性协调与合作，乃至最终建立统一货币区。由于东盟6国与美国、日本、欧盟、中国经济联系最为密切，因此，在该阶段，东盟6国汇率协调可采取共同钉住由美元、日元、欧元、人民币等区外货币和由印度尼西亚卢比、新加坡元等区内重要货币组成的共同货币篮子，进行联合浮动的模式。
3.中国与东盟6国共同钉住同一货币篮子，联合浮动制
按照货币篮子组成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模式。(1)由于美国、日本和欧盟是中国和东盟6国的主要进出口对象，也是投资的最重要来源地。因此，人民币与东盟6国货币可探索实行统一的钉住由美元、日元、欧元组成货币篮的汇率制度。通过这种多边合作机制保证区域内货币与美元、日元、欧元汇率的稳定，以及区域内货币间汇价的稳定，防止发生传染性货币贬值。现实的国际外汇市场汇率的波动，主要源于美元、日元和欧元之间汇价的波动，并由此形成其他货币间汇率的波动。由于三种主要货币的国际市场价格有升有降，若钉住由上述三种货币为主构成的货币篮，会使硬币和软币之间的汇价的升降相互抵消，从而有效地平抑汇率波动的风险，避免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美元过度升值给中国和东盟6国对外贸易带来的抑制出口的不良传导，以及美元过度贬值给中国与东盟6国造成的债务负担加重的打击。(2)中国和东盟6国货币钉住由人民币、印度尼西亚卢比、新加坡元等区域内重要货币和美元、日元、欧元等区域外货币共同组成的货币篮子，实现共同浮动。
4.逐渐吸引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等东盟国家加入该汇率协调机制，适度放宽其浮动区间
在中国和东盟6国共同钉住同一货币篮子，实行联合浮动制时，可吸收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等四个东盟欠发达国家作为“观察员”。在条件比较成熟时，如果这些国家愿意，也可以吸收其加入该汇率协调机制。为降低这些国家的实施成本，可适度放宽其浮动区间。
（三）远期：建立中国－东盟统一货币区
具体而言，中国－东盟汇率协调的远期目标建立在中期目标基础之上，分为三个战略阶段。
1.大中华区统一货币（中元）
随着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联系的深化和金融合作的不断推进，大中华区将在汇率协调的基础上，最终建立大中华区统一货币（中元）。立足现实情况，展望未来发展，这个构想可以分三步实现。第一步，香港与澳门建立统一货币区。由于人民币实现自由兑换仍需要较长时间，以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限制，决定了在短期内实现两岸四地统一货币还不现实。但由于香港与澳门有着特殊的经济联系，使其具备了在近期内首先在港澳地区组建单一货币区的条件。在这一阶段，澳门放弃澳门元，而使用港元。第二步，内地与香港、澳门共同使用单一货币——中元。香港、澳门成为单一货币区后，在内地与港澳联系更加密切的基础上，人民币与香港、澳门地区流通的单一货币进行整合，进而推出在内地和港澳地区率先使用的单一货币——中元。第三步，随着大陆与台湾地区经济、政治等方面联系的高度密切以及实现国家统一，台湾地区放弃台币，而采用中元。
2.东盟统一货币（东盟元）
进入21世纪以来，《东盟宪章》等重要法律文件的签署和实施，使东盟10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整合步伐明显加快。在东亚地区，东盟10国有望最先实现跨国合作，建立统一货币，我们暂且将这种统一货币称作东盟元。根据当前东盟10国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实现东盟统一货币的路径可以设想为两大步骤。第一步，东盟6国在共同钉住一篮子货币浮动的基础上，放弃各自货币，建立统一的中央银行——东盟中央银行，实施共同货币（东盟元）。第二步，像欧元区范围不断扩大那样，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等东盟四个新成员国陆续被批准加入东盟元区，最终实现东盟10国的统一货币。
3.中国－东盟统一货币
在中元和东盟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元区与东盟元区的政治协商和经济融合，最终建立中国－东盟统一货币。由于中国与东盟以及东盟各国之间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差异，从中短期看，建立中国－东盟统一货币尚不现实，但从长期目标来看，建立这一统一货币是可行的。按照最优货币区理论，我们可以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比重、经济开放度、生产要素流动性、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性以及政治文化基础等诸多方面来分析中国－东盟是否具备建立货币区的条件。
(1)区域内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将逐渐提高。区域内贸易、投资比例越高，建立统一货币区的收益越大。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区域内贸易比重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联系将更加紧密。虽然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额(FDI)较小，占东盟吸收FDI的比重低。2008年，中国对东盟10国FDI为14.37亿美元，占东盟吸收FDI的比例为2.4%，中国对东盟的FDI仅列第6位。但随着2009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签署，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领域大大放开，以及2010年总额达100亿美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的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有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可见，未来随着中国－东盟区域内贸易、投资的依赖程度提高，中国－东盟建立统一货币区的条件将逐渐成熟。
(2)经济开放度高且将继续提高。这里我们采用传统的对外贸易比率法，即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度。由贸易依存度指标来衡量，目前中国和东盟国家的经济开放度水平很高，尤其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开放度均在100%以上，新加坡甚至超过了300%。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开放度平均值也普遍高于2001年前的欧盟15国经济开放程度。今后，中国与东盟各自对外贸易以及CAFTA内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快速发展，使中国与东盟各国经济开放度有望继续提高。因此，单从经济开放度较高且将继续提高这一方面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已具备建立统一货币区的基础。
(3)生产要素流动性将不断加快。生产要素的流动性越强，出现非对称性冲击时，各国加入统一货币区，放弃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冲机制的成本越低。在生产要素流动性方面，虽然目前中国和东盟区域内流动性较低，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较多，但随着中国－东盟经济联系程度的提高，对生产要素流动性的限制将逐渐放松，将推动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流动。
(4)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将逐渐缩小。区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则建立统一货币区的成本越小。从目前来看，中国与东盟10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分类，中国和东盟10国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新加坡和文莱，前者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后者为高收入国家。第二层次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三层次是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盟新成员国，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但是，按照经济发展规律，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国家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发展速度明显高于第一层次的国家。实际数据也表明，近年来第二、三层次的国家GDP年增长速度显著比第一层次国家要高。因此，未来中国和东盟10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将有望缩小。
(5)政治、文化等方面将日益融合。蒙代尔认为，欧元的出现之所以比自己所预言的时间晚了许多年，其首要原因就是欧盟各国在政治上存在着较多分歧。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将对推动中国－东盟金融合作，建立统一货币区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中国－东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交流与合作的日益频繁和密切，中国－东盟在这些方面的差异将逐渐融合，建立统一货币区的条件将会日趋成熟。
收稿日期：2009-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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