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解放理论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逻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的解放理论以批判审视现代性生成着的生活境况为现实根据，以“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为历史前提，以“现实的个人”的解放为价值指归，以生活实践自身的辩证否定为根本道路，从而形成了马克思解放学说中生活的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历史性与未来性有机统一的基本逻辑架构，实现了人类解放理论史上的革命性变革与历史性转向，由此凸显出马克思解放理论巨大的当代价值与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首先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形态发展的规律，为解放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生活逻辑架构，揭示了解放内在于社会形态历史性规定之中：社会形态的历史嬗变与人的解放具有内在的历史一致性。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在此，我们必须注意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形态理论决不仅仅是事实的描述，而是蕴涵着内在的价值规定，即以个人的自由与解放状态为标尺来审视、来划分的。这样，三形态理论呈现了人的解放的历史展开，以及解放何以可能的条件及其与社会生活形态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马克思的解放理论强调人从现实关系世界中解放的重大价值，但它并未因此而否认和轻视思想、观念解放的特殊重要性，相反，思想、观念的解放是一切解放的前提。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首要目的就在于把人们从唯心主义、宗教信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使无产阶级从“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进一步地说，思想、观念解放是现实解放不可或缺的重要之维，因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这表明不突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就不能有效地改变和否定现实关系对人的束缚和限制，从而实现人的解放。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上，第293页)
在马克思解放理论视域中，“现实的个人”不仅是解放的出发点，而且是以“无产阶级”自我解放为前提的终极价值指向。在这里，“现实的个人”的解放状况就成为检验马克思解放理论现实化的最高尺度与最根本的原则。
首先，既然马克思采取的是现实解放路径，那么，这就逻辑地规定了它的出发点只能是“现实的个人”。马克思说：“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是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页)，这种观点破除了黑格尔脱离实际生活关系的“抽象的精神的人”、费尔巴哈脱离社会历史的“抽象的自然的人”等各种历史唯心主义解放理论的局限，将关注的焦点从彼岸世界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矛盾关系之中，从而解放不再是悬浮于真实的生活之上的“类人”的观念解放，而是内在于“现实的个人”具体的生活语境之中，落实于个人生活关系的改变之中。在此意义上，“现实的个人”成为马克思解放理论的主体。
其次，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现实的个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历史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同时，“现实的个人”不仅以国家、民族的形式而存在从而表现为“德国人”、法国人或中国人等，而且在阶级社会中还反映着特定的阶级关系并通过一定的阶级形式而存在。马克思的解放理论首先关注的是一个个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存在着的、丧失了个性的“无产者”，最终落脚在整个人类的解放。马克思说过，“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同上，第16页)，并且认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同上，第9页)。这表明，马克思所追求的解放不是仅仅驻足于理论的层面，而是要走出“哲学的基地”，具体落实于“德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的自身解放的实践运动之中。由此，体现出马克思解放理论的个体性与人类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辩证而科学的理论价值取向，展示了马克思解放理论现实路径的多样化和历史过程性的特质，彰显了马克思解放理论中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原则，从而揭示了各民族的解放必须结合自己的现实历史境遇与条件、走符合自己实际的解放道路的科学真理。
第三，在马克思解放理论架构内，“无产阶级”的解放即是实现“现实的个人”真正解放的直接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之所以追求自身的解放，乃是“由于在已经形成的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实际表现——的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切，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但是，如果它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这样，“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在此，无产阶级必须超越“政治解放”，实现自身的解放，从而为“现实的个人”的解放生成与展开现实的路径。
第四，“现实的个人”的解放的根本指向即是实现“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使每一个人不再受制于自发的、客体的分工之限，而能按照自己的“兴趣”工作与生活，显示个人作为生活主体对其生活的自觉与自主。正是以“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为契机和社会条件，个人才能实现与成为“真正的自我”，推动现实生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从而实现个人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统一。
在马克思解放理论的架构里，解放的实质即是指“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同上，第10页)。面对这“一切关系”，为了实现历史性的改造，马克思坚持“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有机统一的价值立场。在这里，“批判的武器”在于揭示这“一切关系”的历史本性与现实局限性，批判各种试图粉饰现实、为现实作辩护的错误理论，将现实生活的真实性“描述”出来，从而在理论上厘定、反思、审查“它们”的前提与超越的路径，为“武器的批判”提供正确的理论引导；“武器的批判”则着意于应用现实的物质力量，促使通过“批判的武器”所展现出来的生活理论形态不断向现实形态转化，实现生活关系的自我扬弃，并生成新型的生活形态，历史地实现人的解放。若将二者割裂开来，只强调“批判的武器”的价值，必然陷入马克思所说的“词句的解放”即观念式解放的末路，断送现实解放的前途；反之，只强调“武器的批判”的功能，弱化或忽略“批判的武器”，甚至视“批判的武器”为外在于现实生活关系的跃迁，则必然陷入经验主义的错误，最终导致解放丧失目标，使解放落入短期的、局部的利益之皮表“争斗”之中。
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关系，是一种物质力量，由此，“解放何以可能”就成了马克思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马克思实现个人解放的现实路径确认。在马克思解放意向中，实现“现实的个人”的解放运动，落实于破除“分工”、扬弃“私有制关系”、消灭“虚幻的共同体”以及形成“世界历史”的系列活动“之中”，这构成了马克思解放理论的现实路径。
首先，发展科学技术，破除“分工”对“现实的个人”发展的限制。马克思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言说生产中的分工，以及分工对人的解放的意义。马克思将分工分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他说：“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并且强调无论是自然形成的分工还是社会分工，“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也就是说，“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同上，第85页)，这是在我们之外的某种异己的、强制的力量，使人受之奴役。因此，要破除分工，着力点在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将人从不自愿的分工中解放出来，根本的路径即是发展科学技术，依靠科技力量来改变现实的分工关系。因为“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这样，自然科学也就“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马克思，2000年，第89页)，帮助人超越分工限制所造成的片面的存在，实现主体支配劳动对象的自由。
同时，科技的发展提升了主体的能力，这不仅仅在于破除“分工”，使人不断超越既定的“特殊的范围”，使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成为一种偶然，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了“生产财富”的方式，从而使“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以及“自由时间”的比例发生变化，使“工作日”缩短、自由时间增加，进而改变“人”的现实生活方式，使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因为社会实践的时间结构的变动决定着人的发展空间的变化。“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532页)“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81页)对于个人来说，也就是“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的广阔天地”。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了”(马克思，1975年，第271页)，这样，发展科技、破除压制人的个体分工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展开的“工作日”的斗争，都指向着“现实的个人”的解放，从而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现实条件。
其次，扬弃建立在资本剥削关系上的私有制，从根本上消解奴役人的生产关系，为人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提供保障。所有制的实质就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4页)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下，资本成为最高的权威，资本逻辑具有最强劲的力量，资本关系、物的关系成了支配性的关系，“现实的个人”成为手段，不仅无产者，而且资产者的生活同样受资本关系支配，个人被边缘化，人的生活全面异化，丧失了独立性与个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同上，第287页)。因此，要实现人的解放，以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置换资本的独立性与个性，“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展”，使“偶然的个人”生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同上，第119页)，就必须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对此，马克思说：“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同上，第121页)在此，马克思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了生存论意义上的保证。
第三，“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同上，第122页)，即消灭“虚幻的共同体”，建立真实的共同体，使“共同体”成为“我的”共同体，促进“我的”解放与自由，从而达到“共善”。
“现实的个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必须处于“一些现实的个人”的关系中，因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有个人的自由”。(同上，第119页)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分工、私有制，“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共同利益”必然“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同上，第84页)，从而压制着个人的权利、利益的实现，限制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这样，面对着“虚幻的共同体”，面对着“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到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同上，第124页)，为了实现个人的解放，就必须通过发展科技、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与国家，建立新的共同体。该共同体使自发的、异己的、强制个人的力量转化为个人自觉的、内在的、置于人的控制之下的、有利于个人自由发展的力量，此时“公共权力就丧失了政治性质”(同上，第294页)，从而实现个人生活的自主与自由。马克思称该社会共同体为“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马克思，2000年，第83页)，因为“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9页)，并且“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上，第294页)。
第四，在普遍交往的基础上，超越地域、民族乃至制度形态的局限，形成“世界历史性的”的生活主体，个人在完全不同的生存语境中发展着自己，从而大大地拓展个人自由与发展的空间，为实现个人的解放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同上，第89页)这就说明个人的解放程度与其生活世界的交往空间的发展状况直接相关联：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得以建立起来，进而“使每一个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这就是说，随着生产力发展，当普遍交往成为现实生活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并渐次成为事实时，“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同上，第87页)。在此种历史语境中，个人也就摆脱了自然的约束，从而也摆脱了狭隘分工的局限，成为存在于普遍交往中的个人，个人的解放随着其生活关系的时空内容的质变而获得实现。
总之，在马克思解放理论的视域中，“现实的个人”的生存性存在的展开，是一个从狭隘的地域性向现实的世界历史性转变的过程。在此，正是基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社会历史形态，“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在此历史阶段，资产阶级起着积极的革命的作用：它不仅仅“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民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同上，第274-275页)，并且，“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同上，第277页)；“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同上)。恩格斯也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要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同上，第241页)在此，马克思、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生活由封闭到开放、由民族历史到世界历史、由区域性交往的生存状态到普遍化交往的生活状态的历史演进逻辑。这是现实生活在本质上不断自我扬弃的过程：不断克服传统生活方式的狭隘性与封闭性，不断克服人们生活观念的保守性与僵化性，同时又现实地保留了各民族、各地区生活的一切有价值的、有当代生活意义的和历史生成规律性的内容，从而使得人们的生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得以实现由简单向复杂、由线性向多维、由低级向高级、由蒙昧向文明的跃迁与提升。同时，这种具有普遍交往特质的现实生活，也是对束缚人与社会发展的传统经济关系、政治专制和文化桎梏等历史局限性的否定与超越。在此过程中，现代全球化交往的经济生活、现代民主制度、现代人的独立与自由意识的凸显，表达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向现实的转化，日渐构成现代人生活的实际内容。